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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制度，可以使高校保持大学自治的传统，并拥有学术教育与思想的相对独立和自由。今天，尽管“董事会”已大量进入中国高校，但它们多数是作为“咨询性”而非“决策性”的组织而存在。
2007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校董事会，至此，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基础上，我国已经有200所左右的公立大学成立了董事会。高校高调建立校董会的行为让人眼前一亮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新一轮的思考——中国公立大学是否确实需要董事会？这一来源于西方的制度在中国本土将产生怎样的嬗变？它又将走向何方？
今天似乎只要谈到中国大学的管理改革，就无法绕开这个问题，这也许正是社会对高校董事会制度建设越来越关心的原因所在。
华丽登场
国内公办大学建立校董会的第一家是对外经贸大学。1989年11月，该校宣布成立校董会。
现任对外经贸大学校董会副主席的孙维炎，时任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是当时的决策者之一。据他回忆，对外经贸大学能够成为国内公办大学建立校董会的第一家，是有历史积淀的。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对外经贸大学已经在开展对外交流，在同海外的接触中，对国外大学的校董会有了一些了解。当时，对外经贸大学刚刚从外经贸部划归教育部，出于整合原有系统内的资源，为学校发展解决资金困难的考虑，在教育部与外经贸部共同协调下，决定成立董事会，外经贸部下属的化工、粮油等国字号的外贸公司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董事单位。”
据悉，对外经贸大学第一任校董会的名单堪称“豪华”：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任校董会主席，国家原副主席荣毅仁、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中华商会原会长霍英东等任名誉主席。
以后的校董规格基本延续了第一届。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出任主席，而校董单位则囊括了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人事教育劳动司以及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公司、中国南光进出口总公司等政府部门和中央直属大型企业。
对如此高规格，有人用“一位总理带着一群总经理”办学来形容。
虽然以后高校成立的校董会在人员构成上也是各尽所能、各显神通，但毫无例外地尽现“华丽”与“壮观”。以去年成立的人民大学董事会为例，通过官方提供的名单，记者深刻领略到了校董会的“华贵”魅力——在校董会80人大名单中，有15人来自政界，20人来自学界和其他社会各界，其余45人均来自工商、金融界。其中包括了曾宪梓、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北京汉青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汉青等知名人士。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成立董事会是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加快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
其实，不管是“现实需要”还是“必然选择”，其背后所蕴藏的办学资源自然不可估量，这也许正是吸引高校董事会必定“华丽登场”的原因所在吧。
皆大欢喜
在领略了高校董事会的物质魅力之后，很多人不禁为国内的高等教育有了更多资金的注入感到欢欣鼓舞，认为有了校董会这个平台，无论对于高校还是企业都是“双赢”的局面：高校得到了资金，而企业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形象。
分析人士表示，高校成立校董事会，一是出于接轨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类似的还有合并高校、建设学科、发展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等，都是出于一种和国际接轨的考虑；二是获取办学资源的考虑，用校董的称号、名誉，可以换来更多社会人士对办学的关注与投入，这是过去几年来高校“资源共享”办学思维的继续。
在对外经贸大学校董会孙维炎副主席看来，作为一个高层次的咨询机构，校董会对支持外经贸大学办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校董们不仅利用各种机会对学校的发展方向、培养目标等重大问题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而且本着共同办好学校的精神，在财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对此，中国高教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的副秘书长、东北大学校董总会主任魏向前说的更加直接。他坦言，东北大学在校董会方面“确实尝到了不少甜头。”相比有历史渊源、社会影响力的校董会成员的背景，行业内的校董会成员给学校到来的资助更直接。
与此同时，很多企业也正是看中了高校雄厚的科研力量才欣然加入董事会的。“这种关系也是相互的，而不是学校一味要董事们输血。有了校董会这个平台，对企业的科技创新尤其重要”，魏向前说，“董事会单位之一的山东莱芜钢铁公司年利润100亿，生产钢铁千万吨。山东省要求其用于科技创新的利润必须要达到3%，粗略估计就有3亿。这些如果仅仅依靠企业自身是无法完成的，但是高校在科研基础理论、原始创新方面的优势完全可以为企业所用。”
专家表示，目前高校经费短缺已是普遍现象，而校董会的一个很现实的功能就是为学校的建设筹资。华北电力大学校董事会联席办公室主任褚景春表示，“由于校董会的建立，不仅解决了企业的科研创新，也促进了学生的就业。”
在他看来，正是由于电力系统参与电力高校管理这层关系，学校的科研可以直接满足社会需求，这样不仅解决了企业的科研创新，也促进了学生的就业。正是由于校董会的建立，使学校成为产、学、研一体的平台，“打个比喻来说，我们不仅要养一条鱼，还要把鱼做成一顿鱼宴。”
另一方面，对于“少的出资一两百万，多的出资几千万”的董事单位来说，成为知名高校的董事，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公益形象，对于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战略”、“科研技术创新”也大有益处。
由“董”变“理”
2006年11月7日，华北电力大学宣布，将该校董事会更名为“理事会”。当选为首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的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刘吉臻指出，更名主要是针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现实情况，鉴于董事会形式主要适用于出资人按照《公司法》设立的机构，同时参照国内行业性高校建立校企合作组织的惯例将原董事会更改为“华北电力大学理事会”。
很多人认为此举背后意味深长。事实上，对于董事会成立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提了三点——“有利于广纳各界精英智慧，丰富办学理念；有利于加强学校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与合作；有利于社会力量支持、参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据华北电力大学理事会办公室透露，自2003年成立理事会以来，数年时间已经成功筹措资金人民币1.5亿多元。其他众多高校也都收获颇丰，“在集资方面，董事单位少的出资一两百万，多的出资几千万。”
专家认为，校董会制度并非是国内的“首创”，其实这是美国高等学校的基本管理制度，已经存在了200多年，这是一种集体决策机构，要有非功利性，将学校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放在首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位业内人士的话代表了人们对于高校董事会明显功利化的担忧，“尽管董事会已大量进入中国高校，但它们都是作为融资性而非决策性的组织而存在的。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有钱人进入到大学校董会之中，大学在获取发展资金的同时，不免暴露了媚俗的另一面。长此以往，中国高校本就珍稀的大学精神有被进一步稀释和扭曲的危险。”
也许，正如一位专家所指出的，现阶段我国部分公立大学所成立的董事会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北大、清华在这方面也未开风气之先，而选择成立“基金会”来实现其多方筹集办学资金的目的，似乎显得更加客观实在。
制度之忧
有专家指出，现阶段我国部分公立大学所成立的董事会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
从1642年诞生至今，高校董事会已有几百年历史。在拥有世界上最为成功的高等教育体系的美国，董事会制度是它最具特色的治理制度。我国的高校董事会与之相比，不同和差距究竟在哪里呢？
“应该说，与美国董事会相比，它的功能缩小了。”北京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绽蕊认为，美国的高校董事会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与国内高校董事会大有区别。她认为，董事会是美国高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高校治理体系的核心。其主要职责包括：确定学校的性质、目标、任务和战略方向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任命校长，协助校长并监督校长；筹集资金，保障学校的办学经费；审批、检查教育计划和公共服务计划；沟通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保障学校自治等等。其核心在于美国高校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与权力机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一种高等教育管理机构设置，它是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法律制度、私人制度等等形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结，强化了董事会制度的真正功能，提高了董事会治理的效率。
而在我国，公办高校由党委领导，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董事会不是决策机构，而是参与型部门。无论其模式、体制还是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二者不具有可比性。”王绽蕊说。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认为，若严格以美国高校董事会定义，中国高校董事会近似于无。即便是在现有的管理模式下，董事会的运转也未能达到最佳状态。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制度中，没有集体决策、个人负责的配套治理机制，缺乏高校与社会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机制，这不利于遏制决策的随意性，不利于将高校建设成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的机构。
除此以外，各个高校的领导一般行政与学术双肩挑，虽然是各个领域中的专家学者、业务骨干，但对校董会的意义未必有足够的认识，在本身业务工作繁重的情况下，校董会建设往往成为一纸空谈。而在美国高校里，最多时有200人就是专职来负责校董会工作的。但国内的很多校董会都是虚设部门，挂靠在科研处、校办等机构。
与此同时，董事会制度的良性运行还与其他制度安排是否配套不无关系。国家需要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推动董事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除此之外,还必须有一些专门研究大学董事会制度的非政府组织，从专业角度为董事会制度的运行提供支持和服务，有效推动董事会的最优化治理。
中国高校董事会研究会理事长王革表示，立法滞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校校董会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滞后，也限制了校董会的巨大能量所能推动的中国高校改革、发展。在国外，如果向学校进行公益捐款是可以免税的，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只有向民政部、教育部指定的领域范围内捐赠才可以获得免税，这一点，已经影响了高等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
高校董事会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在进行高等教育治理体制改革，在这一改革中是否需要借鉴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中的某些精华，以及我国的高校董事会制度应该如何改革，确实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喧嚣过后，路更长
王绽蕊副研究员认为，我国高校真正需要尽快建立的是一种以“集体决策、个人负责”为特征、拥有完全自主权但又受到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制约的、在法律上代表高校且具有最高决策权威的治理机构。具备这些特征的治理机构，无论其名称如何，都有可能成为真正有效率的高等教育治理制度安排。
按照这个观点，不妨来看看华北电力大学理事会的职能——除了为学校的发展建设提供经费支持以外，理事会可根据电力工业发展的需求，对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规格和整体规划提出建议，并且为学校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
“相比其他学校，以上职能显示出华北电力大学理事会并非虚设，而是一个集出资权、决策建议权、项目管理权为一身的，实实在在的‘治理机构’，和国内其他公立大学董事会的虚体性质实属不同。”王绽蕊说。
但是，她进一步表示，如果再来比较一下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的话，不难发现仍然存在差距，其中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系统化的制度安排使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不仅体现为一种法律规定、私人制度或双边契约，更重要的是它培育了一套受到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事实上成了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维持着董事会制度的良性运行，使董事会制度在整体上成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对此，国内部分研究者甚至提出，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借鉴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在我国高校建立“董事会领导下的职业校长负责制”，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委派人员、党代表、教育专家、教师代表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公立高校董事会，同时赋予其法定代表人地位，对高校财产行使法人所有权。
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学良看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建立董事会制度是要靠很多很多直接或间接的法律条款来保障的。我国即便在所有高校都建立了董事会，但要建立起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更多的人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怎样建立董事会制度的问题，而是人们希望建立一所怎样的大学、希望塑造怎样的大学精神的问题，这才是人们关心高校董事会真正的意图。
难怪中国高教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理事长王革曾经感叹，“上到教育部，下到各个学校的校董会负责领导，都已经认识到了校董会在学校发展中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认识到了与国外校董会发展上的差距。”但如何从高校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层面来缩减这种差距，可谓“任重道远”。
2007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校董事会，至此，在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基础上，我国已经有200所左右的公立大学成立了董事会。高校高调建立校董会的行为让人眼前一亮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新一轮的思考——中国公立大学是否确实需要董事会？这一来源于西方的制度在中国本土将产生怎样的嬗变？它又将走向何方？
今天似乎只要谈到中国大学的管理改革，就无法绕开这个问题，这也许正是社会对高校董事会制度建设越来越关心的原因所在。
华丽登场
国内公办大学建立校董会的第一家是对外经贸大学。1989年11月，该校宣布成立校董会。
现任对外经贸大学校董会副主席的孙维炎，时任对外经贸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是当时的决策者之一。据他回忆，对外经贸大学能够成为国内公办大学建立校董会的第一家，是有历史积淀的。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对外经贸大学已经在开展对外交流，在同海外的接触中，对国外大学的校董会有了一些了解。当时，对外经贸大学刚刚从外经贸部划归教育部，出于整合原有系统内的资源，为学校发展解决资金困难的考虑，在教育部与外经贸部共同协调下，决定成立董事会，外经贸部下属的化工、粮油等国字号的外贸公司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董事单位。”
据悉，对外经贸大学第一任校董会的名单堪称“豪华”：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任校董会主席，国家原副主席荣毅仁、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中华商会原会长霍英东等任名誉主席。
以后的校董规格基本延续了第一届。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出任主席，而校董单位则囊括了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人事教育劳动司以及中国银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总公司、中国南光进出口总公司等政府部门和中央直属大型企业。
对如此高规格，有人用“一位总理带着一群总经理”办学来形容。
虽然以后高校成立的校董会在人员构成上也是各尽所能、各显神通，但毫无例外地尽现“华丽”与“壮观”。以去年成立的人民大学董事会为例，通过官方提供的名单，记者深刻领略到了校董会的“华贵”魅力——在校董会80人大名单中，有15人来自政界，20人来自学界和其他社会各界，其余45人均来自工商、金融界。其中包括了曾宪梓、世纪金源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如论、北京汉青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汉青等知名人士。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表示，成立董事会是中国人民大学进一步加快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必然选择”。
其实，不管是“现实需要”还是“必然选择”，其背后所蕴藏的办学资源自然不可估量，这也许正是吸引高校董事会必定“华丽登场”的原因所在吧。
皆大欢喜
在领略了高校董事会的物质魅力之后，很多人不禁为国内的高等教育有了更多资金的注入感到欢欣鼓舞，认为有了校董会这个平台，无论对于高校还是企业都是“双赢”的局面：高校得到了资金，而企业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形象。
分析人士表示，高校成立校董事会，一是出于接轨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类似的还有合并高校、建设学科、发展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等，都是出于一种和国际接轨的考虑；二是获取办学资源的考虑，用校董的称号、名誉，可以换来更多社会人士对办学的关注与投入，这是过去几年来高校“资源共享”办学思维的继续。
在对外经贸大学校董会孙维炎副主席看来，作为一个高层次的咨询机构，校董会对支持外经贸大学办学作出了重要贡献。校董们不仅利用各种机会对学校的发展方向、培养目标等重大问题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而且本着共同办好学校的精神，在财力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对此，中国高教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的副秘书长、东北大学校董总会主任魏向前说的更加直接。他坦言，东北大学在校董会方面“确实尝到了不少甜头。”相比有历史渊源、社会影响力的校董会成员的背景，行业内的校董会成员给学校到来的资助更直接。
与此同时，很多企业也正是看中了高校雄厚的科研力量才欣然加入董事会的。“这种关系也是相互的，而不是学校一味要董事们输血。有了校董会这个平台，对企业的科技创新尤其重要”，魏向前说，“董事会单位之一的山东莱芜钢铁公司年利润100亿，生产钢铁千万吨。山东省要求其用于科技创新的利润必须要达到3%，粗略估计就有3亿。这些如果仅仅依靠企业自身是无法完成的，但是高校在科研基础理论、原始创新方面的优势完全可以为企业所用。”
专家表示，目前高校经费短缺已是普遍现象，而校董会的一个很现实的功能就是为学校的建设筹资。华北电力大学校董事会联席办公室主任褚景春表示，“由于校董会的建立，不仅解决了企业的科研创新，也促进了学生的就业。”
在他看来，正是由于电力系统参与电力高校管理这层关系，学校的科研可以直接满足社会需求，这样不仅解决了企业的科研创新，也促进了学生的就业。正是由于校董会的建立，使学校成为产、学、研一体的平台，“打个比喻来说，我们不仅要养一条鱼，还要把鱼做成一顿鱼宴。”
另一方面，对于“少的出资一两百万，多的出资几千万”的董事单位来说，成为知名高校的董事，不仅可以树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公益形象，对于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战略”、“科研技术创新”也大有益处。
由“董”变“理”
2006年11月7日，华北电力大学宣布，将该校董事会更名为“理事会”。当选为首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的华北电力大学校长刘吉臻指出，更名主要是针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现实情况，鉴于董事会形式主要适用于出资人按照《公司法》设立的机构，同时参照国内行业性高校建立校企合作组织的惯例将原董事会更改为“华北电力大学理事会”。
很多人认为此举背后意味深长。事实上，对于董事会成立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曾提了三点——“有利于广纳各界精英智慧，丰富办学理念；有利于加强学校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与合作；有利于社会力量支持、参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
据华北电力大学理事会办公室透露，自2003年成立理事会以来，数年时间已经成功筹措资金人民币1.5亿多元。其他众多高校也都收获颇丰，“在集资方面，董事单位少的出资一两百万，多的出资几千万。”
专家认为，校董会制度并非是国内的“首创”，其实这是美国高等学校的基本管理制度，已经存在了200多年，这是一种集体决策机构，要有非功利性，将学校整体和长远的利益放在首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位业内人士的话代表了人们对于高校董事会明显功利化的担忧，“尽管董事会已大量进入中国高校，但它们都是作为融资性而非决策性的组织而存在的。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有钱人进入到大学校董会之中，大学在获取发展资金的同时，不免暴露了媚俗的另一面。长此以往，中国高校本就珍稀的大学精神有被进一步稀释和扭曲的危险。”
也许，正如一位专家所指出的，现阶段我国部分公立大学所成立的董事会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北大、清华在这方面也未开风气之先，而选择成立“基金会”来实现其多方筹集办学资金的目的，似乎显得更加客观实在。
制度之忧
有专家指出，现阶段我国部分公立大学所成立的董事会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
从1642年诞生至今，高校董事会已有几百年历史。在拥有世界上最为成功的高等教育体系的美国，董事会制度是它最具特色的治理制度。我国的高校董事会与之相比，不同和差距究竟在哪里呢？
“应该说，与美国董事会相比，它的功能缩小了。”北京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绽蕊认为，美国的高校董事会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与国内高校董事会大有区别。她认为，董事会是美国高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高校治理体系的核心。其主要职责包括：确定学校的性质、目标、任务和战略方向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任命校长，协助校长并监督校长；筹集资金，保障学校的办学经费；审批、检查教育计划和公共服务计划；沟通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保障学校自治等等。其核心在于美国高校董事会是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与权力机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也不仅仅是一种高等教育管理机构设置，它是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法律制度、私人制度等等形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结，强化了董事会制度的真正功能，提高了董事会治理的效率。
而在我国，公办高校由党委领导，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董事会不是决策机构，而是参与型部门。无论其模式、体制还是功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二者不具有可比性。”王绽蕊说。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认为，若严格以美国高校董事会定义，中国高校董事会近似于无。即便是在现有的管理模式下，董事会的运转也未能达到最佳状态。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制度中，没有集体决策、个人负责的配套治理机制，缺乏高校与社会之间进行有效沟通的机制，这不利于遏制决策的随意性，不利于将高校建设成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的机构。
除此以外，各个高校的领导一般行政与学术双肩挑，虽然是各个领域中的专家学者、业务骨干，但对校董会的意义未必有足够的认识，在本身业务工作繁重的情况下，校董会建设往往成为一纸空谈。而在美国高校里，最多时有200人就是专职来负责校董会工作的。但国内的很多校董会都是虚设部门，挂靠在科研处、校办等机构。
与此同时，董事会制度的良性运行还与其他制度安排是否配套不无关系。国家需要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推动董事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除此之外,还必须有一些专门研究大学董事会制度的非政府组织，从专业角度为董事会制度的运行提供支持和服务，有效推动董事会的最优化治理。
中国高校董事会研究会理事长王革表示，立法滞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校校董会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的滞后，也限制了校董会的巨大能量所能推动的中国高校改革、发展。在国外，如果向学校进行公益捐款是可以免税的，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只有向民政部、教育部指定的领域范围内捐赠才可以获得免税，这一点，已经影响了高等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
高校董事会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效率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正在进行高等教育治理体制改革，在这一改革中是否需要借鉴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中的某些精华，以及我国的高校董事会制度应该如何改革，确实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喧嚣过后，路更长
王绽蕊副研究员认为，我国高校真正需要尽快建立的是一种以“集体决策、个人负责”为特征、拥有完全自主权但又受到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制约的、在法律上代表高校且具有最高决策权威的治理机构。具备这些特征的治理机构，无论其名称如何，都有可能成为真正有效率的高等教育治理制度安排。
按照这个观点，不妨来看看华北电力大学理事会的职能——除了为学校的发展建设提供经费支持以外，理事会可根据电力工业发展的需求，对学校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规格和整体规划提出建议，并且为学校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提供必要的条件支持。
“相比其他学校，以上职能显示出华北电力大学理事会并非虚设，而是一个集出资权、决策建议权、项目管理权为一身的，实实在在的‘治理机构’，和国内其他公立大学董事会的虚体性质实属不同。”王绽蕊说。
但是，她进一步表示，如果再来比较一下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的话，不难发现仍然存在差距，其中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系统化的制度安排使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不仅体现为一种法律规定、私人制度或双边契约，更重要的是它培育了一套受到普遍认可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事实上成了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维持着董事会制度的良性运行，使董事会制度在整体上成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对此，国内部分研究者甚至提出，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借鉴美国高校董事会制度，在我国高校建立“董事会领导下的职业校长负责制”，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委派人员、党代表、教育专家、教师代表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组成公立高校董事会，同时赋予其法定代表人地位，对高校财产行使法人所有权。
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丁学良看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建立董事会制度是要靠很多很多直接或间接的法律条款来保障的。我国即便在所有高校都建立了董事会，但要建立起系统化的制度体系，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更多的人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怎样建立董事会制度的问题，而是人们希望建立一所怎样的大学、希望塑造怎样的大学精神的问题，这才是人们关心高校董事会真正的意图。
难怪中国高教学会校董会研究分会理事长王革曾经感叹，“上到教育部，下到各个学校的校董会负责领导，都已经认识到了校董会在学校发展中不可估量的作用，尤其是认识到了与国外校董会发展上的差距。”但如何从高校管理体制和法律制度层面来缩减这种差距，可谓“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