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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雅号”？“雅号”就“绰号”而言，即“外号”。本文所说的一些著名共产党人的“外号”不含有“憎恶或开玩笑的意味”。下面笔者将所搜集到的一些著名共产党人的“雅号”的由来实录如下，以飨读者。
一
毛泽东曾有“毛奇”的雅号。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常对同学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因此，同学们就送给他一个雅号叫“毛奇”。其实，“毛奇”（德文为ＭＯＬＫＴ，音译为毛奇）是德国一位富有文韬武略的著名将军的名字，同学们给他取了这个语意双关的雅号，表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已志向非凡，才华超群。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无论是在青少年时期，还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不但为中国人民立了奇功，而且还在世界上创造了奇举，此雅号是受之无愧的。
周恩来的雅号是“胡公”。周恩来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个雅号是他1928年开始在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获得的。当时，环境险恶，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7时以前和晚上6时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张闻天的雅号是“开明君主”。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1960年11月起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文革”中被迫害。1979年8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称赞张闻天的人品与工作时说：“洛甫这个人是不争权的，是个好同志”；“洛甫这个人很讲民主，延安整风以前他是中央总负责人，我封他一个雅号，叫‘开明君主’”。从那以后，张闻天就有了“开明君主”的雅号。
任弼时的雅号是“骆驼”。任弼时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1943年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五至七届中央委员。1949年被推为青年团名誉主席。1950年10月27日病逝于北京。任弼时身患严重高血压，却长期抱病坚持繁重工作。当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对此，叶剑英曾写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同志们把这种表现形象地喻为“骆驼精神”。任弼时也因此得了一个“骆驼”的雅号。
谭震林的雅号是“谭老板”。谭震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副主任等职。1940年，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调谭震林到苏南东路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化装成一个绸布店的老板，身穿长衫、西裤，头戴呢帽，脚蹬皮鞋，手持“通行证”，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大摇大摆地穿过日伪军封锁线，平安到达常熟阳澄湖地区展开工作。“谭老板”的美称，由此在党内军内传颂开来。
胡乔木的雅号是“党内第一支笔”。胡乔木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胡乔木于1937年到延安。1941年任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由于他无数次起草重要的政治报告、决议和指示等文件，如曾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和重要文献起草中的特殊贡献，以及他的大家风范，他在延安时期就赢得了“党内第一支笔”的雅号。
二
舒同的雅号是“马背书法家”。舒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等职。舒同参加红军后，一直在团、师搞宣传工作。随红一军团长征到陕北时，一路上书写大幅标语，弄得身上全是石灰，衣服上也烧了好多洞。在行军途中，没有纸笔，舒同就捡树枝在地上画；骑在马上，就用手指头在裤腿上画。有一次，毛泽东看到了，就笑着说：“舒同，你成了马背书法家啦。”从此，“马背书法家”的雅号就伴随了舒同一生。
乔冠华的雅号是“乔老爷”。乔冠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一出《乔老爷上轿》的喜剧电影逗乐了许多观众，乔冠华也沾了笑星的光，大家借花献佛，将“乔老爷”美名送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他这个外交部长助理。就这样乔冠华带着这个雅号，走过20多年。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称他为“乔老爷”。1971年10月25日晚，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随后，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接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当周恩来请示毛泽东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一职时，毛泽东说：“‘乔老爷’懂几种外语，能写文章，口才又不错，就让他当团长吧。”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期间，早睡早起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起床后，常常从下榻处10楼卧室的外长廊走到另一头乔冠华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喊道：“‘乔老爷’，起来吃早饭喽！”
杨秀峰的雅号是“红色教授”。杨秀峰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杨秀峰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他积极参加和指导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以“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支持学生，又亲自领导了天津的“一二一八”游行示威，还积极声援营救上海“七君子”等，因此广大青年学生就给他起了个“红色教授”的雅号。
潘汉年的雅号是“小开”。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诬陷为“内奸”而被判刑并开除党籍。“文革”中受到迫害。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潘汉年“小开”这个雅号是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创造社出版部时得的。他当时风度翩翩，如同小老板。虽然他自己说是小伙计，人家则给他升格，说他是未来的老板——“小开”（旧时的十里洋场，上海人称老板的公子为“小开”）。后来此雅号在党内逐渐传开。1936年8月26日，在延安的毛泽东给在西安秘密会晤张学良的潘汉年发去的电报，开头写的就是“小开兄”。
三
朱德的雅号是“红军之父”。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八路军总指挥和解放军总司令。他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朱德“红军之父”这个雅号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已经很难考证，但最早将这个雅号诉诸文字的，则是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1937年1月，史沫特莱历经重重艰险，辗转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迅速就被朱德总司令的经历和性格所吸引，决定为朱德写传。她后来写道：“他有50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
一
毛泽东曾有“毛奇”的雅号。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常对同学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读奇书，交奇友，做奇事，做个奇男子。因此，同学们就送给他一个雅号叫“毛奇”。其实，“毛奇”（德文为ＭＯＬＫＴ，音译为毛奇）是德国一位富有文韬武略的著名将军的名字，同学们给他取了这个语意双关的雅号，表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已志向非凡，才华超群。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无论是在青少年时期，还是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不但为中国人民立了奇功，而且还在世界上创造了奇举，此雅号是受之无愧的。
周恩来的雅号是“胡公”。周恩来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这个雅号是他1928年开始在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获得的。当时，环境险恶，周恩来以他过人的机智和冷静，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除了特殊情况，周恩来严格地把自己外出的时间限制在早晨7时以前和晚上6时以后。他对上海的街道里弄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通常，他化装成上海滩随处可见的商人，后来又蓄起了长须，因此在党内留下了“胡公”的雅号。
张闻天的雅号是“开明君主”。张闻天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赞成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遵义会议后，1935年2月代替博古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1959年，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成员。1960年11月起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文革”中被迫害。1979年8月中共中央对其冤案予以平反昭雪。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称赞张闻天的人品与工作时说：“洛甫这个人是不争权的，是个好同志”；“洛甫这个人很讲民主，延安整风以前他是中央总负责人，我封他一个雅号，叫‘开明君主’”。从那以后，张闻天就有了“开明君主”的雅号。
任弼时的雅号是“骆驼”。任弼时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1943年起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五至七届中央委员。1949年被推为青年团名誉主席。1950年10月27日病逝于北京。任弼时身患严重高血压，却长期抱病坚持繁重工作。当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对此，叶剑英曾写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同志们把这种表现形象地喻为“骆驼精神”。任弼时也因此得了一个“骆驼”的雅号。
谭震林的雅号是“谭老板”。谭震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顾委副主任等职。1940年，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调谭震林到苏南东路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化装成一个绸布店的老板，身穿长衫、西裤，头戴呢帽，脚蹬皮鞋，手持“通行证”，在地下交通员的护送下，大摇大摆地穿过日伪军封锁线，平安到达常熟阳澄湖地区展开工作。“谭老板”的美称，由此在党内军内传颂开来。
胡乔木的雅号是“党内第一支笔”。胡乔木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胡乔木于1937年到延安。1941年任毛泽东的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由于他无数次起草重要的政治报告、决议和指示等文件，如曾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在党的思想理论战线和重要文献起草中的特殊贡献，以及他的大家风范，他在延安时期就赢得了“党内第一支笔”的雅号。
二
舒同的雅号是“马背书法家”。舒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等职。舒同参加红军后，一直在团、师搞宣传工作。随红一军团长征到陕北时，一路上书写大幅标语，弄得身上全是石灰，衣服上也烧了好多洞。在行军途中，没有纸笔，舒同就捡树枝在地上画；骑在马上，就用手指头在裤腿上画。有一次，毛泽东看到了，就笑着说：“舒同，你成了马背书法家啦。”从此，“马背书法家”的雅号就伴随了舒同一生。
乔冠华的雅号是“乔老爷”。乔冠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部长等职。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一出《乔老爷上轿》的喜剧电影逗乐了许多观众，乔冠华也沾了笑星的光，大家借花献佛，将“乔老爷”美名送给了当时还很年轻的他这个外交部长助理。就这样乔冠华带着这个雅号，走过20多年。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称他为“乔老爷”。1971年10月25日晚，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的合法席位。随后，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接到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当周恩来请示毛泽东由谁担任代表团团长一职时，毛泽东说：“‘乔老爷’懂几种外语，能写文章，口才又不错，就让他当团长吧。”1974年，第六届特别联大会议期间，早睡早起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起床后，常常从下榻处10楼卧室的外长廊走到另一头乔冠华的卧室外，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喊道：“‘乔老爷’，起来吃早饭喽！”
杨秀峰的雅号是“红色教授”。杨秀峰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杨秀峰是北平师范大学教授。他积极参加和指导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以“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支持学生，又亲自领导了天津的“一二一八”游行示威，还积极声援营救上海“七君子”等，因此广大青年学生就给他起了个“红色教授”的雅号。
潘汉年的雅号是“小开”。潘汉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第三书记，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诬陷为“内奸”而被判刑并开除党籍。“文革”中受到迫害。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潘汉年“小开”这个雅号是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创造社出版部时得的。他当时风度翩翩，如同小老板。虽然他自己说是小伙计，人家则给他升格，说他是未来的老板——“小开”（旧时的十里洋场，上海人称老板的公子为“小开”）。后来此雅号在党内逐渐传开。1936年8月26日，在延安的毛泽东给在西安秘密会晤张学良的潘汉年发去的电报，开头写的就是“小开兄”。
三
朱德的雅号是“红军之父”。朱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八路军总指挥和解放军总司令。他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朱德“红军之父”这个雅号最早是谁提出来的已经很难考证，但最早将这个雅号诉诸文字的，则是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1937年1月，史沫特莱历经重重艰险，辗转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迅速就被朱德总司令的经历和性格所吸引，决定为朱德写传。她后来写道：“他有50多岁了，相貌和蔼可亲，额角布满皱纹。他看起来确像红军之父。他满面春风，连连对我说欢迎，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用双臂抱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颊左右亲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