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好同志，谢谢收留”

　　塞尔维亚与欧洲有些国家的人员交往并不密切，我乘坐的航班甚至只有三分之一的上座率。它既不在欧盟、申根区、欧元区、北约，也没有积极加入这些组织的动力，坎坷的近现代史令这个国家成为了整个欧洲的“异类”。
　　3月9日临行前的早餐，我给自己做了一碗武汉的蛋酒，熟悉的味道适合用来与熟悉的地方暂别。奔赴罗马机场，是我从未曾见过的模样：值机、安检、海关处的人寥寥无几。在值机柜台，地勤人员对我的伊拉克等中东国家签证视而不见，唯独认真地寻找我的每一个中国海关出入境章，见我最近一次离开中国的记录已是一年前才为我打印登机牌。

　　抵达塞尔维亚，塞方并未对我的合法入境进行任何形式的阻挠，那天我在租住的房间里吃着中餐馆订来的外卖，打开电脑第一次观看了南斯拉夫老电影《桥》，写下了一条朋友圈：“南斯拉夫好同志，谢谢您的收留。”
　　3月21日，我在隔离期里度过了一个别样的生日，看着体温计上未曾超过37度的汞柱，这已经是收到的最好的礼物。隔离的生活尽管闭塞但是并不无聊，每天都在忙着完成教授交给我绘制的出土陶器图，行李箱里还装着埃及学、古代城市规划、古代闪米特铭文三门考试的资料。尽管避难在此，考试的关总还是要过的，考试、论文、科研对发际线的夹击更是丝毫不会减少。这里充足的暖气让我终日只需要穿着薄薄的睡衣就可以舒适地读书学习。来时，我还带齐了酱油、香油、芝麻酱、油辣萝卜，只需要配上超市里囤积来的意面就可以做热干面吃。

　　与武汉和罗马不同的是，三月末的东欧仍然会倒春寒，本已阳光明媚的天气在一夜间变得寒冷刺骨。雪夜中只有我透着窗户在惊喜地赏着雪花纷飞的景致，这里的居民们俨然早已习惯了漫天的飞雪，没有一个人在窗户上与我的视线相对。
　　白日里商铺们遵照政府命令已经鲜有开门营业者，需要堂食的餐厅全部关闭，只剩下经营外卖业务的快餐店。即便是贝尔格莱德市中心最繁华的共和国广场和米哈伊洛步行街也变得人迹寥寥，行人顶着寒风匆匆走过，只有国旗一直驻守在在广场上猎猎作响。从最西边的斯洛文尼亚、捷克，到亚欧大陆最东端的楚科奇地区，这些由斯拉夫人建立的国家的国旗，至今都使用着1848年布拉格斯拉夫代表大会上规定的红白蓝三色。

“塞尔维亚人民永远和中国兄弟在一起”

　　从二战结束到1980年代，“巴尔干火药桶”一度平静，但随着铁托的去世，这一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再一次凸显。1992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六个加盟共和国分离出去了四个，只剩下塞尔维亚和黑山苦苦支撑着新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1999年，科索沃战争，意外地塑造了塞尔维亚人与中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那一年我四岁，但是幼儿园老师会给我们讲起此事，社区里下象棋的老大爷们也会情绪高涨地议论。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明白“大使馆”是什么，只知道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贝尔格莱德隔离期结束之后，我的第一次外出就是前往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遗址，瞻仰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烈士的纪念碑。
　　碑文上用中塞双语铭刻着“谨此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塞尔维亚共和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刻/给予的支持和友谊/并谨此缅怀罹难烈士”。碑前的鲜花和水果，显示着这里从未被人遗忘。在碑后的大使馆遗址正在被改建成中国文化中心。
　　早在二月湖北疫情严峻之时，塞尔维亚官方就曾在首都的卡莱梅格丹城堡举行音乐会为中国加油，并称“塞尔维亚人民永远和中国兄弟在一起”。但是不曾想到，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疫情就肆虐到了这里。
　　从3月18日20：00起，全国宵禁令生效，即使在北约轰炸时也未实行过如此严格的政令。当天旋即抓捕一千余名违令者。曾有一天宵禁之后，我居住的街区有一位男士不得已在街上寻找走失的宠物狗，在绕着门口并不长的街道走了两圈之后，警察就迅速赶来对其进行了询问。

　　中国为塞尔维亚送来了援助，中国医疗专家组来到之后受到了极高的礼遇，武契奇总统亲自接机，他还在机场亲吻中国国旗。专家组的建议亦得到了塞方相当程度的重视，方舱医院等相关配套措施很快上马。
　　责任编辑：陈晓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