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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为例，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视角，透视地方专业市场兴起的原因，揭示其社会建构的属性。在对已有地方文化、规模经济和明智政府这三种理论视角进行评析的基础上，本文以当代经济社会学关于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关系的讨论作为理论基础，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国家自身建设和市场建设互相推进的过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义乌地方政府不断转换和塑造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职能，形成独特的发展型政府，并不断建构出凸显当地优势的要素禀赋，从而推进当地专业市场建设。
[关键词]政府；市场；要素禀赋；社会建构；义乌小商品市场
自加入WTO以来，伴随着中国制造的商品源源不斷输往世界各地，一个国际性的小商品流通、信息交流和展示中心——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在中国浙江省中部地区迅速崛起，引起国内国际的广泛关注：拥有营业面积550余万平方米，商位7.5万个，从业人员21万多，日客流量21万余次，经营26个大类180万个单品。一个1982年在偏远山区小县城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缘何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焦点话题。
现有文献主要从三个理论视角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进行探讨：从文化视角出发，“敲糖帮”理论认为，义乌自古以来鸡毛换糖的民间商业传统对小商品城以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的规模经济理论认为，小商品城聚集了大量批发商从而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第三种解释把小商品城的发展归因为当地政府，认为小商品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地政府十分明智，在关键时候总能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当地政府又非常具有威权，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与上述观点不同，本文以当代经济社会学关于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关系的讨论为基础，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国家自身建设和市场建设互相推进的过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义乌地方政府不断转换和塑造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形成独特的发展型政府，建构独特的地方要素禀赋，从而推进当地的市场建设。
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
义乌是一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经过五易其址、十次扩建，义乌已形成以中国小商品城为核心，11个专业市场、14条专业街相支撑，运输、产权、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相配套的市场体系。1982年成立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和当时一般城镇中农贸市场差别不大，进城农民在街边摆设简陋地摊贩卖商品：离地50公分的多孔水泥板是摆摊的“柜台”，而上边用竹竿支撑塑料布可用来遮雨。这个市场当时被叫做“草帽市场”。成立于1984年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占地面积达到13590平方米，市场内全部水泥地面，设有水泥板固定摊位和钢架玻璃瓦棚，还建有一座四层服务大楼。第三代小商品市场1986年落成开业。市场为混凝土地面，水泥板摊位，车站月台式“w”型永久性钢筋混凝土棚架，石棉钢瓦盖顶。从第四代市场（1992年）开始，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为室内市场，第四代市场的篁园市场和宾王市场成为义乌雄踞全国第一的小商品集散地的重要标志。2002年开始营业的第五代市场即国际商贸城更是规模空前气势恢弘，彰显着义乌小商品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短短二十几年，从第一代的草帽市场发展到今天第五代的国际商贸城，这样的市场场所和设施升级伴随着相当惊人的市场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
1.规模
我们用营业额、营业面积和商贩人数三个指标来测量市场的发展。
从营业额来看，2000年以来的年均营业额比1980年代的指标增长了100倍；市场营业面积从1980年代的年均4.0万平方米增长到2000年以来的149.9万平方米；商贩人数从5千人增长到5万人左右。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对地方经济构成强有力的推动。
2.产业结构变迁和国内生产总值
首先，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历史中，义乌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1980年代，义乌还是主要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是此时以商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已经开始迅猛发展，到1990年第三产业已经超过农业成为义乌的主要产业。从1990年中期开始，以工业带动的第二产业比重开始不断增加，最终和第三产业一起形成义乌产业结构中“工商并重”的局面。如图2所示，1980年到2005年短短25年间，第一产业从近60%的比重下降到不足3%，而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据近50%的经济比重，这不能不说是义乌产业结构的一次重大结构性变迁。产业结构变迁的同时，义乌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样经历了飞速增长。如图所示，义乌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不足2亿元飙升至2005年的300亿元。
二、几种主要理论解释
目前关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献。总的来说，有三种解释角度。
1.敲糖帮和商业文化
首先是所谓的敲糖帮理论，即把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归因于当地以“鸡毛换糖”为内容以“敲糖帮”为组织基础的历史商业传统。义乌产糖历史悠久，早在明末就有人开始种植甘蔗制糖。所谓鸡毛换糖，主要指的是义乌人利用农闲时间行走各地，用本地特产红糖所制成的糖制品换取禽畜毛羽以用作农业肥料。有史可载的敲糖生意从清朝乾隆时期（1736-1795）开始，全县有糖担万副。当时全县人口不过几十万，敲糖生意可谓规模庞大（宗松山《风俗志》）。抗日战争前夕，从事敲糖生意的人数已达数万之多（《义乌县志》，1987）。在外出敲糖过程中，义乌的糖贩形成了严密的商帮组织，即“敲糖帮”。敲糖帮有以下的组织形态：担头组织是直接参与商品交换的环节。担头中的领头人物是“老路头”，每个老路头下有五到七个“拢担”，每个拢担下又有五至七个“年伯”，而每个年伯照管五至七个基层“担头”。老路头商议市场划分，拢担负责某一线路的具体安排，年伯则带领担头奔走各地。坐坊组织是向担头组织提供各种服务的环节。供应糖制品的店铺被称作“糖坊”，它们一方面供糖，另一方面也回收或者代销换糖所得货品；“行家”为糖贩采办杂货；“站头”是为糖贩提供食宿服务并代为转运货物的客栈；在义乌本地回收所得各种货品的商贩被称为“老土地”。 我们认为，敲糖帮理论不足以解释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和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敲糖帮作为商业组织在解放后已经消失殆尽。敲糖帮具有四个明确的特点：第一是内部具有清晰的科层结构；第二是商帮领导通过当地氏族进行任命；第三是所从事的活动是纯粹的商业而不是农商兼顾；最后是敲糖帮的商贩大部分都是行商而不是固定在一地的坐商。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敲糖帮作为一个封建商会被彻查，这些组织特点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它们发挥作用的一些前提也就不成立了。敲糖帮组织机构瓦解了；所有敲糖帮的成员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从而与当地氏族的关系也不再存在；敲糖帮的成员全部变成农民，而不再是全日制的专业商人（尽管某些时期由于生活经济上的压力，还有走街串户的商业实践存在，但是这种活动只有在农闲的时候才被允许而在农忙的时期必须务农）。可以说，支撑敲糖帮理论的三个重要方面在解放后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也不存在，所以再以敲糖帮这个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行解释便产生很多困难。
敲糖帮理论还有一个变体形式，即所谓的商业文化解释。近年来，很多研究都将商业文化作为解释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在义乌这个个案上，我们认为商业文化的解释有所不足。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来看，如果说商业文化是产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充分条件，那么为什么这种文化至少已经存在了五六百年甚至上千年了，过去就一直没有出现类似的商品市场呢？从横向的空间角度来看，在中国，特别是在浙江，类似义乌的商业文化浓厚的地区比比皆是，甚至存在要复制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县市，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能够达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这种规模？由此可见，商业文化并非义乌小商品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2.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关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第二个解释是基于经济学基本逻辑，即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所造成的市场集聚效应形成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节省了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促进分工。这种观点指出，市场集聚造成的规模和范围经济等因素是推动小商品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认为这些经济学效应是市场规模增长的结果，而不能有力地解释市场发展的全过程。这样的经济学解释带有一种功能主义倾向，即从现有的发展结果回溯去追求原因。这种解释往往忽视了市场发展中真正重要的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一个推论是由于市场形成规模经济之后买方能够被大量吸引过来，市场上的卖方将会主动自发地聚集在一起。然而我们在义乌发现了与这种预计相反的情况：在1990年代，义乌政府进行了一次划行归市的行动，即将卖相同相似产品的商贩聚集在一起以利于购买者比较选购，然而其结果是当地商贩对此进行的反对。为什么会出现卖方反对规模经济的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规模经济又是如何能够最终达成的呢？经济学解释更像是一个事后的解释，而没有准确找到因果机制，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解释角度。
3.明智和威权的地方政府
该解释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尤其指出政府的两个重要特征，即明智和威权：前者提出地方政府在关键的时候总能发挥作用；后者提出当地政府拥有足够力量保证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解释把义乌地方政府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相结合的混合体，其中隐含着一个假设，即这个明智且有威权的政府性质是先天决定的，在市场产生和发展之前就是如此的，而市场的产生发展过程就是政府的这种性质不断体现出来的过程。这个解释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小商品市场发展过程中，义乌政府也在不断地渐进地重新塑造自身在地方经济中的角色和功能。在实践中，义乌政府总是试图重新界定自己，所以所谓的“明智且威权”的政府特征并不是事先就给定的，而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个解释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地方政府如何推动市场建设的因果机制没有明确的阐释。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明智”的政府行为总结为在一个成功的小商品市场背景下的义乌政府所作所为的罗列；考虑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拥有更大更全面的经济管理能力，我们也不能简单把政府威权作为因果机制来解释义乌小商品市场。总之，我们认为从地方政府明智与威权这两个方面入手的解释并没有抓住义乌市场发展的实质性理论问题。
三、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的制度分析
本文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分析角度是基于当代经济社会学对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相互关系的讨论。
1.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
在经济社会学中，关于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的关系有两个广为人知的理论维度。首先是尼尔·弗雷格斯坦的市场建设推动国家建设的观点。弗雷格斯坦认为，当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时候，市场上的企业间关系将是高度不稳定的，即一种无序竞争状态。如果企业间竞争无所不用其极，则市场上的所有企业都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需要建立某些规则从而使企业对相互之间的竞争关系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把握。市场自身没有产生规则的权威，而只有通过国家建设来实现，这就是由市场建设推动国家建设的逻辑。
与之相对的是弗兰克·道宾的国家建设塑造市場建设的理论。道宾认为，同一个市场存在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而不同的国家总是运用各自不同的制度化政治逻辑来建立特有的市场规则。他在对美国、英国和法国铁路政策的研究中发现，这三个国家分别把各自在历史中形成的特有政治治理方式复制到了新兴的铁路产业上来。这就是国家建设指导市场建设的逻辑。
我们认为，以上关于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都有其限制性。第一，转型经济中的政府自身也处在转型之中。转型经济中的政府以前身处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支配指挥的作用。而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政府正是要改变自身，即改变过去那种制度化的政治逻辑。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已经不同于政府把过去的制度化政治逻辑应用于建设新的市场的逻辑。与此同时，整个中国的市场改革进程是由政府主导的而并没有等到企业成长起来给政府施加变革的压力，也就不存在企业诉诸政府来给市场制定政策的现实基础，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在转型经济中，市场建设推动国家建设的说法也有局限。但是，这两种基本观点背后的公有逻辑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市场的正常运作无法离开国家的作用；其次，国家在塑造和发展市场上能起到的重大作用。基于这两个观点的洞见和局限，我们提出一种观点，即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可以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在转型经济中，如果要给市场力量以发展的空间，则政府必须要改变自身的角色，必须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才有可能做到。也就是说，政府为了建设市场必须要重新界定自身，这个重建自身的过程也就是市场建设的过程。 2.发展型政府
义乌小商品市场之所以能够发展得如此之快，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建设过程中造就了一个独特的发展型政府。义乌的发展型政府和一般社科文献中定义的发展型政府有两点不同：第一，过去的发展型政府，如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发展型政府都是制造业导向的，即政府以某个重要的制造业作为本国战略产业，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极力推进产业发展进而鼓励出口，最后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是发展型政府的一般特征。但是义乌的发展型政府与众不同，它强调发展流通业，即商业而非制造业。从这点上来说，义乌地方政府与以往的发展型政府完全不同。第二，经典的发展型政府都是在民族国家层面的国家政府，它们面临着国际竞争，而地方层面的发展型政府所面对的是直接而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拿义乌地方政府来说，它单单在浙江省内面临的竞争就十分激烈，目前义乌旁边的东阳市就建立了一个和义乌小商品城一样的市场以争取义乌的客源。在这层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想发展的动力和面对的压力严峻。
如前所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涉及到转型经济中同时进行的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涉及到义乌独特的发展型政府，而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政府行为和角色才导致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功呢？这是理论上理清义乌小商品市场崛起的因果机制的重要一环。
本文认为，义乌地方政府建构自身从而推动市场建设是从符号认知层面到制度安排层面逐步展开，层层推进的，鲜明地体现了地方竞争优势的社会建构过程：义乌历届政府不断根据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重新界定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自身角色从市场的打击者和破坏者转换为规制者、建设者、守护者与推动者；并根据新的角色定位转换政策范式，通过推动市场升级实现区域发展；在此过程中，按照政策范式的调整转变政府职能，坚持掌控市场的主导权，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国际化，从而实现不断提升和创造新的地方要素禀赋。
如前所述，迈克尔·波特广为人知的竞争优势晶钻模型中提到了构成竞争优势的四个基本要素。在波特看来，这些要素都是从企业的视角出发的。我们在这里借用要素禀赋的概念，提出要素禀赋不单单是经济学中理解比较优势的自然性的构成要件，而是一个可以被人为塑造和推陈出新的发展要素。
过去30年中，经济学文献关于比较优势的界定尤其是关于比较优势基础的要素界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的要素禀赋一般指的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后来到了1950和1960年代，则转变为人力资本、技术，到了1990年代以后，要素禀赋开始涉及产业集群和物流，而在今天，通讯和信息技术也成为比较优势基础的要素禀赋的一部分。这个演化过程揭示了要素禀赋的可塑和建构属性。而政府恰恰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创造这些要素禀赋的主体。义乌政府正是在建构这些新的要素禀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
3.竞争优势的社会建构
通过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发生、发展过程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此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三个重要节点：小商品市场的开放（1982年）；引商转工，贸工联动（1992年）和加入WTO后国际市场的拓展（2002年）。据此，我们可以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划分出四个重要的时期，即开放前的小商品市场（1978-1982年）；区域性小商品市场的快速发展（1983-1992年）；全国性小商品交易中心的形成（1993-2002年）和走向国际的小商品市场（2003-现在）。
在每一个阶段上，义乌地方政府都通过政府自身建设来推动市场建设。
（1）市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界定
我们首先考察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的符号认知，即义乌政府在界定自身的认知上进行的社会建构。
第一，关于市场本身的认识：改革开放以前，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代表，市场经济是被禁止和压制的对象；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已经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一个补充部分，在某种情况下，已经能够成为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合法手段；关于市场的更深刻的认识转变发生在邓小平南巡之后。这个阶段义乌对市场的认识有两个方面，一是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消解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相互冲突，二是对市场的负面作用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有着明确的认识；到了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义乌，市场已经被认为参与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
第二，政府关于市场对地方经济发展意义的认识在这四个时段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改革之前，义乌地方经济发展的思路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认为市场经济导向资本主义；1980年代初期，义乌政府提出了“兴商建县”的新思路，即力图通过商业来实现发展地方经济的目标。在这个思路之下，市场从过去被批判的对象转变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1990年代，义乌政府又提出“贸工联动”，即在发展流通市场的同时也要注重工业发展，并将其作为支撑长远发展的基础性策略；本世纪初，义乌政府把地方经济发展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全球层面上来。义乌政府努力与国际市场接轨。
第三，关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界定：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市场的控制者和压制者；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则变成了市场的规范者和赞助者；1990年代，政府又成为市场的守门人，主动干预市场，消除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到了本世纪初，政府成为地方市场走向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
（2）政策范式的转变
政府认知上社会建构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四个不同的时段产生了不同的政策范式。
改革开放前，是明文规定的“三个禁止”，即不允许农民经商，不允许工业产品在集贸市场上销售，不允许做批发生意。在当时的情况下，只允许少量过剩的农副产品在定期举办的集贸市场上进行买卖。
1980年代初，随着计划经济的局部松動，出现了新的政策范式“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这四个允许的影响相当深远。允许农民经商使原来锁定在特定社会分层角落的个人得到寻找新的社会位置的机会，允许长途贩运为批发提供了一个渠道，允许农民进城使农民摆脱土地成为可能，农村劳动力得以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最重要的是允许农民直接与国营、集体的商业系统竞争，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逐步得以确立，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专业市场的高潮。在此形势下，义乌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确立新的竞争优势，因此，提升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同时防止市场力量的负面影响；加大力度引商转工，以贸促工，通过夯实市场的产业基础进一步强化本地市场竞争优势就成为当时的政策选项。
加入WTO之后，国际市场的开放为义乌市场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随着市场竞争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转变，义乌政府的主要政策范式是建立各种渠道以实现市场全球化，即“买全球货，卖全球货”。
（3）政府职能的转变
伴随着政策范式的转换，政府职能相应地在这四个时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以前，相关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对投机倒把行为的打击；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开始启动，政府开始对商业活动进行基本的管理规范工作。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商业执照管理。
1984年提出兴商建县以后，由于政府以这个市场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着力点，所以政府职能开始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比如，政府积极投身于市场的各种硬件建设，兴办各种学习培训教育商贩遵纪守法发展，并为市场经营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技术支持。
1990年代开始，义乌政府开始推进工业化，促进工商并重的局面成为对新的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政府开始兴建各种产业园区，努力借助本地市场形成的既有优势促进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次就是发展物流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积极促进产业集群。另外一个重要的职能转变就是实现了“管办分离”。过去的市场完全归政府所有和管理，在新阶段，通过管理方和兴建方相分离的过程，政府通过国有公司这种接近市场机制的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而不再依靠简单的行政手段。
到了第四阶段，也就是本世纪初，为了迎合和适应加入WTO之后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政府职能中又增加了海关、安检等一系列和外向型经济密切相关的新职能，尤其是政府开始升格义乌小商品博览会的规格（国家级），并将举办各种国际会展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4）建构新的要素禀赋
义乌政府在四个阶段不断创造出新的要素禀赋和地方比较优势。
如表所示，在初始阶段，政府为了兴建市场开始提供土地和资本。从1980年代开始，政府也开始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培养。1990年代，政府开始注重物流和通讯技术。依托当初的联托运市场，义乌已发展成为内陆最大的小商品物流集散市场，同时也是国际最重要的小商品信息发布和展示平台（义乌指数）。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也从1995年第一届由地方政府举办的展会，到1998年由省政府主办的全国性展会，再到2002年荣升为国家商务部主办的国际性展会，短短的十几年发展，义博会已经成为继广交会和华交会之后的中国第三大国际性展会，成为帮助中国企业直接登上国际市场的有效平台。按照波特的晶钻模型所描述的，义乌政府的实践不断为义乌创造更为高级的要素禀赋和新的地方比较优势。
四、结论和讨论：
经济社会学视野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历程的追根溯源促使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政府和市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固定？什么样的力量在塑造和左右着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大都从二元对立的视角进行探讨，也积累了丰富的文献。但是，受视角所限，其结论往往跳不出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循环。经济社会学家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阐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将其置于更大范围的社會结构和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过程塑造着经济行为，而且这样的塑造过程并不是边缘性的，而是处于中心地位。由此诞生了将经济过程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社会过程来理解的新经济社会学。其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把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归结为三个命题：（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2）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3）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
经济社会学的上述立场和观点对于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大启发，尤其是经济社会学中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助于理解二者关系的研究视角和取向：理性的社会建构、政府作用、非市场治理机制。
1.理性的社会建构
经济学关于理性的假设，把理性处理为先验的，其是外在人们并在尚未进行社会建构之前就已经存在。与此相反，组织制度学派则认为很多东西尤其是理性则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社会建构不是独立存在的，必须与具体的制度环境结合在一起，比如利益，利益不是独立存在的，所谓的利益永远是在具体制度环境下的利益。同样，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先验独立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不断建构的结果，也会在社会不断建构的情况下发生变化，因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会随着具体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文所呈现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解和界定的不断变化，恰恰反映出了理性的社会建构属性。
2.政府的作用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快速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市场单独在起作用，而是市场和政府这双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相互结合作用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关键节点，政府该以何种形式发挥作用都需要重新审视和界定。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好他们之间的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谨慎处理的事情。不断调整政府的角色和定位，转换政府职能，始终保持政府的引领作用，无疑是义乌小商品城兴起的决定性力量。
3.非市场治理机制
除了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这样的传统治理方式，在很多情况下，非市场治理机制如峰会、企业协会、产业行会等都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非市场治理机制对于我国经济治理来说显然比较陌生，然而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中，义乌市政府则率先采用了非市场治理机制如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商会组织来维持市场的管理和促进市场的发展。可见，由政府推动的非市场治理机制的发展对专业市场的兴衰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先验存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所以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形态，显然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关键词]政府；市场；要素禀赋；社会建构；义乌小商品市场
自加入WTO以来，伴随着中国制造的商品源源不斷输往世界各地，一个国际性的小商品流通、信息交流和展示中心——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在中国浙江省中部地区迅速崛起，引起国内国际的广泛关注：拥有营业面积550余万平方米，商位7.5万个，从业人员21万多，日客流量21万余次，经营26个大类180万个单品。一个1982年在偏远山区小县城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缘何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亦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焦点话题。
现有文献主要从三个理论视角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进行探讨：从文化视角出发，“敲糖帮”理论认为，义乌自古以来鸡毛换糖的民间商业传统对小商品城以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从经济学视角出发的规模经济理论认为，小商品城聚集了大量批发商从而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第三种解释把小商品城的发展归因为当地政府，认为小商品城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地政府十分明智，在关键时候总能发挥关键作用，同时当地政府又非常具有威权，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与上述观点不同，本文以当代经济社会学关于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关系的讨论为基础，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国家自身建设和市场建设互相推进的过程。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义乌地方政府不断转换和塑造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形成独特的发展型政府，建构独特的地方要素禀赋，从而推进当地的市场建设。
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
义乌是一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经过五易其址、十次扩建，义乌已形成以中国小商品城为核心，11个专业市场、14条专业街相支撑，运输、产权、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相配套的市场体系。1982年成立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和当时一般城镇中农贸市场差别不大，进城农民在街边摆设简陋地摊贩卖商品：离地50公分的多孔水泥板是摆摊的“柜台”，而上边用竹竿支撑塑料布可用来遮雨。这个市场当时被叫做“草帽市场”。成立于1984年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占地面积达到13590平方米，市场内全部水泥地面，设有水泥板固定摊位和钢架玻璃瓦棚，还建有一座四层服务大楼。第三代小商品市场1986年落成开业。市场为混凝土地面，水泥板摊位，车站月台式“w”型永久性钢筋混凝土棚架，石棉钢瓦盖顶。从第四代市场（1992年）开始，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为室内市场，第四代市场的篁园市场和宾王市场成为义乌雄踞全国第一的小商品集散地的重要标志。2002年开始营业的第五代市场即国际商贸城更是规模空前气势恢弘，彰显着义乌小商品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短短二十几年，从第一代的草帽市场发展到今天第五代的国际商贸城，这样的市场场所和设施升级伴随着相当惊人的市场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
1.规模
我们用营业额、营业面积和商贩人数三个指标来测量市场的发展。
从营业额来看，2000年以来的年均营业额比1980年代的指标增长了100倍；市场营业面积从1980年代的年均4.0万平方米增长到2000年以来的149.9万平方米；商贩人数从5千人增长到5万人左右。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对地方经济构成强有力的推动。
2.产业结构变迁和国内生产总值
首先，在过去二十几年的历史中，义乌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1980年代，义乌还是主要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是此时以商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已经开始迅猛发展，到1990年第三产业已经超过农业成为义乌的主要产业。从1990年中期开始，以工业带动的第二产业比重开始不断增加，最终和第三产业一起形成义乌产业结构中“工商并重”的局面。如图2所示，1980年到2005年短短25年间，第一产业从近60%的比重下降到不足3%，而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据近50%的经济比重，这不能不说是义乌产业结构的一次重大结构性变迁。产业结构变迁的同时，义乌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样经历了飞速增长。如图所示，义乌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80年不足2亿元飙升至2005年的300亿元。
二、几种主要理论解释
目前关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文献。总的来说，有三种解释角度。
1.敲糖帮和商业文化
首先是所谓的敲糖帮理论，即把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归因于当地以“鸡毛换糖”为内容以“敲糖帮”为组织基础的历史商业传统。义乌产糖历史悠久，早在明末就有人开始种植甘蔗制糖。所谓鸡毛换糖，主要指的是义乌人利用农闲时间行走各地，用本地特产红糖所制成的糖制品换取禽畜毛羽以用作农业肥料。有史可载的敲糖生意从清朝乾隆时期（1736-1795）开始，全县有糖担万副。当时全县人口不过几十万，敲糖生意可谓规模庞大（宗松山《风俗志》）。抗日战争前夕，从事敲糖生意的人数已达数万之多（《义乌县志》，1987）。在外出敲糖过程中，义乌的糖贩形成了严密的商帮组织，即“敲糖帮”。敲糖帮有以下的组织形态：担头组织是直接参与商品交换的环节。担头中的领头人物是“老路头”，每个老路头下有五到七个“拢担”，每个拢担下又有五至七个“年伯”，而每个年伯照管五至七个基层“担头”。老路头商议市场划分，拢担负责某一线路的具体安排，年伯则带领担头奔走各地。坐坊组织是向担头组织提供各种服务的环节。供应糖制品的店铺被称作“糖坊”，它们一方面供糖，另一方面也回收或者代销换糖所得货品；“行家”为糖贩采办杂货；“站头”是为糖贩提供食宿服务并代为转运货物的客栈；在义乌本地回收所得各种货品的商贩被称为“老土地”。 我们认为，敲糖帮理论不足以解释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和发展，这主要是因为敲糖帮作为商业组织在解放后已经消失殆尽。敲糖帮具有四个明确的特点：第一是内部具有清晰的科层结构；第二是商帮领导通过当地氏族进行任命；第三是所从事的活动是纯粹的商业而不是农商兼顾；最后是敲糖帮的商贩大部分都是行商而不是固定在一地的坐商。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敲糖帮作为一个封建商会被彻查，这些组织特点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它们发挥作用的一些前提也就不成立了。敲糖帮组织机构瓦解了；所有敲糖帮的成员成为人民公社的社员从而与当地氏族的关系也不再存在；敲糖帮的成员全部变成农民，而不再是全日制的专业商人（尽管某些时期由于生活经济上的压力，还有走街串户的商业实践存在，但是这种活动只有在农闲的时候才被允许而在农忙的时期必须务农）。可以说，支撑敲糖帮理论的三个重要方面在解放后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改革开放的前期也不存在，所以再以敲糖帮这个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行解释便产生很多困难。
敲糖帮理论还有一个变体形式，即所谓的商业文化解释。近年来，很多研究都将商业文化作为解释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在义乌这个个案上，我们认为商业文化的解释有所不足。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来看，如果说商业文化是产生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充分条件，那么为什么这种文化至少已经存在了五六百年甚至上千年了，过去就一直没有出现类似的商品市场呢？从横向的空间角度来看，在中国，特别是在浙江，类似义乌的商业文化浓厚的地区比比皆是，甚至存在要复制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县市，但是为什么没有一个能够达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这种规模？由此可见，商业文化并非义乌小商品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2.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关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第二个解释是基于经济学基本逻辑，即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所造成的市场集聚效应形成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节省了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促进分工。这种观点指出，市场集聚造成的规模和范围经济等因素是推动小商品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认为这些经济学效应是市场规模增长的结果，而不能有力地解释市场发展的全过程。这样的经济学解释带有一种功能主义倾向，即从现有的发展结果回溯去追求原因。这种解释往往忽视了市场发展中真正重要的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一个推论是由于市场形成规模经济之后买方能够被大量吸引过来，市场上的卖方将会主动自发地聚集在一起。然而我们在义乌发现了与这种预计相反的情况：在1990年代，义乌政府进行了一次划行归市的行动，即将卖相同相似产品的商贩聚集在一起以利于购买者比较选购，然而其结果是当地商贩对此进行的反对。为什么会出现卖方反对规模经济的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规模经济又是如何能够最终达成的呢？经济学解释更像是一个事后的解释，而没有准确找到因果机制，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解释角度。
3.明智和威权的地方政府
该解释强调地方政府的作用，尤其指出政府的两个重要特征，即明智和威权：前者提出地方政府在关键的时候总能发挥作用；后者提出当地政府拥有足够力量保证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解释把义乌地方政府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和威权主义相结合的混合体，其中隐含着一个假设，即这个明智且有威权的政府性质是先天决定的，在市场产生和发展之前就是如此的，而市场的产生发展过程就是政府的这种性质不断体现出来的过程。这个解释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于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小商品市场发展过程中，义乌政府也在不断地渐进地重新塑造自身在地方经济中的角色和功能。在实践中，义乌政府总是试图重新界定自己，所以所谓的“明智且威权”的政府特征并不是事先就给定的，而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这个解释的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地方政府如何推动市场建设的因果机制没有明确的阐释。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明智”的政府行为总结为在一个成功的小商品市场背景下的义乌政府所作所为的罗列；考虑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地方政府拥有更大更全面的经济管理能力，我们也不能简单把政府威权作为因果机制来解释义乌小商品市场。总之，我们认为从地方政府明智与威权这两个方面入手的解释并没有抓住义乌市场发展的实质性理论问题。
三、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的制度分析
本文对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分析角度是基于当代经济社会学对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相互关系的讨论。
1.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
在经济社会学中，关于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的关系有两个广为人知的理论维度。首先是尼尔·弗雷格斯坦的市场建设推动国家建设的观点。弗雷格斯坦认为，当一个国家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时候，市场上的企业间关系将是高度不稳定的，即一种无序竞争状态。如果企业间竞争无所不用其极，则市场上的所有企业都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就需要建立某些规则从而使企业对相互之间的竞争关系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把握。市场自身没有产生规则的权威，而只有通过国家建设来实现，这就是由市场建设推动国家建设的逻辑。
与之相对的是弗兰克·道宾的国家建设塑造市場建设的理论。道宾认为，同一个市场存在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而不同的国家总是运用各自不同的制度化政治逻辑来建立特有的市场规则。他在对美国、英国和法国铁路政策的研究中发现，这三个国家分别把各自在历史中形成的特有政治治理方式复制到了新兴的铁路产业上来。这就是国家建设指导市场建设的逻辑。
我们认为，以上关于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都有其限制性。第一，转型经济中的政府自身也处在转型之中。转型经济中的政府以前身处计划经济体制下，对经济发展起到了支配指挥的作用。而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政府正是要改变自身，即改变过去那种制度化的政治逻辑。从这层意义上来说，这已经不同于政府把过去的制度化政治逻辑应用于建设新的市场的逻辑。与此同时，整个中国的市场改革进程是由政府主导的而并没有等到企业成长起来给政府施加变革的压力，也就不存在企业诉诸政府来给市场制定政策的现实基础，所以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在转型经济中，市场建设推动国家建设的说法也有局限。但是，这两种基本观点背后的公有逻辑是毋庸置疑的：第一，市场的正常运作无法离开国家的作用；其次，国家在塑造和发展市场上能起到的重大作用。基于这两个观点的洞见和局限，我们提出一种观点，即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可以是一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在转型经济中，如果要给市场力量以发展的空间，则政府必须要改变自身的角色，必须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来才有可能做到。也就是说，政府为了建设市场必须要重新界定自身，这个重建自身的过程也就是市场建设的过程。 2.发展型政府
义乌小商品市场之所以能够发展得如此之快，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建设过程中造就了一个独特的发展型政府。义乌的发展型政府和一般社科文献中定义的发展型政府有两点不同：第一，过去的发展型政府，如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发展型政府都是制造业导向的，即政府以某个重要的制造业作为本国战略产业，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极力推进产业发展进而鼓励出口，最后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是发展型政府的一般特征。但是义乌的发展型政府与众不同，它强调发展流通业，即商业而非制造业。从这点上来说，义乌地方政府与以往的发展型政府完全不同。第二，经典的发展型政府都是在民族国家层面的国家政府，它们面临着国际竞争，而地方层面的发展型政府所面对的是直接而激烈的国内国际竞争。拿义乌地方政府来说，它单单在浙江省内面临的竞争就十分激烈，目前义乌旁边的东阳市就建立了一个和义乌小商品城一样的市场以争取义乌的客源。在这层意义上来说，地方政府想发展的动力和面对的压力严峻。
如前所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涉及到转型经济中同时进行的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涉及到义乌独特的发展型政府，而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样的政府行为和角色才导致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成功呢？这是理论上理清义乌小商品市场崛起的因果机制的重要一环。
本文认为，义乌地方政府建构自身从而推动市场建设是从符号认知层面到制度安排层面逐步展开，层层推进的，鲜明地体现了地方竞争优势的社会建构过程：义乌历届政府不断根据外部制度环境的变化重新界定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将自身角色从市场的打击者和破坏者转换为规制者、建设者、守护者与推动者；并根据新的角色定位转换政策范式，通过推动市场升级实现区域发展；在此过程中，按照政策范式的调整转变政府职能，坚持掌控市场的主导权，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和国际化，从而实现不断提升和创造新的地方要素禀赋。
如前所述，迈克尔·波特广为人知的竞争优势晶钻模型中提到了构成竞争优势的四个基本要素。在波特看来，这些要素都是从企业的视角出发的。我们在这里借用要素禀赋的概念，提出要素禀赋不单单是经济学中理解比较优势的自然性的构成要件，而是一个可以被人为塑造和推陈出新的发展要素。
过去30年中，经济学文献关于比较优势的界定尤其是关于比较优势基础的要素界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期的要素禀赋一般指的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后来到了1950和1960年代，则转变为人力资本、技术，到了1990年代以后，要素禀赋开始涉及产业集群和物流，而在今天，通讯和信息技术也成为比较优势基础的要素禀赋的一部分。这个演化过程揭示了要素禀赋的可塑和建构属性。而政府恰恰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创造这些要素禀赋的主体。义乌政府正是在建构这些新的要素禀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
3.竞争优势的社会建构
通过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发生、发展过程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在此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三个重要节点：小商品市场的开放（1982年）；引商转工，贸工联动（1992年）和加入WTO后国际市场的拓展（2002年）。据此，我们可以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划分出四个重要的时期，即开放前的小商品市场（1978-1982年）；区域性小商品市场的快速发展（1983-1992年）；全国性小商品交易中心的形成（1993-2002年）和走向国际的小商品市场（2003-现在）。
在每一个阶段上，义乌地方政府都通过政府自身建设来推动市场建设。
（1）市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界定
我们首先考察国家建设和市场建设的符号认知，即义乌政府在界定自身的认知上进行的社会建构。
第一，关于市场本身的认识：改革开放以前，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代表，市场经济是被禁止和压制的对象；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已经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一个补充部分，在某种情况下，已经能够成为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合法手段；关于市场的更深刻的认识转变发生在邓小平南巡之后。这个阶段义乌对市场的认识有两个方面，一是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消解了市场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相互冲突，二是对市场的负面作用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有着明确的认识；到了本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义乌，市场已经被认为参与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
第二，政府关于市场对地方经济发展意义的认识在这四个时段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改革之前，义乌地方经济发展的思路主要是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认为市场经济导向资本主义；1980年代初期，义乌政府提出了“兴商建县”的新思路，即力图通过商业来实现发展地方经济的目标。在这个思路之下，市场从过去被批判的对象转变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1990年代，义乌政府又提出“贸工联动”，即在发展流通市场的同时也要注重工业发展，并将其作为支撑长远发展的基础性策略；本世纪初，义乌政府把地方经济发展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全球层面上来。义乌政府努力与国际市场接轨。
第三，关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界定：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市场的控制者和压制者；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则变成了市场的规范者和赞助者；1990年代，政府又成为市场的守门人，主动干预市场，消除市场机制的负面作用；到了本世纪初，政府成为地方市场走向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
（2）政策范式的转变
政府认知上社会建构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四个不同的时段产生了不同的政策范式。
改革开放前，是明文规定的“三个禁止”，即不允许农民经商，不允许工业产品在集贸市场上销售，不允许做批发生意。在当时的情况下，只允许少量过剩的农副产品在定期举办的集贸市场上进行买卖。
1980年代初，随着计划经济的局部松動，出现了新的政策范式“四个允许”，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这四个允许的影响相当深远。允许农民经商使原来锁定在特定社会分层角落的个人得到寻找新的社会位置的机会，允许长途贩运为批发提供了一个渠道，允许农民进城使农民摆脱土地成为可能，农村劳动力得以从农村地区流向城市，最重要的是允许农民直接与国营、集体的商业系统竞争，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逐步得以确立，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专业市场的高潮。在此形势下，义乌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确立新的竞争优势，因此，提升市场的规模经济效应，同时防止市场力量的负面影响；加大力度引商转工，以贸促工，通过夯实市场的产业基础进一步强化本地市场竞争优势就成为当时的政策选项。
加入WTO之后，国际市场的开放为义乌市场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随着市场竞争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转变，义乌政府的主要政策范式是建立各种渠道以实现市场全球化，即“买全球货，卖全球货”。
（3）政府职能的转变
伴随着政策范式的转换，政府职能相应地在这四个时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以前，相关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对投机倒把行为的打击；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市场开始启动，政府开始对商业活动进行基本的管理规范工作。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商业执照管理。
1984年提出兴商建县以后，由于政府以这个市场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着力点，所以政府职能开始发生更为显著的变化。比如，政府积极投身于市场的各种硬件建设，兴办各种学习培训教育商贩遵纪守法发展，并为市场经营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技术支持。
1990年代开始，义乌政府开始推进工业化，促进工商并重的局面成为对新的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政府开始兴建各种产业园区，努力借助本地市场形成的既有优势促进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次就是发展物流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积极促进产业集群。另外一个重要的职能转变就是实现了“管办分离”。过去的市场完全归政府所有和管理，在新阶段，通过管理方和兴建方相分离的过程，政府通过国有公司这种接近市场机制的手段对市场进行干预，而不再依靠简单的行政手段。
到了第四阶段，也就是本世纪初，为了迎合和适应加入WTO之后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政府职能中又增加了海关、安检等一系列和外向型经济密切相关的新职能，尤其是政府开始升格义乌小商品博览会的规格（国家级），并将举办各种国际会展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
（4）建构新的要素禀赋
义乌政府在四个阶段不断创造出新的要素禀赋和地方比较优势。
如表所示，在初始阶段，政府为了兴建市场开始提供土地和资本。从1980年代开始，政府也开始重视对人力资本的培养。1990年代，政府开始注重物流和通讯技术。依托当初的联托运市场，义乌已发展成为内陆最大的小商品物流集散市场，同时也是国际最重要的小商品信息发布和展示平台（义乌指数）。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也从1995年第一届由地方政府举办的展会，到1998年由省政府主办的全国性展会，再到2002年荣升为国家商务部主办的国际性展会，短短的十几年发展，义博会已经成为继广交会和华交会之后的中国第三大国际性展会，成为帮助中国企业直接登上国际市场的有效平台。按照波特的晶钻模型所描述的，义乌政府的实践不断为义乌创造更为高级的要素禀赋和新的地方比较优势。
四、结论和讨论：
经济社会学视野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历程的追根溯源促使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政府和市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固定？什么样的力量在塑造和左右着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对于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大都从二元对立的视角进行探讨，也积累了丰富的文献。但是，受视角所限，其结论往往跳不出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循环。经济社会学家以一种崭新的视角来阐述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将其置于更大范围的社會结构和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过程塑造着经济行为，而且这样的塑造过程并不是边缘性的，而是处于中心地位。由此诞生了将经济过程作为一种一般性的社会过程来理解的新经济社会学。其代表人物格兰诺维特把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核心归结为三个命题：（1）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的一种特定类型；（2）经济行动具有社会性的定位；（3）经济制度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
经济社会学的上述立场和观点对于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具有极大启发，尤其是经济社会学中组织制度学派和历史制度学派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助于理解二者关系的研究视角和取向：理性的社会建构、政府作用、非市场治理机制。
1.理性的社会建构
经济学关于理性的假设，把理性处理为先验的，其是外在人们并在尚未进行社会建构之前就已经存在。与此相反，组织制度学派则认为很多东西尤其是理性则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社会建构不是独立存在的，必须与具体的制度环境结合在一起，比如利益，利益不是独立存在的，所谓的利益永远是在具体制度环境下的利益。同样，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先验独立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不断建构的结果，也会在社会不断建构的情况下发生变化，因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会随着具体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本文所呈现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对国家与市场关系理解和界定的不断变化，恰恰反映出了理性的社会建构属性。
2.政府的作用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快速发展，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因为市场单独在起作用，而是市场和政府这双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相互结合作用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关键节点，政府该以何种形式发挥作用都需要重新审视和界定。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好他们之间的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谨慎处理的事情。不断调整政府的角色和定位，转换政府职能，始终保持政府的引领作用，无疑是义乌小商品城兴起的决定性力量。
3.非市场治理机制
除了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这样的传统治理方式，在很多情况下，非市场治理机制如峰会、企业协会、产业行会等都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非市场治理机制对于我国经济治理来说显然比较陌生，然而在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展中，义乌市政府则率先采用了非市场治理机制如同业公会、行业协会等商会组织来维持市场的管理和促进市场的发展。可见，由政府推动的非市场治理机制的发展对专业市场的兴衰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先验存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之所以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形态，显然是社会建构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