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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宋以来，书院的文化崛起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阵地。尤其到了宋代以后，渐渐由开始时期的民间性质过渡到官办性质，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各地山林湖边幽静之地的一个个书院，纷纷走出山林的幽静，走到文化发展与普及的前台。一直到明清时代，书院始终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脊梁，是中华文明书香漫溢的地方。
确切地说，书院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做过解释：“院者，取名于周垣也”。就是说，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 “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
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它是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经过多年的战乱，唐朝在立国时百废待兴，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经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就多达3 600余部，且不包括佛经、道经等，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
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院”这一机构开展此工作。开元六年时，乾元院改号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时，丽正修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等诸事务。
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才。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更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
这个时期，书院的藏书达到了极盛。同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公私藏书也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的书院藏书很丰富，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的国家书库。
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这个时期的书院，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
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当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近400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 %，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之迅速。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
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的元朝时代，元世祖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自愿出钱出粮赞助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并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也定为学官，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元朝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并创建书院近300所，加上修复的唐宋旧院，总数达到400余所。但受官方控制甚严，无书院争鸣辩论的讲学特色。
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时期，书院才再度兴盛。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明代书院发展到1 200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明朝曾先后四次毁禁书院，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教育界膜拜的圭臬。
到了清朝统治时，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余悸，大力抑制书院。直到雍正十一年，才对书院采取鼓励态度，正式明令各省修建书院，但这时的书院不分官办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清代书院达2 000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到了光绪二十七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确切地说，书院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宋代学者王应麟的《玉海》曾经对书院做过解释：“院者，取名于周垣也”。就是说，书院是指用一圈矮墙将建筑物围起来而形成的藏书之所，似乎就是古代的图书馆，今人常将“图书馆”三个字缩写成一个方框，里面填个“书”字，可能就是沿用此意。
书院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汉代，与汉代的“精舍”“精庐”有一定的承继关系。“精舍”与 “精庐”为汉代聚集生徒、私家讲学之所。《后汉书·包咸传》载：包咸“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后住东海，立精舍讲授。”《三国志·魏武帝纪》载：“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后汉书·儒林传论》载：“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不过汉代的“精舍”“精庐”，私家讲学皆由口授，限于当时的出版技术水平，尚不具备藏书条件，将它们当作书院的前身未尝不可，但还不能算作真正的书院。
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它是中书省修书或侍讲的机构。经过多年的战乱，唐朝在立国时百废待兴，为统一思想，繁荣文化，经籍更亟待收集、校勘和整理。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全国征集收藏于民间的图书就多达3 600余部，且不包括佛经、道经等，不仅大大超过了前代，也是唐代藏书最丰富的时期。
为了更好地整理图书，除在国家藏书机关兼校书机关“秘书省”“弘文馆”“崇文馆”等处藏书、校书外，还专门设置了“书院”这一机构开展此工作。开元六年时，乾元院改号丽正修书院，开元十三年时，丽正修书院改为集贤殿书院，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等诸事务。
北宋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趋强盛，士子们有了就学读书的要求。而朝廷忙于武功，一时顾不上文教，更缺乏财力兴办足够多的学校满足各地士子的要求。因此，各地名儒、学者和地方官吏，纷纷兴建书院，以培育人才。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特别是庆历新政之后更盛极一时。这时候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善化的岳麓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
这个时期，书院的藏书达到了极盛。同时，雕版印刷术的推广和以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公私藏书也创造了便利条件。各书院的主持人和地方官吏努力经营书院，聚集藏书，北宋王朝也给一些书院颁赐了大量图书。这时的书院藏书很丰富，四大书院之一的应天府书院，成立时就“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千卷。”鹤山书院“堂之后为阁，家故一藏书，又得秘书之付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这个藏书量已超过了当时的国家书库。
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这个时期的书院，各延大儒主持，成为理学书院。
南宋的书院实际上是讲研理学的书院，南宋理学主要靠书院来宣讲传播。当时书院的社会地位很高，影响很大。总计宋代书院共有近400所，其中北宋约占22%，南宋约占78 %，可见南宋书院的发展之迅速。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元朝时书院制度更为兴盛，专讲程朱之学，并供祀两宋理学家。
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的元朝时代，元世祖首次下令广设书院，民间有自愿出钱出粮赞助建学的，也立为书院。后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并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历代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也定为学官，是书院官学化的开始。元朝将书院和理学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南北文化的差距，并创建书院近300所，加上修复的唐宋旧院，总数达到400余所。但受官方控制甚严，无书院争鸣辩论的讲学特色。
明朝初年书院转衰，直到王阳明时期，书院才再度兴盛。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明代书院发展到1 200多所，但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明朝曾先后四次毁禁书院，然而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书院师生宁死不屈。东林书院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教育界膜拜的圭臬。
到了清朝统治时，对书院所保存的元气犹有余悸，大力抑制书院。直到雍正十一年，才对书院采取鼓励态度，正式明令各省修建书院，但这时的书院不分官办私立，皆受政府监督，不复宋元时的讲学自由。清代书院达2 000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到了光绪二十七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