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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认为，中国的文化经典在于折服人的心灵，自己做的只是唤醒大家对经典的关注。其结果是，她在大众层面掀起了经典热。
严格说来，传统经典的热潮并非自于丹始。
严格说来，传统经典的热潮并非自于丹始。以《论语》而论，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此前都曾经风靡一时，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无论在销量还是影响都很大。而《孙子兵法》、《老子》、《庄子》等传统文化经典自80年代起就开始升温，一直持续至今。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媒介的普及，电视以无可争议的便捷和广泛性拥有了难以撼动的霸权，它以声音和图象的双重同步传递，使报刊、广播等传统媒体相形见绌。因为有了这样的威力，于丹之前的传统典籍研究者和传播者都显得暗然失色，尽管他们有的已经浸淫其中已有多年。但是，传统经典从慢热到升温到火热，其经历颇让人玩味。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文化大革命”而遭到空前破坏，出现断层。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秩序渐渐恢复，传统文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文化的典籍的出版逐步增多。与此同时，海外新儒家的著作也开始引进出版。从90年代至今，杜维明、成中英等海外新儒家频频造访内地，与内地逐步复兴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互为推动。
而在大众层面，信仰和道德体系的崩溃直接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混乱。市场经济的蓬勃兴起，一方面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又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精神家园的迷失。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尽管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社会关怀的表达，但仍属精英话语，与大众有一定隔膜。因此，引发公众趣味，同时提供信仰的代用品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传统文化典籍的身上，而这些典籍的研究者、传播者也就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他们向公众提供正确或谬误的训诂、注疏和讲解，让那些沉睡的古人复活，刻印在简帛上的文字重获生机。由于这些文字和蕴含其中的思想与国人有着先天性的亲近，因此迅速获得了民众的拥护和回应：被张中行批评的南怀瑾著作《论语别裁》，尽管其中多有臆测和“六经注我”的随意甚至错讹，但仍然获得了广泛的拥戴。及至张中行的批评见诸公众之后，不少南大师的拥趸在网上不辨青红皂白对张中行口诛笔伐。
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联合发起了《甲申文化宣言》，主旨即为弘扬中华文化。其后，传统文化热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学术界，各种有关儒学的国际会议不绝如缕；在社会上，不少地方的学校开始“读经”。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高校设立了国学班，将国学融入企业管理，人民大学设立了国学院，更是引发了各方关注。在出版界，冠以“中国式管理”或以此为出发点的图书不下百种。而各种国学培训班也在社会上应运而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丹从去年开始的走红也就有了合适的土壤和气候。深谙传播学的于丹以丰富的语言，流利的表达传播着“于丹《论语》心得”。在于丹这里，《论语》作为“心灵鸡汤”，通过电视的传播，慰籍着与传统文化隔绝很久的电视观众。他们从于丹的讲解中获得了温暖和亲近感，由此对讲述者产生了热爱和追捧。随后，于丹成为了电视、报刊、网络所注目的焦点，频频出现于全国各地的各种传播媒介。11月，《于丹〈论语〉心得》由中华书局出版，仅11月26日一天，于丹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出12600本。时至今日，这本书的销售量已经达到290万册。
伴随着“于丹红”现象的出现，市面上与《论语》相关的图书出现了数十种，与《庄子》相关的图书也有多种。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代，《论语》和《庄子》受到这么多人的广泛关注。
去年9月公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编纂出版文化典籍，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这已经把传统经典的研究和学习制度化。可以说，学术界研究传统经典，社会传播、学习传统经典已经会合成一股洪流。对于个人而言，学习传统经典是获得文化归属感，加强自身文化修养的有效途径。经由这样的学习，我们可以知到自己从哪里来，我们的文化血脉中流淌着怎样的因子。因为如此，如何进入传统经典，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和阅读，也就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尽管于丹声称她的讲解《论语》只是个人心得，但由此引发的争论仍不绝于耳。
“于丹红”现象出现之后，不绝于耳的争论接踵而至。尽管于丹声称，她所讲解的只是个人的心得，“在大学这样讲《论语》是犯罪”，但是，围绕着于丹对《论语》和《庄子》两部传统经典的阅读心得，仍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个中所折射出来的问题，也颇让人玩味。
讲《论语》就有可能讲错，讲解者的心得也有可能对观众造成误导和戕害。
作家塞外李悦是较早批判于丹的作者之一，他认为：（于丹）用心灵的自我抚慰来消解对现实的理性认识，用曲解《论语》来掩饰生活的真相，用‘返回心灵’的逃避方式来躲避对生存重荷的承担。现实生活并不因为躲避而有丝毫的改变，改变的只能是躲避者，他们的人格只能日益萎缩化、侏儒化和动物化。于丹和自己都可以对《论语》有各自的感悟，但是对经典作品的解释却不能各有各的解释，只能个别字句和段落存在争议，在总体上是有规范性解读的。《论语》中的有些句子成为中国人的人生格言和座右铭，就说明大家有着共同的理解，否则怎么能够流行呢？ 塞外李悦认为，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出现道德认同危机时，民众有着强烈呼唤传统伦理的文化要求，例如，想知道古代圣贤有着怎样的伦理标准。所以民众很想重温传统文化，这时候即使没有于丹来讲《论语》，也会有别的人来讲《论语》。因此，于丹的出现是时代使然。讲《论语》就有可能讲错，讲解者的心得也有可能对观众造成误导和戕害。这时批评就应运而生。
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对于于丹的讲解给予了严厉批评。他表示，于丹的书自己只翻了两页，没有能够读下去。她胆子大，不懂的东西也敢讲。朱维铮还举例说，于丹的书，劈头就讲“天地人之道”，借北宋一个不学有术的权相赵普的话“半部《论语》治天下”宣称《论语》仍可作为“治国之本”。姑且不谈赵普有没有说过这话，即使相信宋人笔记，赵普也是为了辩护自己不读书，向宋太宗说他平生只读一部《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他死后两百多年，元朝有出杂剧，便将传说中赵普此语渲染成“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朱维铮据此称，看来于丹比赵普更不读书，非但不知《论语》文本为何物，而且连传说中赵普所谓的将读《论语》的心得分成两半献给两个皇帝的出处也闹不清，居然在中央电视台宣讲“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一个字两个字，就够用一辈子了。”
朱维铮还表示，它（指《于丹〈论语〉心得》）有心得二字，那应该是自己阅读所得，但我看了一下，没有一句“得”是她自己的，而且我很吃惊的是，全书引用了他人的观点，却没有出现一个20世纪人的名字。这个我以为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可以指出，她引的这段解释是谁的，那段又是谁的，包括她引了鲁迅的话，都不提鲁迅的名字，而旁边都写着“于丹心得”。而随着《于丹〈庄子〉心得》的上市，同样的争论迄今未止。近来，多本批判于丹、给于丹“纠错”的书相继上市，颇有言辞锐利激烈，情绪慷慨激昂者。对此，于丹不以为意。
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大众慢慢地领进门来，渐渐地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渴望得到提高。
在学术界，冯其庸等学者力挺于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遗产》副主编刘跃进教授认为，普及传统文化，这一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至少，这种讲座引起了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至少，给大众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领域的大门；至少，会让他们停下匆匆的脚步，回过头来或侧过脸来，看看这些学术圈内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如果传统文化只局限于少数人的事业，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术空间，甚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多的学者在争来争去，而老百姓却对它视而不见，就实现不了我们文化传承的目的。当大众进入到传统文化这个领域之后，就会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力，也会渐渐产生对于传统文化知识的新渴求。所以，如果刚开始这是一种普及的话，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一种提高。知识接受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地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人人都是如此。因此，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大众慢慢地领进门来，渐渐地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渴望得到提高。而提高自身素养之后，他们就会在比较当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鉴别力，谁是谁非，谁高谁低，由他们自己去判断。一个学者，甚至是一个造诣很专精的学者，在学术研究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当前的这种普及化的学术讲座，也很有可能存在错误。但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我们的态度是认真的，我们的准备是充分的，只要不乱说、不离谱，大体都还可以接受，因为其意义不在于讲得多么高深，而在于去做这种普及性工作。
全民阅读于丹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非理性选择，是媒体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
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认为，“自中国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以来，关于道德、信仰、精神、心灵以及灵魂的探讨，几乎就没有消停过。而在90年代以后，人们更多地看中了传统文化，以为可以转化为当代社会大众的精神资源。这在主流意识形态以妥协的姿态接纳传统文化之后变得更加时髦和名正言顺。由此可见，全民阅读于丹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非理性选择，是媒体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而于丹所提供的反求诸身的心灵自省方式，她所反复强调的你自己的心态，都带有一种廉价的道德说教的性质，是过度迎合政治需要，为当前政治服务的道德机会主义，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大众的现实问题。她所能做的，顶多是抚慰一下他们极度焦虑的心灵。”
解玺璋从媒体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入手，对于丹凭借解说传统经典走红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在我看来，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收视率是判断电视节目最关键的考核指标，也是广告收入多少的重要依据。在此为前提下所进行的操作必然要迎合观众心理。而另一方面，不管是力挺还是批评，作为一种事实判断来说，于丹无疑激起了人们对于传统经典的热情，就这点来看，于丹的讲解有其积极的一面。于丹认为，中国的文化经典在于折服人的心灵，自己做的只是唤醒大家对经典的关注。其结果是，她在大众层面掀起了经典热。而另一方面，因为于丹的讲解和图书影响力巨大，其中的误解和错误也就有了更大的负作用——这同样不容回避。
同样作为一种事实判断，大众通过于丹所接触道的传统经典，只是带有谬误和个人鲜明印记的二手货。正如于丹宣称的那样，她所讲解的只是“心得”。也就是说，于丹所讲解的，只是她自己的阅读经验和感受，她可以借传统经典来谈自己的世界观和心灵感受，但是，这种“心得”已经与传统经典本身的面目和意义关系不大了——这种经验，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从阅读和学习中获得。如果不是赶时髦和凑热闹，想真正通过阅读传统经典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必须回到带有比较可靠注释而非“六经注我”的原典。不可否认，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必将产生相应的精神追求。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有三四千万，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白领、公务员人数更为庞大。这一部分人群在基本没有温饱之忧之后，希望凭借传统经典修身养性（也有一批人是出于实用）或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实可以理解的。加之传统经典被人为冷落多年，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也是必然。可以说，当下社会，人们对传统经典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绝大多数观众和读者并不了解经典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以及文本的流变和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而多种版本图书的出现更让读者眼花缭乱。因此，满足读者和观众的阅读需求，指导他们如何阅读经典，从哪里开始，选择什么样的文本，确是专家们的责任。而在另一方面，读者必须克服阅读和思想上的懒惰，不能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一味追求“短平快”，而是应该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除非你愿意接受即使听得有趣却最终偏差极大的二手货，这也是学者们最为忧心的。
严格说来，传统经典的热潮并非自于丹始。
严格说来，传统经典的热潮并非自于丹始。以《论语》而论，南怀瑾的《论语别裁》、李泽厚的《论语今读》此前都曾经风靡一时，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无论在销量还是影响都很大。而《孙子兵法》、《老子》、《庄子》等传统文化经典自80年代起就开始升温，一直持续至今。由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传播媒介的普及，电视以无可争议的便捷和广泛性拥有了难以撼动的霸权，它以声音和图象的双重同步传递，使报刊、广播等传统媒体相形见绌。因为有了这样的威力，于丹之前的传统典籍研究者和传播者都显得暗然失色，尽管他们有的已经浸淫其中已有多年。但是，传统经典从慢热到升温到火热，其经历颇让人玩味。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因为“文化大革命”而遭到空前破坏，出现断层。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秩序渐渐恢复，传统文化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文化的典籍的出版逐步增多。与此同时，海外新儒家的著作也开始引进出版。从90年代至今，杜维明、成中英等海外新儒家频频造访内地，与内地逐步复兴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互为推动。
而在大众层面，信仰和道德体系的崩溃直接导致了人们价值观的混乱。市场经济的蓬勃兴起，一方面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又使得相当一部分人精神家园的迷失。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尽管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社会关怀的表达，但仍属精英话语，与大众有一定隔膜。因此，引发公众趣味，同时提供信仰的代用品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传统文化典籍的身上，而这些典籍的研究者、传播者也就成为了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他们向公众提供正确或谬误的训诂、注疏和讲解，让那些沉睡的古人复活，刻印在简帛上的文字重获生机。由于这些文字和蕴含其中的思想与国人有着先天性的亲近，因此迅速获得了民众的拥护和回应：被张中行批评的南怀瑾著作《论语别裁》，尽管其中多有臆测和“六经注我”的随意甚至错讹，但仍然获得了广泛的拥戴。及至张中行的批评见诸公众之后，不少南大师的拥趸在网上不辨青红皂白对张中行口诛笔伐。
2004年9月，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联合发起了《甲申文化宣言》，主旨即为弘扬中华文化。其后，传统文化热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在学术界，各种有关儒学的国际会议不绝如缕；在社会上，不少地方的学校开始“读经”。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高校设立了国学班，将国学融入企业管理，人民大学设立了国学院，更是引发了各方关注。在出版界，冠以“中国式管理”或以此为出发点的图书不下百种。而各种国学培训班也在社会上应运而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于丹从去年开始的走红也就有了合适的土壤和气候。深谙传播学的于丹以丰富的语言，流利的表达传播着“于丹《论语》心得”。在于丹这里，《论语》作为“心灵鸡汤”，通过电视的传播，慰籍着与传统文化隔绝很久的电视观众。他们从于丹的讲解中获得了温暖和亲近感，由此对讲述者产生了热爱和追捧。随后，于丹成为了电视、报刊、网络所注目的焦点，频频出现于全国各地的各种传播媒介。11月，《于丹〈论语〉心得》由中华书局出版，仅11月26日一天，于丹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签售出12600本。时至今日，这本书的销售量已经达到290万册。
伴随着“于丹红”现象的出现，市面上与《论语》相关的图书出现了数十种，与《庄子》相关的图书也有多种。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代，《论语》和《庄子》受到这么多人的广泛关注。
去年9月公布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编纂出版文化典籍，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这已经把传统经典的研究和学习制度化。可以说，学术界研究传统经典，社会传播、学习传统经典已经会合成一股洪流。对于个人而言，学习传统经典是获得文化归属感，加强自身文化修养的有效途径。经由这样的学习，我们可以知到自己从哪里来，我们的文化血脉中流淌着怎样的因子。因为如此，如何进入传统经典，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行批判性的吸收和阅读，也就成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尽管于丹声称她的讲解《论语》只是个人心得，但由此引发的争论仍不绝于耳。
“于丹红”现象出现之后，不绝于耳的争论接踵而至。尽管于丹声称，她所讲解的只是个人的心得，“在大学这样讲《论语》是犯罪”，但是，围绕着于丹对《论语》和《庄子》两部传统经典的阅读心得，仍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个中所折射出来的问题，也颇让人玩味。
讲《论语》就有可能讲错，讲解者的心得也有可能对观众造成误导和戕害。
作家塞外李悦是较早批判于丹的作者之一，他认为：（于丹）用心灵的自我抚慰来消解对现实的理性认识，用曲解《论语》来掩饰生活的真相，用‘返回心灵’的逃避方式来躲避对生存重荷的承担。现实生活并不因为躲避而有丝毫的改变，改变的只能是躲避者，他们的人格只能日益萎缩化、侏儒化和动物化。于丹和自己都可以对《论语》有各自的感悟，但是对经典作品的解释却不能各有各的解释，只能个别字句和段落存在争议，在总体上是有规范性解读的。《论语》中的有些句子成为中国人的人生格言和座右铭，就说明大家有着共同的理解，否则怎么能够流行呢？ 塞外李悦认为，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出现道德认同危机时，民众有着强烈呼唤传统伦理的文化要求，例如，想知道古代圣贤有着怎样的伦理标准。所以民众很想重温传统文化，这时候即使没有于丹来讲《论语》，也会有别的人来讲《论语》。因此，于丹的出现是时代使然。讲《论语》就有可能讲错，讲解者的心得也有可能对观众造成误导和戕害。这时批评就应运而生。
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对于于丹的讲解给予了严厉批评。他表示，于丹的书自己只翻了两页，没有能够读下去。她胆子大，不懂的东西也敢讲。朱维铮还举例说，于丹的书，劈头就讲“天地人之道”，借北宋一个不学有术的权相赵普的话“半部《论语》治天下”宣称《论语》仍可作为“治国之本”。姑且不谈赵普有没有说过这话，即使相信宋人笔记，赵普也是为了辩护自己不读书，向宋太宗说他平生只读一部《论语》：“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他死后两百多年，元朝有出杂剧，便将传说中赵普此语渲染成“以半部《论语》治天下”。 朱维铮据此称，看来于丹比赵普更不读书，非但不知《论语》文本为何物，而且连传说中赵普所谓的将读《论语》的心得分成两半献给两个皇帝的出处也闹不清，居然在中央电视台宣讲“什么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有时候学一个字两个字，就够用一辈子了。”
朱维铮还表示，它（指《于丹〈论语〉心得》）有心得二字，那应该是自己阅读所得，但我看了一下，没有一句“得”是她自己的，而且我很吃惊的是，全书引用了他人的观点，却没有出现一个20世纪人的名字。这个我以为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可以指出，她引的这段解释是谁的，那段又是谁的，包括她引了鲁迅的话，都不提鲁迅的名字，而旁边都写着“于丹心得”。而随着《于丹〈庄子〉心得》的上市，同样的争论迄今未止。近来，多本批判于丹、给于丹“纠错”的书相继上市，颇有言辞锐利激烈，情绪慷慨激昂者。对此，于丹不以为意。
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大众慢慢地领进门来，渐渐地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渴望得到提高。
在学术界，冯其庸等学者力挺于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遗产》副主编刘跃进教授认为，普及传统文化，这一工作本身就是一项很有意义的事情。至少，这种讲座引起了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至少，给大众打开了一扇通往传统文化领域的大门；至少，会让他们停下匆匆的脚步，回过头来或侧过脸来，看看这些学术圈内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如果传统文化只局限于少数人的事业，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学术空间，甚至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很多的学者在争来争去，而老百姓却对它视而不见，就实现不了我们文化传承的目的。当大众进入到传统文化这个领域之后，就会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力，也会渐渐产生对于传统文化知识的新渴求。所以，如果刚开始这是一种普及的话，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一种提高。知识接受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地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人人都是如此。因此，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大众慢慢地领进门来，渐渐地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渴望得到提高。而提高自身素养之后，他们就会在比较当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鉴别力，谁是谁非，谁高谁低，由他们自己去判断。一个学者，甚至是一个造诣很专精的学者，在学术研究当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当前的这种普及化的学术讲座，也很有可能存在错误。但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即，我们的态度是认真的，我们的准备是充分的，只要不乱说、不离谱，大体都还可以接受，因为其意义不在于讲得多么高深，而在于去做这种普及性工作。
全民阅读于丹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非理性选择，是媒体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
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认为，“自中国改革开放，一步步走向商业社会和市场经济以来，关于道德、信仰、精神、心灵以及灵魂的探讨，几乎就没有消停过。而在90年代以后，人们更多地看中了传统文化，以为可以转化为当代社会大众的精神资源。这在主流意识形态以妥协的姿态接纳传统文化之后变得更加时髦和名正言顺。由此可见，全民阅读于丹其实是社会转型时期整体道德焦虑背景下的非理性选择，是媒体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谋。而于丹所提供的反求诸身的心灵自省方式，她所反复强调的你自己的心态，都带有一种廉价的道德说教的性质，是过度迎合政治需要，为当前政治服务的道德机会主义，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大众的现实问题。她所能做的，顶多是抚慰一下他们极度焦虑的心灵。”
解玺璋从媒体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入手，对于丹凭借解说传统经典走红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在我看来，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收视率是判断电视节目最关键的考核指标，也是广告收入多少的重要依据。在此为前提下所进行的操作必然要迎合观众心理。而另一方面，不管是力挺还是批评，作为一种事实判断来说，于丹无疑激起了人们对于传统经典的热情，就这点来看，于丹的讲解有其积极的一面。于丹认为，中国的文化经典在于折服人的心灵，自己做的只是唤醒大家对经典的关注。其结果是，她在大众层面掀起了经典热。而另一方面，因为于丹的讲解和图书影响力巨大，其中的误解和错误也就有了更大的负作用——这同样不容回避。
同样作为一种事实判断，大众通过于丹所接触道的传统经典，只是带有谬误和个人鲜明印记的二手货。正如于丹宣称的那样，她所讲解的只是“心得”。也就是说，于丹所讲解的，只是她自己的阅读经验和感受，她可以借传统经典来谈自己的世界观和心灵感受，但是，这种“心得”已经与传统经典本身的面目和意义关系不大了——这种经验，每个人都可以自己从阅读和学习中获得。如果不是赶时髦和凑热闹，想真正通过阅读传统经典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必须回到带有比较可靠注释而非“六经注我”的原典。不可否认，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必将产生相应的精神追求。目前，中国在校大学生有三四千万，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白领、公务员人数更为庞大。这一部分人群在基本没有温饱之忧之后，希望凭借传统经典修身养性（也有一批人是出于实用）或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实可以理解的。加之传统经典被人为冷落多年，出现一定程度的复苏也是必然。可以说，当下社会，人们对传统经典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绝大多数观众和读者并不了解经典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以及文本的流变和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而多种版本图书的出现更让读者眼花缭乱。因此，满足读者和观众的阅读需求，指导他们如何阅读经典，从哪里开始，选择什么样的文本，确是专家们的责任。而在另一方面，读者必须克服阅读和思想上的懒惰，不能在学习经典的过程中一味追求“短平快”，而是应该付出相当的时间和精力——除非你愿意接受即使听得有趣却最终偏差极大的二手货，这也是学者们最为忧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