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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纪念和研讨的活动都很多。而纪念是一回事，研讨是另一回事。纪念是要再次评价的，评价一旦成定论，纪念就差不多体现成仪式了。但是研讨不同，研讨不着重于仪式的色彩，研讨的意义在于汇聚思想认识的多元能量。研讨也是纪念，是以思想上的再认识来表达的一种更虔诚的敬意。
另外，对于思想，多元不是消解能量的现象，恰恰相反，具有积极能量的思想往往就是在多元的现象中集中和提升了。没有多元，就没有真思想的那种提升、那种能量，也形成不了、产生不了特别有价值的思想。有价值的思想就是在多元的碰撞中产生的。
所以，就辛亥革命讨论辛亥革命是一回事，将辛亥革命这一当年中国之大事当作一个核，联系当年中国的国民性、知识分子之使命感、责任感，以及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国民到后来一直到今天的心路历程，这是更全面的研讨。
中华民族的苦难太长远，太深重了，我在读书时，偶然记下了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给妻子的遗书——《与妻书》：“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我看到这里受到了震撼，在那个年代，我们的民族产生了这样的青年。我突然想到陈独秀和吴越，两个人是好朋友，但互相争执起来，以致于打斗起来，争的是什么问题呢？两个人都要争着去完成一项刺杀清王朝即将出洋的五大臣的任务，吴越要去，陈独秀也要去，他们那时只不过20多岁，最后吴越说，在完成这种匹夫之勇的事无非是血剑之死，横尸两具，和那种唤醒我们的民众，建设一个中华民族强盛的国家，这二者之间，哪个任务重？陈独秀说，当然后者重，吴越说，那你来完成后者，我来完成前者。
也想到汪精卫和陈碧君，他们后来是汉奸，但他们年轻时是那样斗志激扬。在那个暴力革命的时代，汪精卫为完成刺杀摄政王的任务，陈碧君知道后，初次见面就说，我知道你此去可能无回，我非常钦佩你，因为你是为国家为民族而去赴死的，我没有什么可相赠的，今晚你就留宿在我这里吧。
我们讲中华民族的古典精神，比之先贤，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蒋百里任保定军事学院校长之后，曾要求自己的军官学生们要英勇善战，但他们后来投降打了败仗。蒋百里就说自己教得不好，教得不好是要责罚的，说完就拔枪自杀。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是强大了，在世界上的地位提升了，但问题也同时出现，历史的、现实的、更深层的，但我们大小知识分子却没有多大的觉悟，这是可悲的。
有个问题我始终困惑不解，同樣是汉人，为什么康有为、梁启超们和孙中山们就不一样呢？康梁主张君主立宪，因为他们跟王朝走得近。王国维这样的知识分子跟王朝走得更近，他是幼王师。我的问题是，一个汉民族的知识分子，在外族统治的270多年里，他们的思维是怎么样的逐渐演变的。在时间的流程中，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们、精英们，在一代代时间的流程中，他们和一个外族的专制体，是怎样过渡的。这个过渡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些思维，一些想法，有没有基因上的关系。另外，一般的国民也是非常奇怪的，清朝最初统治时，最早的皇帝死的时候，他们没当作是自己的皇帝死了，心里还很高兴呢！但是到晚几任的皇帝死了，后来的汉民族也掉眼泪，也如丧考妣了。这里有什么问题呢？鲁迅当初为什么那么强烈的批判国民性，以及这国民性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大唐的时候没有将国民性叫做劣根性，鲁迅指的劣根性就是奴性，而且奴在心里，这在欧洲是没有的。同样的封建国家，是不一样的。晚宋之后不久汉民族就被元朝所统治。之后明朝，之后大清270年，因此60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有360余年两度是被外族统治着。这个民族这么长时间在这个状态下，没有奴性是不可能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没有奴性，脑袋就掉了。那时的知识分子，甚至小工匠，大家血液里都记着——我一定要保持奴性。保持奴性就能生存，没有奴性是绝对不能生存的。因此，这个国家有这么强的奴性。辛亥革命的时候，有这么一批人要造反，既要造封建统治的反，也是造外族统治的反，还要造自己本身奴性的反。所以，我们以后再仔细讨论辛亥革命意义的时候，把文化的元素都包容进来，对于我们思考从五四以来我们知识分子是怎样走过来的，以及今天我们知识分子要秉持一种什么品格，我认为都是有点益处的。我认为，知识分子还是要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样子，这一点起码的样子就是知识分子说话要像知识分子，不向任何人承诺说的话一定是正确的、说的话可持续的正确。我不承诺永远正确，但要力求说真话，包括我说错误的话的权利，真那么想的，就真那么说出来。
我对中国的将来是满怀希望的，因为这世界必定要进步。世界已是平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例外。
鲁迅当年曾言：说现在好的，留在现在！说将来好的，随我前去！
我加上一句——说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而且我还要对想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人说——“除有时梦里常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
另外，对于思想，多元不是消解能量的现象，恰恰相反，具有积极能量的思想往往就是在多元的现象中集中和提升了。没有多元，就没有真思想的那种提升、那种能量，也形成不了、产生不了特别有价值的思想。有价值的思想就是在多元的碰撞中产生的。
所以，就辛亥革命讨论辛亥革命是一回事，将辛亥革命这一当年中国之大事当作一个核，联系当年中国的国民性、知识分子之使命感、责任感，以及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国民到后来一直到今天的心路历程，这是更全面的研讨。
中华民族的苦难太长远，太深重了，我在读书时，偶然记下了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给妻子的遗书——《与妻书》：“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天下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我看到这里受到了震撼，在那个年代，我们的民族产生了这样的青年。我突然想到陈独秀和吴越，两个人是好朋友，但互相争执起来，以致于打斗起来，争的是什么问题呢？两个人都要争着去完成一项刺杀清王朝即将出洋的五大臣的任务，吴越要去，陈独秀也要去，他们那时只不过20多岁，最后吴越说，在完成这种匹夫之勇的事无非是血剑之死，横尸两具，和那种唤醒我们的民众，建设一个中华民族强盛的国家，这二者之间，哪个任务重？陈独秀说，当然后者重，吴越说，那你来完成后者，我来完成前者。
也想到汪精卫和陈碧君，他们后来是汉奸，但他们年轻时是那样斗志激扬。在那个暴力革命的时代，汪精卫为完成刺杀摄政王的任务，陈碧君知道后，初次见面就说，我知道你此去可能无回，我非常钦佩你，因为你是为国家为民族而去赴死的，我没有什么可相赠的，今晚你就留宿在我这里吧。
我们讲中华民族的古典精神，比之先贤，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蒋百里任保定军事学院校长之后，曾要求自己的军官学生们要英勇善战，但他们后来投降打了败仗。蒋百里就说自己教得不好，教得不好是要责罚的，说完就拔枪自杀。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是强大了，在世界上的地位提升了，但问题也同时出现，历史的、现实的、更深层的，但我们大小知识分子却没有多大的觉悟，这是可悲的。
有个问题我始终困惑不解，同樣是汉人，为什么康有为、梁启超们和孙中山们就不一样呢？康梁主张君主立宪，因为他们跟王朝走得近。王国维这样的知识分子跟王朝走得更近，他是幼王师。我的问题是，一个汉民族的知识分子，在外族统治的270多年里，他们的思维是怎么样的逐渐演变的。在时间的流程中，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们、精英们，在一代代时间的流程中，他们和一个外族的专制体，是怎样过渡的。这个过渡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今天的一些思维，一些想法，有没有基因上的关系。另外，一般的国民也是非常奇怪的，清朝最初统治时，最早的皇帝死的时候，他们没当作是自己的皇帝死了，心里还很高兴呢！但是到晚几任的皇帝死了，后来的汉民族也掉眼泪，也如丧考妣了。这里有什么问题呢？鲁迅当初为什么那么强烈的批判国民性，以及这国民性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大唐的时候没有将国民性叫做劣根性，鲁迅指的劣根性就是奴性，而且奴在心里，这在欧洲是没有的。同样的封建国家，是不一样的。晚宋之后不久汉民族就被元朝所统治。之后明朝，之后大清270年，因此60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有360余年两度是被外族统治着。这个民族这么长时间在这个状态下，没有奴性是不可能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没有奴性，脑袋就掉了。那时的知识分子，甚至小工匠，大家血液里都记着——我一定要保持奴性。保持奴性就能生存，没有奴性是绝对不能生存的。因此，这个国家有这么强的奴性。辛亥革命的时候，有这么一批人要造反，既要造封建统治的反，也是造外族统治的反，还要造自己本身奴性的反。所以，我们以后再仔细讨论辛亥革命意义的时候，把文化的元素都包容进来，对于我们思考从五四以来我们知识分子是怎样走过来的，以及今天我们知识分子要秉持一种什么品格，我认为都是有点益处的。我认为，知识分子还是要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样子，这一点起码的样子就是知识分子说话要像知识分子，不向任何人承诺说的话一定是正确的、说的话可持续的正确。我不承诺永远正确，但要力求说真话，包括我说错误的话的权利，真那么想的，就真那么说出来。
我对中国的将来是满怀希望的，因为这世界必定要进步。世界已是平的，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可能例外。
鲁迅当年曾言：说现在好的，留在现在！说将来好的，随我前去！
我加上一句——说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而且我还要对想要回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人说——“除有时梦里常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