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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他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而他自己却说，他只是“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但是，在家乡父老的心中，这位走过百年沧桑，一生写了译了几百万字，用一部部传世之作滋润了几代人的文学巨匠，早已是一座无法拆毁的纪念碑。
2003年9月26日，在位于蓉城青羊宫百花潭公园的慧园广场上，一座高达3.2米的巴金青铜塑像隆重揭幕。这是巴金老人的家乡和国内文化界送给这位世纪老人百岁华诞的重礼之一。两个月来，这座塑像及其身后根据巴金“激流三部曲”作品意境修建于1987年的具有川西民宅风格的慧园园林，已成为成都旅游业的一个新亮点。
11月25日，是巴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自10月起，在上海、北京、成都等地，都有很隆重的纪念和庆祝活动举行。第五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组织了一台名为“传世之《家》”的演出活动，从10月22日晚上首台演出的川剧《激流之家》开始，轮流上演了沪剧、越剧、话剧等四个剧种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作品。11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举办《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国内外50多位著名艺术家以油画、国画、素描、雕塑等多种精湛的手法表现了巴老的肖像、巴老作品中的人物场景等艺术形象。
可惜，这些活动巴老都不能亲自到场。在上海华东医院，他已躺了整整五个春秋。
11月25日这天，国务院授予巴老“人民作家”荣誉称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向巴老颁发证书。
李家四少爷
巴金本名叫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1月25日出生在成都市正通顺街一个官宦之家。从他的高祖李介庵作为幕友离开祖籍浙江嘉兴，定居到这条街上，到尧字辈的巴金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人了。那是一个上上下下连主子带仆人百来十号人的大家族。在三十多个堂兄弟姐妹中，尧棠排行老四，被人们叫作四少爷。
这座大宅院很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也是这些十来岁的少爷、小姐、表少爷、表小姐们的乐园。他们经常一起看戏、演戏、玩游戏、编印自己的刊物、行酒令……里面就有许多跟“红楼梦”有关的内容，比如掷大观园图、吟诗作对、批评红楼人物等，而且“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外，就没有一个人不曾熟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精美的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所以我当时虽然不曾开始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里的人物和事情。”这就难怪人们会将影响了几代人的巴金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喻作“小红楼”了。
巴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大家庭里被人叫着四少爷长到19岁，虽然有过许多欢乐、也被许多人宠爱，但是也经历了比普通家庭多无数倍的人间悲剧的黑暗与不平，以至他无法再忍受下去，于是跟三哥一起，在当时已经替父当家的大哥尧枚和偏爱他们的二叔道溥的帮助下“逃”了出去。
“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
据巴金研究者发现，巴金最早发表作品是在17岁。那是一篇题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的政论文，发表在1921年4月1日的《半月》上。之后，陆续有诗歌、短篇小说和译作发表。第一篇小说是《杨嫂》。但是，他本人在许多地方谈到自己的创作与作品时，都只称完成于1927年至1928年的《灭亡》是写作的开始，是第一部作品。“巴金”这一署名也是从这部作品开始用的。
那时，他在巴黎。
巴金离开成都后，先到上海求学，后来又进南京东南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27年1月15日，跟好友卫惠林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
法国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和当时欧洲政治流放者的庇护所，对巴金的吸引由来已久。早在十五六岁时，就因为经常读到大哥从华阳书报流通处买回来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五四新思想读物，又受留日回来的二叔和三叔影响，树立了为社会献身的信仰。就是在那时，他读到陈独秀翻印的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中译本和流亡美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许多文章，深受影响。甚至满怀激情地给陈独秀和高德曼写信。后来，还跟被他称作“精神母亲”的高德曼保持了通信往来。他在自传中大段摘录了高德曼给他的回信，并说“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但是到法国不久，他接到了家里破产的消息，终止了学习。之后，接受广州革新书局的聘请，补译克鲁泡特金的《狱中与逃狱》，开始职业翻译和写作。此后短短两年时间，他独立或与人合作翻译了十多部著作，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灭亡》，还发表了四五十篇政论文章。
这些作品完成以后，他就寄给上海开明书店一个叫周索非的朋友，来帮他安排发表和出版。他在自传中说：“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所以，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以后名气很大、约稿很多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周帮他做。他只管埋头写稿子。
当时，他将《灭亡》寄回去时，原本是打算用一部译著的版税来自费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的，没想到却被《小说月报》的代理主编叶圣陶看中，连载了四期。在他回国后，“巴金”的名气已经很大了，报刊和出版社纷纷跟他约稿。他说“（回国）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不停地写着。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他就这样不停不歇地一气写下去，完成了他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火》、《冯文淑》（《火》第二部）、《田惠世》（《火》第三部）；“人间三部曲”（系巴金研究者所归结）——《憩园》、《寒夜》、《第四病室》，以及很难一下数得过来的其他中、短篇小说、散文、译著等等，成为三、四十年代国内最高产的作家。
在抗战后期，巴金因为必须将更多精力花在编辑刊物、翻译书稿、以及一些社会事务活动上，小说写得便少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完成于1946年，出版于1947年。研究者认为，《寒夜》尽管没有《家》的影响广大，却是巴金创作中艺术成就最高、达到炉火纯青的一部著作。
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著作等身，儿孙满堂，功成名就，誉满天下，长命百岁……巴金几乎拥有了人所向往的一切值得幸福与骄傲的因素，但正如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所言，“读过《随想录》的人们都说，巴金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在这个人人都追求轻松自如的年代，“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
其实，巴金的痛苦远不止在文革中与文革后，早在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就朦胧地为那些活得卑贱、死得不公的下人们痛苦；少年时为自己过早失去双亲痛苦；稍大时，为那个表面和气、实际上充满了倾轧、自私、残酷、阴谋、欺诈和堕落气息的封建大家族痛苦，为深陷其中、做了牺牲品的、最爱自己的大哥痛苦——他早期的两部重要著作中篇小说《灭亡》和长篇小说《家》，都曾题了献辞，送给大哥，可惜，大哥没有等到读过刚刚出版的《家》，就不堪生活的屈辱与重压而自杀身亡了；为自己身陷战争与离乱之中的国家痛苦；为自己对理想的追求与迷惘痛苦；为那些贫病交加、活着没有尊严、死后没有体面的小知识分子痛苦……而最大的痛苦，是文革中的屈辱，和文革后不能原谅自己的精神重压。
文革开始后，他的朋友、同事纷纷被“打倒”，人人自危中，他也曾力求自保，但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作为作家，他有《家》那么一部“大毒草”，怎能不被批斗，而他不仅仅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曾经奋斗不息所获得的成就越多，这时转化成的罪责也就越多，遭受的批判、屈辱、磨难就越多，甚至连他坚持一生不拿薪酬只挣稿费和让妻子萧珊做“义务编辑”都成为一种罪……在那样的年代，他所付出的代价、遭受的痛苦与折磨不比任何人少，最痛心的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妻子萧珊。但是，在他古稀之年，在噩梦过后，他首先不能原谅和放过的是自己——是自己人性中的弱点。
早在法国时，他不仅学会了写小说，还接受并一生认为让·雅克·卢梭是自己的精神老师，影响他的，不仅是卢梭的理论，还有他勇于解剖自己讲真话的精神。厚厚的五卷本《随想录》就是巴金解剖自己、清算自己、鞭挞自己的“讲真话”的“忏悔录”。
他这样说自己必须这样做的理由：“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
在身体和精神双重的痛苦与艰难中一笔一笔写就的厚厚五卷本《随想录》，让他将一生的所有的理想和追求最后浓缩为三个字：“讲真话”。
永远的故乡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巴金1983年6月29日写成的诗《愿化泥土》。
巴金19岁初出夔门，颠簸一生，只回过五次老家。最后一次返回家乡只是高高兴兴地会老友，亲亲热热地叙家常。这不是旧时代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也不是百万富翁荣归故里，问田求舍，巴金带回来的只是对故乡的一片深情。这位一生写了译了几百万字，用火热的心和语言滋润了几代年轻人的心的作家，已经在老家人民的心中，建立起一座无法拆毁的纪念碑。
对于近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来说，巴金既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也是一种精神象征和骄傲，尤其是对于他出生并度过青少年时期的成都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上海来说，人们将怎样的荣耀归于这位老人、用怎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敬意都不过分。只是，对于已经封笔十多年、远离尘嚣的晚年巴金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已是那么平静而恬淡。
2003年9月26日，在位于蓉城青羊宫百花潭公园的慧园广场上，一座高达3.2米的巴金青铜塑像隆重揭幕。这是巴金老人的家乡和国内文化界送给这位世纪老人百岁华诞的重礼之一。两个月来，这座塑像及其身后根据巴金“激流三部曲”作品意境修建于1987年的具有川西民宅风格的慧园园林，已成为成都旅游业的一个新亮点。
11月25日，是巴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自10月起，在上海、北京、成都等地，都有很隆重的纪念和庆祝活动举行。第五届上海国际艺术节组织了一台名为“传世之《家》”的演出活动，从10月22日晚上首台演出的川剧《激流之家》开始，轮流上演了沪剧、越剧、话剧等四个剧种根据巴金的小说《家》改编的作品。11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举办《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国内外50多位著名艺术家以油画、国画、素描、雕塑等多种精湛的手法表现了巴老的肖像、巴老作品中的人物场景等艺术形象。
可惜，这些活动巴老都不能亲自到场。在上海华东医院，他已躺了整整五个春秋。
11月25日这天，国务院授予巴老“人民作家”荣誉称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向巴老颁发证书。
李家四少爷
巴金本名叫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1月25日出生在成都市正通顺街一个官宦之家。从他的高祖李介庵作为幕友离开祖籍浙江嘉兴，定居到这条街上，到尧字辈的巴金这一代，已经是第五代人了。那是一个上上下下连主子带仆人百来十号人的大家族。在三十多个堂兄弟姐妹中，尧棠排行老四，被人们叫作四少爷。
这座大宅院很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也是这些十来岁的少爷、小姐、表少爷、表小姐们的乐园。他们经常一起看戏、演戏、玩游戏、编印自己的刊物、行酒令……里面就有许多跟“红楼梦”有关的内容，比如掷大观园图、吟诗作对、批评红楼人物等，而且“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外，就没有一个人不曾熟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精美的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所以我当时虽然不曾开始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里的人物和事情。”这就难怪人们会将影响了几代人的巴金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喻作“小红楼”了。
巴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封建大家庭里被人叫着四少爷长到19岁，虽然有过许多欢乐、也被许多人宠爱，但是也经历了比普通家庭多无数倍的人间悲剧的黑暗与不平，以至他无法再忍受下去，于是跟三哥一起，在当时已经替父当家的大哥尧枚和偏爱他们的二叔道溥的帮助下“逃”了出去。
“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
据巴金研究者发现，巴金最早发表作品是在17岁。那是一篇题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的政论文，发表在1921年4月1日的《半月》上。之后，陆续有诗歌、短篇小说和译作发表。第一篇小说是《杨嫂》。但是，他本人在许多地方谈到自己的创作与作品时，都只称完成于1927年至1928年的《灭亡》是写作的开始，是第一部作品。“巴金”这一署名也是从这部作品开始用的。
那时，他在巴黎。
巴金离开成都后，先到上海求学，后来又进南京东南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927年1月15日，跟好友卫惠林乘法国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
法国作为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和当时欧洲政治流放者的庇护所，对巴金的吸引由来已久。早在十五六岁时，就因为经常读到大哥从华阳书报流通处买回来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等五四新思想读物，又受留日回来的二叔和三叔影响，树立了为社会献身的信仰。就是在那时，他读到陈独秀翻印的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中译本和流亡美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许多文章，深受影响。甚至满怀激情地给陈独秀和高德曼写信。后来，还跟被他称作“精神母亲”的高德曼保持了通信往来。他在自传中大段摘录了高德曼给他的回信，并说“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但是到法国不久，他接到了家里破产的消息，终止了学习。之后，接受广州革新书局的聘请，补译克鲁泡特金的《狱中与逃狱》，开始职业翻译和写作。此后短短两年时间，他独立或与人合作翻译了十多部著作，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灭亡》，还发表了四五十篇政论文章。
这些作品完成以后，他就寄给上海开明书店一个叫周索非的朋友，来帮他安排发表和出版。他在自传中说：“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所以，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以后名气很大、约稿很多的时候，这些事情都是周帮他做。他只管埋头写稿子。
当时，他将《灭亡》寄回去时，原本是打算用一部译著的版税来自费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的，没想到却被《小说月报》的代理主编叶圣陶看中，连载了四期。在他回国后，“巴金”的名气已经很大了，报刊和出版社纷纷跟他约稿。他说“（回国）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不停地写着。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他就这样不停不歇地一气写下去，完成了他的“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抗战三部曲”——《火》、《冯文淑》（《火》第二部）、《田惠世》（《火》第三部）；“人间三部曲”（系巴金研究者所归结）——《憩园》、《寒夜》、《第四病室》，以及很难一下数得过来的其他中、短篇小说、散文、译著等等，成为三、四十年代国内最高产的作家。
在抗战后期，巴金因为必须将更多精力花在编辑刊物、翻译书稿、以及一些社会事务活动上，小说写得便少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完成于1946年，出版于1947年。研究者认为，《寒夜》尽管没有《家》的影响广大，却是巴金创作中艺术成就最高、达到炉火纯青的一部著作。
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
著作等身，儿孙满堂，功成名就，誉满天下，长命百岁……巴金几乎拥有了人所向往的一切值得幸福与骄傲的因素，但正如巴金研究专家陈思和所言，“读过《随想录》的人们都说，巴金是当代中国活得最痛苦的老人。”在这个人人都追求轻松自如的年代，“唯独巴金，还在一字一句地写他的忏悔录。他沉浸在噩梦的恐怖之中，把自己作为箭垛，一鞭一条血痕地解剖自己、指责自己，提醒人们不要忘记20年前的民族劫难。”
其实，巴金的痛苦远不止在文革中与文革后，早在还是小孩的时候，他就朦胧地为那些活得卑贱、死得不公的下人们痛苦；少年时为自己过早失去双亲痛苦；稍大时，为那个表面和气、实际上充满了倾轧、自私、残酷、阴谋、欺诈和堕落气息的封建大家族痛苦，为深陷其中、做了牺牲品的、最爱自己的大哥痛苦——他早期的两部重要著作中篇小说《灭亡》和长篇小说《家》，都曾题了献辞，送给大哥，可惜，大哥没有等到读过刚刚出版的《家》，就不堪生活的屈辱与重压而自杀身亡了；为自己身陷战争与离乱之中的国家痛苦；为自己对理想的追求与迷惘痛苦；为那些贫病交加、活着没有尊严、死后没有体面的小知识分子痛苦……而最大的痛苦，是文革中的屈辱，和文革后不能原谅自己的精神重压。
文革开始后，他的朋友、同事纷纷被“打倒”，人人自危中，他也曾力求自保，但那几乎是没有可能的。作为作家，他有《家》那么一部“大毒草”，怎能不被批斗，而他不仅仅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曾经奋斗不息所获得的成就越多，这时转化成的罪责也就越多，遭受的批判、屈辱、磨难就越多，甚至连他坚持一生不拿薪酬只挣稿费和让妻子萧珊做“义务编辑”都成为一种罪……在那样的年代，他所付出的代价、遭受的痛苦与折磨不比任何人少，最痛心的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妻子萧珊。但是，在他古稀之年，在噩梦过后，他首先不能原谅和放过的是自己——是自己人性中的弱点。
早在法国时，他不仅学会了写小说，还接受并一生认为让·雅克·卢梭是自己的精神老师，影响他的，不仅是卢梭的理论，还有他勇于解剖自己讲真话的精神。厚厚的五卷本《随想录》就是巴金解剖自己、清算自己、鞭挞自己的“讲真话”的“忏悔录”。
他这样说自己必须这样做的理由：“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
在身体和精神双重的痛苦与艰难中一笔一笔写就的厚厚五卷本《随想录》，让他将一生的所有的理想和追求最后浓缩为三个字：“讲真话”。
永远的故乡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巴金1983年6月29日写成的诗《愿化泥土》。
巴金19岁初出夔门，颠簸一生，只回过五次老家。最后一次返回家乡只是高高兴兴地会老友，亲亲热热地叙家常。这不是旧时代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也不是百万富翁荣归故里，问田求舍，巴金带回来的只是对故乡的一片深情。这位一生写了译了几百万字，用火热的心和语言滋润了几代年轻人的心的作家，已经在老家人民的心中，建立起一座无法拆毁的纪念碑。
对于近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来说，巴金既是一个历史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也是一种精神象征和骄傲，尤其是对于他出生并度过青少年时期的成都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上海来说，人们将怎样的荣耀归于这位老人、用怎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敬意都不过分。只是，对于已经封笔十多年、远离尘嚣的晚年巴金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已是那么平静而恬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