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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和陈云多年合作，有很深的友谊。特别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两位老人齐心协力，共同为中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历史贡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问世，就是他们两位老人以及其他人共同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
陈云：“越到后来，问题会看得越清楚。多观察一个时候，可能结论就更客观、更合乎实际、更科学。”邓小平：“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看待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国内外都在密切关注着。
陈云的态度很谨慎，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防止中国变修，本意是很好的”，“当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后来，“文化大革命搞了十二年，至少十年”，“可以说它成为我们党在解放后的一个历史阶段，问题不小”。“看来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当然，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适当估价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党很深刻。”“要研究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扩大化。将来适当的时候要总结，但现在不忙。越到后来，问题会看得越清楚。多观察一个时候，可能结论就更客观、更合乎实际、更科学。现在各方面都很忙，不必匆忙作结论。”
陈云的这种看法同邓小平是一致的。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1979年9月，在国庆3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国庆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初步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给予基本估价。陈云参加了纪念大会，表示赞成叶剑英的讲话。邓小平认为：这个讲话，“不单是带有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这样，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要工作，就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
1980年2月，起草小组草拟出历史决议的提纲报送邓小平审阅。3月19日，邓小平在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提出关于指导起草工作总的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此后，在指导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10多次重要谈话。
陈云完全赞成邓小平提出的上述3条原则。他从1980年6月至1981年3月间，先后7次找胡乔木、邓力群等谈话，提出自己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他认为，从国际共运的经验来看，必须正确对待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这不仅是对毛泽东个人，尤其关系到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的评价。1979年3月6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我们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提出防修反修等问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有些问题毛主席也有责任。对这个问题，要平心静气，不能像有的人在西单民主墙大字报上那样说法。有的青年人说得过分一点，我们中央就不能那样讲。总的来说，我们党中央是掌握分寸的。”
怎样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呢？据胡乔木回忆：首先，从时间上看，“陈云同志讲，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其次，从意义上看，“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
陈云认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除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以外，还必须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回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胡乔木回忆，1980年11月上旬，陈云先后两次约见他，主要谈决议中如何写毛泽东的错误。陈云提出了3点意见：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违背民主集中制，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也要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那么，对于毛泽东所犯错误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动乱怎样看待？是不是也像以往那样评价为一次路线斗争呢？对此，陈云和邓小平的考虑不谋而合。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1981年6月22日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上，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好多讲的‘路线’，并不准确，而且用得很多很乱。” 陈云随即插话：“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滥了。如果讲十一大是路线错误，那问题就大了，包括叶帅，包括先念同志，包括好多人。所以，这个问题我赞成现在稿子的提法。”邓小平说：“十一大，不要谈什么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谈路线问题。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毛主席的错误，如果讲到路线问题，也讲不清楚。”
1981年11月19日，陈云写下重要批语：“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胡耀邦传达了陈云的这个重要批示。
陈云建议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评价毛泽东功过，“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邓小平：“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
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是陈云对起草决议提出的重要意见之一。本来，写建国以后32年的历史一般可以不涉及建国以前28年党的历史。但是，这次情况极其特殊和复杂。因为如果只写建国以后32的年历史，不仅割断了中国共产党60年的完整历史，而且给国内外的印象是毛泽东的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也就越来越缺乏说服力。
因此，陈云在1981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统揽全局，纵横谋篇，提出决议要达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他指出：因为“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的这个意见，很好地解决了决议起草中的上述关键问题，从而得到中央常委的一致同意。邓小平多次表示非常赞同。他在1981年3月24日看望陈云交换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时，就交换了这个意见。26日，邓小平说：陈云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在5月19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再次说到，决议形成过程中，“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
最终，决议在“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一部分，用了5条3300多字的篇幅，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28年辉煌而又曲折的斗争历程和取得彻底胜利的基本意义，并作出结论：“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那么，决议里关于党在建国以前的28年历史概括有了，建国以后党的32年的历史怎样论断呢？陈云反复强调：一定要经得住历史检验，论断要合乎实际。他在同起草组负责人谈话时强调：“关于建国以来三十二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他解释道：“‘敲定’是上海话，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同意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意见，指出：“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这样，党在建国前后60年的历史就完整、准确地表现了出来。
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和得到了哪些国际上的援助呢？这也是应该实事求是反映的内容。例如，当时中苏紧张关系虽然还没有改善，但是，陈云仍然提出，在决议中要按照历史事实，写到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上对我们革命和建设的很多帮助。他回顾说：“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新中国建立以后，苏联也给了我国不小的帮助。“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这样反映的目的是，“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陈云这样建议，决议稿公开发表时反映了这样的内容：“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当然“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 陈云建议：“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邓小平肯定道，“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这个意见很好”，“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
在起草和修改决议过程中，陈云曾经深刻地指出：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陈云强调：“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这其中，理论上学习和实际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陈云历来十分重视提倡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重点是学习哲学。他认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可以进一步强调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为此，他以自己受到毛泽东的耳提面命的教育为例加以说明，并提议在决议中增加这方面的内容。
他多次回忆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他还通过历史教训说明：“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因为如此，“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而现在，由于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这就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他强调：“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具体做法是，要把《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
对于陈云提出的这条建议，邓小平十分重视。3月2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转述陈云的建议，指出：“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为此，“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第二天，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再次肯定陈云的建议：“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等。这个意见很好。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历史表明，陈云和邓小平都堪称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他们都善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和掌握好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们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就是因为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恢复和坚持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靠实事求是；纠正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生的失误，也要靠实事求是。总之，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永远是战胜任何困难和风险，不断把党、国家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根本法宝。
决议稿吸收了陈云的这些重要意见，特别概括了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杰出贡献，增强了在学习理论和工作实践中学习毛泽东等经典哲学著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议指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1981年6月，陈云看了经过集思广益，精益求精的基础上形成的决议草案以后，请人转告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陈云：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邓小平：我们这个决议“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在起草历史决议期间，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并批准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自8月中下旬以后，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是否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问题。在讨论决议稿的过程中，无论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很多人要求调整华国锋所担负的职务。在这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的要求，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
陈云参加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11月11日下午，他在会上讲了三点意见：一是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二是“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有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因为“小平同志当党的主席，众望所归”。但是，“小平同志不愿意干，极力推耀邦同志来干，我说好，耀邦同志来搞”。他希望“这个集体领导的班子，不要独断专行，要搞集体领导”。三是“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政治局会议以后要通通气，没有通气的干部还要通通气。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我认为可以分批召集来通通气”。 邓小平认为，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始终进行得平心静气。中共中央1980年12月5日关于扩大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的通知指出，大家认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这应当肯定，但对这一事件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许多人曾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小平表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让比较年富力强而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邓小平认为：“在六十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不再主持目前工作的意见。但是在六中全会作出有关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并且希望六中全会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三）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所提意见进行改写。经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后，在4000人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再次修改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指导意义。
陈云参加了六中全会。29日，他在闭幕会上作了简短讲话。他说：“中央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解决了几个重大的问题。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任务还很重。中央和全党同志必须兢兢业业工作。”全会及其通过的历史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
邓小平曾回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重要成员还有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是他们“多年合作，有很深的友谊”的历史见证。
（作者宋毅军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主要从事邓小平、陈云、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和生平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 马永义
陈云：“越到后来，问题会看得越清楚。多观察一个时候，可能结论就更客观、更合乎实际、更科学。”邓小平：“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看待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对这些重大历史问题，国内外都在密切关注着。
陈云的态度很谨慎，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事件，防止中国变修，本意是很好的”，“当初也不是要搞那么大”。后来，“文化大革命搞了十二年，至少十年”，“可以说它成为我们党在解放后的一个历史阶段，问题不小”。“看来这个问题需要作一个总结。当然，总结时要很慎重，要把林彪、‘四人帮’、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破坏作用估计进去，适当估价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党很深刻。”“要研究为什么搞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扩大化。将来适当的时候要总结，但现在不忙。越到后来，问题会看得越清楚。多观察一个时候，可能结论就更客观、更合乎实际、更科学。现在各方面都很忙，不必匆忙作结论。”
陈云的这种看法同邓小平是一致的。邓小平在197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
1979年9月，在国庆3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代表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国庆纪念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初步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给予基本估价。陈云参加了纪念大会，表示赞成叶剑英的讲话。邓小平认为：这个讲话，“不单是带有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这样，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要工作，就提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
1980年2月，起草小组草拟出历史决议的提纲报送邓小平审阅。3月19日，邓小平在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提出关于指导起草工作总的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此后，在指导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发表了10多次重要谈话。
陈云完全赞成邓小平提出的上述3条原则。他从1980年6月至1981年3月间，先后7次找胡乔木、邓力群等谈话，提出自己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他认为，从国际共运的经验来看，必须正确对待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这不仅是对毛泽东个人，尤其关系到我们党的整个历史。对毛泽东的评价，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的评价。1979年3月6日，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我们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提出防修反修等问题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实事求是地说，有些问题毛主席也有责任。对这个问题，要平心静气，不能像有的人在西单民主墙大字报上那样说法。有的青年人说得过分一点，我们中央就不能那样讲。总的来说，我们党中央是掌握分寸的。”
怎样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问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呢？据胡乔木回忆：首先，从时间上看，“陈云同志讲，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其次，从意义上看，“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
陈云认为，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除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以外，还必须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回避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胡乔木回忆，1980年11月上旬，陈云先后两次约见他，主要谈决议中如何写毛泽东的错误。陈云提出了3点意见：一、毛主席的错误问题，主要讲他违背民主集中制，着重写这个，其他的可以少说。二、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主席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集体，也要把自己的责任承担起来。三、毛主席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毛主席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待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见面。他愿听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那么，对于毛泽东所犯错误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动乱怎样看待？是不是也像以往那样评价为一次路线斗争呢？对此，陈云和邓小平的考虑不谋而合。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说：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彭德怀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1981年6月22日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期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的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上，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好多讲的‘路线’，并不准确，而且用得很多很乱。” 陈云随即插话：“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文化大革命’中用得更滥了。如果讲十一大是路线错误，那问题就大了，包括叶帅，包括先念同志，包括好多人。所以，这个问题我赞成现在稿子的提法。”邓小平说：“十一大，不要谈什么路线问题；‘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谈路线问题。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毛主席的错误，如果讲到路线问题，也讲不清楚。”
1981年11月19日，陈云写下重要批语：“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但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被若干个阴谋野心家所利用了。在这场斗争中，有许多干部、党员、非党人士受到了伤害。但‘文化大革命’从全局来说，终究是一场政治斗争。因此，除了对于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以政治斗争的办法来处理。对于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从局部角度、暂时的观点来处理，必须从全局观点，以党的最高利益、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来处理。这种处理办法，既必须看到这场斗争的特定历史条件，更必须看到处理这场政治斗争应该使我们党今后若干代的所有共产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取得教训，从而对于党内斗争采取正确的办法。这是处理这场政治斗争的前提。”胡耀邦传达了陈云的这个重要批示。
陈云建议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段落，“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评价毛泽东功过，“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邓小平：“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
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是陈云对起草决议提出的重要意见之一。本来，写建国以后32年的历史一般可以不涉及建国以前28年党的历史。但是，这次情况极其特殊和复杂。因为如果只写建国以后32的年历史，不仅割断了中国共产党60年的完整历史，而且给国内外的印象是毛泽东的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也就越来越缺乏说服力。
因此，陈云在1981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统揽全局，纵横谋篇，提出决议要达到“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因此，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他指出：因为“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末，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
陈云的这个意见，很好地解决了决议起草中的上述关键问题，从而得到中央常委的一致同意。邓小平多次表示非常赞同。他在1981年3月24日看望陈云交换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时，就交换了这个意见。26日，邓小平说：陈云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在5月19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再次说到，决议形成过程中，“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
最终，决议在“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这一部分，用了5条3300多字的篇幅，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28年辉煌而又曲折的斗争历程和取得彻底胜利的基本意义，并作出结论：“在党的许多杰出领袖中，毛泽东同志居于首要地位。”“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同中国共产党被公认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一样，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那么，决议里关于党在建国以前的28年历史概括有了，建国以后党的32年的历史怎样论断呢？陈云反复强调：一定要经得住历史检验，论断要合乎实际。他在同起草组负责人谈话时强调：“关于建国以来三十二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他解释道：“‘敲定’是上海话，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同意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意见，指出：“在这个原则下面，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这样，党在建国前后60年的历史就完整、准确地表现了出来。
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和得到了哪些国际上的援助呢？这也是应该实事求是反映的内容。例如，当时中苏紧张关系虽然还没有改善，但是，陈云仍然提出，在决议中要按照历史事实，写到包括苏联在内的国际上对我们革命和建设的很多帮助。他回顾说：“我们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建党初期共产国际也起了好作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还是援助了中国，最后出兵打垮关东军。如果不把关东军打垮，抗日战争的胜利起码要推迟好几年，我们也要晚一些进到东北，东北很难首先全部解放。”新中国建立以后，苏联也给了我国不小的帮助。“还有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百五十六项，那确实是援助，表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对我们的情谊。”这样反映的目的是，“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正是因为陈云这样建议，决议稿公开发表时反映了这样的内容：“中国革命在各个阶段都曾得到各国革命力量的援助，这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当然“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中国各族人民自身的力量，经历千辛万苦，战胜许多艰难险阻才取得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争取外援，特别需要学习外国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 陈云建议：“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邓小平肯定道，“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这个意见很好”，“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
在起草和修改决议过程中，陈云曾经深刻地指出：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陈云强调：“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即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绩，原因就在这里。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同志是真心诚意的。”
这其中，理论上学习和实际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陈云历来十分重视提倡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重点是学习哲学。他认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可以进一步强调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为此，他以自己受到毛泽东的耳提面命的教育为例加以说明，并提议在决议中增加这方面的内容。
他多次回忆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他还通过历史教训说明：“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因为如此，“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而现在，由于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这就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他强调：“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具体做法是，要把《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
对于陈云提出的这条建议，邓小平十分重视。3月2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转述陈云的建议，指出：“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为此，“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第二天，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再次肯定陈云的建议：“陈云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等。这个意见很好。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
历史表明，陈云和邓小平都堪称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他们都善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和掌握好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们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就是因为从根本指导思想上恢复和坚持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要靠实事求是；纠正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发生的失误，也要靠实事求是。总之，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永远是战胜任何困难和风险，不断把党、国家和人民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的根本法宝。
决议稿吸收了陈云的这些重要意见，特别概括了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杰出贡献，增强了在学习理论和工作实践中学习毛泽东等经典哲学著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决议指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其他许多包含着丰富哲学思想的著作，从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同志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毛泽东同志的上述的思想路线，我们党必须永远坚持。”1981年6月，陈云看了经过集思广益，精益求精的基础上形成的决议草案以后，请人转告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
陈云：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邓小平：我们这个决议“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在起草历史决议期间，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并批准中央政治局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自8月中下旬以后，不少人向中央提出，华国锋是否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问题。在讨论决议稿的过程中，无论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或军队系统，都有很多人要求调整华国锋所担负的职务。在这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第一次会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的其他职务的要求，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
陈云参加了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11月11日下午，他在会上讲了三点意见：一是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二是“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有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因为“小平同志当党的主席，众望所归”。但是，“小平同志不愿意干，极力推耀邦同志来干，我说好，耀邦同志来搞”。他希望“这个集体领导的班子，不要独断专行，要搞集体领导”。三是“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政治局会议以后要通通气，没有通气的干部还要通通气。各省的省委第一书记，我认为可以分批召集来通通气”。 邓小平认为，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始终进行得平心静气。中共中央1980年12月5日关于扩大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的通知指出，大家认为：“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这应当肯定，但对这一事件应作历史分析，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华国锋同志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许多人曾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小平表示，由他“担任中央主席不相宜。从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一直致力于让比较年富力强而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邓小平认为：“在六十多岁的同志中，胡耀邦同志担任中央主席比较适当。至于军委主席，暂时没有其他适当的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比较年轻的同志将来接替。”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在最后一天的会议上，华国锋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接受了他不再主持目前工作的意见。但是在六中全会作出有关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并且希望六中全会继续选举华国锋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他做中央副主席。
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同志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的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三）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所提意见进行改写。经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后，在4000人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再次修改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指导意义。
陈云参加了六中全会。29日，他在闭幕会上作了简短讲话。他说：“中央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解决了几个重大的问题。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的任务还很重。中央和全党同志必须兢兢业业工作。”全会及其通过的历史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
邓小平曾回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重要成员还有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是他们“多年合作，有很深的友谊”的历史见证。
（作者宋毅军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副巡视员，主要从事邓小平、陈云、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思想和生平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