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25公里处的悬瓮山下，保存了历代建筑百余座，其中最著名的建筑，莫过于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的圣母殿。但圣母殿所供神祗为何方神圣，至今众说纷纭。清代考据学家阎若璩从草丛中寻得宣和五年（1123年）姜仲谦所撰《谢雨文》残碑，文中有“唯圣母之发祥兮，肇晋室而开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灵之可知”句，就推断圣母为周武王妻、唐叔虞之母邑姜，实在是牵强附会。前句确是赞颂圣母的，但并没说圣母就是唐叔虞之母。
　　当时，圣母是当作晋源之神祭祀的。晋水使此地万物滋生才有晋国，怎不能说是晋源之神的圣母“肇晋室而开基”的呢！姜仲谦不也是因“祈雨有应”而写的《谢雨文》吗？然而，阎若璩不仅下了定论，还上书有司、朝廷，因而此说影响深远。旧《县志》《府志》《省志》都沿用了此说。连郭沫若也说“圣母原来是邑姜”。清代，为了给圣母邑姜独立的地位，还增建了水母楼。然而，许多学者还是质疑圣母非邑姜，见之于文字的主要说法有四种：
　　1、圣母为女娲（见《晋祠圣母不是邑姜》山西社科院 孔繁仁）；
　　2、圣母为西王母（见《晋祠圣母殿文化德与孝精神的人文思想之我见》禾齐秀博客） ；
　　3、圣母为自然神（见《阎若璩“四书释地续·邑姜”质疑》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 李玉洁） ；
　　4、圣母为宋仁宗之母刘太后（见1996年3月25日《太原晚报》载《圣母原来非邑姜》袁汉臣）。
　　那么，这个圣母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据《宋会要》载，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四月诏：“平晋县唐叔虞祠庙宇摧圮，池沼湮塞，彼方之人，春秋常所飨祭，宜令本州完葺。”天禧元年又诏：“每岁施利钱物委官监掌，其银铜珍珠并以输官自余估值出市，以备修庙供神之用。”从两道诏书透露出的信息看，一是规模宏伟的唐叔虞祠历经25年就已摧圮。二是所修葺的祠宇是唐叔虞祠而非圣母殿。三是两次下诏，说明这项工程一直未能完成。直到天圣间或天圣后才完葺，但完葺的工程却变了样：唐叔虞祠移位新建，原唐叔虞祠被女郎祠（圣母殿） 取代，并飞来了一个“圣母”，占据了晋祠主神位置。
　　宋天圣中或后期，正是仁宗养母庄献明肃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刘太后独揽大权，朝中一切政令都出自太后。大修晋祠，唐叔虞祠移位新建、复建女郎祠、塑圣母形象，这些涉及朝廷诏书的大事，谁能做主？当然非刘太后莫属。如说是镇守太原的官吏为巴结刘太后而用刘太后形象塑造的圣母，那么，这个官吏未免也太胆大包天了，竟敢违背修葺唐叔虞祠的圣旨而将祠移位、又复建女郎祠；竟敢私作主张将当代宫廷场景入庙。况且，从塑像的造形艺术研究，也绝非不熟悉宫庭生活的民间艺人可为 （其艺术价值之高已有定论）。到底是谁才有违背诏书将唐叔虞祠改为圣母殿的权力？是谁才有支配宫廷高级匠人的权力呢？只有权倾朝野的刘太后了。只有她的同意，才敢将她 “太后临朝” 的场景入祠为像。而她为什么这样做呢？正如她言誓不称帝，不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却穿戴皇帝服饰拜谒太庙一样，只是为显示一下自己的尊容而已。她崇拜唐周武后，但不走武后称帝而被世人唾骂的道路，深知走那条路的艰难和血腥。而她在祖籍塑像，正是与武后龙门奉先寺以己之形象塑佛之举如出一辙，乞望后人记住她的功德。她以己之形象塑圣母，但绝不说圣母为谁。因而，引起后人种种猜测。
　　关于圣母是以刘太后为原形塑造的证据，从晋祠宋铸铁人可以印证。自称刘家后人的绵州魏城令刘植于宋绍圣四年（1097年）以保护刘家祖业为名，铸此铁人而置于圣母殿前。前胸铭文有“一人积德于百年，后裔承恩于四世”句。铁人所铸时间正是圣母出现后约一百年（四世），“一人”当指刘太后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朝廷两次下诏要求修葺的是唐叔虞祠而不是女郎祠（圣母殿）。当然，祠的规制和设计也是以唐叔虞祠“旧制”制定的。但是在修葺基本完工时，才改祀圣母的。因而圣母殿才出现了主神座下琉璃雕饰图案与座上圣母形象不统一的现象。
　　祠庙建筑是以精神为原动力创造出来的，祭祀是最基本的功能。正如《祭祀篇》云：“凡祭祀之义有二，一曰报功，二曰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圣王之务也。”刘太后大概也是出于报功修先的心理需求而建圣母殿。但民间百姓却不管这些，只是出于禳灾祈愿的现实需求，不管你塑的神像是什么，都应保一方平安、民众安康。于是，遇天旱便有祈雨的活动。后来人们发现居然“祈雨有应”，便上报有司、朝廷，“此神有功，应加敕封”。固有圣母后来的各种加封。宋熙宁十年（1077年） 封昭济圣母；宣和元年（1119年）封显灵昭济圣母；明洪武二年（1369年） 封广惠显灵昭济圣母；到清末，圣母全封号居然是“广惠显灵昭济沛泽翊化圣母”了。这些加封都因一个原因：“祈雨有应”。
　　总而言之，圣母就是圣母，是大宋仁宗天圣年间朝廷以庄献明肃太后执掌朝政的形象和场景塑造的，但这并不能说圣母就是刘太后（连刘自己都没承认），圣母是晋祠主神，是植福于地方的圣神，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