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俭模式
　　在中国古代，用“节俭模式”治理国家最卓有成效的帝王是西汉第三任皇帝汉文帝刘恒。刘恒最受史学界肯定的，还是他的“节俭治国”思想。
　　刘恒在位期间，禁扰民、禁送礼、禁浪费，甚至连显示皇权威严的诸侯、属国献供礼等都废止了。即位初，有人献千里马，刘恒就此下了“红头文件”，诏告天下“朕不受献也”，“令四方毋求来献。”
　　不建楼堂馆所。刘恒在位23年竟无一项大型建筑，连小建筑也不搞，只要是劳民伤财的，一律不批。据《汉书·文帝纪》，刘恒曾想造个露台，召来工匠预算，要花费“百金”。这笔开支对皇家来说，连毛毛雨都不算，但刘恒觉得不妥，放弃了造台计划，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
　　汉代流行厚葬之风，国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拿来造帝王陵墓。刘恒移风易俗，奉行“薄葬”，甚至连自己平时的穿着也不讲究，都是粗布衣，普通鞋，即《汉书·东方朔传》“身衣弋绨，足履革舄”。后宫嫔妃也都不穿高档时装，“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普普通通。
　　刘恒开创了封建帝王着“亲民装”的先河，汉代学者刘向曾评价刘恒是“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其“节俭治国”思想，体现出了封建时代“以孝治国天下”的核心价值观。所以，刘恒死后盖棺定论的谥号中，用了评价等级最高的一字“孝”，称为“孝文皇帝”。
　　刘恒的治国模式收到了出奇的效果，《汉书》称当时是“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随后的景帝刘启，继承了刘恒的治国思想，合称“文景之治”。
　　二、民本模式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有“民本意识”，他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李世民说话喜欢引经据典，他常提荀子的观点：“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也所以覆舟。”
　　李世民在位期间，曾采取很多具体措施，“以顺民意”。首先轻徭役，薄赋税，继续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同时向汉文帝刘恒学习，倡导俭朴之风，反奢侈。
　　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就是借“仁义为治”实现的，表现为“宽律令”，具体操作分为礼刑并用、简约划一、宽仁慎刑三个层面。《唐六典·尚书刑部》注记，李世民指示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臣僚重新审订刑律条款，尤控死刑，他强调“死者不可复生”，要求“用法务在宽简”，所以唐律“比古死刑，殆除其半”。为防错杀，李世民要求死刑案都要报中央，再三复核。
　　最能说明李世民“宽刑”观的，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发生的一件事。当年十二月，他在查阅死刑案件时，出于怜悯，下令将390名死囚全部放回家过年，来年秋再回长安就死。第二年，死囚一个不少回来了，李世民很感动，干脆将这些死囚全部赦免。
　　李世民选贤任能、纳谏如流、赏罚分明，其治国模式成效斐然。执政几年后，便“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李世民在位年号为“贞观”，故史家赞誉李世民的治国模式为“贞观之治”。
　　（摘自《红旗文摘》2014年12期，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