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关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本质上是担心下一代太少。有一些朋友就说，应该学习北欧，不仅多提供生育福利，还得提供制度保障—非婚生子女，上户口、教育、医疗必须跟婚生子女一样方便。
　　类似的办法在北欧实行后，短期内生育率有短暂的提高。有人认为，这一建议相当于鼓励婚外情和婚外生育，是不是鼓励姑且不论，但从逻辑上讲，总得先有婚外情，才有非婚生子女。
　　这对近几年舆论道德加倍保守化的中国社会来说，接受起来也挺难。
　　最近某网站有个小组讨论“有男朋友还可以和异性单独吃饭吗”，热议一时。提问的年轻女孩表现出了真诚的困惑，她的同龄人也非常诚恳地回复，“不可，如果我男朋友单独和女生吃饭我会原地气死”。
　　陈奕迅的歌曲《无人之境》，里面有“如若早三五年相见，何来内心交战”等词，被某音乐网站的不少网友斥为：“歌颂出轨”、迟早要直奔电线杆求医。
　　近来国产电视剧的伦理特征，据毛尖老师总结，叫“正出压庶出，正室压侧室”，按颜值、财富和纲常分配正义。
　　男女关系，颇像时代的风月宝鉴，正面看是关关雎鸠，宜室宜家，反面看则是弗洛伊德，劳动人口。
　　要扭转观念，就要“逆练”文艺作品了。
　　中国最知名的婚外情故事应该都在《金瓶梅》里。相比《红楼梦》那个相对天真的青春世界，《金瓶梅》是彻头彻尾的“成人小说”。逆练的关键，就是不仅要看出武松手刃潘金莲的愤怒审判，更要发现其中复杂的人性。武松临行前告诫潘金莲“心口相应，却不要心头不似口头”，仿佛是对金莲挑逗他的戏仿—“只怕叔叔口头不似心头”—武松对她的话何其难忘。

既然已经卸下了道德的重担，凭什么到头来还要做个生育工具人？

　　中国电影发展了一百多年，盘踞各种经典排行榜榜首的永遠只有一部电影，1948年费穆的《小城之春》，简而言之，讲的就是婚外情。小城之春也是幽怨之春，青苔碧瓦残垣断壁，阻不断“像是喝醉、像是做梦”的心境。走不完的城墙脚下，往城外一看，“就知道天地不是那么小”。在着西装的情人和久病的穿长衫的丈夫之间，女主人公时而踟蹰，时而热烈，那既是个人生命活力的两难，更是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两难。
　　1994年好莱坞电影《廊桥遗梦》在中国引发的“婚外情大讨论”，力度其实远超2010年的电视剧《蜗居》。这部在美国也算不上轰动的电影，其实正好契合了刚刚触摸到市场经济里的中国男女的动荡不安的心。如果一切都可以用金钱、利益和回报来衡量，维持婚姻或爱情的，究竟是什么东西？那种挑战自我的勇气，就很难用“不守妇道”“不守男德”的大帽子来评价。
　　对一部分八零后来说，第一次带来伦理震撼的文艺作品，其实真不是擅长写乡村乱伦的某某文学奖小说，反而是2000年刊登在《科幻世界》的《流浪地球》。小说里写，“我”的爸爸告诉妈妈，他打算和“我”的老师同住一段时间，说完就收拾行李走了，“我”的妈妈平静如常。刘慈欣大概知道十几岁的读者会感到震惊，特意在下文解释，因为地球长期处于危机之中，人人朝不保夕，所以人类的婚姻和家庭观念已经完全改变，对待男女和饮食已经几无差别。
　　不过观念扭转了，还有个悖论：既然已经卸下了道德的重担，凭什么到头来还要做个生育工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