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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小说的批评和研究，需要注意到它和地方志的密切关系。“方志性写作”既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亦是目下中国小说的重要事实。研究地方志和当代小说的关系，主要是从小说形态学、小说理论、小说史三个层面去把握。此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为：可以拓宽中国小说的审美空间，具象化读者的“中国”认知，提炼出当代小说的中国诗学经验。因为方志和小说的自然差别，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把握好方志向小说转化的审美性、古今同一性和批判性原则。
关键词：史地之学;地方志;当代小说;中国诗学经验
中国当代小说——无论是创作、批评，还是研究——都该正视小说与地方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中国小说有自家的传统。倘说词为“诗余”，那么，小说亦可说为“史余”。中国小说的来路，就是从史传、志书等转出。按照章学诚的说法，“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所以“六经皆史也”①。既然六经皆为史学，说小说为“史余”，也是说得过去的。现代以来，因应时势之变，中国小说穿越“历史三峡”（史学家唐德刚语），在古今两代与中西两型之间交会激荡。如今，当代小说有无穿过“三峡”，尚难定论，但中国小说百年间融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小说史经验，确实值得总结。特别是眼下，中国小说家再学欧美似乎已取无可取（该学的都学了），相比较讲来，有些小说家自觉返归传统，以地方性地理事物与人事经纬小说的努力，则更值得重视，因为，中国小说之为“中国小说”，就在它的中国元素;而史学、地學与文学的融通，正是中国小说最突出的“中国元素”。
有鉴于此，我以为提出当代小说的方志性问题，不单是对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经验的一种总结，同时也是在“重构中国小说诗学”的文学史高度，对当代小说创作经验的一种有力观照和检讨。当然，就这篇文章而言，不可能进入此一问题的本体性研究，我想做的，仅是对研究的缘起、领域、方法、原则等略加阐述。
一、为什么研究“方志性写作”？
谁都知道，地方志是地方志，小说是小说，两者一属史学，一属文学，原本就相去甚远。地方志并非小说的必备要素，小说亦非无地方志则不成其为“小说”。之所以提出地方志与当代小说间的实践、诗学、小说史关系，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小说传统当中，原本小说与国史、野史及地方史就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同为小说，不同国家可能渊源不同。就中国的小说分析，历史是它的重要的源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把神话和传说视为小说之渊源，但神话与传说，事实上就是“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而构造出的“历史”。②司马迁的《史记》，本就有多处采信神话与传说的地方。至于被誉为“传统中国文言小说的巅峰”的唐传奇，它实际的渊源则是“包含了早期官修史书”和“汉六朝时期的非官方史传作品”等中国传记文学传统。③中国小说长期庇托于“史”的浓荫之下。出乎正史，便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等演义小说;入乎野史，则有《青异录》《南唐近事》《西京杂记》《酉阳杂俎》《唐摭言》《北梦琐言》《涑水记闻》等文人笔记小说。史学的过度繁盛，在一定的程度上，甚至抑制了中国小说的生长空间，使得小说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且地位极为低下，远不能与诗词文赋相比，更不能与历史的“大说”相提并论。
至于中国小说和地方志间的关系，则更为繁复紧密。一者，地方志作为地方史，实为一地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大全和地情书，“举凡一地之自然环境、政事旧闻、经济物产、文化艺术、风俗民情、名胜古迹等，无不包容”。所以，一地之艺文志、人物传记和附属诗文辑录，自然是地方志必会记载的。而且地方志中很多记载遗闻琐事、人物生平的文章，本就是小说。另一方面，世人或专写、或偶一涉及到一地之山川河流、物产古迹、旧闻掌故、风俗人伦、奇人异事、典章制度等，又怎能弃方志于不顾？即便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的正史类小说，亦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而创作出来的④。这里的“小说”，就包括了流传民间的说话故事。
中国当代小说，承继绵延的古典传统，“史”的余韵不绝。这当中既有气势恢宏的国史和正史，也有蛮荒古老的地方史、村史乃至是野史。远的不说，单就近四十年来的小说和小说家而言，姚雪垠、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刘绍棠、王蒙、古华、宗璞、高晓声、梁晓声、冯骥才、郑义、阿城、韩少功、李杭育、张承志、路遥、莫言、贾平凹、陈忠实、二月河、王安忆、阎连科、刘震云、迟子建、阿来、余华、苏童、毕飞宇、李洱、盛可以、徐则臣等，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作家作品名录。从一线作家到没成名作家，从写历史的到写现实的，写乡村的到写城市的，说每个作家的小说创作中都有方志元素自是夸大事实，但要说多数作家的小说创作或多或少都有参阅、披览而受惠于地方志，则并非夸大其辞。地方志的地方性事物和作家的想像力有机结合，塑造出众多铭刻着独异地方风情与生命气质的经典空间意象，如“高邮”“矮凳桥”“苏州”“大运河”“葛江川”“商州”“耙耧山脉”“高密东北乡”“北极村”“枫杨树乡”等。愈是古老的、较为封闭的地方，愈是有深厚文化积累和社会变迁缓慢的地方，作家似乎更愿意返回古朴的地方史，他（她）们的创作似乎就更难摆脱地方历史、地方生活的鬼魅般的审美诱惑。只是这些年来，当代小说与地方志的关系研究，总是被淹没在诸如“地域文学”“乡土文学”等概念的意涵之中，并没有作为一个学术论域独立出来而已。
这些年来，从地方志的角度评论和研究当代小说的文章，事实上也屡见于报刊。在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铁凝的《笨花》、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老生》、莫言的《四十一炮》、王安忆的《天香》、阎连科的《炸裂志》、孙慧芬的《上塘书》、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贺享雍的《乡村志》等作品时，批评家们不止一次提到过“地方志”这一概念。有些时候，人们还会用诸如“方志小说”⑤、“文学‘地方志’”⑥、“方志叙事”⑦等颇具理论含量的批评术语，表达他们对文学和地方志之间关系的诗学理解。 不过，虽说以方志为批评视角的文章不少，但批评家们对方志与中国小说之间关系的理解还是非常不够的。多数时候，“地方志”只是一个暂时的批评修辞，被用来临时解释那些具有地方性叙事经验的小说;而有些时候，许多和地方志无涉，只是写到地方生活经验的小说，也被冠以“方志写作”之名，显得似是而非。地方志和小说究竟什么关系？地方志如何进入小说？地方志进入小说，给当代小说带来哪些结构性的改变？学术界和批评界如何上升到小说理论、小说史的高度，看待地方志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关系？等等，这些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史价值的问题，迄今并没有人对此做出宏通的、深耕细作的研究。
二、研究“方志性写作”什么？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当如何处理当代小说领域“方志性写作”这一现象或曰当代传统？⑧我以为，单纯从作家作品论、从批评的角度去立论和阐释，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形成历史的、系统的、深入的分析、解剖和研究，方不辜负这一伟大的中国小说的古典传统与美学遗产。
首先， 需要系统观照地方志对当代小说的形态学塑造。
地方志进入小说，对小说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观念、内容、形式、结构、修辞、技巧、语言与小说思维等各个不同的方面。从小说形态学角度看，地方志对小说的塑造，最主要的就是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地方志作为地方史学、地学的综合文献，涉及到地方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物候、城市、气象、风俗、人物等。宋司马光为《河南志》所作序中有云：“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骤、庙宇、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⑨小说倘若是择取地方志作为写作的材料，那么在“形”（山川地形）、“物”（物产器皿）、“人”（才俊奇人）、“事”（轶事异事）、“风”（风俗人伦）、“故”（典章古迹）等方面，都必然会丰富充盈小说的体质。以贾平凹的《山本》观察，小说中的人事风物，多有来自地方志书。写“形”，则有“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的秦岭;写“物”，则有叫声像喊人名的山鹧，长着狗身人脚的熊，牙长如象的野猪，声音沙哑似哭似笑的鸱鸺，以及其他众多动植物;写“人”，则有安仁堂瞎眼的智者陈先生，地藏菩萨庙的哑巴师父宽展，及后记所提到的元末画家倪云林等;写“事”，写“风”，写“故”，也是林林总总不计其数……。小说的《后记》中，贾平凹自述，他曾希望把秦岭完完整整地走一遍，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⑩这些存活在民间与史志中的“许许多多传奇”，与秦岭的自然物候共同构造出《山本》接通天地、创化万物、融贯古今的审美世界。
在小说的形式上，地方志的引入同样会丰富小说的结构、形制与技法。近些年来，确实出现不少以方志笔法写出来的作品，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孙慧芬的《上塘书》、阎连科的《炸裂志》、阿来的《瞻对》、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等。其中，阎连科的《炸裂志》在小说的形式革新上当最具有代表性。小说第一章“附篇”里，作家就以真名实姓出场，煞有介事地写到自己编“炸裂志”的缘起，编纂委员会人员组织、编志的时间安排、体例安排等等。从第二章开始，阎连科就分门别类，逐一写到了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炸裂村”的“舆地沿革㈠”“变革元年”“人物篇”“政权㈠”“传统习俗”“政权㈡”“综合经济”“自然生态”“深层变革”“较量”“防卫事宜”“后工业时代”“舆地沿革㈡”“文化、文物与历史”“新家族人物”“舆地大沿革㈠”“舆地大沿革㈡”，最后以“主笔导言（尾声）”收束全书。纵观全书，阎连科不过是以荒诞之笔写荒唐之人，记荒唐之事，录荒唐之言而已。而志书的写作形式，一方面传导出的是作家“秉笔实录”的现实主义态度;另一方面，则寄予着作家深沉的对人类未来的担忧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因为，在阎连科的写作意识里，“炸裂村”——今天人类创作出的“壮举”，在未来的历史里，不过是一则荒诞的笑话。而荒诞，正是《炸裂志》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要旨所在。
其次，是研究“方志性写作”与中国当代小说的理论构造。
中国古典文论以诗学为宗，词学、戏剧学次之。小说理论，因为小说自身地位极低，所以相对较弱。唯有到明清两朝，金圣叹评《水浒传》、毛宗岗评《三国演义》、李卓吾评《西游记》、脂砚斋评《红楼梦》的出现，才有比较像样的小说理论。不过，虽然说“点评”的形式涉及到小说的结构、情节、人物形象塑造、语言、修辞、技法，涉及到小说的虚实、藏露、疏密、浓淡、连断等，但毕竟是零碎而不成体例的，多感悟而乏于理论建树。进入现代以来，我们的小说理论多依赖西学，建设性的成绩更显空疏。正是这样，我们才需要去关注和研究地方志融入当代小说，给小说带来的理论上的塑形和创新。
从小说理论沉淀的可能性来看，地方志给当代小说带来的变化极其丰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方志性小说的“风学”与“写人学”特点。何为“风学”，何为“写人学”，概念上的辨析意义不大。我想表达的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地方志是一种融合着地情与历史的地方史。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的生活，自然就会活出一方的文化，所以，作家在创作具有地方志色彩的小说时，无论是写人还是写事，都应该紧紧地抓住“人—地”关系来写。写人，则应当把人放在地理环境中，去体察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人的思想情感影响，对一地之人的生活状态、价值选择、伦理精神的塑造;寫事，则同样要把事的来龙去脉、因果逻辑、可解与不可解之处，放在自然地理环境与地方历史中去写。这种“人—地”关系和“人—地”文化，纵向上，塑造了一地之风俗人伦;横向上，则成为一个世道的人情人心。如汪曾祺的《受戒》，有一段写荸荠庵的几个和尚经常和外面的几个人打牌。小说这样写：
他们经常打牌。这是个打牌的好地方。把大殿上吃饭的方桌往门口一搭，斜放着，就是牌桌。桌子一放好，仁山就从他的方丈里把筹码拿出来，哗啦一声倒在桌上。斗纸牌的时候多，搓麻将的时候少。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 阅读这段文字，人们或许会疑惑于汪曾祺的基本伦理判断。牌客中的几个人，说师兄弟三人和收鸭毛的是“正经人”还过得去，怎么“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也成了他笔下的“正经人”了呢？这怎么说也违背了人们的日常伦理判断吧？一般的解释，多说这是汪曾祺的幽默和反讽。可如果我们把汪曾祺的描寫，放在那个富足、丰饶、平和、冲淡的水乡，放在一个只有俗世的烟火气，却没有世俗的成见、是非心、分别心，没有仇恨、争斗、算计的日常生活中来看，或许就会理解，所谓的“正经”或“不正经”，不过是我们以一己之执见，以我观他，以我之是是人，以我之非非人而已。“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这样的叙述，不是汪曾祺的幽默和反讽，而是如庄子所说的“至人无己”的境界。
这种“人—地”关系式的写人叙事法，按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来解释似乎也无不可，但我更愿把它看作是源自《诗经》的古老“风学”传统。按照傅斯年的考证，《诗经》的“风”只是歌词的泛称，“入战国成一种诡辞之称，至汉初乃演化为枚马之体”{11}。所谓“十五国风”，不过是十五国的歌诗。不过我倒觉得，“风”字更是文化哲学上的，它汇通儒道，源自自然之理，形之于人伦之序。所谓小说中的“风学”，就是我们在一地之自然与历史当中，去省察世道、体味人心的一种方法。
再次，是在小说史的视野中，去凝练当代方志性写作的中国诗学经验。
地方志进入小说，是中国小说的特有现象，且有历史的普遍性，所以，在研究当代小说领域的方志性写作现象时，有必要把当代作家的写作，放置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大脉络中去观察和思考。
从小说史的角度言之，我们今天研究当代小说领域的方志性写作，主要就是识其源而辨其流，知其常而论其变。所谓识其源，就是辨明中国小说传统当中，地方志进入小说包括整个文学，诗歌、散文、赋等的发生学问题。这个发生学，是中国文学的独有经验，也是中国小说的独特诗学经验。我们需要把当代小说放到中国小说传统中看，看当代小说方志性写作与整个文学传统的关系，看它的恒常在哪，何以恒常;看它的衍变在哪，何以衍变。源流常变之间，自有学术问题意识的激荡。
这种小说史性质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一方面，尽管地方志介入小说（其实不仅仅是小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条传统的线索还是幽而未明的，小说史性质的勾连和贯通，可以让它明而可见;另一方面，地方志和方志性小说是中国特有的史学经验和文学经验，这种小说史性质的梳理，有助于推动对它的独特的历史经验、美学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唯有在小说史的把握中，当代方志性写作所持守的恒常，与经历时世变迁而带来的小说内涵、形态等的变异，才可看得清楚。也唯有在小说史的链条上，当代方志性写作的学术问题意识，亦才可浮现。
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当代小说领域的“方志性写作”，它的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而言：
首先，可拓展当代小说的审美视域和写作空间。
好的小说，不一定非得如“百科全书”一般的包罗万象，但倘若作家能以含纳天地、吞吐日月、贯通古今的胸襟和视野去写小说，自然就具备了好小说的格局与气象。中国小说史上，那些穷究自然与人道、世运与天命的小说确实不少，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能被后世称为“四大名著”，自是有它的“大”处之所在。
证之以当代小说，这种大格局的作品其实也不在少数，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炜的《九月寓言》、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格非的《春尽江南》、金宇澄的《繁花》、李洱的《应物兄》等，我以为都是兼具生动生命气象与雄浑历史气势的伟大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大多数小说家，均有食洋不化的毛病，他们在吸收西方小说的营养时，因为无法移植西方小说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哲学土壤，所以很多时候都把学习西方小说学成了“夹生饭”。一种情况是：他们照搬西方小说“写人性”传统，但却无法移植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和精神分析科学背景，因此作家们的“写人性”，往往成了毫无节制、毫无深度的动物性刻画，人性被写得支离破碎。他们尤为擅长写人性的复杂与扭曲，而没有把人性与社会、时代、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另外一种情况是：当代小说家们是崇尚技术，沉迷于对结构、修辞和叙事技巧的探险。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大多数小说存在着扁平化、窄化、单一化的现象。
地方志进入小说，虽说未必就可以推出“大”作品，但对当代小说审美视域和叙事空间的开拓，当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毕竟，地方志是一种融史学与地学、政情与民情、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为一体的综合性空间，浓缩着一个地方的全部事物，且有“天—地”“天—人”“人—地”“古—今”的贯通。所以，作家以地方志作为写作资源而创作小说，在所展示生活的宽度、厚度、深度、包容度等方面，自然会超出一般的小说。如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作品以方志体式，分“疆域”“语言”“风俗研究”“虞衡志”“列传”“艺文志”几个部分，分门别类地对汤厝的山脉、河流、树木、历史人物、神话、诗歌，汤厝人的语言习惯、语汇、语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农事与祭等作出文学化的生动叙述。这篇小说的可赞许之处，并不在于作家写出那个叫汤厝的村落的地方性事物，而在于作家以微观人类学的叙事方法，对汤厝所作出的文明的诊断。作家是站在一个更高的文明的视野，对汤厝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作出审美的观照。虽说作家对汤厝的叙说较为分散，但在整个小说的叙述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从来不是一事一叙，而是将汤厝作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写事则见人，写人则见物，写今则见古。身居汤厝的一切事物，都处在紧密联系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是如此，小说当中山水、人物、语言、风俗的描写，都贯穿着淋漓的天地之气而生生不息。
其次，可丰富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开掘出当代小说的“在地”气质。 小说有审美认识功能。倘以地方志作为素材来源，那么当代小说无疑会扩大、丰富、深化我们对“中国”的理解。传统的中国社会，编制地方志的目的多是出于治国理政、教化一方、保存史料等的考虑，所谓“为政者知其务，观风者采其俗，作史者核其实，立言者缀其文，尚友者论其世”{12}，就是这个意思。“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作为“资治”的辅助，地方志书除通志外，各府、郡、州、县，包括有些镇、乡、村、屯等都有各自的志书。而从保存史料的角度出发，许多山、河、湖、溪、关、场、亭、寺等也都有志书流传。以中国地域之广，各地自然地理、历史沿革、人伦风习差别之大来看，如是以志书入小说，那么，中国小说所呈现的“中国”，无疑是极为具象、丰富、生动，充满历史感的。
当然，这种“中国”的多层次性，不单是自然、地理、物产、气候、风俗、语言、习惯等的多样性，还体现在人的精神、心理、价值意识的多样性。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对当代小说创作和读者的中国认知，显然意义更大。如乡土小说，从当代文学的基本经验看，这些年乡土小说创作的主体，基本上是以中原作家为主，像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等。中原文化内在的同一性，使得我们对乡土小说所展现的“乡土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往往都局限在中原的文化同一性当中。乡土小说的题外之旨，也不外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些启蒙主义构造的范式。但如果能注意到东部和南方作家的乡土小说，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乡土中国。如浙江作家浦子的“王庄三部曲”（《龙窑》《独山》《大中》）。虽说从整个框架上，小说并没有脱离启蒙主义设定的“两个冲突”，但浦子所塑造出来的“王庄”，不仅在生活的外观上与中原的乡村有显著差别，充满着浙东山海相连的鸿蒙大荒的气息;在人的精、气、神方面，浦子所捕捉到的，也是那种刚健、强悍、勇猛、不驯的“心气”，“三部曲”中王利民、王传达、王德清等，皆是如此。毕竟，浙东这块土地上诞生过王阳明的“心学”，有着鲁迅所提到的浙东人的“硬气”。
地方志乃一地自然、社会的全史，有形的、无形的，都见诸于志书的记载当中。作家如能以考古学家的精细，勤勘苦觅，再辅之以作家充沛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我以为，中国当代小说家自会有无数属于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
再次，可适当摆脱作家对西方小说理论的依赖，实践小说艺术上的“中国制造”。
方志性写作包含着丰富的小说理论，和当代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其中的理论资源，需要我们去挖掘、发现和整理。这种小说理论的发现，对中国小说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众所周知，自现代以来，中国小说一直师法西方，小说观念、小说理论、创作技巧等，作家们无一不以西方之是为是、之非为非，所以，中国小说和西方相异之处都被视为负资产。近代翻译家周桂笙批评中国小说，开头“往往自报家门，然后详其事迹;或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他对法国小说《毒蛇圈》开篇“即就父女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然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则赞赏有加。{13}
这种对西方小说的倾慕和中国小说传统的自我否定，根子在近代以来中国所承受的殖民主义屈辱，是它导致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多不以文学自身的优劣判优劣，而以国势强弱断文学的是非。西方强，则文化强，文学亦强;中国弱，则文化弱，文学亦弱。直至今日，中国小说家的小说阅读、小说理念、结构技巧、修辞方法、叙事手段等，几乎都是取道欧美。我们说，文学自有其相通之处，中国小说家学习西方小说，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小说大国，我们对人类小说的贡献是什么？难道就是按照西方的小说理论，生产出大批小说作品吗？我想显然不是，而是我们应该向这个世界贡献中国作家的小说智慧，丰富这个世界小说的版图。
由此而论，我以为中国小说还是需要反顾自家的传统。这样的反顾不是源自文学上的民族主义焦虑，而是关系到中国小说的未来。虽说中国的小说近些年在国外有些影响，但真正产生影响的，我想还是小说家所处理的原始、古朴、粗粝的中国生活，而不是小说内在的观念、理论、技巧、方法。地方志进入小说，可以在很多层面打开小说的叙事图景，凸显小说的中国元素。像前面提到的“风学”传统、“写人学”问题等，就是如此。除此之外，地方志进入小说，还可以强化当代小说的“地学”和“博物学”特征;地方志的形式，志人、志事的方法，结构的技巧等，同样可以内化为小说的法门。事实上，中国小说的很多东西，与欧美小说理论是可以相通的，如“空间理论”和“图像学”。倘若从地方志的角度来看，中国小说是有自己的“空间”和“图像”的，《西游記》开篇言“混沌”，讲天地之数和世界之分，即有四大部洲，曰东胜神州，曰西牛贺洲，曰南瞻部洲，曰北俱芦洲，东、西、南、北俱全;《三国演义》写诸葛孔明“定三分隆中决策”，讲荆州之形要，即有“北据汉、沔，东连吴会，利尽南海，西通巴、蜀”之论。方志为治国理政的工具，其中多有诸如地志、舆地图、地记、图经等，空间、图形、地图资源极为丰富，其中的理论和思想史内涵，值得总结。
是故，从方志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索解存活于当代小说中的方志元素，以及方志给当代小说带来的审美生命，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
四、研究需注意的原则
不管地方志和中国小说的关系是何等密切，方志毕竟是方志，是史学和地学文献，而不是小说。正是如此，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还有一个史学、地学材料向小说，或者说以小说的方式审美转化的问题。所以，研究当代小说领域的方志性写作，有几个原则确需把握：
第一，就是它的审美性原则。地方志有地方志的规范、笔法、框架、功能，与小说相去甚远。虽然地方志当中有很多人、事记录，具有小说的叙事成分，但两者终究大有径庭。地方志元素——无论是山水自然，还是人物风俗、历史记载、典章制度，在转化为小说的材料时，都有一个小说家的立意、布局、结构、篇章等对材料的筛选、激活、创化等问题。小说家必然会依据他们的愿景，对地方志材料有相应的裁剪。而且，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癖好，小说创作过程中，有无、繁简、虚实、藏露、轻重、连断、浓淡，作家写人状物时候的点染与勾皴、写神与刻画等，都会影响到地方志原始材料的小说美学转化，自然不会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把地方志的叙事资源生搬硬套到小说中来。一如清代画论家笪重光论山水画时所说，“夫山水气象，以浑为宗;林峦交割，以清为法”{14}，一幅山川画，追求的是总体上的浑然一体和局部的清晰可辨，而以方志为材料的小说创作，其最具想象力的审美境界，何尝不是小说与方志的“浑然一体”？ 第二，则是它的同一性原则。就地方志而言，它所呈现的，都是古代、古人的生活与文化事物，当代小说家倘若以地方志作为小说的素材，就必然涉及到古代的生活如何与现代生活打通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所以，我们研究方志性写作，就要注意到它的古今同一性原则。这个古今同一性，其实就是在生活、文化、生命的尺度上，建立起古今之间史的联系。作为一地之史学、地学书，地方志除了描述了一地的自然风光、山水草木和地理形要外，还承载着特定地方的生活史、文化史、生命史。所以在创作上，无论作家是以今观古，还是以古观今，都要在生活、文化、生命的维度上，把古人今人的一切打通，形成古今的互动;唯有把古今打通，形成古今的互动，方志资源才可能是活泼潺湲之水，因此有沄沄之态，有流动之形。胡适曾以“活文学”和“死文学”区隔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古今不通，则为“死”;古今相通，则为“活”。
第三，乃是它的批判性原则。所谓批判性原则，并非说对地方志所记载的古人生活、典章制度、风俗人伦等，就必须持否定、批判的态度，而是说，地方志毕竟是形成于过去的地方历史记载，必然承载着特定时代、特定地方的意识形态。因为中国的地方志，从起源上讲虽说五花八门，但真正形成方志实践，则是魏晋以后的事情。大体上，方志都是儒学意识形态“资政”“教化”的史学实践。另外，有些方志，则因地方自然地理和人伦风物的殊异而有别具特点的地方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无论是儒学的还是民间的，实际上都需要作家以現代文明的眼光，在创作过程中加以文明的检视和反省。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开篇即有论曰：“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开始可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可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可作掌故，仿《文体》《艺苑》之体而作文征。三者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15}。章氏此论，虽是由文体上所立，但其宗旨，却在“通古人之遗义”，是在意识形态上为地方志的撰写立规矩。所谓“三家之学”，即是章氏作为儒者的见识和他的批判性。以现代文明为尺度的作家，以地方志为写作的材料，自然也该有现代文明的批判的精神。
注释：
①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页。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③[美]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632页。
④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前言），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页。
⑤辛古：《“方志小说”探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⑥刘起林：《<铁血湘西>：“正史”形态的文学地方志》，《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⑦段从学：《方志叙事与“地方文学史”的新可能》，《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9期。
⑧提出“方志性写作”这一概念，非在已有的“方志小说”“方志叙事”等概念之外另辟蹊径，而是鉴于“方志小说”“方志叙事”的解释力有限，因为，如果使用“方志小说”“方志叙事”这两个概念，那么小说当中涉及到多少和地方志有关的才算“方志小说”？“方志叙事”究竟是“方志的”叙事，还是“小说的”叙事？这些问题都很难把握。而“方志性写作”不一样，只要小说中涉及到了方志的元素，无论多少，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要素，我们都可以说，这些元素是“方志性的”;这样的小说，是“方志性写作”。
⑨转引自郑丽霞：《陈梦林文学与方志学理论的相互融通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⑩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3页。
{11}傅斯年：《诗经讲义稿》，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12}摘引自曹子西、朱明德主编：《中国现代方志学》，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
{13}知新室主人（周桂笙）：《<毒蛇圈>译者识语》，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1897—1929），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14}[清]笪重光：《画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15}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29页。
关键词：史地之学;地方志;当代小说;中国诗学经验
中国当代小说——无论是创作、批评，还是研究——都该正视小说与地方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中国小说有自家的传统。倘说词为“诗余”，那么，小说亦可说为“史余”。中国小说的来路，就是从史传、志书等转出。按照章学诚的说法，“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所以“六经皆史也”①。既然六经皆为史学，说小说为“史余”，也是说得过去的。现代以来，因应时势之变，中国小说穿越“历史三峡”（史学家唐德刚语），在古今两代与中西两型之间交会激荡。如今，当代小说有无穿过“三峡”，尚难定论，但中国小说百年间融贯中西、会通古今的小说史经验，确实值得总结。特别是眼下，中国小说家再学欧美似乎已取无可取（该学的都学了），相比较讲来，有些小说家自觉返归传统，以地方性地理事物与人事经纬小说的努力，则更值得重视，因为，中国小说之为“中国小说”，就在它的中国元素;而史学、地學与文学的融通，正是中国小说最突出的“中国元素”。
有鉴于此，我以为提出当代小说的方志性问题，不单是对中国当代小说叙事经验的一种总结，同时也是在“重构中国小说诗学”的文学史高度，对当代小说创作经验的一种有力观照和检讨。当然，就这篇文章而言，不可能进入此一问题的本体性研究，我想做的，仅是对研究的缘起、领域、方法、原则等略加阐述。
一、为什么研究“方志性写作”？
谁都知道，地方志是地方志，小说是小说，两者一属史学，一属文学，原本就相去甚远。地方志并非小说的必备要素，小说亦非无地方志则不成其为“小说”。之所以提出地方志与当代小说间的实践、诗学、小说史关系，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小说传统当中，原本小说与国史、野史及地方史就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同为小说，不同国家可能渊源不同。就中国的小说分析，历史是它的重要的源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把神话和传说视为小说之渊源，但神话与传说，事实上就是“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而构造出的“历史”。②司马迁的《史记》，本就有多处采信神话与传说的地方。至于被誉为“传统中国文言小说的巅峰”的唐传奇，它实际的渊源则是“包含了早期官修史书”和“汉六朝时期的非官方史传作品”等中国传记文学传统。③中国小说长期庇托于“史”的浓荫之下。出乎正史，便有《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水浒传》等演义小说;入乎野史，则有《青异录》《南唐近事》《西京杂记》《酉阳杂俎》《唐摭言》《北梦琐言》《涑水记闻》等文人笔记小说。史学的过度繁盛，在一定的程度上，甚至抑制了中国小说的生长空间，使得小说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且地位极为低下，远不能与诗词文赋相比，更不能与历史的“大说”相提并论。
至于中国小说和地方志间的关系，则更为繁复紧密。一者，地方志作为地方史，实为一地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大全和地情书，“举凡一地之自然环境、政事旧闻、经济物产、文化艺术、风俗民情、名胜古迹等，无不包容”。所以，一地之艺文志、人物传记和附属诗文辑录，自然是地方志必会记载的。而且地方志中很多记载遗闻琐事、人物生平的文章，本就是小说。另一方面，世人或专写、或偶一涉及到一地之山川河流、物产古迹、旧闻掌故、风俗人伦、奇人异事、典章制度等，又怎能弃方志于不顾？即便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的正史类小说，亦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而创作出来的④。这里的“小说”，就包括了流传民间的说话故事。
中国当代小说，承继绵延的古典传统，“史”的余韵不绝。这当中既有气势恢宏的国史和正史，也有蛮荒古老的地方史、村史乃至是野史。远的不说，单就近四十年来的小说和小说家而言，姚雪垠、汪曾祺、林斤澜、陆文夫、刘绍棠、王蒙、古华、宗璞、高晓声、梁晓声、冯骥才、郑义、阿城、韩少功、李杭育、张承志、路遥、莫言、贾平凹、陈忠实、二月河、王安忆、阎连科、刘震云、迟子建、阿来、余华、苏童、毕飞宇、李洱、盛可以、徐则臣等，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的作家作品名录。从一线作家到没成名作家，从写历史的到写现实的，写乡村的到写城市的，说每个作家的小说创作中都有方志元素自是夸大事实，但要说多数作家的小说创作或多或少都有参阅、披览而受惠于地方志，则并非夸大其辞。地方志的地方性事物和作家的想像力有机结合，塑造出众多铭刻着独异地方风情与生命气质的经典空间意象，如“高邮”“矮凳桥”“苏州”“大运河”“葛江川”“商州”“耙耧山脉”“高密东北乡”“北极村”“枫杨树乡”等。愈是古老的、较为封闭的地方，愈是有深厚文化积累和社会变迁缓慢的地方，作家似乎更愿意返回古朴的地方史，他（她）们的创作似乎就更难摆脱地方历史、地方生活的鬼魅般的审美诱惑。只是这些年来，当代小说与地方志的关系研究，总是被淹没在诸如“地域文学”“乡土文学”等概念的意涵之中，并没有作为一个学术论域独立出来而已。
这些年来，从地方志的角度评论和研究当代小说的文章，事实上也屡见于报刊。在论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铁凝的《笨花》、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老生》、莫言的《四十一炮》、王安忆的《天香》、阎连科的《炸裂志》、孙慧芬的《上塘书》、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贺享雍的《乡村志》等作品时，批评家们不止一次提到过“地方志”这一概念。有些时候，人们还会用诸如“方志小说”⑤、“文学‘地方志’”⑥、“方志叙事”⑦等颇具理论含量的批评术语，表达他们对文学和地方志之间关系的诗学理解。 不过，虽说以方志为批评视角的文章不少，但批评家们对方志与中国小说之间关系的理解还是非常不够的。多数时候，“地方志”只是一个暂时的批评修辞，被用来临时解释那些具有地方性叙事经验的小说;而有些时候，许多和地方志无涉，只是写到地方生活经验的小说，也被冠以“方志写作”之名，显得似是而非。地方志和小说究竟什么关系？地方志如何进入小说？地方志进入小说，给当代小说带来哪些结构性的改变？学术界和批评界如何上升到小说理论、小说史的高度，看待地方志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关系？等等，这些具有理论价值和学术史价值的问题，迄今并没有人对此做出宏通的、深耕细作的研究。
二、研究“方志性写作”什么？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当如何处理当代小说领域“方志性写作”这一现象或曰当代传统？⑧我以为，单纯从作家作品论、从批评的角度去立论和阐释，显然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形成历史的、系统的、深入的分析、解剖和研究，方不辜负这一伟大的中国小说的古典传统与美学遗产。
首先， 需要系统观照地方志对当代小说的形态学塑造。
地方志进入小说，对小说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它涉及到观念、内容、形式、结构、修辞、技巧、语言与小说思维等各个不同的方面。从小说形态学角度看，地方志对小说的塑造，最主要的就是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地方志作为地方史学、地学的综合文献，涉及到地方的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物候、城市、气象、风俗、人物等。宋司马光为《河南志》所作序中有云：“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骤、庙宇、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⑨小说倘若是择取地方志作为写作的材料，那么在“形”（山川地形）、“物”（物产器皿）、“人”（才俊奇人）、“事”（轶事异事）、“风”（风俗人伦）、“故”（典章古迹）等方面，都必然会丰富充盈小说的体质。以贾平凹的《山本》观察，小说中的人事风物，多有来自地方志书。写“形”，则有“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的秦岭;写“物”，则有叫声像喊人名的山鹧，长着狗身人脚的熊，牙长如象的野猪，声音沙哑似哭似笑的鸱鸺，以及其他众多动植物;写“人”，则有安仁堂瞎眼的智者陈先生，地藏菩萨庙的哑巴师父宽展，及后记所提到的元末画家倪云林等;写“事”，写“风”，写“故”，也是林林总总不计其数……。小说的《后记》中，贾平凹自述，他曾希望把秦岭完完整整地走一遍，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⑩这些存活在民间与史志中的“许许多多传奇”，与秦岭的自然物候共同构造出《山本》接通天地、创化万物、融贯古今的审美世界。
在小说的形式上，地方志的引入同样会丰富小说的结构、形制与技法。近些年来，确实出现不少以方志笔法写出来的作品，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孙慧芬的《上塘书》、阎连科的《炸裂志》、阿来的《瞻对》、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等。其中，阎连科的《炸裂志》在小说的形式革新上当最具有代表性。小说第一章“附篇”里，作家就以真名实姓出场，煞有介事地写到自己编“炸裂志”的缘起，编纂委员会人员组织、编志的时间安排、体例安排等等。从第二章开始，阎连科就分门别类，逐一写到了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炸裂村”的“舆地沿革㈠”“变革元年”“人物篇”“政权㈠”“传统习俗”“政权㈡”“综合经济”“自然生态”“深层变革”“较量”“防卫事宜”“后工业时代”“舆地沿革㈡”“文化、文物与历史”“新家族人物”“舆地大沿革㈠”“舆地大沿革㈡”，最后以“主笔导言（尾声）”收束全书。纵观全书，阎连科不过是以荒诞之笔写荒唐之人，记荒唐之事，录荒唐之言而已。而志书的写作形式，一方面传导出的是作家“秉笔实录”的现实主义态度;另一方面，则寄予着作家深沉的对人类未来的担忧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因为，在阎连科的写作意识里，“炸裂村”——今天人类创作出的“壮举”，在未来的历史里，不过是一则荒诞的笑话。而荒诞，正是《炸裂志》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要旨所在。
其次，是研究“方志性写作”与中国当代小说的理论构造。
中国古典文论以诗学为宗，词学、戏剧学次之。小说理论，因为小说自身地位极低，所以相对较弱。唯有到明清两朝，金圣叹评《水浒传》、毛宗岗评《三国演义》、李卓吾评《西游记》、脂砚斋评《红楼梦》的出现，才有比较像样的小说理论。不过，虽然说“点评”的形式涉及到小说的结构、情节、人物形象塑造、语言、修辞、技法，涉及到小说的虚实、藏露、疏密、浓淡、连断等，但毕竟是零碎而不成体例的，多感悟而乏于理论建树。进入现代以来，我们的小说理论多依赖西学，建设性的成绩更显空疏。正是这样，我们才需要去关注和研究地方志融入当代小说，给小说带来的理论上的塑形和创新。
从小说理论沉淀的可能性来看，地方志给当代小说带来的变化极其丰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方志性小说的“风学”与“写人学”特点。何为“风学”，何为“写人学”，概念上的辨析意义不大。我想表达的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地方志是一种融合着地情与历史的地方史。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的生活，自然就会活出一方的文化，所以，作家在创作具有地方志色彩的小说时，无论是写人还是写事，都应该紧紧地抓住“人—地”关系来写。写人，则应当把人放在地理环境中，去体察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人的思想情感影响，对一地之人的生活状态、价值选择、伦理精神的塑造;寫事，则同样要把事的来龙去脉、因果逻辑、可解与不可解之处，放在自然地理环境与地方历史中去写。这种“人—地”关系和“人—地”文化，纵向上，塑造了一地之风俗人伦;横向上，则成为一个世道的人情人心。如汪曾祺的《受戒》，有一段写荸荠庵的几个和尚经常和外面的几个人打牌。小说这样写：
他们经常打牌。这是个打牌的好地方。把大殿上吃饭的方桌往门口一搭，斜放着，就是牌桌。桌子一放好，仁山就从他的方丈里把筹码拿出来，哗啦一声倒在桌上。斗纸牌的时候多，搓麻将的时候少。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 阅读这段文字，人们或许会疑惑于汪曾祺的基本伦理判断。牌客中的几个人，说师兄弟三人和收鸭毛的是“正经人”还过得去，怎么“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也成了他笔下的“正经人”了呢？这怎么说也违背了人们的日常伦理判断吧？一般的解释，多说这是汪曾祺的幽默和反讽。可如果我们把汪曾祺的描寫，放在那个富足、丰饶、平和、冲淡的水乡，放在一个只有俗世的烟火气，却没有世俗的成见、是非心、分别心，没有仇恨、争斗、算计的日常生活中来看，或许就会理解，所谓的“正经”或“不正经”，不过是我们以一己之执见，以我观他，以我之是是人，以我之非非人而已。“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这样的叙述，不是汪曾祺的幽默和反讽，而是如庄子所说的“至人无己”的境界。
这种“人—地”关系式的写人叙事法，按照“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理论来解释似乎也无不可，但我更愿把它看作是源自《诗经》的古老“风学”传统。按照傅斯年的考证，《诗经》的“风”只是歌词的泛称，“入战国成一种诡辞之称，至汉初乃演化为枚马之体”{11}。所谓“十五国风”，不过是十五国的歌诗。不过我倒觉得，“风”字更是文化哲学上的，它汇通儒道，源自自然之理，形之于人伦之序。所谓小说中的“风学”，就是我们在一地之自然与历史当中，去省察世道、体味人心的一种方法。
再次，是在小说史的视野中，去凝练当代方志性写作的中国诗学经验。
地方志进入小说，是中国小说的特有现象，且有历史的普遍性，所以，在研究当代小说领域的方志性写作现象时，有必要把当代作家的写作，放置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大脉络中去观察和思考。
从小说史的角度言之，我们今天研究当代小说领域的方志性写作，主要就是识其源而辨其流，知其常而论其变。所谓识其源，就是辨明中国小说传统当中，地方志进入小说包括整个文学，诗歌、散文、赋等的发生学问题。这个发生学，是中国文学的独有经验，也是中国小说的独特诗学经验。我们需要把当代小说放到中国小说传统中看，看当代小说方志性写作与整个文学传统的关系，看它的恒常在哪，何以恒常;看它的衍变在哪，何以衍变。源流常变之间，自有学术问题意识的激荡。
这种小说史性质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一方面，尽管地方志介入小说（其实不仅仅是小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条传统的线索还是幽而未明的，小说史性质的勾连和贯通，可以让它明而可见;另一方面，地方志和方志性小说是中国特有的史学经验和文学经验，这种小说史性质的梳理，有助于推动对它的独特的历史经验、美学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唯有在小说史的把握中，当代方志性写作所持守的恒常，与经历时世变迁而带来的小说内涵、形态等的变异，才可看得清楚。也唯有在小说史的链条上，当代方志性写作的学术问题意识，亦才可浮现。
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当代小说领域的“方志性写作”，它的价值和意义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而言：
首先，可拓展当代小说的审美视域和写作空间。
好的小说，不一定非得如“百科全书”一般的包罗万象，但倘若作家能以含纳天地、吞吐日月、贯通古今的胸襟和视野去写小说，自然就具备了好小说的格局与气象。中国小说史上，那些穷究自然与人道、世运与天命的小说确实不少，像《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能被后世称为“四大名著”，自是有它的“大”处之所在。
证之以当代小说，这种大格局的作品其实也不在少数，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炜的《九月寓言》、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格非的《春尽江南》、金宇澄的《繁花》、李洱的《应物兄》等，我以为都是兼具生动生命气象与雄浑历史气势的伟大作品。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代大多数小说家，均有食洋不化的毛病，他们在吸收西方小说的营养时，因为无法移植西方小说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哲学土壤，所以很多时候都把学习西方小说学成了“夹生饭”。一种情况是：他们照搬西方小说“写人性”传统，但却无法移植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和精神分析科学背景，因此作家们的“写人性”，往往成了毫无节制、毫无深度的动物性刻画，人性被写得支离破碎。他们尤为擅长写人性的复杂与扭曲，而没有把人性与社会、时代、历史、文化联系起来。另外一种情况是：当代小说家们是崇尚技术，沉迷于对结构、修辞和叙事技巧的探险。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大多数小说存在着扁平化、窄化、单一化的现象。
地方志进入小说，虽说未必就可以推出“大”作品，但对当代小说审美视域和叙事空间的开拓，当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毕竟，地方志是一种融史学与地学、政情与民情、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为一体的综合性空间，浓缩着一个地方的全部事物，且有“天—地”“天—人”“人—地”“古—今”的贯通。所以，作家以地方志作为写作资源而创作小说，在所展示生活的宽度、厚度、深度、包容度等方面，自然会超出一般的小说。如霍香结的《地方性知识》，作品以方志体式，分“疆域”“语言”“风俗研究”“虞衡志”“列传”“艺文志”几个部分，分门别类地对汤厝的山脉、河流、树木、历史人物、神话、诗歌，汤厝人的语言习惯、语汇、语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农事与祭等作出文学化的生动叙述。这篇小说的可赞许之处，并不在于作家写出那个叫汤厝的村落的地方性事物，而在于作家以微观人类学的叙事方法，对汤厝所作出的文明的诊断。作家是站在一个更高的文明的视野，对汤厝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作出审美的观照。虽说作家对汤厝的叙说较为分散，但在整个小说的叙述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从来不是一事一叙，而是将汤厝作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写事则见人，写人则见物，写今则见古。身居汤厝的一切事物，都处在紧密联系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正是如此，小说当中山水、人物、语言、风俗的描写，都贯穿着淋漓的天地之气而生生不息。
其次，可丰富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开掘出当代小说的“在地”气质。 小说有审美认识功能。倘以地方志作为素材来源，那么当代小说无疑会扩大、丰富、深化我们对“中国”的理解。传统的中国社会，编制地方志的目的多是出于治国理政、教化一方、保存史料等的考虑，所谓“为政者知其务，观风者采其俗，作史者核其实，立言者缀其文，尚友者论其世”{12}，就是这个意思。“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作为“资治”的辅助，地方志书除通志外，各府、郡、州、县，包括有些镇、乡、村、屯等都有各自的志书。而从保存史料的角度出发，许多山、河、湖、溪、关、场、亭、寺等也都有志书流传。以中国地域之广，各地自然地理、历史沿革、人伦风习差别之大来看，如是以志书入小说，那么，中国小说所呈现的“中国”，无疑是极为具象、丰富、生动，充满历史感的。
当然，这种“中国”的多层次性，不单是自然、地理、物产、气候、风俗、语言、习惯等的多样性，还体现在人的精神、心理、价值意识的多样性。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对当代小说创作和读者的中国认知，显然意义更大。如乡土小说，从当代文学的基本经验看，这些年乡土小说创作的主体，基本上是以中原作家为主，像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等。中原文化内在的同一性，使得我们对乡土小说所展现的“乡土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往往都局限在中原的文化同一性当中。乡土小说的题外之旨，也不外是“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这些启蒙主义构造的范式。但如果能注意到东部和南方作家的乡土小说，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乡土中国。如浙江作家浦子的“王庄三部曲”（《龙窑》《独山》《大中》）。虽说从整个框架上，小说并没有脱离启蒙主义设定的“两个冲突”，但浦子所塑造出来的“王庄”，不仅在生活的外观上与中原的乡村有显著差别，充满着浙东山海相连的鸿蒙大荒的气息;在人的精、气、神方面，浦子所捕捉到的，也是那种刚健、强悍、勇猛、不驯的“心气”，“三部曲”中王利民、王传达、王德清等，皆是如此。毕竟，浙东这块土地上诞生过王阳明的“心学”，有着鲁迅所提到的浙东人的“硬气”。
地方志乃一地自然、社会的全史，有形的、无形的，都见诸于志书的记载当中。作家如能以考古学家的精细，勤勘苦觅，再辅之以作家充沛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我以为，中国当代小说家自会有无数属于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
再次，可适当摆脱作家对西方小说理论的依赖，实践小说艺术上的“中国制造”。
方志性写作包含着丰富的小说理论，和当代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其中的理论资源，需要我们去挖掘、发现和整理。这种小说理论的发现，对中国小说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众所周知，自现代以来，中国小说一直师法西方，小说观念、小说理论、创作技巧等，作家们无一不以西方之是为是、之非为非，所以，中国小说和西方相异之处都被视为负资产。近代翻译家周桂笙批评中国小说，开头“往往自报家门，然后详其事迹;或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他对法国小说《毒蛇圈》开篇“即就父女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然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则赞赏有加。{13}
这种对西方小说的倾慕和中国小说传统的自我否定，根子在近代以来中国所承受的殖民主义屈辱，是它导致现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多不以文学自身的优劣判优劣，而以国势强弱断文学的是非。西方强，则文化强，文学亦强;中国弱，则文化弱，文学亦弱。直至今日，中国小说家的小说阅读、小说理念、结构技巧、修辞方法、叙事手段等，几乎都是取道欧美。我们说，文学自有其相通之处，中国小说家学习西方小说，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小说大国，我们对人类小说的贡献是什么？难道就是按照西方的小说理论，生产出大批小说作品吗？我想显然不是，而是我们应该向这个世界贡献中国作家的小说智慧，丰富这个世界小说的版图。
由此而论，我以为中国小说还是需要反顾自家的传统。这样的反顾不是源自文学上的民族主义焦虑，而是关系到中国小说的未来。虽说中国的小说近些年在国外有些影响，但真正产生影响的，我想还是小说家所处理的原始、古朴、粗粝的中国生活，而不是小说内在的观念、理论、技巧、方法。地方志进入小说，可以在很多层面打开小说的叙事图景，凸显小说的中国元素。像前面提到的“风学”传统、“写人学”问题等，就是如此。除此之外，地方志进入小说，还可以强化当代小说的“地学”和“博物学”特征;地方志的形式，志人、志事的方法，结构的技巧等，同样可以内化为小说的法门。事实上，中国小说的很多东西，与欧美小说理论是可以相通的，如“空间理论”和“图像学”。倘若从地方志的角度来看，中国小说是有自己的“空间”和“图像”的，《西游記》开篇言“混沌”，讲天地之数和世界之分，即有四大部洲，曰东胜神州，曰西牛贺洲，曰南瞻部洲，曰北俱芦洲，东、西、南、北俱全;《三国演义》写诸葛孔明“定三分隆中决策”，讲荆州之形要，即有“北据汉、沔，东连吴会，利尽南海，西通巴、蜀”之论。方志为治国理政的工具，其中多有诸如地志、舆地图、地记、图经等，空间、图形、地图资源极为丰富，其中的理论和思想史内涵，值得总结。
是故，从方志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小说，索解存活于当代小说中的方志元素，以及方志给当代小说带来的审美生命，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
四、研究需注意的原则
不管地方志和中国小说的关系是何等密切，方志毕竟是方志，是史学和地学文献，而不是小说。正是如此，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还有一个史学、地学材料向小说，或者说以小说的方式审美转化的问题。所以，研究当代小说领域的方志性写作，有几个原则确需把握：
第一，就是它的审美性原则。地方志有地方志的规范、笔法、框架、功能，与小说相去甚远。虽然地方志当中有很多人、事记录，具有小说的叙事成分，但两者终究大有径庭。地方志元素——无论是山水自然，还是人物风俗、历史记载、典章制度，在转化为小说的材料时，都有一个小说家的立意、布局、结构、篇章等对材料的筛选、激活、创化等问题。小说家必然会依据他们的愿景，对地方志材料有相应的裁剪。而且，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癖好，小说创作过程中，有无、繁简、虚实、藏露、轻重、连断、浓淡，作家写人状物时候的点染与勾皴、写神与刻画等，都会影响到地方志原始材料的小说美学转化，自然不会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把地方志的叙事资源生搬硬套到小说中来。一如清代画论家笪重光论山水画时所说，“夫山水气象，以浑为宗;林峦交割，以清为法”{14}，一幅山川画，追求的是总体上的浑然一体和局部的清晰可辨，而以方志为材料的小说创作，其最具想象力的审美境界，何尝不是小说与方志的“浑然一体”？ 第二，则是它的同一性原则。就地方志而言，它所呈现的，都是古代、古人的生活与文化事物，当代小说家倘若以地方志作为小说的素材，就必然涉及到古代的生活如何与现代生活打通的问题。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如何“古为今用”的问题，所以，我们研究方志性写作，就要注意到它的古今同一性原则。这个古今同一性，其实就是在生活、文化、生命的尺度上，建立起古今之间史的联系。作为一地之史学、地学书，地方志除了描述了一地的自然风光、山水草木和地理形要外，还承载着特定地方的生活史、文化史、生命史。所以在创作上，无论作家是以今观古，还是以古观今，都要在生活、文化、生命的维度上，把古人今人的一切打通，形成古今的互动;唯有把古今打通，形成古今的互动，方志资源才可能是活泼潺湲之水，因此有沄沄之态，有流动之形。胡适曾以“活文学”和“死文学”区隔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古今不通，则为“死”;古今相通，则为“活”。
第三，乃是它的批判性原则。所谓批判性原则，并非说对地方志所记载的古人生活、典章制度、风俗人伦等，就必须持否定、批判的态度，而是说，地方志毕竟是形成于过去的地方历史记载，必然承载着特定时代、特定地方的意识形态。因为中国的地方志，从起源上讲虽说五花八门，但真正形成方志实践，则是魏晋以后的事情。大体上，方志都是儒学意识形态“资政”“教化”的史学实践。另外，有些方志，则因地方自然地理和人伦风物的殊异而有别具特点的地方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无论是儒学的还是民间的，实际上都需要作家以現代文明的眼光，在创作过程中加以文明的检视和反省。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开篇即有论曰：“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开始可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可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可作掌故，仿《文体》《艺苑》之体而作文征。三者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15}。章氏此论，虽是由文体上所立，但其宗旨，却在“通古人之遗义”，是在意识形态上为地方志的撰写立规矩。所谓“三家之学”，即是章氏作为儒者的见识和他的批判性。以现代文明为尺度的作家，以地方志为写作的材料，自然也该有现代文明的批判的精神。
注释：
①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页。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③[美]梅维恒主编：《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上），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632页。
④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前言），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1页。
⑤辛古：《“方志小说”探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⑥刘起林：《<铁血湘西>：“正史”形态的文学地方志》，《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⑦段从学：《方志叙事与“地方文学史”的新可能》，《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第9期。
⑧提出“方志性写作”这一概念，非在已有的“方志小说”“方志叙事”等概念之外另辟蹊径，而是鉴于“方志小说”“方志叙事”的解释力有限，因为，如果使用“方志小说”“方志叙事”这两个概念，那么小说当中涉及到多少和地方志有关的才算“方志小说”？“方志叙事”究竟是“方志的”叙事，还是“小说的”叙事？这些问题都很难把握。而“方志性写作”不一样，只要小说中涉及到了方志的元素，无论多少，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要素，我们都可以说，这些元素是“方志性的”;这样的小说，是“方志性写作”。
⑨转引自郑丽霞：《陈梦林文学与方志学理论的相互融通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⑩贾平凹：《山本》，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523页。
{11}傅斯年：《诗经讲义稿》，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页。
{12}摘引自曹子西、朱明德主编：《中国现代方志学》，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2页。
{13}知新室主人（周桂笙）：《<毒蛇圈>译者识语》，陈鸣树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1897—1929），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
{14}[清]笪重光：《画荃》，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15}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下），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