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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债务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经济增速会放缓，但这是形成更稳健经济的必要过程。
“即使会妨碍经济增长，也必须要结束信贷扩张，这或许意味着经济增长下降到4%-5%，但之后可能会再次回升到6%-7%。”近日，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Adair Lord Turner）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
他同时表示，尽管相对2008年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问题，中国债务问题主要集中于国内，相对容易控制，但问题不容轻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所能采取的手段会越来越少。
日前，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中国的债务问题被重置于国际视野的焦点中。穆迪的分析代表了部分观察者的观点，其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放缓，导致经济更加依赖政策刺激，并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整体杠杆率将进一步上升。
就此，特纳认为，“由于债务问题主要集中于国内，且大多发生在与政府关联的领域，因此，中国政府会有很多手段来处置。”因而债务问题化解的成效，也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与决心。
阿代尔·特纳勋爵深入研究了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曾撰写名为《特纳评论：监管当局对全球银行危机的回应》（Turner Review： A regulatory response to the global banking crisis）的报告，对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提出重要建议。作为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和有“全球央行”之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领导者之一，特纳也参与主导了英国国内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对于近期美联储加息及未来可能进一步采取的货币收紧政策，特纳也在专访中提出了预期。他认为，由于经济复苏迹象并不强烈，因此“美联储在今年可能只会再加一次息。到2020年美联储的利率水平可能不会高于2%”。由于加息节奏缓慢，对于其他经济体的冲击力有限。
《财经》：上个月，穆迪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中国的债务问题又一次回到聚光灯下。经过长时间讨论，中国经济观察家发现债务繁荣仍在持续。您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阿代尔·特纳：中国的债务问题不同于美国债务问题，也不同于2008年时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债务问题，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债务都集中于国内，只有一小部分被国际投资人持有。即使中国爆发金融危机导致债务人违约，债务危机向全世界蔓延的风险也不存在。所以，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看到，因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抵押贷款无法偿付而引发英国的银行比如RBS突然陷入困境的连锁反应，这是不会发生的。
另一方面，大部分债务发生于与政府有关联的机构之间——国有企业欠国有银行的钱，地方政府欠国有银行的钱。这就意味着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将要引发风险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债务注销、将坏账转移给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进行处置，就像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末处理国有银行坏账时做的那样。所以他们对于债务处置还有很多手段。
但是随着时间发展，政府的选择就会越来越少。因为整个金融体系更加复杂，影子银行越来越庞大，对于政府来说就越来越难以搞清楚坏账到底在哪里。很多因素叠加之下，债务的风险无疑提高了很多。总的来说，因为债务集中于中国国内，政府也有一些办法来处置，所以相对而言比2008年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问题更容易控制一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一个问题。首先，持续的信贷增长导致资源错配。其次，对于每笔在资产端的信贷来说，必然对应着一笔负债，这有可能造成一系列风险。因为人们有可能将这些转移到境外，所以政府进行资本管制来限制。这些资产也可能会进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地产泡沫。他们又可能把钱花在现有的商品和服务上面，这会推高通胀。也就是说，快速扩张的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会有很多途径威胁经济的稳定。
《财经》：您认为中国债务问题最终可能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阿代尔·特纳：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令中国政府下定决心结束债务的快速增长。在此期间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公司可能会破产，有些建设投资可能会被迫撤回，特别是在二三线城市。而在解决债务问题的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速会放缓，但这是形成更稳健经济的必要过程。即使会妨碍经济增长，我认为政府也必须要结束信贷扩张，这或许意味着经济增长下降到4%-5%，但之后可能会再次回升到6%-7%。
再看存量债务，就算不是剧烈地去杠杆，但是只要它们不再增加，其在GDP中的比重就会下降，这会是长期的渐进过程。在利率水平低于名义GDP增速的较长时间里，如果新增信贷增速下降，债务占GDP的比重自然就会降低。你看英国1945年后的公共债务，在某种程度上并未被偿还。因为有大概25年时间，利率水平在3%左右，而经济增长率为7%，随着经济的增长，债务事实上萎缩了。其实，很多存量债务会因为经济增长而萎缩。
《财经》：最近，中国监管层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加强监管来去杠杆，央行收紧了流动性，金融市场也由此经历了一些震荡。政策制定者在处理资产泡沫时，应该如何防范金融危机发生？
阿代尔·特纳：其实过去三四年里，中国的监管措施有些来来回回。有一段时间，他们打算收紧货币政策、收紧流动性。但是当看到经济增速放缓，他们就放弃了，又重新加大信贷投放。虽然政策经常来回摇摆，但是之前尝试处置资产泡沫的政策是对的，比如对新增信贷采用贷款与价值比率限制（loan-to-value， LTV），鼓励银行审慎放贷，以及对贷款增加资本要求等等。
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手段的使用，而在于政府本身对处置资产泡沫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2015年，政府有意推高了资本市场的泡沫，后来出于担心主动刺破了这个泡沫，随即又开始担心资产价格下跌。之后又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推高了房地产泡沫。政府确实是有手段处置资产泡沫，但是他们又经常担心这会影响经济增速。
《财经》：以往金融危机的历史提供了明确的警示——经济复苏进程通常漫长而痛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尤其如此。为什么这次危机后，经济复苏会如此漫长而痛苦？
阿代尔·特纳：这正是我在《债务和魔鬼》这本书中探讨的问题。我认为，经济复苏之所以如此漫长痛苦的原因在于，危机爆发前积累了太多债务。从1950年到2007年，发达经济体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由50%上升至170%。快速积累的债务使这些经济体非常脆弱，一旦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出现动摇，这些经济体就会陷入债务无法处置的困境中。
积累的债务并不会凭空消失，它们只会在经济体各部门之间游移。比如私人部门尝试去杠杆，这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公共部门的赤字率就会上升。经过一段时间，政府转而开始担忧公共部门的债务，进而采取紧缩措施。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就会陷入长期的需求不足。这就可能产生“债务通缩”（debt deflation cycle），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解释过这种情况。
因此，在我看来，经济复苏乏力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发达经济体积累了过多债务，到现在我们都未能摆脱这些债务。目前全球的债务水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极低的利率水平使这些债务继续维持着。
《财经》：经过漫长的低谷，从2016年底开始，全球经济才出现了积极复苏的迹象。为什么突然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阿代尔·特纳认为，“由于债务问题主要集中于国内，且大多发生在与政府关联的领域，因此，中国政府会有很多手段来处置。”
阿代尔·特纳：其实一直到2016年10月，很多国际机构仍然非常悲观，IMF也多次下调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但是从11月开始，预测又纷纷重新上调。我认为这反映了两件事，一个是中国，另一个就是特朗普。
去年3月左右，中国开始通过私人部门信贷扩张和提高财政赤字，加大经济刺激力度。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中国对经济刺激的力度，而且这种刺激一直持续到今年。所以，在信贷和财政刺激下，今年初中国经济增长又超出了大家之前的预期。
另一方面，去年11月开始出现一种预期，尽管在那时候只是一种预期——特朗普政府上臺后会提高财政赤字，美国将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有助于解决美国目前面临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等。但是我认为特朗普政府会实施减税政策，这在短期内会刺激美国经济增长。
《财经》：伴随美国经济的复苏，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还有两次加息，并且计划缩减资产负债表。目前，预期中的一次加息已经实现，您如何看待美联储的紧缩政策？
阿代尔·特纳：我认为美联储会继续加息，但是可能要比市场预期的节奏慢一些。目前令人困惑的是，尽管调查估计美国经济增长超过预期，但是从真正的经济数据来看，增长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乐观。第一季度GDP增长只能算是温和，不是非常强劲的增长。最新的平均工资增长也没有很强劲，通胀更是持续低于目标水平。
我们可能会发现，尽管美国经济确实在复苏，但是还没有迹象表明将实现持续的强劲增长。而且有意思的是，我们好像并没有真正理解就业市场——尽管目前失业率很低，但是工资上涨并没有出现。这意味着美联储在今年可能只会再加一次息。我认为，到2020年美联储的利率水平可能不会高于2%，并不会达到市场所预期的3%。从全球层面来看，低利率可能还会持续较长时间。
《财经》：您认为美联储的紧缩政策会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影响吗？
阿代尔·特纳：正如我刚才所说，美联储的加息节奏并不会很快，所以也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冲击。当然，如果美国的通胀数据飙升，美联储可能会把利率提高到3%左右。美国利率抬升并带动美元走强，这会对新兴经济体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美元负债较多的国家。但是整体而言，我认为加息节奏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快，因此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也会小于市场预期。
《财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英国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您操刀的这项改革核心要素有哪些？从现在来看，取得了怎样的效果？
阿代尔·特纳：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其中部分改革属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一部分。在英国国内层面，一个核心部分就是监管架构的重组。在2008年以前，英格兰银行作为货币当局，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类似。而那些属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责都归属金融服务局。
金融危机后，金融服务局被拆分为审慎监管局和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不论是银行、保险公司还是投资银行，只要与资本和流动性有关、会产生金融风险的微观审慎监管的职能，都划归审慎监管局，审慎监管局又隶属于央行。而所有与交易行为有关的监管职能，如市场滥用、内幕交易、消费者保护等，则划归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当然，进行这样的改革部分是政治原因。另外，就是在英格兰银行下设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可以被认为处于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二者之间。
总而言之，英国的监管体系改革是对的。但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应该说更加重要，在这方面各国达成了很多共识，中国也参与其中，比如《巴塞尔协议Ⅲ》提出提高银行的资本金要求，特别是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实施附加资本要求，并且改革衍生品市场，以减少系统性风险。这些措施使全球金融体系更加稳健。
《财经》：关于近年来飞速发展的金融科技（Fintech），很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进入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会带来金融业巨大变革。您如何看待金融科技的发展？
阿代尔·特纳：我们有些夸大了金融科技的重要性。多年来科技一直在金融服务领域具有重要作用。二三十年前，我们必须到银行网点取钱，用支票进行支付。现在英国，我基本上不用现金也不用支票了，所有支付交易都可以使用信用卡，并且通过电脑查看银行账户。这样其实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并不把它叫做金融科技。这并不是在过去几年突然出现的事情，属于过去30多年越来越多使用科技的过程。近些年确实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出现了移动支付这种新的支付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借贷平台，比如P2P和众筹等等。我认为这都是持续的演变过程。
如果你真正理解金融资产的实质，就会明白它一直受到技术的影响，因为它本身就是信息。我的意思是，比如开一家餐厅，当然也会使用信息，可毕竟还有实物资产。但是金融服务就只是信息而已，就是简单的“谁拥有什么”，所以它当然容易受到日新月异的新技术的影响。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这样一种看法有些担忧——与过去的历史相比，这两年发生的变化更有创新性。
你可以把它称为金融科技或者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不理解为什么它一定要有个名字。对于我来说，它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也许发展是有些快。但是我并不认为，从信用卡发展到手机支付与上世纪60年代从支票到信用卡的转变相比，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即使会妨碍经济增长，也必须要结束信贷扩张，这或许意味着经济增长下降到4%-5%，但之后可能会再次回升到6%-7%。”近日，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勋爵（Adair Lord Turner）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
他同时表示，尽管相对2008年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问题，中国债务问题主要集中于国内，相对容易控制，但问题不容轻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所能采取的手段会越来越少。
日前，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中国的债务问题被重置于国际视野的焦点中。穆迪的分析代表了部分观察者的观点，其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年很可能会放缓，导致经济更加依赖政策刺激，并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经济整体杠杆率将进一步上升。
就此，特纳认为，“由于债务问题主要集中于国内，且大多发生在与政府关联的领域，因此，中国政府会有很多手段来处置。”因而债务问题化解的成效，也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与决心。
阿代尔·特纳勋爵深入研究了2008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曾撰写名为《特纳评论：监管当局对全球银行危机的回应》（Turner Review： A regulatory response to the global banking crisis）的报告，对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提出重要建议。作为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和有“全球央行”之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领导者之一，特纳也参与主导了英国国内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对于近期美联储加息及未来可能进一步采取的货币收紧政策，特纳也在专访中提出了预期。他认为，由于经济复苏迹象并不强烈，因此“美联储在今年可能只会再加一次息。到2020年美联储的利率水平可能不会高于2%”。由于加息节奏缓慢，对于其他经济体的冲击力有限。
债务问题取决于政府态度
《财经》：上个月，穆迪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中国的债务问题又一次回到聚光灯下。经过长时间讨论，中国经济观察家发现债务繁荣仍在持续。您认为中国的债务问题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阿代尔·特纳：中国的债务问题不同于美国债务问题，也不同于2008年时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债务问题，主要在于两个原因。一是中国的债务都集中于国内，只有一小部分被国际投资人持有。即使中国爆发金融危机导致债务人违约，债务危机向全世界蔓延的风险也不存在。所以，我们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看到，因为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抵押贷款无法偿付而引发英国的银行比如RBS突然陷入困境的连锁反应，这是不会发生的。
另一方面，大部分债务发生于与政府有关联的机构之间——国有企业欠国有银行的钱，地方政府欠国有银行的钱。这就意味着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将要引发风险的时候，政府可以通过债务注销、将坏账转移给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等方式进行处置，就像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末处理国有银行坏账时做的那样。所以他们对于债务处置还有很多手段。
但是随着时间发展，政府的选择就会越来越少。因为整个金融体系更加复杂，影子银行越来越庞大，对于政府来说就越来越难以搞清楚坏账到底在哪里。很多因素叠加之下，债务的风险无疑提高了很多。总的来说，因为债务集中于中国国内，政府也有一些办法来处置，所以相对而言比2008年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问题更容易控制一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一个问题。首先，持续的信贷增长导致资源错配。其次，对于每笔在资产端的信贷来说，必然对应着一笔负债，这有可能造成一系列风险。因为人们有可能将这些转移到境外，所以政府进行资本管制来限制。这些资产也可能会进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地产泡沫。他们又可能把钱花在现有的商品和服务上面，这会推高通胀。也就是说，快速扩张的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会有很多途径威胁经济的稳定。
《财经》：您认为中国债务问题最终可能的结果会是怎样的？
阿代尔·特纳：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令中国政府下定决心结束债务的快速增长。在此期间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公司可能会破产，有些建设投资可能会被迫撤回，特别是在二三线城市。而在解决债务问题的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速会放缓，但这是形成更稳健经济的必要过程。即使会妨碍经济增长，我认为政府也必须要结束信贷扩张，这或许意味着经济增长下降到4%-5%，但之后可能会再次回升到6%-7%。
再看存量债务，就算不是剧烈地去杠杆，但是只要它们不再增加，其在GDP中的比重就会下降，这会是长期的渐进过程。在利率水平低于名义GDP增速的较长时间里，如果新增信贷增速下降，债务占GDP的比重自然就会降低。你看英国1945年后的公共债务，在某种程度上并未被偿还。因为有大概25年时间，利率水平在3%左右，而经济增长率为7%，随着经济的增长，债务事实上萎缩了。其实，很多存量债务会因为经济增长而萎缩。
《财经》：最近，中国监管层已经开始尝试通过加强监管来去杠杆，央行收紧了流动性，金融市场也由此经历了一些震荡。政策制定者在处理资产泡沫时，应该如何防范金融危机发生？
阿代尔·特纳：其实过去三四年里，中国的监管措施有些来来回回。有一段时间，他们打算收紧货币政策、收紧流动性。但是当看到经济增速放缓，他们就放弃了，又重新加大信贷投放。虽然政策经常来回摇摆，但是之前尝试处置资产泡沫的政策是对的，比如对新增信贷采用贷款与价值比率限制（loan-to-value， LTV），鼓励银行审慎放贷，以及对贷款增加资本要求等等。
但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手段的使用，而在于政府本身对处置资产泡沫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2015年，政府有意推高了资本市场的泡沫，后来出于担心主动刺破了这个泡沫，随即又开始担心资产价格下跌。之后又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推高了房地产泡沫。政府确实是有手段处置资产泡沫，但是他们又经常担心这会影响经济增速。
2020年美利率水平料不超2%
《财经》：以往金融危机的历史提供了明确的警示——经济复苏进程通常漫长而痛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尤其如此。为什么这次危机后，经济复苏会如此漫长而痛苦？
阿代尔·特纳：这正是我在《债务和魔鬼》这本书中探讨的问题。我认为，经济复苏之所以如此漫长痛苦的原因在于，危机爆发前积累了太多债务。从1950年到2007年，发达经济体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由50%上升至170%。快速积累的债务使这些经济体非常脆弱，一旦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出现动摇，这些经济体就会陷入债务无法处置的困境中。
积累的债务并不会凭空消失，它们只会在经济体各部门之间游移。比如私人部门尝试去杠杆，这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公共部门的赤字率就会上升。经过一段时间，政府转而开始担忧公共部门的债务，进而采取紧缩措施。这样一来，整个经济就会陷入长期的需求不足。这就可能产生“债务通缩”（debt deflation cycle），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解释过这种情况。
因此，在我看来，经济复苏乏力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发达经济体积累了过多债务，到现在我们都未能摆脱这些债务。目前全球的债务水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并且极低的利率水平使这些债务继续维持着。
《财经》：经过漫长的低谷，从2016年底开始，全球经济才出现了积极复苏的迹象。为什么突然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阿代尔·特纳：其实一直到2016年10月，很多国际机构仍然非常悲观，IMF也多次下调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测。但是从11月开始，预测又纷纷重新上调。我认为这反映了两件事，一个是中国，另一个就是特朗普。
去年3月左右，中国开始通过私人部门信贷扩张和提高财政赤字，加大经济刺激力度。只是在一段时间之后，人们才意识到中国对经济刺激的力度，而且这种刺激一直持续到今年。所以，在信贷和财政刺激下，今年初中国经济增长又超出了大家之前的预期。
另一方面，去年11月开始出现一种预期，尽管在那时候只是一种预期——特朗普政府上臺后会提高财政赤字，美国将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有助于解决美国目前面临的长期结构性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等。但是我认为特朗普政府会实施减税政策，这在短期内会刺激美国经济增长。
《财经》：伴随美国经济的复苏，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在今年还有两次加息，并且计划缩减资产负债表。目前，预期中的一次加息已经实现，您如何看待美联储的紧缩政策？
阿代尔·特纳：我认为美联储会继续加息，但是可能要比市场预期的节奏慢一些。目前令人困惑的是，尽管调查估计美国经济增长超过预期，但是从真正的经济数据来看，增长并没有人们想的那么乐观。第一季度GDP增长只能算是温和，不是非常强劲的增长。最新的平均工资增长也没有很强劲，通胀更是持续低于目标水平。
我们可能会发现，尽管美国经济确实在复苏，但是还没有迹象表明将实现持续的强劲增长。而且有意思的是，我们好像并没有真正理解就业市场——尽管目前失业率很低，但是工资上涨并没有出现。这意味着美联储在今年可能只会再加一次息。我认为，到2020年美联储的利率水平可能不会高于2%，并不会达到市场所预期的3%。从全球层面来看，低利率可能还会持续较长时间。
《财经》：您认为美联储的紧缩政策会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影响吗？
阿代尔·特纳：正如我刚才所说，美联储的加息节奏并不会很快，所以也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冲击。当然，如果美国的通胀数据飙升，美联储可能会把利率提高到3%左右。美国利率抬升并带动美元走强，这会对新兴经济体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美元负债较多的国家。但是整体而言，我认为加息节奏没有市场预期那么快，因此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也会小于市场预期。
《财经》：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英国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您操刀的这项改革核心要素有哪些？从现在来看，取得了怎样的效果？
阿代尔·特纳：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其中部分改革属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一部分。在英国国内层面，一个核心部分就是监管架构的重组。在2008年以前，英格兰银行作为货币当局，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类似。而那些属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职责都归属金融服务局。
金融危机后，金融服务局被拆分为审慎监管局和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不论是银行、保险公司还是投资银行，只要与资本和流动性有关、会产生金融风险的微观审慎监管的职能，都划归审慎监管局，审慎监管局又隶属于央行。而所有与交易行为有关的监管职能，如市场滥用、内幕交易、消费者保护等，则划归金融市场行为监管局。当然，进行这样的改革部分是政治原因。另外，就是在英格兰银行下设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进行宏观审慎管理，可以被认为处于货币政策和审慎监管二者之间。
总而言之，英国的监管体系改革是对的。但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应该说更加重要，在这方面各国达成了很多共识，中国也参与其中，比如《巴塞尔协议Ⅲ》提出提高银行的资本金要求，特别是对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实施附加资本要求，并且改革衍生品市场，以减少系统性风险。这些措施使全球金融体系更加稳健。
金融科技的重要性被夸大
《财经》：关于近年来飞速发展的金融科技（Fintech），很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进入新一轮的科技浪潮，会带来金融业巨大变革。您如何看待金融科技的发展？
阿代尔·特纳：我们有些夸大了金融科技的重要性。多年来科技一直在金融服务领域具有重要作用。二三十年前，我们必须到银行网点取钱，用支票进行支付。现在英国，我基本上不用现金也不用支票了，所有支付交易都可以使用信用卡，并且通过电脑查看银行账户。这样其实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我并不把它叫做金融科技。这并不是在过去几年突然出现的事情，属于过去30多年越来越多使用科技的过程。近些年确实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出现了移动支付这种新的支付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借贷平台，比如P2P和众筹等等。我认为这都是持续的演变过程。
如果你真正理解金融资产的实质，就会明白它一直受到技术的影响，因为它本身就是信息。我的意思是，比如开一家餐厅，当然也会使用信息，可毕竟还有实物资产。但是金融服务就只是信息而已，就是简单的“谁拥有什么”，所以它当然容易受到日新月异的新技术的影响。我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这样一种看法有些担忧——与过去的历史相比，这两年发生的变化更有创新性。
你可以把它称为金融科技或者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不理解为什么它一定要有个名字。对于我来说，它只是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也许发展是有些快。但是我并不认为，从信用卡发展到手机支付与上世纪60年代从支票到信用卡的转变相比，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这个过程已经持续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