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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沐春风
－－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会长陈铁迪
缪毅容
2003年12月19日，是上海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突然来临的冷空气使气温骤然降至零下３度。
清晨7时，一位年近70的老人和一群热心人，携带着棉被、衣服和食油、食品等日用品，在凛冽的寒风中，登上开往崇明岛的班轮。江风阵阵，船摇晃颠簸，老人有点恶心，可她强忍着，微笑着鼓励同行者：“只要坚持住，风浪就会过去，困难就会过去。”
她就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会长陈铁迪，曾经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这天，她不仅忍受着恶风大浪的侵袭，而且还克制着伤腿的疼痛。就在前两天，她不慎摔了一跤，伤了腿。可她仍要坚持这次崇明之行：“崇明是慈善基金会2004年新年慈善系列活动‘温暖送三岛’的首站，我这个会长怎能不去？”
船到崇明，陈铁迪一行立即来到县政府办公室，接受民营企业瀛通集团3000万元捐赠。随后，她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城桥镇，开设流动慈善超市，向困难群众发放每户200元慈善购物券。趁困难群众在流动慈善超市选购物品的空隙，陈铁迪微笑着与大家攀谈起来：“大家还需要什么？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困难是暂时的，有全社会的关心，日子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
如沐春风。
作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当家人，陈铁迪已记不清十年间慰问过多少困难群众，与多少困难群众面对面，为他们送去温馨的关怀。每走一处，每到一家，她都让困难群众感受到热情，感受到挚诚，感受到希望……
作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当家人，陈铁迪和一批耕耘者更在上海高擎起慈善的旗帜，以十年筹集慈善基金8亿余元、造福30万困难市民的成就，让世界瞩目上海的慈善事业。
殷殷慈善心 绵绵亲民情
——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余慧文
陈杲 金昭敏
余慧文是2002年卸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同志的夫人，也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在上海市委任职期间，黄菊同志一直要求夫人“通民情，不干政，多做事，少出镜”。1994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伊始，余慧文就以义工身份投身于此，10年来不取分文，却献出了无数的时间、精力和仁慈之心。
2002年，黄菊在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离沪赴京之前﹐特地关照夫人“一不送行﹑二不受礼”。临行前，夫人牢记着丈夫的叮咛﹐不让人送行，不受礼，却带着竹藤架子去了南翔众仁花苑，向日夜牵挂在心的老人们告别。因为“安老是对长者的致敬”。
上海众仁慈善服务中心下属的众仁花苑占地50亩，由三栋小高层公寓式建筑和一幢综合大楼组成。这里住着200多位老人，和饲养着的孔雀相伴。
2002年11月13日那天，风急雨猛，天气很冷。余慧文早早来到众仁花苑，围着园子走了一圈，看着园子里的楼堂花木，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那里倾注了余慧文太多的心血。为了建成众仁乐园、众仁花苑这两个安老机构，作为慈善基金会副会长的余慧文协助会长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从款项筹集、选址、奠基到公寓房型设计、老人洗手间洁具选择，甚至老人盖被子选用的面料等，她都一一过问。有机会出国访问时，余慧文总忘不了去参观当地安老设施，带回相关图文资料。“众仁”的名字也是余慧文起的，取“众人拾柴火焰高”和“慈善事业靠社会大众”的双重含意。
在众仁花苑医疗室里，摆放着余慧文赠送的竹藤架子。架子是金黄色的，网格状编织，左右各镌刻两个字——“健康”和“长寿”，一株“绿萝”植物的枝蔓已经爬上藤架。医疗室周医生说，这株“绿萝”的枝蔓原先是用胶布粘在墙上的，余慧文发现了，说不美观会影响老人情绪，所以她就送去了那个竹藤架子。
在上海，有许多老人因患白内障失明，其中一些人因付不起手术费只能生活在黑暗中。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设立了“点亮心愿”系列项目，联系社会人士捐出珍藏品进行义拍，所得款项全部用于资助老人白内障手术。余慧文积极参与组织工作，还捐出许多珍贵礼品用于拍卖。
众仁花苑有一个老人编织兴趣小组。余慧文鼓励他们把自己制作的手工编织作品拿出来参与拍卖。有一次，一件手工折纸作品拍价达到2万元时，余慧文站起身来即兴演讲，热情洋溢地向台下嘉宾讲述义拍的意义。她的演讲感动了许多人，最后有热心人士出8万元高价买走了老人的作品。众仁花苑的老人们很开心，说自己用双手为其他困难老人尽了一点心意。
张荣坤：一个低调的慈善家
陈里予
难忘校长的一次鼓励
他是一个富豪，中国首富排行榜第４８位；他更是一个慈善家，从2001年开始，短短的3年间为各项社会慈善公益活动捐助人民币3227万元。2001年至2002年两年间，《科学投资》将他列入中国慈善富豪榜的前10位。他就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张荣坤。目前是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和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福禧是沸点的母公司。
2002年底，张荣坤先生主动向市慈善基金会提出，要求捐献1200万元，这是个8位数的天文数字。据悉，这笔捐款已经在张荣坤先生的心头盘算了多时，甚至可以说已经闪动了十几年。
原来，在张荣坤先生读中学时，热爱写作的他在小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虽然是一篇小小的文章，可是当校长知道此事后非常开心。一天放学后，校长将张荣坤叫到了办公室，从抽屉中拿出了一支钢笔，说：“校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奖励你，就送一支钢笔给你吧，以后可要多多努力啊。”虽然仅仅是一次小小的鼓励，却在他的心中掀起了波澜。从校长那里，他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促使他更加努力的学习。
正是因为十几年前和校长之间的这一段情结，张荣坤先生感到，如果所有学校的校长手里有一笔资金能专门用于奖励，那么无论是老师还是孩子都能在学习和工作上更有动力，或许还能对一个人的一生都能有所改变。
于是，这笔巨款在十几年之后通过慈善基金会来到了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上海12所重点大学。每个学校都成立了一个校长基金。与众不同的是，张荣坤先生并没有给这个基金冠以任何名字，全由校长自己来作主。奖励的对象并没有限制。无论是学生还是大学老师，或是学校中的工作人员甚至是学校中的花匠，只要对学校有突出贡献，只要在学校中有出众表现都有机会得到这笔奖励。而奖励的金额也没有限制。而惟一的要求，就是这次捐献必须悄声无息地进行，不需要任何宣传。
在过后的几个月，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向为百年校庆捐款的校董颁发了证书，并与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复旦大学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张荣坤举行了捐资设立复旦大学校长奖的签字仪式。而到年底，这笔校长基金已经被全部用完。
杨文瑛:将慈善进行到底
金萍萍
2003年9月1日上午，江西省万载县潭埠镇池溪村，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一所小学的开学典礼正在举行之中。然而，和别的学校的平静相比，在这所叫作晨兴希望小学的学校里，却流动着一股喜悦和兴奋。
当地特产的鞭炮在不停地鸣放，还有村民们在自发地组织唢呐演奏，而学校里还未最后建成，满是鹅卵石的操场也站满了从临近村子里赶过来的几千个老乡……小小的池溪村，俨然一派过节赶集的热闹景象。
这一切都源自于这所学校的开学典礼就是它的竣工典礼，而在这个典礼上，学校的捐助者，香港晨兴电子科技集团的董事长杨文瑛女士，在上海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马仲器的陪同下，要来参加孩子们的开学仪式。
“我们得来亲眼看看这个好心人！”淳朴的老乡们这样说，“大家都要谢谢她！”
面对众多自发前来的村民和鞭炮“轰炸式”的欢迎，杨文瑛有些稍稍的意外和不适应。她没料到，晨兴希望小学的开学典礼，居然会有那么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引来那么多的村民。
车子停稳后，杨文瑛对着那幢三层高的教学楼微微地笑了，一切都是她想象中的样子。校舍简洁美观又实用，和周围那些甚至还是用泥土建造的房子相比，学校甚至显得有些突兀。但是这仍然让人欣慰：尽管还是贫穷，但孩子们终于可以离开那十几间危机四伏的教室，在全新的地方开始他们新的学习生活了。在这个地处偏远山区的小学里，一共有18间标准的教室，微机房、图书室、食堂、宿舍也一应俱全。学校一共可以容纳包括池溪村在内的3个村的800个学生同时就读，和很多城市的小学相比，晨兴希望小学的条件也毫不逊色。
和别的希望小学不一样，晨兴希望小学的修建，并不是因为当地没有学校，孩子们没有地方念书。在距离晨兴希望小学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有一所池溪小学。在来晨兴希望小学念书之前，近500个孩子就在那里就读。
然而，因为财政的困难，池溪小学面临着一个让人揪心的问题：学校的16间平房全部都是危房！每个不到20平方米的教室里，无一例外地都有两根粗大的木柱子支撑着房梁。人们也不知道房子什么时候会倒。而一旦刮大风或者下暴雨，学校的老师和村民们就更是担心，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子随时都可能坍塌，孩子们的生命也就时刻都有危险。
人们的这种担心在2002年的年底变成了舒心。
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杨文瑛从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那里知道了曾经发生过爆炸的万载县芳林小学。在孟书记的述说中，孩子们艰苦的就学环境让杨文瑛动容，也激发了她捐资助学的念头。2002年的11月，杨文瑛和先生王祖同一起来到了万载。在走访了10所学校以后，杨文瑛夫妇被师生们的进取和刻苦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一笔200万元的捐款被杨文瑛用来修建晨兴希望小学，因为池溪小学的校舍已经破损得非常严重，几乎连改建的可能都没有了，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所新的学校来解决学生们的安全和上学问题。
听到要兴建新学校的消息，池溪村村民们的兴奋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随后的征地工作和使用义工都出奇地顺利。而对捐赠人杨文瑛，村民们则是翘首企盼她的到来，“为这些素不相识的孩子，杨女士可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两个儿子原先都在池溪小学念书的丁长根知道了杨文瑛要来池溪村的消息，马上从1000多公里外打工的浙江慈溪赶回来。这个黝黑的农村汉子坐在崭新的课桌边，双手不停地抚摸着平滑的桌面，久久不肯离去。
而孩子们的兴奋就更不用说了，开学典礼一结束，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冲上了教学楼，每个人都跑到了自己所在的教室去看那些崭新的课桌，甚至在那些铺着粉红地板砖的楼梯上，他们都可以留连很久。
李春平
京城第一慈善家
汲传排
李春平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49年2月，他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军人，父亲还是戎马一生的老红军。从父母身上，李春平继承了坚毅、朴实、真诚、善良的秉性。他长大后参了军，当过工程兵，也当过文艺兵。在９年的军人生涯中，他提了干，入了党。
1978年，美国好莱坞影星丽斯来到北京
在北京饭店的豪华套房里，李春平和丽斯通过一本中英文大词典，开始了心灵的交流。丽斯很快坠入情网。她想带李春平回美国，但李春平拒绝了。因为这种在当时绝对是骇世惊俗的爱情难以让他接受。
与丽斯的相识给李春平打开了一扇认识外面世界的窗口。他决定出国留学，学成后报效国家。
通过朋友，李春平去了英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一天深夜，李春平在步行回寓所的路上，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出租车撞出去十几米，司机驾车迅速逃逸。
在北京治疗期间，一件让李春平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一位从美国来的先生正在等着他，而且等了好几个月。这位先生告诉李春平：丽斯回到美国之后非常想念他，要求一定要找到他；丽斯非常希望李春平能去美国，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李春平被丽斯的诚挚感情所打动。1980年初，他去了美国，加入了美国国籍。
1990年，丽斯在生命垂危之际，突然提出要与李春平结婚。他们很快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没几天，丽斯便撒手人世。
当律师拿出丽斯的遗嘱时，李春平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丽斯会有那么一笔数目惊人的遗产，其中还包括毕加索和凡高的绘画这样的艺术品。在遗嘱中，丽斯把这笔财产全部送给了他。
丽斯的去世使李春平深感伤心和孤独。一栋栋豪华别墅、偌大的房地产公司以及分散在各处的企业都归入他的名下，他有了怎么花也花不完的钱。但每当夜深人静、孤身一人的时候，丽斯的影子老在他的眼前晃动。他思念丽斯，思念自己的祖国。
1991年，李春平回到北京。此时，他42岁。
不久，北京市密云县遭遇了罕见的泥石流灾害。李春平闻讯后，二话没说，就从银行提出了他回国后的第一笔钱，共20万元，捐给了灾区。这是李春平捐助公益事业的开始。
当他得知北京福利院的老人们需要帮助时，当即通过北京市慈善协会向福利院的老人们捐款200万元。福利院的一位百岁老人做寿，李春平不仅为给他祝寿，还特意让自己的司机开来３辆劳斯莱斯轿车，让这位老人及其他老人坐着逛北京。以后，只要福利院的老人做寿，他都要亲自组织老人们逛京城，让老人们坐他的劳斯莱斯.
在1998年抗洪救灾中，李春平向奋战在灾区的军民捐款210万元，成为当时捐款最多的个人。
2003年“非典”疫情在北京肆虐。一些海外人士纷纷离开北京。美国方面也一再催促李春平赶快离境，并且为他定好了机票。但李春平没有走。不仅如此，在万众一心“抗非”的义演活动中，他一次捐款300万元，成为北京市在抗击“非典”中个人捐款数量最多的一人。
据不完全统计，13年来，李春平共捐献了3000多万元现金，平均每年捐赠250万元。
近两年，北京市慈善协会的助残、助学活动，都动用了李春平捐献的助残基金。
做义工 让我快乐
——记慈善义工佟伟
段道明
用真情抚慰五·七空难遗属
2002年，“五·七空难”发生后，佟伟听说要组织义工参加空难善后抚慰工作，便积极地报了名。5月13日，当他接到电话通知后，立即赶到伽利亚大酒店。因佟伟病退在家有充裕的时间，就被安排整天做抚慰工作，并被委以项目负责人。每天他都要组织人员，安排工作，并要做好详细的工作记录。空难抚慰工作在我国的空难史上尚属首次，如何开展工作？没有先例可资借鉴，当时罹难者家属们非常悲痛，对工作组和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又有一种抵触情绪，工作的难度较大。佟伟对参加该项目的义工说：“我们义工是慈善工作者，有我们的优势，只要我们都捧出一颗善良的心，把岁数大的当成咱爹咱妈，把岁数小的当成咱们的兄弟姐妹，这项工作就一定能做好。”
每天都有新义工来参加抚慰工作，人员变动较大，佟伟就把义工中岁数大的和岁数小的、男同志和女同志搭配好分成几组，指定每组负责人，分配各组的服务对象。义工抚慰小组走进100多个空难家属房间，与家属谈心，帮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服务。有的义工为患病的家属捶背按摩，有的义工为卧床的家属喂水喂饭，有的义工在工厂干夜班便抽出20多个白天去照顾罹难者家属，有的义工一声声“奶奶、奶奶”地呼唤着晕厥中的老人。
一位遇难者只来了一个姐姐，在开追悼会时，家属席上只站着姐姐，佟伟马上过去和罹难者亲属站在一起。事后有人问他，那不是家属的位置吗？佟伟说：“对啊，我们义工就是他们的家属，亲人多了才不感到孤单。”这位罹难者火化时尸体都腐烂了，火化后骨灰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他的姐姐一面哭着，一面捡骨灰。佟伟走过去，征求了他姐姐的意见后，便用双手捧起有味儿的骨灰装进骨灰袋，他的姐姐感动得哭成了泪人。后来，她逢人便说：“一个无亲无故的人，能对我们的亲人这样关心，我们作为家属也难以像他们这样细心周到，我们没想到的、没做到的，他们都想到了、做到了，大连义工真是好样的！”佟伟曾数次用自己的双手捧起罹难者的骨灰。有人问他：“你不嫌弃吗？”他说：“我觉得那是我的兄弟，有什么可嫌弃的。”
很多家属在火化遇难者遗体时都找佟伟陪同，他从不推辞。为了给8位没有找到遗体的罹难者举行海上祭奠，他带领义工陪同罹难者家属一户户乘船到海上祭祀，抛撒花瓣。佟伟患有心脏病，平时在家都是被家属照料，如今，他却揣着速效救心丸在伽利亚大酒店一干就是23天。北航的工作人员看他太累了，要给他开个房间并报销来回的车费，他拒绝了。他说：“义工就是义务工作者，明白吗？”
义工们的无私奉献得到了罹难者家属们的一致赞誉和社会的广泛好评。一位罹难者的家属们离开大连登机前，流着泪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跪下答谢佟伟等义工的帮助，被佟伟扶了起来。一位遇难者亲属出于对义工的信赖，把18万元巨款委托义工帮助汇出。《大连日报》以“空难无情人有情”为题报导了义工们的奉献精神。中交水规设计院的领导在接受刘长德副市长接见时说：“真没想到大连有这么优秀的慈善义工，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这些义工身上看出大连人的高尚，看出大连这座城市的品味。我要把大连义工的奉献精神告诉我们全院职工，告诉我们北京市民。”佟伟等23名慈善义工也被大连市委、市政府授予“五·七空难救援暨善后工作有功人员”。
佟伟当义工以来，参加过“蓓蕾生命救援”、“五·七空难抚慰”、“流浪儿童帮教”、“爱心爸爸”、“助残关爱小组”、“爱心助学驿站”、“义工流动血库”、“青苗关爱小组”、“防非后援”、“义务向导”、“爱心快递”等多项社会救助工作，两年来共义务奉献3600多个小时，他是全市奉献时间最多的一名四星级义工。
她选择了奉献之路
——记大连市慈善义工王晶
段道明
说到献血，许多人都谈血色变。大连慈善义工王晶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她在1986年第一次参加献血体检时，就出现过小插曲，别人的体检单上只有合格与不合格的字样，而王晶的体检单上却多了一个红色的小标签，上面写着标准Ａ型血清。周围的人都传说她是特殊血型，王晶自己也顾虑重重。单位领导非常理解她的心情，没有安排她去献血。后来经咨询得知，王晶不是特殊血型，只是血质比较纯正，可以分离血清试剂，做血型鉴定用。
1987年8月，王晶第一次献血时，除了血站给一份补助费外，单位不但发补助费，还给半个月休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王晶的身体恢复得很快。这次经历，使王晶体会到献200毫升血对一个健康人来说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于是，第二年王晶又报名参加献血。有人开始误解她是为了拿献血补助费。王晶说：“如果为了钱，我决不会出卖自己的鲜血。为了挽救他人的生命，不给钱我也愿意无偿捐献。”为此，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无偿献血。这样，王晶心安理得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不但分文不取，而且每次还要自己支付来回的交通费，就连献血的时间都选择在节假日里。后来的两件事更加坚定了王晶坚持无偿献血的决心。
第一件事是，1993年春节期间，唐山有位稀有血型的产妇产后大出血，当唐山方面向大连发出求援信息后，是大连市的稀有血型者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鲜血，市血液中心的领导和同志们又星夜兼程，及时把救命的鲜血送到了唐山，才挽救了产妇的生命。这使王晶看到了在危难时刻，献血一袋，就能救人一命。
第二件事是，一位来自台湾的蔡柏山先生的一席话，使王晶对无偿献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位58岁的蔡先生在日本工作3年，曾多次无偿献血，却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蔡先生对王晶说：“一个人如果身体健康，定期参加献血，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最起码能起到稀释血液和促进血细胞生长的积极作用”。
从1992年至今，王晶坚持每年无偿献血两次，从未间断过。为此，1999年12月，国家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授予她无偿献血最高奖——金杯奖。
18年来，王晶已无偿献血30多次，2002年，王晶又成为大连市第一位无偿捐献血小板的人。至今她的献血总量已达7000毫升。
2003年3月1日，王晶在大连市慈善总会及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支持帮助下，又发起并建立了大连义工流动血库。3月2日在步行街举行了启动仪式，并开展了第一次慈善义工无偿献血活动日。当场就有100多名义工报名参加义工流动血库，现场有68人次无偿献血13600毫升。一年来，义工流动血库共组织了4次大型活动，得到上万名群众的签名支持，120多名义工无偿献血27000多毫升，200多名义工成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爱的使者
——记英国“国际咨询与资源企业”驻甘肃首席代表林来燕
甘慈
林来燕是新加坡人，1999年受英国的一个慈善组织“国际咨询与资源企业”的委派，担任该组织驻甘肃的首席代表。5年来，她不停地奔波在甘肃东乡、广河、定西等县的贫困山区，把满腔的慈爱撒在走过的山山水水。
东乡族自治县是甘肃中部最干旱的县市之一，山大沟深，十年九旱，人畜饮水十分困难，不少群众要到几里、十几里甚至更远的山沟里取水，人背畜驮往返需要几个小时，严重困扰着东乡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林来燕想方设法募集资金28万元，先后给东乡的桥文村、马场村270多户贫困户修建了270眼抗旱集雨水窖和近2万平方米集雨场，解决了1000多人的饮水问题。她为了把水窖修得既实用又保证质量，还专门从新加坡邀请了一位工程师，到东乡研究设计水窖的深浅，容水量和形状。并从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动员了不少企业家、工程师、大学生等慈善志愿者，远涉重洋，多次来到东乡，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建集雨水窖。
在建水窖的同时，林来燕得知马场村的很多适龄儿童没有上学，原来是本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去10里外的邻村上学，山大沟深，孩子辛苦，家长不放心；另外，还有的是经济困难，家庭无力交学费而失学。她决心募集资金，在马场村既修水窖，又修建学校，解决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她的设想得到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积极配合，提供建校用地，并组织设计和预算。建校的消息传开，全村雀跃。
1999年夏，“国际咨询与资源企业”投资11万元，珠海市马莉女士热情支持27万元，经过几个月的施工，一所崭新的村校在马场村建成了，定名为马场恩益小学。因为学校建在家门口，对家庭困难的孩子又进行了救助，入学的儿童不断增多，使原已建成的教室不够用了。“国际咨询与资源企业”又投资16万余元，将学校扩建为完小。
在这所学校诞生的过程中，林来燕没少跑路，也没少流汗，经常奔波在兰州与东乡的公路上，为建校的进度、质量费尽了心思。2000年10月，学校举行落成典礼时，马场村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热闹，村民和学生穿着整洁的衣裳，喜气洋洋地汇集到学校庆贺。甘肃省慈善总会、州、县领导均前来祝贺。现在这所学校已有近200名学生，其中70名困难学生受到林来燕的资助，高高兴兴地和其他小学生一道读书。
定西县陈尚义夫妇无儿无女，靠捡破烂维持生活。但老人收养了被遗弃的8名残疾儿童，虽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增加了不少乐趣，也给他们增添了生活的巨大压力。从1999年起，林来燕为这8名孤儿每人每月补助80元生活费，一直延续至今。还时刻牵挂着这群孩子，常常去定西看望他们，每次去都要给孩子们买上各式各样的礼物。还邀请医生为孩子们做体检，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们。一位叫龙龙的小男孩，下肢先天性瘫痪，定西无法治疗，林来燕乘汽车把龙龙抱到兰州，送进陆军总医院院手术治疗。在从定西来兰州的途中，龙龙大小便失禁，林来燕的衣服全被弄脏，却毫不嫌弃。龙龙住院期间，她抽出时间去看望守护。
陈尚义夫妇已是七旬老人，要照料这8名孩子的生活，已感力不从心。为了减少老人的劳累，从2001年起，林小姐每月花费600元的工钱，请了一位年轻的阿姨，帮助老人照料这8名孤儿的饮食起居。她和这些孩子们已建立起难舍难分的感情，每当她离开时，孩子们总是围着她，哭着嚷着不让她走，周围的邻居无不感叹！
勤植“慈善绿荫”的人
——记公益工作者尼玛仁增
张翔
在玉树州这块美丽而神秘的土地上，生长着藏医大专班这样一朵奇葩，它是一所公益性质的藏医学校。当希望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一个忙碌的藏医汉子就会出现在学子们的眼帘，他，就是尼玛仁增。
1992年，玉树藏医大专班在州委、州人民政府和国际援藏协会的共同努力下开始筹建。
当尼玛仁增走马上任重建玉树藏医大专班时，可以说等待他的只有重重困难。
所谓校舍，只是原藏医院住院部旧址上的几排破旧的土房，这些50年代修建的土木结构的房屋，墙体倾斜、四处裂缝，屋顶大面积的坍塌，严重威胁着师生的生命安全；所谓办公设备，只是几张破旧的办公桌；至于教学设施，则更是一无所有，缺少图书、各种仪器设备。
尼玛仁增除了捐出自己少得可怜的工资外，还在想着各种办法。他走南闯北积极争取国内外的项目和资金。辛勤地忙碌、不懈地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教学区、办公区修整一新，两栋学生宿舍楼拔地而起，一栋图书综合楼也落成投入使用，多功能厅、食堂餐厅、浴室等基础设施也一一建成，相应的办公、学习、生活用品也配备完善。200余名孤儿学生的衣食住行和学习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1995年，在玉树藏医大专班的基础上，孤儿藏医学校建成，使200余名藏族孤儿结束了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生活，有了一个学习、生活和健康成长的温暖大家庭。今天的藏医孤儿学校，环境幽雅宽敞，条件安定舒适，但尼玛仁增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起初的玉树藏医大专班，学制十年，五年基础，五年专业，享受在玉树州内承认大专学历的特殊政策，第一届招收了54名学员。随着办学条件、办学规模的扩大，学院人数的增多，尼玛仁增又开始考虑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因为教育的目的不是承认不承认学历的问题，既然是大专学历，就应该达到大专的实际水平，这才是为社会负责的态度。
要提高教学质量，更是面临着一大堆的问题。首先是师资力量。原先的藏医大专班，只有2名藏文教师和2名藏医教师，远远满足不了教育教学大纲的需要。尼玛仁增一次次登门求贤，在他的感召下，6名文化水平高、教育经验丰富、工作责任心强的优秀教师毅然来到了这里，和他一起为这所公益学校的教学工作正常化、规范化和高质量化奋斗。
由于学生生源不同，文化基础不均匀，学习水平参差不齐，加上年龄的差异，无法对他们进行统一的教学管理。针对这种情况，他组织全体教职工细心研究、精心安排，将这些学生分成AB班进行教育管理，并根据学生实际因材施教。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玉树藏医孤儿学校逐步健全了教务、总务、学生学习、学籍管理制度，制定了教师岗位制度和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为学生开设了专业课、基础课、公共必修课等，严格按教学大纲的要求制定教学计划，严格按教学计划进行教育教学。
经过一番努力，孤儿藏医学校的教学水平一年一个台阶，为这些孤儿学生走向社会、学以致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尼玛仁增欢喜地说：这儿不是孤儿院，而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其实这才是尼玛仁增苦苦追求的。
爱心铺就慈善路 广施善举暖油城
——记新疆克拉玛依苏里·阿吉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
李长军 刘军生
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又名：阿不都肉苏里·阿吉）是一位维吾尔族私营老板，今年48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苏里·阿吉有限责任公司于1996年成立，专门经营牛羊屠宰生意。自公司成立以来，苏里·阿吉为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捐助资金累计达90余万元。
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最初参加工作时，被分配到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当汽车司机。这期间他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有两件事在克拉玛依引起过轰动。
那是1984年冬季的一个傍晚，太阳快下山时，单位领导派他去牧区拉牧草。半路上在路边山脚下突然发现两个奄奄一息的哈萨克族孩子，那是两个男孩，大的10岁左右，小的七八岁，脚都被冻坏了，根本不能走路。他抱起孩子赶往哈萨克族牧区。两个孩子在牧民家慢慢苏醒过来。原来他们是被后妈赶出家门的，因为这条路很少有人走，如果不是遇到了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两个孩子肯定会被冻死。
1988年，在伊犁果子沟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司机当场死亡。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看到遇难司机的遗体，发现竟是自己认识的人。交警已经把车祸处理完毕，问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遇难司机的遗体是就地掩埋呢，还是通知遇难者家属拉回原籍？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二话不说就拉上了尸体。在当地用车拉尸体是一件很忌讳的事，在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之前，交警拦了很多车，车主都不答应。
后来，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承包了单位的一辆卡车，做起了拉运牛羊的生意。1996年8月，苏里·阿吉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在市区南郊建成了两千多平米的牛羊屠宰批发市场。不仅让市民们吃上了放心肉，也为治理城市卫生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他开始着手实现多年的愿望：1996年，经市妇联牵线搭桥，他一下就资助了22名面临失学的贫困中小学生。这些学生包括了汉、回、蒙古和维吾尔等多个民族。他承诺：“谁能考上大学，我就供养到底。”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他到市民政局签订协议，自愿扶持20户不同民族的低保户，每逢重大节日，他就带上慰问金，挨家挨户走访看望他们。
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把自己多年来收益的35%都用于慈善事业，在克拉玛依市，他自己至今还没有一套房子，至今一家还住在厂房里，她的妻子阿孜古丽不但没有一句怨言，而且还非常支持他始终如一地做善事。
1999年7月，哈萨克族职工艾尔兰的妻子古丽扎尔因贫血昏倒在她自己的小店里，艾尔兰手中没钱，跑到苏里·阿吉公司，但他要找的好心人不在家。阿孜古丽听明白后，马上带上家里仅有的9000元钱，和小伙子一块儿把病人送到医院。有困难的各民族的人来要求帮助的，阿孜古丽从来没有拒绝过。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被评为首届“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他说这奖杯也应该有妻子阿孜古丽一半。
由于种种原因，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的企业离开克拉玛依到外地去谋求发展，但他在目前创业建厂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挤出10万元注入克拉玛依慈善总会，基金主要帮助克拉玛依市最低生活保障户解决医疗费用问题，以减轻或解除他们的生活压力和负担。这项基金协议的签订为20年，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每天都要注入新的资金，因为他的企业是一家屠宰场，每宰一头牛拿出1元钱，每宰一只羊拿出0.5元，天天加大他的医疗救助基金。
－－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会长陈铁迪
缪毅容
2003年12月19日，是上海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突然来临的冷空气使气温骤然降至零下３度。
清晨7时，一位年近70的老人和一群热心人，携带着棉被、衣服和食油、食品等日用品，在凛冽的寒风中，登上开往崇明岛的班轮。江风阵阵，船摇晃颠簸，老人有点恶心，可她强忍着，微笑着鼓励同行者：“只要坚持住，风浪就会过去，困难就会过去。”
她就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会长陈铁迪，曾经担任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这天，她不仅忍受着恶风大浪的侵袭，而且还克制着伤腿的疼痛。就在前两天，她不慎摔了一跤，伤了腿。可她仍要坚持这次崇明之行：“崇明是慈善基金会2004年新年慈善系列活动‘温暖送三岛’的首站，我这个会长怎能不去？”
船到崇明，陈铁迪一行立即来到县政府办公室，接受民营企业瀛通集团3000万元捐赠。随后，她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城桥镇，开设流动慈善超市，向困难群众发放每户200元慈善购物券。趁困难群众在流动慈善超市选购物品的空隙，陈铁迪微笑着与大家攀谈起来：“大家还需要什么？有什么意见尽管说。”“困难是暂时的，有全社会的关心，日子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
如沐春风。
作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当家人，陈铁迪已记不清十年间慰问过多少困难群众，与多少困难群众面对面，为他们送去温馨的关怀。每走一处，每到一家，她都让困难群众感受到热情，感受到挚诚，感受到希望……
作为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当家人，陈铁迪和一批耕耘者更在上海高擎起慈善的旗帜，以十年筹集慈善基金8亿余元、造福30万困难市民的成就，让世界瞩目上海的慈善事业。
殷殷慈善心 绵绵亲民情
——记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余慧文
陈杲 金昭敏
余慧文是2002年卸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同志的夫人，也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在上海市委任职期间，黄菊同志一直要求夫人“通民情，不干政，多做事，少出镜”。1994年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伊始，余慧文就以义工身份投身于此，10年来不取分文，却献出了无数的时间、精力和仁慈之心。
2002年，黄菊在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离沪赴京之前﹐特地关照夫人“一不送行﹑二不受礼”。临行前，夫人牢记着丈夫的叮咛﹐不让人送行，不受礼，却带着竹藤架子去了南翔众仁花苑，向日夜牵挂在心的老人们告别。因为“安老是对长者的致敬”。
上海众仁慈善服务中心下属的众仁花苑占地50亩，由三栋小高层公寓式建筑和一幢综合大楼组成。这里住着200多位老人，和饲养着的孔雀相伴。
2002年11月13日那天，风急雨猛，天气很冷。余慧文早早来到众仁花苑，围着园子走了一圈，看着园子里的楼堂花木，不禁流下了眼泪。因为那里倾注了余慧文太多的心血。为了建成众仁乐园、众仁花苑这两个安老机构，作为慈善基金会副会长的余慧文协助会长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从款项筹集、选址、奠基到公寓房型设计、老人洗手间洁具选择，甚至老人盖被子选用的面料等，她都一一过问。有机会出国访问时，余慧文总忘不了去参观当地安老设施，带回相关图文资料。“众仁”的名字也是余慧文起的，取“众人拾柴火焰高”和“慈善事业靠社会大众”的双重含意。
在众仁花苑医疗室里，摆放着余慧文赠送的竹藤架子。架子是金黄色的，网格状编织，左右各镌刻两个字——“健康”和“长寿”，一株“绿萝”植物的枝蔓已经爬上藤架。医疗室周医生说，这株“绿萝”的枝蔓原先是用胶布粘在墙上的，余慧文发现了，说不美观会影响老人情绪，所以她就送去了那个竹藤架子。
在上海，有许多老人因患白内障失明，其中一些人因付不起手术费只能生活在黑暗中。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设立了“点亮心愿”系列项目，联系社会人士捐出珍藏品进行义拍，所得款项全部用于资助老人白内障手术。余慧文积极参与组织工作，还捐出许多珍贵礼品用于拍卖。
众仁花苑有一个老人编织兴趣小组。余慧文鼓励他们把自己制作的手工编织作品拿出来参与拍卖。有一次，一件手工折纸作品拍价达到2万元时，余慧文站起身来即兴演讲，热情洋溢地向台下嘉宾讲述义拍的意义。她的演讲感动了许多人，最后有热心人士出8万元高价买走了老人的作品。众仁花苑的老人们很开心，说自己用双手为其他困难老人尽了一点心意。
张荣坤：一个低调的慈善家
陈里予
难忘校长的一次鼓励
他是一个富豪，中国首富排行榜第４８位；他更是一个慈善家，从2001年开始，短短的3年间为各项社会慈善公益活动捐助人民币3227万元。2001年至2002年两年间，《科学投资》将他列入中国慈善富豪榜的前10位。他就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张荣坤。目前是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和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福禧是沸点的母公司。
2002年底，张荣坤先生主动向市慈善基金会提出，要求捐献1200万元，这是个8位数的天文数字。据悉，这笔捐款已经在张荣坤先生的心头盘算了多时，甚至可以说已经闪动了十几年。
原来，在张荣坤先生读中学时，热爱写作的他在小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虽然是一篇小小的文章，可是当校长知道此事后非常开心。一天放学后，校长将张荣坤叫到了办公室，从抽屉中拿出了一支钢笔，说：“校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奖励你，就送一支钢笔给你吧，以后可要多多努力啊。”虽然仅仅是一次小小的鼓励，却在他的心中掀起了波澜。从校长那里，他得到了很大的鼓舞，促使他更加努力的学习。
正是因为十几年前和校长之间的这一段情结，张荣坤先生感到，如果所有学校的校长手里有一笔资金能专门用于奖励，那么无论是老师还是孩子都能在学习和工作上更有动力，或许还能对一个人的一生都能有所改变。
于是，这笔巨款在十几年之后通过慈善基金会来到了上海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上海12所重点大学。每个学校都成立了一个校长基金。与众不同的是，张荣坤先生并没有给这个基金冠以任何名字，全由校长自己来作主。奖励的对象并没有限制。无论是学生还是大学老师，或是学校中的工作人员甚至是学校中的花匠，只要对学校有突出贡献，只要在学校中有出众表现都有机会得到这笔奖励。而奖励的金额也没有限制。而惟一的要求，就是这次捐献必须悄声无息地进行，不需要任何宣传。
在过后的几个月，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向为百年校庆捐款的校董颁发了证书，并与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复旦大学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张荣坤举行了捐资设立复旦大学校长奖的签字仪式。而到年底，这笔校长基金已经被全部用完。
杨文瑛:将慈善进行到底
金萍萍
2003年9月1日上午，江西省万载县潭埠镇池溪村，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一所小学的开学典礼正在举行之中。然而，和别的学校的平静相比，在这所叫作晨兴希望小学的学校里，却流动着一股喜悦和兴奋。
当地特产的鞭炮在不停地鸣放，还有村民们在自发地组织唢呐演奏，而学校里还未最后建成，满是鹅卵石的操场也站满了从临近村子里赶过来的几千个老乡……小小的池溪村，俨然一派过节赶集的热闹景象。
这一切都源自于这所学校的开学典礼就是它的竣工典礼，而在这个典礼上，学校的捐助者，香港晨兴电子科技集团的董事长杨文瑛女士，在上海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马仲器的陪同下，要来参加孩子们的开学仪式。
“我们得来亲眼看看这个好心人！”淳朴的老乡们这样说，“大家都要谢谢她！”
面对众多自发前来的村民和鞭炮“轰炸式”的欢迎，杨文瑛有些稍稍的意外和不适应。她没料到，晨兴希望小学的开学典礼，居然会有那么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引来那么多的村民。
车子停稳后，杨文瑛对着那幢三层高的教学楼微微地笑了，一切都是她想象中的样子。校舍简洁美观又实用，和周围那些甚至还是用泥土建造的房子相比，学校甚至显得有些突兀。但是这仍然让人欣慰：尽管还是贫穷，但孩子们终于可以离开那十几间危机四伏的教室，在全新的地方开始他们新的学习生活了。在这个地处偏远山区的小学里，一共有18间标准的教室，微机房、图书室、食堂、宿舍也一应俱全。学校一共可以容纳包括池溪村在内的3个村的800个学生同时就读，和很多城市的小学相比，晨兴希望小学的条件也毫不逊色。
和别的希望小学不一样，晨兴希望小学的修建，并不是因为当地没有学校，孩子们没有地方念书。在距离晨兴希望小学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有一所池溪小学。在来晨兴希望小学念书之前，近500个孩子就在那里就读。
然而，因为财政的困难，池溪小学面临着一个让人揪心的问题：学校的16间平房全部都是危房！每个不到20平方米的教室里，无一例外地都有两根粗大的木柱子支撑着房梁。人们也不知道房子什么时候会倒。而一旦刮大风或者下暴雨，学校的老师和村民们就更是担心，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子随时都可能坍塌，孩子们的生命也就时刻都有危险。
人们的这种担心在2002年的年底变成了舒心。
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杨文瑛从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那里知道了曾经发生过爆炸的万载县芳林小学。在孟书记的述说中，孩子们艰苦的就学环境让杨文瑛动容，也激发了她捐资助学的念头。2002年的11月，杨文瑛和先生王祖同一起来到了万载。在走访了10所学校以后，杨文瑛夫妇被师生们的进取和刻苦深深地感动了。于是，一笔200万元的捐款被杨文瑛用来修建晨兴希望小学，因为池溪小学的校舍已经破损得非常严重，几乎连改建的可能都没有了，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所新的学校来解决学生们的安全和上学问题。
听到要兴建新学校的消息，池溪村村民们的兴奋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随后的征地工作和使用义工都出奇地顺利。而对捐赠人杨文瑛，村民们则是翘首企盼她的到来，“为这些素不相识的孩子，杨女士可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啊！”两个儿子原先都在池溪小学念书的丁长根知道了杨文瑛要来池溪村的消息，马上从1000多公里外打工的浙江慈溪赶回来。这个黝黑的农村汉子坐在崭新的课桌边，双手不停地抚摸着平滑的桌面，久久不肯离去。
而孩子们的兴奋就更不用说了，开学典礼一结束，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冲上了教学楼，每个人都跑到了自己所在的教室去看那些崭新的课桌，甚至在那些铺着粉红地板砖的楼梯上，他们都可以留连很久。
李春平
京城第一慈善家
汲传排
李春平是共和国的同龄人。1949年2月，他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军人，父亲还是戎马一生的老红军。从父母身上，李春平继承了坚毅、朴实、真诚、善良的秉性。他长大后参了军，当过工程兵，也当过文艺兵。在９年的军人生涯中，他提了干，入了党。
1978年，美国好莱坞影星丽斯来到北京
在北京饭店的豪华套房里，李春平和丽斯通过一本中英文大词典，开始了心灵的交流。丽斯很快坠入情网。她想带李春平回美国，但李春平拒绝了。因为这种在当时绝对是骇世惊俗的爱情难以让他接受。
与丽斯的相识给李春平打开了一扇认识外面世界的窗口。他决定出国留学，学成后报效国家。
通过朋友，李春平去了英国，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一天深夜，李春平在步行回寓所的路上，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出租车撞出去十几米，司机驾车迅速逃逸。
在北京治疗期间，一件让李春平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一位从美国来的先生正在等着他，而且等了好几个月。这位先生告诉李春平：丽斯回到美国之后非常想念他，要求一定要找到他；丽斯非常希望李春平能去美国，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李春平被丽斯的诚挚感情所打动。1980年初，他去了美国，加入了美国国籍。
1990年，丽斯在生命垂危之际，突然提出要与李春平结婚。他们很快办理了结婚手续。婚后没几天，丽斯便撒手人世。
当律师拿出丽斯的遗嘱时，李春平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丽斯会有那么一笔数目惊人的遗产，其中还包括毕加索和凡高的绘画这样的艺术品。在遗嘱中，丽斯把这笔财产全部送给了他。
丽斯的去世使李春平深感伤心和孤独。一栋栋豪华别墅、偌大的房地产公司以及分散在各处的企业都归入他的名下，他有了怎么花也花不完的钱。但每当夜深人静、孤身一人的时候，丽斯的影子老在他的眼前晃动。他思念丽斯，思念自己的祖国。
1991年，李春平回到北京。此时，他42岁。
不久，北京市密云县遭遇了罕见的泥石流灾害。李春平闻讯后，二话没说，就从银行提出了他回国后的第一笔钱，共20万元，捐给了灾区。这是李春平捐助公益事业的开始。
当他得知北京福利院的老人们需要帮助时，当即通过北京市慈善协会向福利院的老人们捐款200万元。福利院的一位百岁老人做寿，李春平不仅为给他祝寿，还特意让自己的司机开来３辆劳斯莱斯轿车，让这位老人及其他老人坐着逛北京。以后，只要福利院的老人做寿，他都要亲自组织老人们逛京城，让老人们坐他的劳斯莱斯.
在1998年抗洪救灾中，李春平向奋战在灾区的军民捐款210万元，成为当时捐款最多的个人。
2003年“非典”疫情在北京肆虐。一些海外人士纷纷离开北京。美国方面也一再催促李春平赶快离境，并且为他定好了机票。但李春平没有走。不仅如此，在万众一心“抗非”的义演活动中，他一次捐款300万元，成为北京市在抗击“非典”中个人捐款数量最多的一人。
据不完全统计，13年来，李春平共捐献了3000多万元现金，平均每年捐赠250万元。
近两年，北京市慈善协会的助残、助学活动，都动用了李春平捐献的助残基金。
做义工 让我快乐
——记慈善义工佟伟
段道明
用真情抚慰五·七空难遗属
2002年，“五·七空难”发生后，佟伟听说要组织义工参加空难善后抚慰工作，便积极地报了名。5月13日，当他接到电话通知后，立即赶到伽利亚大酒店。因佟伟病退在家有充裕的时间，就被安排整天做抚慰工作，并被委以项目负责人。每天他都要组织人员，安排工作，并要做好详细的工作记录。空难抚慰工作在我国的空难史上尚属首次，如何开展工作？没有先例可资借鉴，当时罹难者家属们非常悲痛，对工作组和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又有一种抵触情绪，工作的难度较大。佟伟对参加该项目的义工说：“我们义工是慈善工作者，有我们的优势，只要我们都捧出一颗善良的心，把岁数大的当成咱爹咱妈，把岁数小的当成咱们的兄弟姐妹，这项工作就一定能做好。”
每天都有新义工来参加抚慰工作，人员变动较大，佟伟就把义工中岁数大的和岁数小的、男同志和女同志搭配好分成几组，指定每组负责人，分配各组的服务对象。义工抚慰小组走进100多个空难家属房间，与家属谈心，帮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服务。有的义工为患病的家属捶背按摩，有的义工为卧床的家属喂水喂饭，有的义工在工厂干夜班便抽出20多个白天去照顾罹难者家属，有的义工一声声“奶奶、奶奶”地呼唤着晕厥中的老人。
一位遇难者只来了一个姐姐，在开追悼会时，家属席上只站着姐姐，佟伟马上过去和罹难者亲属站在一起。事后有人问他，那不是家属的位置吗？佟伟说：“对啊，我们义工就是他们的家属，亲人多了才不感到孤单。”这位罹难者火化时尸体都腐烂了，火化后骨灰发出让人难以忍受的恶臭，他的姐姐一面哭着，一面捡骨灰。佟伟走过去，征求了他姐姐的意见后，便用双手捧起有味儿的骨灰装进骨灰袋，他的姐姐感动得哭成了泪人。后来，她逢人便说：“一个无亲无故的人，能对我们的亲人这样关心，我们作为家属也难以像他们这样细心周到，我们没想到的、没做到的，他们都想到了、做到了，大连义工真是好样的！”佟伟曾数次用自己的双手捧起罹难者的骨灰。有人问他：“你不嫌弃吗？”他说：“我觉得那是我的兄弟，有什么可嫌弃的。”
很多家属在火化遇难者遗体时都找佟伟陪同，他从不推辞。为了给8位没有找到遗体的罹难者举行海上祭奠，他带领义工陪同罹难者家属一户户乘船到海上祭祀，抛撒花瓣。佟伟患有心脏病，平时在家都是被家属照料，如今，他却揣着速效救心丸在伽利亚大酒店一干就是23天。北航的工作人员看他太累了，要给他开个房间并报销来回的车费，他拒绝了。他说：“义工就是义务工作者，明白吗？”
义工们的无私奉献得到了罹难者家属们的一致赞誉和社会的广泛好评。一位罹难者的家属们离开大连登机前，流着泪在机场的候机大厅里跪下答谢佟伟等义工的帮助，被佟伟扶了起来。一位遇难者亲属出于对义工的信赖，把18万元巨款委托义工帮助汇出。《大连日报》以“空难无情人有情”为题报导了义工们的奉献精神。中交水规设计院的领导在接受刘长德副市长接见时说：“真没想到大连有这么优秀的慈善义工，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这些义工身上看出大连人的高尚，看出大连这座城市的品味。我要把大连义工的奉献精神告诉我们全院职工，告诉我们北京市民。”佟伟等23名慈善义工也被大连市委、市政府授予“五·七空难救援暨善后工作有功人员”。
佟伟当义工以来，参加过“蓓蕾生命救援”、“五·七空难抚慰”、“流浪儿童帮教”、“爱心爸爸”、“助残关爱小组”、“爱心助学驿站”、“义工流动血库”、“青苗关爱小组”、“防非后援”、“义务向导”、“爱心快递”等多项社会救助工作，两年来共义务奉献3600多个小时，他是全市奉献时间最多的一名四星级义工。
她选择了奉献之路
——记大连市慈善义工王晶
段道明
说到献血，许多人都谈血色变。大连慈善义工王晶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她在1986年第一次参加献血体检时，就出现过小插曲，别人的体检单上只有合格与不合格的字样，而王晶的体检单上却多了一个红色的小标签，上面写着标准Ａ型血清。周围的人都传说她是特殊血型，王晶自己也顾虑重重。单位领导非常理解她的心情，没有安排她去献血。后来经咨询得知，王晶不是特殊血型，只是血质比较纯正，可以分离血清试剂，做血型鉴定用。
1987年8月，王晶第一次献血时，除了血站给一份补助费外，单位不但发补助费，还给半个月休假。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王晶的身体恢复得很快。这次经历，使王晶体会到献200毫升血对一个健康人来说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于是，第二年王晶又报名参加献血。有人开始误解她是为了拿献血补助费。王晶说：“如果为了钱，我决不会出卖自己的鲜血。为了挽救他人的生命，不给钱我也愿意无偿捐献。”为此，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无偿献血。这样，王晶心安理得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不但分文不取，而且每次还要自己支付来回的交通费，就连献血的时间都选择在节假日里。后来的两件事更加坚定了王晶坚持无偿献血的决心。
第一件事是，1993年春节期间，唐山有位稀有血型的产妇产后大出血，当唐山方面向大连发出求援信息后，是大连市的稀有血型者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鲜血，市血液中心的领导和同志们又星夜兼程，及时把救命的鲜血送到了唐山，才挽救了产妇的生命。这使王晶看到了在危难时刻，献血一袋，就能救人一命。
第二件事是，一位来自台湾的蔡柏山先生的一席话，使王晶对无偿献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位58岁的蔡先生在日本工作3年，曾多次无偿献血，却从来没有休息过一天。蔡先生对王晶说：“一个人如果身体健康，定期参加献血，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最起码能起到稀释血液和促进血细胞生长的积极作用”。
从1992年至今，王晶坚持每年无偿献血两次，从未间断过。为此，1999年12月，国家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授予她无偿献血最高奖——金杯奖。
18年来，王晶已无偿献血30多次，2002年，王晶又成为大连市第一位无偿捐献血小板的人。至今她的献血总量已达7000毫升。
2003年3月1日，王晶在大连市慈善总会及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支持帮助下，又发起并建立了大连义工流动血库。3月2日在步行街举行了启动仪式，并开展了第一次慈善义工无偿献血活动日。当场就有100多名义工报名参加义工流动血库，现场有68人次无偿献血13600毫升。一年来，义工流动血库共组织了4次大型活动，得到上万名群众的签名支持，120多名义工无偿献血27000多毫升，200多名义工成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
爱的使者
——记英国“国际咨询与资源企业”驻甘肃首席代表林来燕
甘慈
林来燕是新加坡人，1999年受英国的一个慈善组织“国际咨询与资源企业”的委派，担任该组织驻甘肃的首席代表。5年来，她不停地奔波在甘肃东乡、广河、定西等县的贫困山区，把满腔的慈爱撒在走过的山山水水。
东乡族自治县是甘肃中部最干旱的县市之一，山大沟深，十年九旱，人畜饮水十分困难，不少群众要到几里、十几里甚至更远的山沟里取水，人背畜驮往返需要几个小时，严重困扰着东乡族群众的生产和生活。
林来燕想方设法募集资金28万元，先后给东乡的桥文村、马场村270多户贫困户修建了270眼抗旱集雨水窖和近2万平方米集雨场，解决了1000多人的饮水问题。她为了把水窖修得既实用又保证质量，还专门从新加坡邀请了一位工程师，到东乡研究设计水窖的深浅，容水量和形状。并从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动员了不少企业家、工程师、大学生等慈善志愿者，远涉重洋，多次来到东乡，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建集雨水窖。
在建水窖的同时，林来燕得知马场村的很多适龄儿童没有上学，原来是本村没有学校，孩子们要去10里外的邻村上学，山大沟深，孩子辛苦，家长不放心；另外，还有的是经济困难，家庭无力交学费而失学。她决心募集资金，在马场村既修水窖，又修建学校，解决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她的设想得到县教育局的大力支持，积极配合，提供建校用地，并组织设计和预算。建校的消息传开，全村雀跃。
1999年夏，“国际咨询与资源企业”投资11万元，珠海市马莉女士热情支持27万元，经过几个月的施工，一所崭新的村校在马场村建成了，定名为马场恩益小学。因为学校建在家门口，对家庭困难的孩子又进行了救助，入学的儿童不断增多，使原已建成的教室不够用了。“国际咨询与资源企业”又投资16万余元，将学校扩建为完小。
在这所学校诞生的过程中，林来燕没少跑路，也没少流汗，经常奔波在兰州与东乡的公路上，为建校的进度、质量费尽了心思。2000年10月，学校举行落成典礼时，马场村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热闹，村民和学生穿着整洁的衣裳，喜气洋洋地汇集到学校庆贺。甘肃省慈善总会、州、县领导均前来祝贺。现在这所学校已有近200名学生，其中70名困难学生受到林来燕的资助，高高兴兴地和其他小学生一道读书。
定西县陈尚义夫妇无儿无女，靠捡破烂维持生活。但老人收养了被遗弃的8名残疾儿童，虽给他们的晚年生活增加了不少乐趣，也给他们增添了生活的巨大压力。从1999年起，林来燕为这8名孤儿每人每月补助80元生活费，一直延续至今。还时刻牵挂着这群孩子，常常去定西看望他们，每次去都要给孩子们买上各式各样的礼物。还邀请医生为孩子们做体检，无微不至地关怀着他们。一位叫龙龙的小男孩，下肢先天性瘫痪，定西无法治疗，林来燕乘汽车把龙龙抱到兰州，送进陆军总医院院手术治疗。在从定西来兰州的途中，龙龙大小便失禁，林来燕的衣服全被弄脏，却毫不嫌弃。龙龙住院期间，她抽出时间去看望守护。
陈尚义夫妇已是七旬老人，要照料这8名孩子的生活，已感力不从心。为了减少老人的劳累，从2001年起，林小姐每月花费600元的工钱，请了一位年轻的阿姨，帮助老人照料这8名孤儿的饮食起居。她和这些孩子们已建立起难舍难分的感情，每当她离开时，孩子们总是围着她，哭着嚷着不让她走，周围的邻居无不感叹！
勤植“慈善绿荫”的人
——记公益工作者尼玛仁增
张翔
在玉树州这块美丽而神秘的土地上，生长着藏医大专班这样一朵奇葩，它是一所公益性质的藏医学校。当希望的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一个忙碌的藏医汉子就会出现在学子们的眼帘，他，就是尼玛仁增。
1992年，玉树藏医大专班在州委、州人民政府和国际援藏协会的共同努力下开始筹建。
当尼玛仁增走马上任重建玉树藏医大专班时，可以说等待他的只有重重困难。
所谓校舍，只是原藏医院住院部旧址上的几排破旧的土房，这些50年代修建的土木结构的房屋，墙体倾斜、四处裂缝，屋顶大面积的坍塌，严重威胁着师生的生命安全；所谓办公设备，只是几张破旧的办公桌；至于教学设施，则更是一无所有，缺少图书、各种仪器设备。
尼玛仁增除了捐出自己少得可怜的工资外，还在想着各种办法。他走南闯北积极争取国内外的项目和资金。辛勤地忙碌、不懈地努力终于有了结果：教学区、办公区修整一新，两栋学生宿舍楼拔地而起，一栋图书综合楼也落成投入使用，多功能厅、食堂餐厅、浴室等基础设施也一一建成，相应的办公、学习、生活用品也配备完善。200余名孤儿学生的衣食住行和学习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
1995年，在玉树藏医大专班的基础上，孤儿藏医学校建成，使200余名藏族孤儿结束了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生活，有了一个学习、生活和健康成长的温暖大家庭。今天的藏医孤儿学校，环境幽雅宽敞，条件安定舒适，但尼玛仁增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
起初的玉树藏医大专班，学制十年，五年基础，五年专业，享受在玉树州内承认大专学历的特殊政策，第一届招收了54名学员。随着办学条件、办学规模的扩大，学院人数的增多，尼玛仁增又开始考虑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因为教育的目的不是承认不承认学历的问题，既然是大专学历，就应该达到大专的实际水平，这才是为社会负责的态度。
要提高教学质量，更是面临着一大堆的问题。首先是师资力量。原先的藏医大专班，只有2名藏文教师和2名藏医教师，远远满足不了教育教学大纲的需要。尼玛仁增一次次登门求贤，在他的感召下，6名文化水平高、教育经验丰富、工作责任心强的优秀教师毅然来到了这里，和他一起为这所公益学校的教学工作正常化、规范化和高质量化奋斗。
由于学生生源不同，文化基础不均匀，学习水平参差不齐，加上年龄的差异，无法对他们进行统一的教学管理。针对这种情况，他组织全体教职工细心研究、精心安排，将这些学生分成AB班进行教育管理，并根据学生实际因材施教。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玉树藏医孤儿学校逐步健全了教务、总务、学生学习、学籍管理制度，制定了教师岗位制度和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为学生开设了专业课、基础课、公共必修课等，严格按教学大纲的要求制定教学计划，严格按教学计划进行教育教学。
经过一番努力，孤儿藏医学校的教学水平一年一个台阶，为这些孤儿学生走向社会、学以致用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尼玛仁增欢喜地说：这儿不是孤儿院，而是培养人才的摇篮。其实这才是尼玛仁增苦苦追求的。
爱心铺就慈善路 广施善举暖油城
——记新疆克拉玛依苏里·阿吉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
李长军 刘军生
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又名：阿不都肉苏里·阿吉）是一位维吾尔族私营老板，今年48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苏里·阿吉有限责任公司于1996年成立，专门经营牛羊屠宰生意。自公司成立以来，苏里·阿吉为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捐助资金累计达90余万元。
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最初参加工作时，被分配到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当汽车司机。这期间他做了不少好事，其中有两件事在克拉玛依引起过轰动。
那是1984年冬季的一个傍晚，太阳快下山时，单位领导派他去牧区拉牧草。半路上在路边山脚下突然发现两个奄奄一息的哈萨克族孩子，那是两个男孩，大的10岁左右，小的七八岁，脚都被冻坏了，根本不能走路。他抱起孩子赶往哈萨克族牧区。两个孩子在牧民家慢慢苏醒过来。原来他们是被后妈赶出家门的，因为这条路很少有人走，如果不是遇到了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两个孩子肯定会被冻死。
1988年，在伊犁果子沟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司机当场死亡。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看到遇难司机的遗体，发现竟是自己认识的人。交警已经把车祸处理完毕，问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遇难司机的遗体是就地掩埋呢，还是通知遇难者家属拉回原籍？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二话不说就拉上了尸体。在当地用车拉尸体是一件很忌讳的事，在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之前，交警拦了很多车，车主都不答应。
后来，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承包了单位的一辆卡车，做起了拉运牛羊的生意。1996年8月，苏里·阿吉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并在市区南郊建成了两千多平米的牛羊屠宰批发市场。不仅让市民们吃上了放心肉，也为治理城市卫生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他开始着手实现多年的愿望：1996年，经市妇联牵线搭桥，他一下就资助了22名面临失学的贫困中小学生。这些学生包括了汉、回、蒙古和维吾尔等多个民族。他承诺：“谁能考上大学，我就供养到底。”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家庭，他到市民政局签订协议，自愿扶持20户不同民族的低保户，每逢重大节日，他就带上慰问金，挨家挨户走访看望他们。
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把自己多年来收益的35%都用于慈善事业，在克拉玛依市，他自己至今还没有一套房子，至今一家还住在厂房里，她的妻子阿孜古丽不但没有一句怨言，而且还非常支持他始终如一地做善事。
1999年7月，哈萨克族职工艾尔兰的妻子古丽扎尔因贫血昏倒在她自己的小店里，艾尔兰手中没钱，跑到苏里·阿吉公司，但他要找的好心人不在家。阿孜古丽听明白后，马上带上家里仅有的9000元钱，和小伙子一块儿把病人送到医院。有困难的各民族的人来要求帮助的，阿孜古丽从来没有拒绝过。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被评为首届“全国十大社会公益之星”，他说这奖杯也应该有妻子阿孜古丽一半。
由于种种原因，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的企业离开克拉玛依到外地去谋求发展，但他在目前创业建厂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挤出10万元注入克拉玛依慈善总会，基金主要帮助克拉玛依市最低生活保障户解决医疗费用问题，以减轻或解除他们的生活压力和负担。这项基金协议的签订为20年，阿不都肉苏里·尼扎木每天都要注入新的资金，因为他的企业是一家屠宰场，每宰一头牛拿出1元钱，每宰一只羊拿出0.5元，天天加大他的医疗救助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