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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通常能被我们清晰地意识到需要帮助的群体，往往都是在一次大范围高强度的自然灾难中产生的受灾群体，采取的筹款方式也是应急式的、运动式的。然而经常性的小额募捐对社会保障体系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2004年2月17日，来京务工已有13年的李明元，来到协和医院旁边的中华慈善总会。放弃了一个早晨二三十元的收入，乘坐相对于他的收入显得有些“奢侈”的地铁来到这里，是为了给孩子筹集一笔医疗费，而这一笔医疗费的数目是20万。
灾难降临到一个普通之家
在1996年夏天之前的日子里，李明元一家在北京虽然生活的不算奢华，但还是拥有他们自己的幸福。李明元夫妇收入不高，但他们拥有一双可爱的儿女，特别是在北京三家店铁路中学读书的大儿子李晓雄一直是李明元的骄傲。那时的晓雄，不仅在学校成绩优异有目共睹，还有跑8000米数一数二的好身体。李明元告诉记者，他和妻子当时的计划，是在供孩子读完大学后，还要在北京买一套自己的房子。
1996年降临在李晓雄身上的一种怪病改变了这一切。晓雄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病：“一种奇怪的疾病侵入我的身体，周身发软，四肢无力，甚至不省人事……最后在协和医院，终于查明属于造血机能损坏”。他患上的是“睡眠性、阵发性血红尿蛋白血液病”，这是白血病的一种。
李明元和妻子为给孩子治病，先是消耗尽家里多年来微薄的积蓄，卖掉了老家的两间房子，然后就开始向周围的邻居和亲戚借债，后来到了连债都无处借贷的地步。
如今负债累累的李明元一家月收入仅仅1000元钱左右，而每次为晓雄输血就需要1000元。通常在夏秋之季，输血需保持每两个月一次，到冬天则需要一个月输一次血。除此以外，小雄在平日还需要服用大量的药物以稳定病情。
与别的白血病患者相比，李晓雄也许算是幸运的，他所患的白血病只要能够换上健康的骨髓，就可以彻底康复。而对于很多白血病患者来说最困难的寻找配型骨髓对晓雄也不是障碍，他的妹妹就可以为他提供健康而且匹配的骨髓。现在摆在这个家庭面前的惟一障碍就是20万元的手术费，就是这20万元将决定着这个四口之家的幸福。
懂事的晓雄背着爸爸妈妈，在2003年夏天向北京的几家报纸发出求援信，当时几家报纸和社会一共为他们提供了1.6万元左右的捐款。虽然相对于20万元来说，这笔钱远远不够，但它终究可以维持孩子将近一年的输血费用。李明元还是为了这笔慈善捐款对社会充满了感激，也因此对社会的救助产生了更多一点的期望。
于是，在2004年春节前夕，李明元找到了北京民政部，民政部门为李明元指出了一条路，这就是去中华慈善总会。
运动式的集中募捐将逐渐退场
经过在中华慈善总会的一个上午，李明元才明白，获得捐款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慈善总会筹募部副主任苏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资金的利用，慈善总会需要有很详细的前期调查与事后备案。
苏辉出示了一份助学捐款备案，数额达到250元的捐款都有详细的受助人相关情况与资助人情况的登记。这是为了对捐助人，更是为了更多需要捐助的人的负责。像李晓雄这样的情况，他们只能请晓雄户口所在地的慈善会来完成对晓雄的立项调查与资助。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像李晓雄这样需要社会救助的家庭绝非一个小的数字。虽然并不是每个不幸的家庭都如李晓雄一样，能否获得资助决定着生死存亡，但是每个不幸家庭需要得到帮助的愿望都是一样的强烈。
然而，通常能被我们清晰地意识到需要我们帮助的群体，往往都是在一次大范围高强度的自然灾难中产生的受灾群体，比如长江洪涝灾害、甘肃地震、青海雪灾，包括去年的SARS等灾难中的受灾者，或者受到慈善团体与媒体格外照顾的一些极为少数的幸运儿。
并不是我们的慈善团体不愿意救助每天出现在他们视线中的李晓雄们，而是我们的社会捐款储备少得不能再少，因此慈善款项的使用也需要格外的仔细，前期的工作需要确保严密。
以李晓雄为例，中华慈善总会筹募部副主任苏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获得捐助，需要首先经过调查核实情况，情况属实就可以申请立项，立项后慈善会才可以面向社会筹募款项，还不确定是否能够筹集到所需的全部款项。
同针对各种灾害一样，这种慈善筹款方式还是应急式的、运动式的。它是在传统的以政府组织为主的募捐体制下的主要募捐形式，也是民间慈善组织大多采用的募捐形式。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捐助工作运行机制，特别是在救灾和群众生活困难资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这种具有浓厚行政色彩的募捐方式实际上民意基础很薄弱。
同时，这种突击式的募捐也显示出社会缺乏一种稳定有效的慈善募捐渠道，有专家指出，我们“缺乏广泛接近大众、长期稳定存在的小额慈善募捐系统网络”。
新华社提供的民政部一项对普通公众捐赠意愿的问卷调查显示，尽管我国都市地区公众参与社会捐助活动的主要形式是集中募集，但37.8%的受访者表示更喜欢经常性捐助。
2003年11月10日，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中国公益论坛上的发言，向社会传达出一个讯号：随着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进一步转变，由政府组织的突击性募捐“群众活动”将逐渐远离百姓的视野，代之以经常性的小额募捐。
为什么我们缺乏经常性的小额募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实指出，在对社会成员的救助方面，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由政府组织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社会募捐，特别是经常性的小额募捐则对社会保障体系起着补充作用。但这种“补充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李实指出，经常性的小额捐助本身意义不在于多么有效，也就是说不在于能够筹集到数额多么巨大的款项，而是在于通过这种公众活动调动社会成员的怜悯心，唤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引导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此外，民间机构可以关注到政府行为忽视的群体，也就是说民间慈善机构可以运作更具指向性的慈善事业。
在国外，慈善机构经常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专门针对艾滋病患者，专门针对儿童癌症患者的民间慈善机构。这些民间慈善机构很大一部分慈善款项就来自经常性的小额募捐活动。
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韩京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同为“国际联合劝募协会”成员的美国，有一种经常性的小额募捐形式——“工资单捐款”，也就是在工资中经过工资领取人自愿认可，扣除大约0.6%的份额，这种完全以自愿为基础的募捐形式在美国联合劝募协会每年的筹款总额中大约可以占到60%到70%。
而在中国，这种小额募捐却常常不成功。2002年，中华慈善总会启动了“慈善一元捐行动”，试图将所有的小额捐款纳入这个行动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多功能擦鞋机的推出。
然而，在北京各处安置了一年多的600台慈善募捐擦鞋机，虽然有很多人都在使用，至今慈善总会也没有统计过里面有多少捐款，韩京津说那些钱“太少了”。
在一幢入口处摆放了这种擦鞋机的写字楼，门口的保安告诉记者，从那台擦鞋机摆在那里，他就几乎没有见过有人往里面塞钱，虽然擦鞋机的使用率挺高。
对于我国为何缺少这种经常性的小额募捐系统，一种观点认为：与这种长期化稳定化的小额募捐机制的缺乏相比，我们更加缺乏整个社会的慈善观念。
韩京津说，在了解到国际上存在“工资单捐款”这种先进有效的募捐形式后，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从1998年开始就寻找各种机会推广这种募捐形式，他们接触过很多企业，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和一家企业谈成。
韩京津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其主要原因时认为，还是整个社会对慈善捐款的认可度不高。在一些发达国家，一些捐款积极的企业会被权威慈善机构授予“慈善家”“慈善企业”等名誉称号，对于这些企业和个人，这是一种很有脸面的社会声誉。
韩京津说“整个社会重视慈善事业，你这个牌子(慈善家)才值钱”，而提高了这些企业和个人的社会声誉，又反过来促进了慈善活动的进一步开展，由此形成慈善理念的良性循环。
培养观念需要制度支持
对于社会慈善理念，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李实有自己的看法。李实不认为我们的社会缺乏慈善理念，“否则街上那么多乞丐就不会要到钱”。事实上，中华慈善总会也有过不少成功的小额筹募项目。
以去年为例，中华慈善总会与“席殊”签订募捐协议，为三个在SARS中成为孤儿的孩子筹集了11万左右的资金。在去年与Yahoo签订的手机短信捐款协议中筹得了10万元左右。在天津启动“慈善一元捐行动”的现场就筹集了二三十万助学、扶贫资金。
尽管如此，从1994年成立到2003年的10年中，中华慈善总会总共向社会筹集了13多亿元的慈善资金，这其中依靠小额募捐筹集的部分，据韩京津副秘书长介绍，不足10%。
对于如何更好地推广经常性的小额募捐这种慈善事业，李实研究员分析，首先我们的国家需要在制度上给予慈善组织的成立给以方便；其次慈善组织自身在内部建设上需要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完善的制度设计。
比如如何提高社会对一个慈善组织的信任度，具体来说就需要财务制度对社会透明化。
对这一点，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韩京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会在大型募捐活动后在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向社会公布募集资金的财务报告，日常筹募的财务报告则公开在中华慈善总会的年报等刊物中。
李实指出，我国的慈善组织还需要更好的组织与宣传。在国外可以经常见到一些老人佩带着某个慈善组织的标志在各种场合募集慈善资金，同时向社会说明组织的募捐意图。
除了“慈善一元捐行动”的启动，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代表的慈善机构还在摸索其他的小额募捐形式，比如发行慈善贺卡，推出网上小额募捐，以及2003年底推出的手机募捐形式。
在中国这个有着13亿人的人口大国，每个人拿出一元钱就可以积累成13亿元，就可以实现650万个孩子的求学梦，或者可以让6500个像李晓雄这样的孩子重新获得生命。
“不以善小而不为”与“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两句中华民族的古训在经常性的社会小额募捐事业中，将可以得到最有效的结合。
2004年2月17日，来京务工已有13年的李明元，来到协和医院旁边的中华慈善总会。放弃了一个早晨二三十元的收入，乘坐相对于他的收入显得有些“奢侈”的地铁来到这里，是为了给孩子筹集一笔医疗费，而这一笔医疗费的数目是20万。
灾难降临到一个普通之家
在1996年夏天之前的日子里，李明元一家在北京虽然生活的不算奢华，但还是拥有他们自己的幸福。李明元夫妇收入不高，但他们拥有一双可爱的儿女，特别是在北京三家店铁路中学读书的大儿子李晓雄一直是李明元的骄傲。那时的晓雄，不仅在学校成绩优异有目共睹，还有跑8000米数一数二的好身体。李明元告诉记者，他和妻子当时的计划，是在供孩子读完大学后，还要在北京买一套自己的房子。
1996年降临在李晓雄身上的一种怪病改变了这一切。晓雄曾这样描述过自己的病：“一种奇怪的疾病侵入我的身体，周身发软，四肢无力，甚至不省人事……最后在协和医院，终于查明属于造血机能损坏”。他患上的是“睡眠性、阵发性血红尿蛋白血液病”，这是白血病的一种。
李明元和妻子为给孩子治病，先是消耗尽家里多年来微薄的积蓄，卖掉了老家的两间房子，然后就开始向周围的邻居和亲戚借债，后来到了连债都无处借贷的地步。
如今负债累累的李明元一家月收入仅仅1000元钱左右，而每次为晓雄输血就需要1000元。通常在夏秋之季，输血需保持每两个月一次，到冬天则需要一个月输一次血。除此以外，小雄在平日还需要服用大量的药物以稳定病情。
与别的白血病患者相比，李晓雄也许算是幸运的，他所患的白血病只要能够换上健康的骨髓，就可以彻底康复。而对于很多白血病患者来说最困难的寻找配型骨髓对晓雄也不是障碍，他的妹妹就可以为他提供健康而且匹配的骨髓。现在摆在这个家庭面前的惟一障碍就是20万元的手术费，就是这20万元将决定着这个四口之家的幸福。
懂事的晓雄背着爸爸妈妈，在2003年夏天向北京的几家报纸发出求援信，当时几家报纸和社会一共为他们提供了1.6万元左右的捐款。虽然相对于20万元来说，这笔钱远远不够，但它终究可以维持孩子将近一年的输血费用。李明元还是为了这笔慈善捐款对社会充满了感激，也因此对社会的救助产生了更多一点的期望。
于是，在2004年春节前夕，李明元找到了北京民政部，民政部门为李明元指出了一条路，这就是去中华慈善总会。
运动式的集中募捐将逐渐退场
经过在中华慈善总会的一个上午，李明元才明白，获得捐款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慈善总会筹募部副主任苏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于资金的利用，慈善总会需要有很详细的前期调查与事后备案。
苏辉出示了一份助学捐款备案，数额达到250元的捐款都有详细的受助人相关情况与资助人情况的登记。这是为了对捐助人，更是为了更多需要捐助的人的负责。像李晓雄这样的情况，他们只能请晓雄户口所在地的慈善会来完成对晓雄的立项调查与资助。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像李晓雄这样需要社会救助的家庭绝非一个小的数字。虽然并不是每个不幸的家庭都如李晓雄一样，能否获得资助决定着生死存亡，但是每个不幸家庭需要得到帮助的愿望都是一样的强烈。
然而，通常能被我们清晰地意识到需要我们帮助的群体，往往都是在一次大范围高强度的自然灾难中产生的受灾群体，比如长江洪涝灾害、甘肃地震、青海雪灾，包括去年的SARS等灾难中的受灾者，或者受到慈善团体与媒体格外照顾的一些极为少数的幸运儿。
并不是我们的慈善团体不愿意救助每天出现在他们视线中的李晓雄们，而是我们的社会捐款储备少得不能再少，因此慈善款项的使用也需要格外的仔细，前期的工作需要确保严密。
以李晓雄为例，中华慈善总会筹募部副主任苏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要获得捐助，需要首先经过调查核实情况，情况属实就可以申请立项，立项后慈善会才可以面向社会筹募款项，还不确定是否能够筹集到所需的全部款项。
同针对各种灾害一样，这种慈善筹款方式还是应急式的、运动式的。它是在传统的以政府组织为主的募捐体制下的主要募捐形式，也是民间慈善组织大多采用的募捐形式。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参与的社会捐助工作运行机制，特别是在救灾和群众生活困难资助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这种具有浓厚行政色彩的募捐方式实际上民意基础很薄弱。
同时，这种突击式的募捐也显示出社会缺乏一种稳定有效的慈善募捐渠道，有专家指出，我们“缺乏广泛接近大众、长期稳定存在的小额慈善募捐系统网络”。
新华社提供的民政部一项对普通公众捐赠意愿的问卷调查显示，尽管我国都市地区公众参与社会捐助活动的主要形式是集中募集，但37.8%的受访者表示更喜欢经常性捐助。
2003年11月10日，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中国公益论坛上的发言，向社会传达出一个讯号：随着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进一步转变，由政府组织的突击性募捐“群众活动”将逐渐远离百姓的视野，代之以经常性的小额募捐。
为什么我们缺乏经常性的小额募捐？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实指出，在对社会成员的救助方面，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由政府组织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社会募捐，特别是经常性的小额募捐则对社会保障体系起着补充作用。但这种“补充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李实指出，经常性的小额捐助本身意义不在于多么有效，也就是说不在于能够筹集到数额多么巨大的款项，而是在于通过这种公众活动调动社会成员的怜悯心，唤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引导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此外，民间机构可以关注到政府行为忽视的群体，也就是说民间慈善机构可以运作更具指向性的慈善事业。
在国外，慈善机构经常有很强的针对性，比如专门针对艾滋病患者，专门针对儿童癌症患者的民间慈善机构。这些民间慈善机构很大一部分慈善款项就来自经常性的小额募捐活动。
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韩京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同为“国际联合劝募协会”成员的美国，有一种经常性的小额募捐形式——“工资单捐款”，也就是在工资中经过工资领取人自愿认可，扣除大约0.6%的份额，这种完全以自愿为基础的募捐形式在美国联合劝募协会每年的筹款总额中大约可以占到60%到70%。
而在中国，这种小额募捐却常常不成功。2002年，中华慈善总会启动了“慈善一元捐行动”，试图将所有的小额捐款纳入这个行动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多功能擦鞋机的推出。
然而，在北京各处安置了一年多的600台慈善募捐擦鞋机，虽然有很多人都在使用，至今慈善总会也没有统计过里面有多少捐款，韩京津说那些钱“太少了”。
在一幢入口处摆放了这种擦鞋机的写字楼，门口的保安告诉记者，从那台擦鞋机摆在那里，他就几乎没有见过有人往里面塞钱，虽然擦鞋机的使用率挺高。
对于我国为何缺少这种经常性的小额募捐系统，一种观点认为：与这种长期化稳定化的小额募捐机制的缺乏相比，我们更加缺乏整个社会的慈善观念。
韩京津说，在了解到国际上存在“工资单捐款”这种先进有效的募捐形式后，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人员从1998年开始就寻找各种机会推广这种募捐形式，他们接触过很多企业，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和一家企业谈成。
韩京津向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其主要原因时认为，还是整个社会对慈善捐款的认可度不高。在一些发达国家，一些捐款积极的企业会被权威慈善机构授予“慈善家”“慈善企业”等名誉称号，对于这些企业和个人，这是一种很有脸面的社会声誉。
韩京津说“整个社会重视慈善事业，你这个牌子(慈善家)才值钱”，而提高了这些企业和个人的社会声誉，又反过来促进了慈善活动的进一步开展，由此形成慈善理念的良性循环。
培养观念需要制度支持
对于社会慈善理念，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的李实有自己的看法。李实不认为我们的社会缺乏慈善理念，“否则街上那么多乞丐就不会要到钱”。事实上，中华慈善总会也有过不少成功的小额筹募项目。
以去年为例，中华慈善总会与“席殊”签订募捐协议，为三个在SARS中成为孤儿的孩子筹集了11万左右的资金。在去年与Yahoo签订的手机短信捐款协议中筹得了10万元左右。在天津启动“慈善一元捐行动”的现场就筹集了二三十万助学、扶贫资金。
尽管如此，从1994年成立到2003年的10年中，中华慈善总会总共向社会筹集了13多亿元的慈善资金，这其中依靠小额募捐筹集的部分，据韩京津副秘书长介绍，不足10%。
对于如何更好地推广经常性的小额募捐这种慈善事业，李实研究员分析，首先我们的国家需要在制度上给予慈善组织的成立给以方便；其次慈善组织自身在内部建设上需要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完善的制度设计。
比如如何提高社会对一个慈善组织的信任度，具体来说就需要财务制度对社会透明化。
对这一点，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韩京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会在大型募捐活动后在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向社会公布募集资金的财务报告，日常筹募的财务报告则公开在中华慈善总会的年报等刊物中。
李实指出，我国的慈善组织还需要更好的组织与宣传。在国外可以经常见到一些老人佩带着某个慈善组织的标志在各种场合募集慈善资金，同时向社会说明组织的募捐意图。
除了“慈善一元捐行动”的启动，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代表的慈善机构还在摸索其他的小额募捐形式，比如发行慈善贺卡，推出网上小额募捐，以及2003年底推出的手机募捐形式。
在中国这个有着13亿人的人口大国，每个人拿出一元钱就可以积累成13亿元，就可以实现650万个孩子的求学梦，或者可以让6500个像李晓雄这样的孩子重新获得生命。
“不以善小而不为”与“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两句中华民族的古训在经常性的社会小额募捐事业中，将可以得到最有效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