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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人類,恰恰就是這樣一個人過中年天過午的阿唯——科學的光芒,已經遮蓋不住它那日益累積的副產品了,遮蓋不住那滿天的霧霾,滿湖的臭水,遍野的垃圾,滿市場的假冒偽劣,滿世界的坑蒙拐騙了。科學的陽面正在褪色,它的陰面越來越顯露出來。當初由科學爆炸刺激出的理性迷信,開始回歸理性。現在,是時候來理性地回望一下人類產生出進步幻覺的心路歷程了。
關於進步的概念,英國哲學家拜瑞在他的《進步的觀念》一書中有個定義:“進步的觀念是一種理論,是一種對人類過去的假設和未來的預言。……人類是朝著一個確定的和理想的方向漸進,這一漸進將會無限期地持續下去,……作為地球上的偉大事業,普遍幸福的狀況終將實現。”人類社會,沒有最好,只有更好,越來越好。
世間的萬事萬物,皆有生老病死,皆有成住壞滅,獨獨人類社會反其道而行,會一直好下去——人類為什麼會產生出這種明顯違反常識的幻覺呢?
讓我們從這樣一個思維實驗說起:假定有一個叫阿唯的人,獨自生活在地球上,除了他以外世間再沒有任何其他生物。他越長越高,越長越壯,長成了一個二十歲的小夥子。這時,有天使在空中向他提了一個問題:“阿唯呀,你能預測一下你將來會長成什麼樣嗎?”阿唯答說:“我將來必定越長越壯,越長越高,越長越大,會這麼一直長下去。”阿唯為什麼會有這個結論?因為沒有參照物,他無法從其他生物的生老病死中推斷出自己的真實下場,他唯一的參照物就是他自己以往二十年的成長史。這基本上就是人類產生進步幻覺的邏輯機理。
不對呀,人類並不是生活在阿唯的環境下,我們有參照物,我們每天看著世間萬物的生老病死,成住壞滅,怎麼可能還會產生出阿唯式幻覺呢?
緣由是:科學爆炸,其光芒把我們的眼睛晃花了,其巨響把我們的精神震瘋了,我們因之而產生了這樣的幻覺:我們不是一般的物種,我們與其他物種有一個根本區別,我們有理性,而理性具有擺脫一切黑暗,追求終極光明的能力。如伏爾泰所說的:“人類的發展會在任何一個瞬間轉向一個不同的進程,但是,無論轉向什麼進程,人類理性的本質都會確保文明的進步。”雖然歷史有偶然性,但理性的力量太強大了,無論偶然性往哪個方向偏離,理性都會給它拉回來,讓它走向文明的進步。
我們把理性當成神性了,把人當成神了。對理性的迷信,使我們喪失了理性。
阿唯的世界裡沒有參照物,而人類則認為我們周圍那些參照物沒有參照價值。人類用自己的有眼無珠而為自己製造了一個阿唯的世界。
阿唯產生出對自己生命前途的“進步幻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天使是在他二十歲的時候向他發問的,若等他長到四十歲時再問他一次,他肯定就不會這麼樂觀了,因為此時他已經有了參照物,自身生命的軌跡這個參照物——在第二個二十年裡,他不但沒有再長高再長壯,而且氣力也不如從前了,他已經感覺到生命的曲線爬過了高點,開始走下坡路了,他對生老病死的人生大邏輯,開始有所悟了。今天的人類,恰恰就是這樣一個人過中年天過午的阿唯——科學的光芒,已經遮蓋不住它那日益累積的副產品了,遮蓋不住那滿天的霧霾,滿湖的臭水,遍野的垃圾,滿市場的假冒偽劣,滿世界的坑蒙拐騙了。科學的陽面正在褪色,它的陰面越來越顯露出來。當初由科學爆炸刺激出的理性迷信,開始回歸理性。現在,是時候來理性地回望一下人類產生出進步幻覺的心路歷程了。
其實,要說人類天性,真正的人類天性就是我們喜歡自我陶醉的天性。一個樂觀的歷史觀,其實是我們的心理需要,而人類天然具有把自己的心理需要轉化成為理性結論的邏輯能力。十四世紀那場大瘟疫奪去了歐洲將近一半人的生命,這本是一件很讓人悲觀的事情——萬能的上帝,慈悲的上帝,怎麼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然而人們沒有讓這種悲觀情緒影響自己太久,天性使然,它很快就轉念一想,別太在乎上帝了,追求世俗幸福吧。於是,有了文藝復興,有了人本主義,歐洲人找到了樂觀的心理出路——人活在這世上,吃肉肉味,吃魚魚味,本身就是個樂趣,無需上帝。跟著上帝過日子,還得承認我們有原罪,還得天天懺悔,現在多好,世俗知識是有用的,科學技術可以造出以前我們不能享受的好東西來。一旦精神上擺脫了與上帝的牽掛而追求世俗的享樂,一旦把這享樂的追求與科技的發展聯繫起來,歷史進步的感覺就出來了,樂觀的精神就復活了。
從上帝的影子下解放出來,很快衍生出了另一場思想解放,從古希臘權威的影子下解放出來——人本主義理念衍生出了科學上的哥白尼革命和哲學上的啟蒙運動。這些思想解放所開闢出的廣闊天地,使歐洲人更樂觀了——今人肯定比古人聰明,今天肯定比古代進步,歷史肯定會越來越好。
進而,人們在科學研究中更認識到,自然法則既然是可以認識的,可以證明的,可以傳承的,那麼,運用科學手段獲得的知識體系,便具有永恆的價值,對真理的認知便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知識便會越累積越多,人的創造力豈不就越來越大,人類社會豈不就越來越好嗎?
以培根為代表的實驗科學,使人相信大自然是可觀察可認識的;以笛卡爾為代表的數理科學,使人相信大自然是可解析可證明的。兩種自信合二為一,使人相信自然界是可改造可利用的,從而人類的福利是可提高的。培根說,“知識的正確目的是改善人類的生活,增加人們的幸福和減輕人們的痛苦。”笛卡爾的境界更高,“人類依靠理性的力量,運用科學方法,不僅能夠推動科學本身的發展,而且能夠在道德和政治的領域造成進步。”那個時代湧現出的一批批科學家兼哲學家的大師們所發出的進步的嘅歎,是由衷的,強有力的。
啟蒙運動時期的歐洲思想史,哲學為科學當跟班,技術為科學當兒子,如美國學者比爾德說的,“技術中有一種內在的東西似乎可以保證技術無限地發揮作用。……技術中沒有任何終極的東西。”以前一個人十天縫一件衣服,現在一個人一天縫十件衣服,這不就是進步嗎?技術的進步既沒有極限,則人類的進步也就沒有極限。科學“母以子貴”,哲學“僕以主榮”,進步的觀念更強化了。 知識進步——科學進步——技術進步——生產進步——消費進步——幸福進步,經過歐洲幾代學人的努力,歷史進步主義的證據鏈湊齊了。英國科學家普裡斯特利歡呼:“無論這個世界的起源是什麼,其結局將是輝煌和快樂的,甚至超過我們今天的想像力所能夠構想的程度。”法國哲學家兼數學家孔多塞更有經典的表述:“自然界對於人類能力的完善化並沒有標誌出任何限度,人類的完美性實際上乃是無限的;而且這種完美性的進步,今後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為轉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們投入在其中的這個地球的壽命而外,就沒有別的限度。”只要地球不爆炸,人類就會過得越來越好,歷史就會越來越進步。
到了十九世紀,達爾文進化論把歷史進步的觀念往科學化的方向推進了一大步。用個體生命的進化來證明整體社會的進步,用微觀邏輯來證明宏觀邏輯,推理上容易多了,從達爾文主義“泛進化論”的理論大河中,社會科學只須從中“取一瓢水飲”。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洲最重要的社會科學門派,馬克思主義,開始對歷史進步論進行細緻的學術加工。馬克思的門徒們把祖師爺的“正反合”螺旋史觀抻直了,抻成了一條直線,一根直棍兒,並用這根棍兒穿成了一串旨在描述歷史進步之普適軌跡的經典“糖葫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如此學術化了的進步史觀,其思想力道,傳播力道,影響力道,大大提高。正在“睜眼看世界”的中國知識界,一睜眼,正好迎面碰上。
實際上,啟蒙運動後持直線進步史觀的,非僅馬克思主義一家;糖葫蘆,也非僅馬克思主義一串。最早的一串可能是孔多塞的“十球串”,他把歷史分成了十個不斷進步的階段。1877年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在其《古代社會》一書中,穿了一串“三球串”:蒙昧階段——野蠻階段——文明階段。恩格斯對這個串兒極感興趣,寫了《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一書與之唱和,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內部的穿糖葫蘆運動,很可能就是由恩格斯的這本書誘發的。後來蘇聯教科書又在傳統的“五球串”上夾了個塞兒,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兩個山楂球之間插進了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變成了“六球串”。到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所謂的“補課論”、“初級階段論”等等,也都是圍繞著這串糖葫蘆做文章。糖葫蘆學,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體系玩得最出彩。
為歷史穿糖葫蘆,並不是歐洲人的發明,中國思想史上儒釋道三家都有自己的歷史糖葫蘆,資歷,比歐洲的那些老得多,例如,春秋公羊學的“張三世”理論。這串糖葫蘆,起初是以“大同——小康——居亂”之退步史觀的順序排列的。人之初,大同世,然後一步步墮落下來,最後到居亂世。有趣的是,從公羊高到董仲舒又到何休再到康有為,兩千年多年玩下來,把個邏輯串兒不知不覺間給玩顛倒了,待到康有為寫《大同書》時候,春秋公羊學的歷史觀,已經由退步史觀變成了進步史觀,變成了“居亂——小康——大同”,一代比一代好了。更有趣的是,《大同書》問世後沒幾年,共產主義理論進了中國,“大同”與“共產主義”這兩個概念,又被中國學術界稀裡糊塗地捏在了一起,以至於《大同書》裡那些共產公妻的奇思妙想,被人有意無意地安在了窮人救國黨頭上。更更有趣的是,這個糖葫蘆上的另一個山楂球,小康,又被後來的化公為私黨接了過來,製作成了國家大戰略,曰“一心一意奔小康”。
今天的中國,進步主義更加深入人心,“糖葫蘆學”更加發達,大小明暗形形色色的學術糖葫蘆越穿越多。迷信是落後,科學是進步,一串兒;專制是落後,民主是進步,一串兒;計劃經濟是落後,市場經濟是進步,一串兒;等等。每個人文社會學科都有自己的糖葫蘆。一切現實的國家難題,都被穿進了這一串串進步——倒退、先進——落後的糖葫蘆。做學問成了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你不需要研究具體問題,只需要在這一串串糖葫蘆面前選擇立場。活躍在中國的“知識大排檔”裡的那些公知母知們,尤其是那些媒體的記者編輯、為領導寫講稿的秘書、中小學教師一類人物,跟他們聊聊,他沒有不知道的,沒有不懂的。為什麼他有這個本事?很簡單,他就是把這些糖葫蘆的“大是大非”弄明白了。主流思想界穿了哪些糖葫蘆,每個糖葫蘆上有幾個山楂球,哪個山楂球在上面,哪個山楂球在下面,只要把這些搞清楚了,然後選擇一個立場,永遠站在最上邊那個山楂球的立場上,就行了,他就成了知識份子了。在中國,知識份子,已經不是一個智慧集團,而是一個輿論集團,它的使命,不是幫著這個社會解決問題,而是煽動著這個社會去追求進步。
關於進步的概念,英國哲學家拜瑞在他的《進步的觀念》一書中有個定義:“進步的觀念是一種理論,是一種對人類過去的假設和未來的預言。……人類是朝著一個確定的和理想的方向漸進,這一漸進將會無限期地持續下去,……作為地球上的偉大事業,普遍幸福的狀況終將實現。”人類社會,沒有最好,只有更好,越來越好。
世間的萬事萬物,皆有生老病死,皆有成住壞滅,獨獨人類社會反其道而行,會一直好下去——人類為什麼會產生出這種明顯違反常識的幻覺呢?
讓我們從這樣一個思維實驗說起:假定有一個叫阿唯的人,獨自生活在地球上,除了他以外世間再沒有任何其他生物。他越長越高,越長越壯,長成了一個二十歲的小夥子。這時,有天使在空中向他提了一個問題:“阿唯呀,你能預測一下你將來會長成什麼樣嗎?”阿唯答說:“我將來必定越長越壯,越長越高,越長越大,會這麼一直長下去。”阿唯為什麼會有這個結論?因為沒有參照物,他無法從其他生物的生老病死中推斷出自己的真實下場,他唯一的參照物就是他自己以往二十年的成長史。這基本上就是人類產生進步幻覺的邏輯機理。
不對呀,人類並不是生活在阿唯的環境下,我們有參照物,我們每天看著世間萬物的生老病死,成住壞滅,怎麼可能還會產生出阿唯式幻覺呢?
緣由是:科學爆炸,其光芒把我們的眼睛晃花了,其巨響把我們的精神震瘋了,我們因之而產生了這樣的幻覺:我們不是一般的物種,我們與其他物種有一個根本區別,我們有理性,而理性具有擺脫一切黑暗,追求終極光明的能力。如伏爾泰所說的:“人類的發展會在任何一個瞬間轉向一個不同的進程,但是,無論轉向什麼進程,人類理性的本質都會確保文明的進步。”雖然歷史有偶然性,但理性的力量太強大了,無論偶然性往哪個方向偏離,理性都會給它拉回來,讓它走向文明的進步。
我們把理性當成神性了,把人當成神了。對理性的迷信,使我們喪失了理性。
阿唯的世界裡沒有參照物,而人類則認為我們周圍那些參照物沒有參照價值。人類用自己的有眼無珠而為自己製造了一個阿唯的世界。
阿唯產生出對自己生命前途的“進步幻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天使是在他二十歲的時候向他發問的,若等他長到四十歲時再問他一次,他肯定就不會這麼樂觀了,因為此時他已經有了參照物,自身生命的軌跡這個參照物——在第二個二十年裡,他不但沒有再長高再長壯,而且氣力也不如從前了,他已經感覺到生命的曲線爬過了高點,開始走下坡路了,他對生老病死的人生大邏輯,開始有所悟了。今天的人類,恰恰就是這樣一個人過中年天過午的阿唯——科學的光芒,已經遮蓋不住它那日益累積的副產品了,遮蓋不住那滿天的霧霾,滿湖的臭水,遍野的垃圾,滿市場的假冒偽劣,滿世界的坑蒙拐騙了。科學的陽面正在褪色,它的陰面越來越顯露出來。當初由科學爆炸刺激出的理性迷信,開始回歸理性。現在,是時候來理性地回望一下人類產生出進步幻覺的心路歷程了。
其實,要說人類天性,真正的人類天性就是我們喜歡自我陶醉的天性。一個樂觀的歷史觀,其實是我們的心理需要,而人類天然具有把自己的心理需要轉化成為理性結論的邏輯能力。十四世紀那場大瘟疫奪去了歐洲將近一半人的生命,這本是一件很讓人悲觀的事情——萬能的上帝,慈悲的上帝,怎麼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然而人們沒有讓這種悲觀情緒影響自己太久,天性使然,它很快就轉念一想,別太在乎上帝了,追求世俗幸福吧。於是,有了文藝復興,有了人本主義,歐洲人找到了樂觀的心理出路——人活在這世上,吃肉肉味,吃魚魚味,本身就是個樂趣,無需上帝。跟著上帝過日子,還得承認我們有原罪,還得天天懺悔,現在多好,世俗知識是有用的,科學技術可以造出以前我們不能享受的好東西來。一旦精神上擺脫了與上帝的牽掛而追求世俗的享樂,一旦把這享樂的追求與科技的發展聯繫起來,歷史進步的感覺就出來了,樂觀的精神就復活了。
從上帝的影子下解放出來,很快衍生出了另一場思想解放,從古希臘權威的影子下解放出來——人本主義理念衍生出了科學上的哥白尼革命和哲學上的啟蒙運動。這些思想解放所開闢出的廣闊天地,使歐洲人更樂觀了——今人肯定比古人聰明,今天肯定比古代進步,歷史肯定會越來越好。
進而,人們在科學研究中更認識到,自然法則既然是可以認識的,可以證明的,可以傳承的,那麼,運用科學手段獲得的知識體系,便具有永恆的價值,對真理的認知便只會增加不會減少,知識便會越累積越多,人的創造力豈不就越來越大,人類社會豈不就越來越好嗎?
以培根為代表的實驗科學,使人相信大自然是可觀察可認識的;以笛卡爾為代表的數理科學,使人相信大自然是可解析可證明的。兩種自信合二為一,使人相信自然界是可改造可利用的,從而人類的福利是可提高的。培根說,“知識的正確目的是改善人類的生活,增加人們的幸福和減輕人們的痛苦。”笛卡爾的境界更高,“人類依靠理性的力量,運用科學方法,不僅能夠推動科學本身的發展,而且能夠在道德和政治的領域造成進步。”那個時代湧現出的一批批科學家兼哲學家的大師們所發出的進步的嘅歎,是由衷的,強有力的。
啟蒙運動時期的歐洲思想史,哲學為科學當跟班,技術為科學當兒子,如美國學者比爾德說的,“技術中有一種內在的東西似乎可以保證技術無限地發揮作用。……技術中沒有任何終極的東西。”以前一個人十天縫一件衣服,現在一個人一天縫十件衣服,這不就是進步嗎?技術的進步既沒有極限,則人類的進步也就沒有極限。科學“母以子貴”,哲學“僕以主榮”,進步的觀念更強化了。 知識進步——科學進步——技術進步——生產進步——消費進步——幸福進步,經過歐洲幾代學人的努力,歷史進步主義的證據鏈湊齊了。英國科學家普裡斯特利歡呼:“無論這個世界的起源是什麼,其結局將是輝煌和快樂的,甚至超過我們今天的想像力所能夠構想的程度。”法國哲學家兼數學家孔多塞更有經典的表述:“自然界對於人類能力的完善化並沒有標誌出任何限度,人類的完美性實際上乃是無限的;而且這種完美性的進步,今後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為轉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們投入在其中的這個地球的壽命而外,就沒有別的限度。”只要地球不爆炸,人類就會過得越來越好,歷史就會越來越進步。
到了十九世紀,達爾文進化論把歷史進步的觀念往科學化的方向推進了一大步。用個體生命的進化來證明整體社會的進步,用微觀邏輯來證明宏觀邏輯,推理上容易多了,從達爾文主義“泛進化論”的理論大河中,社會科學只須從中“取一瓢水飲”。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歐洲最重要的社會科學門派,馬克思主義,開始對歷史進步論進行細緻的學術加工。馬克思的門徒們把祖師爺的“正反合”螺旋史觀抻直了,抻成了一條直線,一根直棍兒,並用這根棍兒穿成了一串旨在描述歷史進步之普適軌跡的經典“糖葫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如此學術化了的進步史觀,其思想力道,傳播力道,影響力道,大大提高。正在“睜眼看世界”的中國知識界,一睜眼,正好迎面碰上。
實際上,啟蒙運動後持直線進步史觀的,非僅馬克思主義一家;糖葫蘆,也非僅馬克思主義一串。最早的一串可能是孔多塞的“十球串”,他把歷史分成了十個不斷進步的階段。1877年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在其《古代社會》一書中,穿了一串“三球串”:蒙昧階段——野蠻階段——文明階段。恩格斯對這個串兒極感興趣,寫了《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一書與之唱和,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內部的穿糖葫蘆運動,很可能就是由恩格斯的這本書誘發的。後來蘇聯教科書又在傳統的“五球串”上夾了個塞兒,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兩個山楂球之間插進了一個社會主義社會,變成了“六球串”。到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所謂的“補課論”、“初級階段論”等等,也都是圍繞著這串糖葫蘆做文章。糖葫蘆學,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體系玩得最出彩。
為歷史穿糖葫蘆,並不是歐洲人的發明,中國思想史上儒釋道三家都有自己的歷史糖葫蘆,資歷,比歐洲的那些老得多,例如,春秋公羊學的“張三世”理論。這串糖葫蘆,起初是以“大同——小康——居亂”之退步史觀的順序排列的。人之初,大同世,然後一步步墮落下來,最後到居亂世。有趣的是,從公羊高到董仲舒又到何休再到康有為,兩千年多年玩下來,把個邏輯串兒不知不覺間給玩顛倒了,待到康有為寫《大同書》時候,春秋公羊學的歷史觀,已經由退步史觀變成了進步史觀,變成了“居亂——小康——大同”,一代比一代好了。更有趣的是,《大同書》問世後沒幾年,共產主義理論進了中國,“大同”與“共產主義”這兩個概念,又被中國學術界稀裡糊塗地捏在了一起,以至於《大同書》裡那些共產公妻的奇思妙想,被人有意無意地安在了窮人救國黨頭上。更更有趣的是,這個糖葫蘆上的另一個山楂球,小康,又被後來的化公為私黨接了過來,製作成了國家大戰略,曰“一心一意奔小康”。
今天的中國,進步主義更加深入人心,“糖葫蘆學”更加發達,大小明暗形形色色的學術糖葫蘆越穿越多。迷信是落後,科學是進步,一串兒;專制是落後,民主是進步,一串兒;計劃經濟是落後,市場經濟是進步,一串兒;等等。每個人文社會學科都有自己的糖葫蘆。一切現實的國家難題,都被穿進了這一串串進步——倒退、先進——落後的糖葫蘆。做學問成了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你不需要研究具體問題,只需要在這一串串糖葫蘆面前選擇立場。活躍在中國的“知識大排檔”裡的那些公知母知們,尤其是那些媒體的記者編輯、為領導寫講稿的秘書、中小學教師一類人物,跟他們聊聊,他沒有不知道的,沒有不懂的。為什麼他有這個本事?很簡單,他就是把這些糖葫蘆的“大是大非”弄明白了。主流思想界穿了哪些糖葫蘆,每個糖葫蘆上有幾個山楂球,哪個山楂球在上面,哪個山楂球在下面,只要把這些搞清楚了,然後選擇一個立場,永遠站在最上邊那個山楂球的立場上,就行了,他就成了知識份子了。在中國,知識份子,已經不是一個智慧集團,而是一個輿論集團,它的使命,不是幫著這個社會解決問題,而是煽動著這個社會去追求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