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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秦统一前），是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涌现出无数思想家，日后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思想在那时已经全部提出来了。
　　中国文明早在一万年前左右即有出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自商已经出现（约公元前17世纪建立），到春秋时，已经过了一千多年，在那么漫长的历史中虽然有零星的思想记录流传下来，但没有出现如此丰富的思想，为何在这时发生了思想的“大爆炸”？一直是个谜。这场思想爆炸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全球性的现象，南亚的印度诞生了佛陀，西方的希腊诞生了辉煌的古典文明，故德国学者雅思贝斯称之为人类历史的“轴心时期”。
　　至今为止，人类对这场“文明”的突然发生过程的原因仍一无所知，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其结果：似乎一夜之间人口急剧增多，小邦林立、万国相争，各类才智卓越之士提出了基于个人理念与体验之上的理想，奔走四方，以寻找实现的机会。
　　诚然，思想繁荣的内在原因我们难以知晓，但其存在条件是清楚的：列国林立，才智之士有充分的迁徙移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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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时号称诸子百家，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后世记录与统计下来，也不过儒、法、道、墨、兵、农、名、阴阳、纵横、杂家等十一家，有名有姓的（包括师傅与徒弟）约百十人。
　　3
　　要深刻地理解先秦诸子，首先得区分学者、学说、学派这三个概念。
　　学者就是持某种学说观点的个人；
　　学说是某个学者个人的学说，而不是一伙人的学说，即不存在一个学派的学说，只存在多个个人的学说，有时人们按某种特征将这些个人的观点统称为某种学派的学说，但实际上，这些学者之间的观点往往互相矛盾，不同学派学者之间的观点往往又有许多共同之处，甚至就某一位思想家个人归入哪个学派都有不同意见（如管仲是儒家、法家、还是道家，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
　　学派是一个群体，而且是持续了很久的群体，“先秦诸家”至少从战国时期一直持续到东汉结束。
　　其实，以“学派”命名先秦时的诸子百家，不太准确，那些“家”并不只是持某种学术观点的个人集合，而是操某种谋生手段的职业群体，所以，准确地说，诸子百家的“家”乃是一个职业群体的概念。今人已经习惯于将诸子百家理解为持某种观点的群体，称之为学派，我们尊重这种既成的认识状态，但要特别强调说明的是，这些“学派”实际上是个“职业群体”。
　　诸子百家之“家”（或者按今人习惯的称呼“学派”）是个“职业”而不是“行业”，按照行业来说，这些人都是“统治业”即官员队伍中的一部分，他们所从事的行业都是治国安邦打天下的“统治业”，即便墨家、农家这类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学派，其思想巨子也非一般的工匠、农夫，而是这个行业的领袖或管理人员（如墨子、许行等）。
　　职业是先于思想家个人而出现的，操此业之人数既多，时间亦久，便对此业有所自觉与反思，便提出了各种想法，想得多且深刻的人，就成了思想家。
　　从这个意义上看，先有“学派”，后有“学者”，而且，再进一步看，这些学者的思想无不带有其职业立场与职业色彩。而这，也是我们理解其思想实质的枢纽。
　　下面我们逐一讨论各“家”的职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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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从道家说起。
　　道家的思想家老子、庄子都是做官的，他们是官场中那种“闲官”，即不太锐意进取、求得晋升与政绩，而只是安于日常工作、但热爱思考的人。官场的俸禄给他们安身之所，摆脱了衣食之忧，也给了他们大量的玄想时间，他们是官员队伍中好学深思的那一类人，因而，所思考的问题玄远缥缈。我猜测这还和他们接触到了官方传承下来的人类早期知识有关，人类最早的知识从何而来也是一个谜，至今无人所知，但自有人类以来便有“官府”（权力机构），而保管、传承这些知识是官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在这些知识中，就包括了关于人类来源和对世界本质认识的最初知识，故“太初有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类的知识可能最初就存在于夏、商、周王朝的知识档案中，老子作为一名管理档案的官员，接触到了这些人类初始的知识，并沿着其路径继续思考下去了。
　　从政治学说的角度看，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庄子的思想呈现出一种旁观者的疏离立场，他们的职务并不是直接管理民众，或者说即便从事收税之类的实际管理事务，也是持着疏离、旁观、甚至有些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这些事情，他们是官场中的厌倦者，也洞悉所谓为民谋利的政策中，有多大部分是制定政策者的自肥之计，因此，提出“无为而治”的观念，而且洞悉以上控下的技术，将其描述到位，这种描述在他们看来，只是一种事实陈述，但后人完全可将其作为一种很管用的实用技术原则，所以，无论儒家、法家、兵家、阴阳家都从道家思想中获得过资源与启发。
　　道家，本是官场中的“闲官”，但也是官场中的“揭秘者”，他们揭出的“秘密”可以被进入不了官场的人当作批评官场甚至另建一个“官场”的武器，也可以视为一种纯客观的“知识”。
　　至于汉代以后出现的“道家”（太平道、五斗米道等）以及更晚时出现的道教，其思想来源更为博杂，有先秦道家的东西，也有先秦儒家、兵家、阴阳家的东西。那也是一种“职业”，是一种正式权力组织之外的“备份权力组织”或“亚权力组织”，乱世聚集群众、自立为王；治世则在正式权力机构缝隙间控制市井社会、是政府权力之外的“秘密社会”，今天有时称之为“黑社会”，它是有功能的，如维持市场交易的公道，解决医生药铺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等问题。
　　这个“职业”群体依然如古代一样，吸纳那些想进官场进不了或者被官场淘汰出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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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本是一个给别人家帮忙办丧事的职业班子，想必还承接一切有关祭祀的业务，如家族的祭祖活动、村里的祭社活动等，大一些的“单子”也接，比如某一地方政府的祭祀活动，最大的“单子”是国家给的，是给国君办理祭祀业务。儒家有特定的冠冕服饰，那是他们在祭祀活动时穿戴的“工作服”。因为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他们对古代的祭祀礼仪了解比较多，儒家的经典《周礼》《礼记》就是这么来的，这些通过儒家弟子口耳相传留下来的所谓古代礼仪在古代（如西周）是否真的存在过，大可怀疑，可以肯定的是一定经过后代儒家弟子的修改，有些是完全的杜撰。 　　正是因为帮助贵族大官（卿大夫）甚至国君安排祭祀事业，儒家的人有机会接触国君和大官，也有机会了解政治，这种地位激发了他们的从政热情，而他们的政治视角也是从礼仪、仁（亲亲）开始切入的，因为他们最熟悉的就是人们怀念亲人的感情，他们认为这是人性最基本的东西（从职业的角度看，也只能这么认为，不这么认为他们生意的基础就没了），这是“仁”的基础。他们对繁文缛节的“礼”“乐”形式的热衷，多少带了些职业病，且也只能以此作为和官府打交道的“中介物”，官府是因为他们是设计祭祀活动的专业人士才和他们打交道的。
　　孔子的出现，对儒家的地位是一种革命，他对政治有强烈的进取心，他引领着这个本来只是帮忙搞祭祀的专业团队自己想参与政治，获得权力，而他们能给执政者提出的最主要建议就是他们所熟悉的“仁”与“礼”。孔子周游列国之后，已经不再接日常业务的“小单子”了，而是一门心思从政，追随他的是这个职业群体里那些和他一样、不甘心一辈子只是在某个祭祀的场合装神弄鬼的青年人，他们组成了一个谋求官位的职业集团，四处游说，这种游说是有效果的，很多人留在各国的官府，当了不大不小的官，没当官开始办学，培养后继人才。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汉朝中期，坚韧不拔的儒家终于盼来了他们黄金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成了唯一获得皇帝“册封”的学派。此后，他们全体“转正”成为正式的官员，儒家办的学校，也全部成了官员预备学堂。这时候，他们自己已不再提及当年给别人办丧事、当吹鼓手、“干哭活儿”的往事，而以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形象面世。
　　法家，也是个职业群体，是专攻衙门法律行政事务的人，当时各国的大官如卿、大夫是世袭的，具体办事的小吏也有世袭的，小吏中间就传承着各种法、律、术的经验与知识，所谓“刑名术数”之学，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代，很多办理实际行政、法律事务的“师爷”也是家传。“家传”只是在体制外准备的后备军机制。先秦法家、汉朝那些专治法律的酷吏、一直到清代各级衙门的“刑名师爷”，都是吃这碗饭的。
　　墨家，是手工者，制造各种工具、器械，小的是农具、兵器，大的就是云梯、城墙，凡是打仗，就要准备后勤、兵器以及作战时的土木工程，就要征召这批人，他们也是凭这身本事可以为“对方”搞一些“沙盘作业”“兵棋推演”之类的，久而久之，发展出“非攻”“兼爱”的思想。
　　兵家，是职业军队的候补人员，那些自负有指挥才能的人要么不当兵，要当兵就当指挥官，在当兵前，精研作战理论（兵法），然后到各国去碰运气，看谁直接任命自己当将军，而且是上将军。
　　农家：自然不用说，农民是最大的职业群体。
　　阴阳家：搞天文历法、星象、医学的那帮人，也算是个职业群体。
　　纵横家：搞公关、外交的那批人。
　　杂家：杂家其实不杂，主体成分是商人，开始是卖酒、贩卖各种货物、以及煮盐制铁的商人，再宽泛些，城市工商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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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子百家实际上是以职业群体为社会基础的，那些思想家都是某类职业的“从业人员”，因而，他们的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关的职业色彩，这种色彩表现为观察问题的职业眼光以及若隐若现的职业利益，这些内容在讨论各家具体思想时我们会具体谈到。
　　当然，思想家个人不同于那个群体（学派），他有更多的个人独立性，很多想法、念头是他个人独创的，与职业身份无关，他本人也没有那么明确的自我职业意识，这种独立性有时让人看不到他的思想与职业的联系。
　　但学派就不同了，他们维护自己饭碗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在一个学派内传承的某家思想一定是经过“删改”的，哪怕是“祖师爷”的思想，也得删改，删去那些不利于当下谋职、履职需要的，增添适应当下自己需要的内容（当然，这种增添是不真实或以杜撰祖师爷的说法为形式的）。
　　阶级斗争学说传入中国后，一派中国学者试着以“阶级斗争”学说来解释先秦诸子，给各家贴上奴隶主贵族、封建地主阶级之类的标签，难免方凿圆枘，对不上卯儿，这些说法流传至今日，仍有影响。
　　以阶级观念诠释先秦诸子，不是不可以，但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家”确实有阶级立场的，如“农家”，但绝大多数“家”都是统治阶级中的成员（或是争着抢着想进入统治阶级的一员），他们的立场都是统治阶级的，先秦诸家的职业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职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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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诸子是中国思想、学术之发祥地，后世之知识学说都从其某一家或某几家而说起，所以，后世详论诸子之学的文献汗牛充栋，观点亦五花八门，可谓有多少儒生，就有多少个“孔子”，况且还有那么多别的“子”！
　　但从大的时代文化背景看，我觉得大致上可分为两种类型的评价。
　　一、古代的或传统的。自秦汉一直到清末，很多人评价过先秦诸子，尽管观点各殊，但其思维方式，对应的社会实体参照系是一样的，这里著名的人物如汉代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唐代的韩愈，宋代的苏轼、朱熹等。
　　二、现代的，即以现代文明以参照系来认识先秦诸子。自鸦片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思想家试图以现代文明为参照系理解中国传统的历史与思想，以现代立场来评论先秦诸子百家。但这方面的努力并未取得成功。一是，这些中国人本身对现代文明理解的也是一知半解，带有尚未自觉的文化遗传色彩；二是古人的学说经过千年的传播，也是云山雾绕、看不清就里。所以，这类认识基本上都是处于过渡状态：半新半旧，传统意识与现代意识、西方精神与中国精神混杂于一体，知名的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郭沫若均如此，当代学者还是这样。总的来说，传统的东西多些，从总体上，现代思想家还没有在思想上摆脱中国古典文明的桎梏。最具现代性的思想家是顾准，他冷峻而透彻的观察是中国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开端，是引领我们认识先秦诸子的现代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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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恶俗的是那种学者：研究哪家就无限度地拔高、美化哪家，而且掐头去尾，从其文章中拿出几句在现代人看来也“正确”的话，以证明这位古人多么的了不起，他的思想在现代仍有价值，云云！这，其实是一种职业意识，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不妨称之为“广告式治学法”。 　　广告嘛，不能不让人家做，但也不能当学问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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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古人对先秦诸子的评价入木三分，深刻至骨，直到现在仍是领先于大多数学者认识水平的，或者说，由于其评价的永恒性，因而便具有永远的现代性。
　　比如，司马谈评价六家：“《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以言之异移，有省与不省耳。”
　　译成现代文字是“《易大传》上说：天下就是一个天下，百般考虑最后还是归结到一个事儿上，所谓殊途同归。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其实都是研究如何治人的，只不过具体说法不同，有的人明白，有的人糊涂而已！”
　　说得多么好啊！
　　“治”这个词还有些“高大上”，用另一个词“整”，就要更通俗一些，司马谈的评价的通俗译法就是：先秦那六家的学问，说到底，都是研究如何整人的学问的，只不过，有的人说得直白些，有的人说的委婉些，有的人脑子清楚些，有的人脑子糊涂些而已！
　　为什么说司马谈的这个评价极其深刻，而且具有现代性？
　　1.他明确意识到先秦诸子思想的最核心思想：治人（整人），这也是一直到现代，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中国人思维方式最核心的特征，甚至是中国人理解问题的唯一方式。
　　2.他所发现的这个特征与现代文明的特征有明显的不同，现代文明的本质是“治物”，通过“治物”而“治人”。司马谈的现代意义在于他是洞穿了传统的本质，这和现代文明尊重事实本身的性质、即“求真”的精神是一致的，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家，常常是以似是而非的方式粉饰先秦诸子，总试图用“我们祖上也有”的方式来模糊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界限，一个在现代视野中以纯粹的形式挺立着的传统观点，是现代原野上的路标，提醒着现代人应朝哪个方向进行文明自觉，因而，也是现代文明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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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文明的本质是治人，治住了人就治住了物，因而，传统思想的核心是治人，也就是整人！
　　现代文明的本质是治物，治住物就治住了人，谁创造出新的科学技术，谁就能统治世界，当年，帝国主义也就是凭那么几门大炮打垮了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老大帝国，现在，依然一样。
　　中国传统的学问，从诸子百家到后世治各种学问的人，最核心的内容却都是治人，也就是整人，整人是家常便饭，也是这个文明能维持下去的内在动力。
　　这种思维具有强大的遗传性和运动惯性，影响着康有为、梁启超、郭沫若以及今天的一切学者、思想家们。他们都没有从“治物”的角度来看待世界，既没有那个能力，也没那个意向，更没有那个必要！
　　当然，在我们的先祖那里，还不至于这么糟糕，因为这种糟糕的结局是被其后那些以挣饭碗为唯一目的的职业群体（学派）给强化得更加单纯，结晶为不可改变的坚硬晶体，而那些创始人们，即先秦诸子本人，多少还保持着思想的活性，他们中间有些人谈到了“治物”的思想，如道家、墨家、阴阳家，只是这些言论被后来的职业继承者们忽视而大部散佚，只留下难以理解的片言只语，事实上，连儒家学者孟子，也心悦诚服地意识到，最伟大的人物，不是能安邦治国的人，不是坚持向人们灌输道德戒律的人，而是“正己而物正者”，即自己心里想明白了，就能把外在物质世界重新理出秩序的人！
　　这些东西，是埋藏在先秦诸子思想中的“现代矿石”，我们的工作就是将其发掘来、打磨抛光，让其见大光明于现世。
　　最重要的不是通过“我们祖上也有”来增加信心，而是要发掘出自己“治物”的思想与能力，“物”治明白了，人也就跟着明白了！
　　再强调一遍：
　　传统文明的本质是治人，
　　现代文明的本质是治物。
　　进而推论：
　　以“治人”为目的衍生出来的体制、制度方法、意识形态、思想感情、审美、娱乐，均不同于以“治物”为目的衍生出来的这一系列东西；只有在“治物”的基础上，才能理解现代文明。
　　从学术形态而言：“治人”之学，即政治、社会学也；“治物”之学，即西方现代科学也（含理论科学与自然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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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百家争鸣如何演化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笔者在《熔百家于一体一一论汉代完成的中国思想统一》中有专门的陈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阅读（《休闲读品·天下》2013年第三期）。该文将各家学派理解为一种“组织形式”，本文对此思路进一步深化，指出了这种组织形式就是“职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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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本期起，我们将专门讨论先秦诸子的思想，这篇文字，作为这几期专题的总序，其核心是讲明白我们认识、研究先秦诸子的参照系，我们要做的主要工作是：
　　1.指出传统的“治人”的体系中，他们各家有什么特点，谁更深刻、更直白、更透彻，谁的办法更顶用，他们是一种怎样的组合关系。
　　2.指出在现代的“治物”体系中，先秦诸子思想的落后性与反动性是什么。
　　3.发掘能在“治物”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先贤思想“矿石”。
　　至于做的结果如何，只有待几期出齐后，读者诸君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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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诸子当时并没有分成各家，分成各家并以固化的模式来看他们是汉代以后的事儿。在先秦时，尽管各学者之间有互相批评，但多只是针对具体的人而发议论，并没有针对什么“家”发表议论。
　　就是说，当时，主要是思想家个人在进行思想交锋，没有形成固化的学派观点，因此，各位思想家的思想并没有受其学派的约束。事实上，后来对一些思想家，如管仲、荀子等，究竟归于哪一门派，争议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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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思想性质上来看，先秦诸子有很多相同之处，最本质的相同是他们都讨论的是“治人”这件事儿，而且其理念也大同小异，无非是用立竿见影的霹雳手段，还是文火慢炖的的怀柔手段而已。故此，法家也讲礼、也讲义，甚至讲仁；儒家也讲法、讲术、讲兵。只是对于“法”“礼”“义”这些概念的定义不同，实现它们的手段不同而已。 　　15
　　先秦诸子最大的长处是面对真实的存在而思考，而不是拘泥于以往的既有观念在思考，他们也提“先王”、提“古之时”，但那绝大多数出自他们自己的主观编造，并不是针对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事说话。
　　他们的思想是原创性的，因为面对的是真实的对象！
　　他们的精神是自由的，因为有一个自由的世界供他们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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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但这个所谓“黄金时代”是现代人的看法，当时的人并不这么看，当时诸侯征战，各国人民都陷入了战争的痛苦中，就是那些思想家，也不认为当前的是什么好时代，反而认为到处都是乱国之君、乱家之人，在后世被称为“子”的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个，都认为别人的学说是乱国之学，是愚惑人民的邪恶学说，只有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些主张进取的“家”（就算学派吧）们，如儒家、法家，杂家都想着按自己的思想，消灭别人，一统天下。总之，这个在现代人视为黄金时代的历史时期，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个充满灾难的时期。
　　那是最好的时代一一对现代人来说；
　　那是最坏的时代一一对当时人来说。
　　17
　　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在苦难中产生的，也是在斗争中产生的。
　　在苦难中产生的思想，必然带有对太平世界不切实际的想象，先秦诸子们杜撰出的古代圣王以及想象的未来圣王都带着幻想，他们根据杜撰的历史想象：将来王天下的是推行仁政王道的如尧、舜之类的人物，但最后真正一统天下的却是个暴君秦始皇。
　　如果后来的历史是真实的话，那么“以今推古”，尧、舜恐怕也是和秦始皇一样的暴君。
　　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算是一代圣王，总算搞明白了这些事，所以他说：“三皇五帝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
　　在斗争中产生的思想，必然带着强烈的斗争色彩：偏激、不顾事实、唯我独尊、以人为敌。
　　这些思想中最能被当时人接受的是法家、兵家、杂家，因为这些是立竿见影的东西，这些东西本质上是人对人的斗争技巧，所谓王霸之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奠定了秦汉帝国的主流文化基调，一直延续到现在。
　　18
　　研究完欧洲之古希腊和中国的先秦诸子，基本上了解了人类智慧最辉煌时期的成就，可是细想一想，人类的智慧也不过如此，也就那样了！
　　19
　　儒家思想中有“王天下”这么一说；
　　儒家学者杜撰出了“夏、商、周”三代都是统一的王朝这么一说；
　　上述两方面内容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中国政治的重要基础：大一统，而这个“大一统”学说被秦始皇接受了，也被后来一切伟大的帝王接受了。
　　所谓“大一统”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简言之，就是全天下的人要组织在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现代叫国家，古代叫“我朝”“朝廷”）之中，各个小国没有独立存在的权利，所谓“王天下”，就是一切独立的小邦、小国，都要被消灭。
　　儒家思想中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说，
　　这就是等级制的观念，也是社会角色规范的观念。
　　儒家思想中还有“万般皆下品，只有当官高”一说，
　　这就是“官本位”观念，也可称之为“政治中心主义”或“权力崇拜”思想。
　　“大一统”“等级制”“官本位”，是儒家给中国思想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它符合这个族群中一切伟大人物的心理习惯，并经由他们之手，强化、固化成为全体人民的心理习惯。
　　儒家不仅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面子”，也是“里子”。
　　20
　　现代文明最重要的精神是独立，它承认每一个生命个体独立存在的权利，承认一切小的政治组织存在的权利，包括独立的政党和独立的国家。现代文明的“世界”意识，代替了“天下”的意识，或者说真正进入到了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有独立存在的权利，不能想灭就灭人家。世界是由各个国家组成的体系，这是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打交道必须遵循的准则。
　　现代文明仍旧承认等级制，不过这个等级不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基于政治强权和天然血缘关系的等级制，而是基于劳动和市场（劳动交换）基础上的阶级分化和职业分化，家庭规模日益变小，家族功能日益弱化，个体的人的生存权利靠基于公共理性上的法律来保障实现。
　　因此，对中国人来讲，要明确讲明白什么是现代的等级原则（社会分层原则）和公共道德（职业道德、普通道德）。
　　官府，只是社会机制的一部分（这个官府包括现代政治学中狭义的行政机构，也包括立法、司法等一切基于国家强制力基础上的权力组织），很多公共领域的组织是公民自治组织，如学校、学会、公共建设等。官府（政府）的职能大幅度弱化，弱化到只管公共安全和维持法律的运行。
　　21
　　现代文明对“大一统”理念的挑战可能会导致那些古老帝国的解体甚至消失，但这不是必然的。事实上，美国、德国、日本，都是在现代文明基础上新建起的“集权”的大国，只是这个“集权”不是以古代的专制为基础，而是以现代的民主理念，即充分尊重个人、小政治团体（政党）、地方（地方自治）的权利基础上自愿组成的。
　　中国的难度在于要在保持国家的稳定和集中统一、强大的前提下，实现“独立”这一现代化的目标。
　　22
　　再系统地谈一下现代文明的基本准则（也是其本质属性）。
　　第一条，就是独立。
　　独立的含义是每个人都有独立生存的价值，这种价值是造物主赋予的。每个人能出生，是造物主决定的，当造物主创造出的各种条件，让一个人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就表明这个人在世界上应该存在，从价值论的角度看，这个人已经有了独一无二、只属于他个人的价值，除了造物主外，任何同类的个体都没有否认这种价值的权力，每个人的独立价值都是平等地从造物主那里获得的。用法律上的术语说，就是每个人都从造物主那里获得了天赋存在的权利，除了造物主外，任何个人不能剥夺其他人的生存权利。至于在此存在权上又衍生（或细化）出来的其他权利，如言论权、发展权（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不可胜数。 　　进而言之，每个小的人类群体，如宗族、政党、国家、民族，均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一个民族没有理由消灭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理由灭绝另一个国家。这种理念发展出来了国际法原则，即各国之间要互相尊重其主权，领土完整、互不侵犯、和平共处。这种国际法原则与先秦时诛灭别国、王天下的理念是绝不相容的。如果我们承认、接受现代国际法的话，那么，以各种理由诛灭别国、 “王天下”的先秦原则（也是一切古代文明的原则）就宣告过时、宣告终止了！
　　事实上，那个原则确实终止了！
　　在古代，独立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理想，而在现代世界，它获得了实现的条件，这就是科学革命，通过科学革命，首先是掌握了新的科学技术的人即科学家获得了实现个体独立的条件，这些人又与资本家、商人联合起来，使人类的经济组织获得了政治权力之外的独立性。当人类个体、人类的经济组织（企业、跨国集团等）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性之后，政治权力受到了不可摧毁的制约，那些政治家们，就再也想象不出（更实现不了）消灭别人独立性的办法了。
　　第二条，是自由。
　　独立的目的就是自由。什么是自由？就是每个个体可以实现自己意志的条件，是每一个小群体可以实现其意志的条件。不是说，他的一切意志都可以实现，而是说他的大部分意志，尤其被常理与法律认可的那部分意志，应该有实现的条件。想穿什么、想吃什么、想说什么、想干什么，一句话，如何劳动、如何生活，都由那个人自己做决定，而不是由家长、领导以及形形色色的外在权威来决定！
　　简单地说：独立与自由是现代文明最本质的特征，至于一切经济制度（市场经济）、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均是这些最本质的特征的实现结果。
　　独立、自由是本质，市场化、民主等等，均是独立、自由的实现方式。它们不是原因，只是结果；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独立、自由是原因、是目的！
　　现代文明中，国家依然存在，依然有繁荣强大一说，但是，此国家不能以消灭别的国家为目的。事实上，也做不到。
　　现代文明中，阶级差别、等级差别依然存在，那是每个个体都有的独立的价值这一前提所衍生出来的必然的逻辑结果。每个人有独立的价值、独立的能力，这些东西人与人都不相同，导致每个人的劳动及报酬结果不同，自然会形成阶级分化。因此，现代文明承认并尊重不同劳动、不同报酬、不同生活方式这些事实，发展出保护个体权利（如财产权、知识产权、物权）的法律体系（包括民法、刑法和宪法），发展出适合这种阶级分层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念、发展出诸如社会责任、职业道德等社会角色规范（行为规范）。
　　现代世界中依然有大国、强国，如美国，但他们最大的野心是领导世界，而不是统一世界、灭列国，王天下。
　　现代世界的天下，是列国共有的天下，一个软弱无力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显示出的是列国共存为常态！
　　有些思维惯性总会提出人类的未来或国家的未来这类问题，现代文明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多是“人类的解放”与“永久的世界和平”或“国家消灭”之类的想象性答案。
　　能提出并回答这类问题，均只是人类道德天性的一种想象，不是事实。
　　愿意想象的人就去想象吧，愿意听信这类想象的人就去听信吧！是否成为事实，得由未来的人们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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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与法家是高度一体化的东西，在灵魂上，他们高度一体。儒家是思想，法家是实现思想的手段，法家的思想只是一种“施工技术”的“说明书”。一种很工程化的施工“图纸”，法家没有目的，目的是儒家提供的，那就“王天下”“官本位”“等级制”，法家贡献出的是实现这些目标的可操作化的手段，那些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如李悝、商鞅、李斯，不仅敢想，而且敢做，儒家想干不敢干、下不了手去干的事，法家把它干了。
　　对法家的深入批判，我们将在下期进行。
　　24
　　先秦诸子的著作，如果只是就事论事，从具体问题着眼，都包含着很多真理性的东西，比如孟子对人性中善恶部分的坚持、韩非对人性邪恶部分的洞察、管仲对外交手段的娴熟运用、商鞅对管人办法的简洁有效，等等，从任何一个人的著作中，我们都会看到闪光的思想、警策的语言，这些内容直到今天仍焕发着生命的活力，这也是有一部分人被“国学”所打动的原因。
　　先秦诸子思想的落后性和野蛮性是整体上的，只有在与现代文明体系做对比时，才能看出其野蛮性与落后性。
　　将先秦诸子与古希腊的思想对比虽然能看出中西方文明分野时的差异，但仍不够明显；只有将先秦诸子与西方近代思想大家的著作（如洛克、霍布士、密尔、伏尔泰、卢梭、牛顿、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福泽谕吉等）对照起来阅读，才能看清这种差距。
　　有人会说，这是不同时代的人，这是时代的差距！
　　是的，是时代的差距！用近代思想家的思想来要求先秦诸子显然是不公平的，但是，用先秦诸子的思想来束缚我们现代人，就更加危险了！对今天那些热衷于“国学热”，动辄言先秦诸子智慧在现代仍有用的人来说，就是将自己错置于古代社会，试图以古代人的局部上的正确，抵制我们进入现代世界的历程。
　　所以，我们必须做这样的跨时代对比，否则，我们不知自己已经置身于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