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冰心同乡，祖籍都是福建；在文坛上，她曾经与冰心齐名。她饱读诗书，也尝尽生活赐予她的苦酒。她才情出众，努力写作，将满腹的苦闷与希望化成文字的涓涓细流，流向读者的心田。
　　然而，命运这只大手，翻云覆雨，几次三番与她为难。最终，在她35岁的大好年华时轻轻将她带去。
　　她，就是活跃在中国五四文坛上的女作家庐隐。
　　庐隐从小没有亲人的关爱，像角落里一株落满灰尘的小草。父亲在她6岁那年因病撒手西去，一群孤儿寡母，投奔了在京城任职的娘舅，自此开始寄人篱下的生活。
　　她十五六岁时，母亲替她张罗着找婆家，她对婚姻却一片惶恐。她把自己埋进小说里，而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凄恻缠绵的经历，慢慢开启了庐隐的心扉，她向生命中第一个男子敞开了爱的怀抱。
　　与那位叫林鸿俊的年轻人相遇，是在舅舅家里，对方说起来，也算是她的表亲。他读书不太多，家境不甚好。
　　如果不是母亲与哥哥们的强烈反对，庐隐也许不会那么强烈地叛逆。母亲认为男方学业未成、将来不会有好前途，拒绝了林家的提亲。当时远在北京读书的庐隐却语气坚决地给母亲写信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
　　女大不由娘，母亲只得无奈放行。她和林鸿俊订婚，开始了自己生命中第一段恋情。
　　这份由她自己力争而来的恋情，并没有维持几年。林鸿俊，曾经占据她少女心扉的男子，在现实里却是那样不堪。话不投机三句多，他们以分手告终。
　　爱也是他，恨也是他。聚也是他，离也是他。20岁的庐隐，身上已有了那个年代那个年纪的女子所不曾有的自我与倔强。
　　1922年，庐隐由北京女高师毕业，毕业后在北京师大附中任教。庐隐受那个时代的新思潮新思想的影响，慢慢变得活跃忙碌起来，组织文学社团，交流读书写作心得，编辑文学刊物，积极做些社会工作，那时的庐隐似有使不尽的热情。
　　她与北大高材生郭梦良在一次福建同乡会上相识。当时，郭梦良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可他良好的古文功底、极高的文学素养、沉稳的性格、深遂的思想，让庐隐为之着迷。
　　但是，郭梦良已为人夫，他的发妻就在福建老家。一边是自己久寻才得以相遇的精神知己，一边是压死人的伦理道德。面对来势汹汹的爱情，庐隐陷入痛苦矛盾之中。她最终还是飞蛾扑火一样奔赴那段爱情。
　　1923年，庐隐和郭梦良双双南下到上海，在一品香旅社举行婚礼。
　　一个极其幸福的婚礼，却不是幸福婚姻的开始。婚后，庐隐随夫君回福建老家探亲，才领略到那份爱情的尴尬。与郭的发妻同住一个屋檐底下，一向视自尊为生命的她，为了心爱的男人却不得不忍受着来自婆家人的冷落与歧视。对这一切，郭梦良却处之泰然，庐隐的爱之梦再次在现实面前坍塌。
　　1925年，郭梦良患肺病去世，给庐隐留下一个不满十个月的女儿。彼时的庐隐，带着年幼的女儿，回到了上海。
　　没有朋友，没有爱人，庐隐如天际间一只孤鸿，满身心都是深重的悲哀。直到1928年，她的命运再次出现转机。那年春天，一位年轻的浪漫诗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李唯建，出现在她的眼前。
　　那一位向着生命途程狂奔的年轻诗人一出现，就在庐隐死水一般的心湖上投下一块巨石。他阳光般的热情，浑身洋溢的才情，都让庐隐的眼睛为之亮，心为之舞。庐隐再一次从悲伤的漩涡里走出来，她开始回应他的爱。
　　1930年8月，二人结婚。婚后，他们将此前的情书整理，于1931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书名为《云鸥情书集》。与李唯建结婚的几年，应是庐隐生命中最快乐平和的日子。她的精神世界里有了一盏明灯，物质生活上也不再那样窘迫无助。那一段时间，庐隐的创作颇丰，出版了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短篇小说集《玫瑰的刺》等，还写了大量的散文。
　　1934年5月13日，年仅35岁的庐隐因临盆大出血抢救无效，在上海大华医院溘然辞世。
　　临终时，庐隐抱着李唯建的脖子，用尽最后的力气对他说：“唯建，我们的缘分完了，你得努力。你的印象我一起带走！”一缕香魂，就那样带着对这个世界满满的不舍，飘然远去。
　　有人说庐隐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她的作品里充斥了太多个人的感伤，她是为爱情而生，亦为爱情而死，她倾全力拥抱的，不过是爱情，作为一个作家，这也许是一个悲剧。然而，在那个时代，她敢为爱情呐喊，敢为爱情赴汤蹈火，那份勇气，还是值得后人钦佩。庐隐生前曾经深爱苏曼殊的作品，那时，她也许不曾知晓，苏曼殊的诗句会成为她悲苦命运的真实写照：
　　人间花草太匆匆，春未残时花已空。
　　春未残，花已凋，让花儿再也看不到金秋累累的硕果。面对这位早逝的才女作家，人们唯有一声叹息吧。
　　编辑 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