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与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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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习惯
  在黑夜里写诗
  所以只使用那些
  可以发光的
  汉字
  ——洗尘《发光的汉字》
  早在八十年代,潘洗尘的诗就在大学生诗歌中脱颖而出,他的诗随后入选语文教材,可谓时运待他不薄。但洗尘并没有留恋幸运的诗歌圈和公务员职位,义无反顾下海,竟至二十余年。如今洗尘提起那些让他知名的早期诗作总是语带嘲讽,或许这并不是洗尘2008年重新回归写作后诗歌观念有多大改变,很可能只是对情感深度与经验真实性的一种要求。
  很少有“海”和“酒”这样的词语了,重新出发的写作是从一片《盐碱地》开始的,因为这里是他的出生地——
  在北方 松嫩平原的腹部
  大片大片的盐碱地
  千百年来没生长过一季庄稼
  连成片的艾草也没有
  春天过后 一望无际的盐碱地
  与生命有关的
  只有散落的野花
  和零星的羊只
  在诗文里不美化家乡是难的,尤其在远离的时候,即使谈不上热爱它。洗尘的语言就像松嫩平原腹地一样赤裸,像“盐碱地”一样无遮拦地裸露。就像面孔总是裸露的。没有修饰。近于赤诚。“连成片的艾草也没有”。几乎不会让人感觉到作为诗歌技艺的修辞。对于使用情感而非经验的青年时期来说,越是没有见过的东西越是频繁被人说到或写到,比如“海”,比如“神灵”,诸如此类。越是日常现实越是最晚才被看到——
  但与那些肥田沃土相比
  我更爱这平原里的荒漠
  它们亘古不变 默默地生死
  就像祖国 多余的部分
  因为无用,因为蛮荒、多余,这片故土得到诗人的爱。因为这片“盐碱地”没有被诗意地写入一首不真实的诗。荒芜的“盐碱地”是“祖国”多余的部分,就像这里或那里的人或许也是“人民”中多余的部分。爱就是把它写进一首诗,就是给予微末的存在以目光。“盐碱地”就像洗尘诗歌话语的一种赤裸着的特质。他以物质的语言、赤裸无修饰的语言,道尽了无尽伤悲,启封了尘封已久的沉默经验。
  洗尘的修辞因为赤裸而显得透明,诗人最敏锐的直觉总会让他觉察到词与物之间的缝隙,乃至于断裂之处。《词与词》对词语和词所标识的经验(事物)进行了区分。词语不会是透明的。词语不会直抵事物。词语通常在人们的无意识里空转,而没有指向任何真实经验。对词语与经验关联与断裂的考察成为洗尘诗歌写作中的反思性内容。
  山重水复
  已走了半生
  还从未遭遇
  柳暗花明
  难道真的是要走到
  山穷水尽
  才能绝处逢生
  成语的逻辑并不是生活史的逻辑,所以洗尘说,“看来  要让一个词/对另一个词以身相许/远没人来得那么容易”。貌似洗尘的诗喜欢直抒胸臆,而实际上,他的不少诗都蕴含着对语言修辞本身的关注,尤其是词与物之间無意识层次上的差异。《花的好》写道,“再生动的比喻/也跑不到语言的外面”。围绕着我们对物事的感觉,表达活动就是在比喻之上加上比喻。
  词语数千年的修辞、语义延伸与习惯用法,常常造成了规模宏大的集体无意识,极其质朴和直观的观念,往往沉积在语义的底层,就像我们的无意识认知,就像“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成语中隐含的早期感觉经验,渐渐地沉积着人们无意识的认知,也沉积着偏见和成见,以至于成为被人轻易地、漫不经心地使用却又沦入无效交流的语言。浩如烟海的语词缓慢地沉积为规模宏大的无意识层,并成为我们一些观念的基础。洗尘在《有关劳动》的观念中如此写道——
  打小就受村里人影响
  认为只有犁地、放羊、赶车、拾肥
  才是劳动
  知识分子不管干什么
  都与劳动无关
  写诗就更不是
  所以   在我们乡下
  你就算写出一个诺贝尔奖来
  也还是一个懒汉
  似乎洗尘不经意间触动了我们社会心理的某根神经,似乎也不过是略带自嘲地对某种体验的轻描淡写,最初读到这里的时候他幽默的调侃让我不禁发出了笑声,然而就像这个时代人们常说的,却又“细思极恐”:对“劳动”如此天真无邪的理解,不正是意识形态长期以来的偏见,即对“知识”或“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偏见之根基?这些质朴的语义概念就像“盐碱地”一样真实和赤裸,它像我们挥之不去的“乡愁”,然而也无情地制造着思想的僵尸和观念的“荒凉”。
  的确,洗尘的诗给人的印象是直白的,但这是光亮或貌似透明的一个光谱,有着语义系列之间的丰富过渡。洗尘喜欢不经意间将词与物的差异揭示出来,借以对真实经验进行别样的描述。诗的修辞就游走在原始语义与成语的语义间隙。因而在我看来,洗尘对语言的自觉,不是体现在修辞的繁复性或曲折感上,而是建立在对日常语言的反思性用法上。《对一些劳动及其成果的认定》也表现出这一认知:
  我不赞美插秧
  更不会赞美收割
  我只赞美这些水稻
  它们用自己
  每一季的生死
  喂养劳动者
  和他们的子孙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劳动”曾经是一个多么神圣的词语,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工神圣的观念剩余物,即一种劳动者的政治伦理,和劳动者相对于剥削者和资产者的道德至高地位。《认定》一诗犹如与这一历史语境的对话重构。洗尘总能在貌似轻描淡写的时刻对经验进行出人意料的深描。一反“劳动”观念的政治含义传统,他没有赞美普遍的或抽象的劳动,也没有像我们童年或少年时代那样赞美“插秧”“收割”“建房”或“织布”,也没有歌颂劳动者,而是对一种被忽略的事物的赞美,无论是自然作物还是人类的普通创造物。他强调了劳作的物质结果,他特别剔除掉的是那些灾难性的“成果”:“制造枪炮也是一种劳动/但这种劳动/连成果也不值得赞美”,在这一准则下,甚至连蹩脚的诗人也得到了原谅。   在对词语用法的反思性距离之下,人们常常不假思索地将使用的语义差异上升至经验的意识水平。与一般所说的口语诗不同,洗尘没有忽略过《词语的魅力》,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词语与具体事物、概念与真实经验之间的空隙与断裂,或人们所说的语义张力:“朋友发来短信 简单的四个字/秋高气爽/我就知道 她的内心/发生了什么”,然而洗尘追问道——
  秋高气爽 这是一个怎样的季节
  所有的农作物 都在
  伺机暴动 收割机没有履带
  一样可以把稻穗碾碎
  多少个日子 多少万物挣扎着
  都抵不上这一个词的分量
  涵盖在一个成语-词语下面的经验,或与这个词语的本义毫不相干,或者覆盖了相反的经验。真是“多少万物挣扎着/都抵不上这一个词的分量”。一个被人感觉良好的词语受到了别样经验的质疑。洗尘一反成语或概念的“意义约定”,在貌似口语化的用法中,顷刻间即深入经验主义的理解或直击某种经验现场。
  洗尘的一些诗可以视为对日常语言用法的一种分析,就像维特根斯坦在哲学领域所做的工作。这种分析在洗尘的诗歌中,就是将日常语言的用法放在具体经验领域进行验证性的质询,唤起人们注意那些习焉不察的语义差异。《白头到老》也是一个饱含着浪漫主义情感的词语,就像“秋高气爽”隐含着的享乐与赞美之情,然而同样受到了经验主义的揭发——
  白头到老 仿佛话音还没落下
  我们的头发
  就白了
  当初这样说时
  谁会想到
  老了 我们却只能和各自的白发
  相依为命
  没有“白头偕老”,只是一个人“白头到老”的孤独。洗尘总是瞩目于词语与事实之间的反讽性差异所带来的“诗意”。但这个差异又是如此难以避免,因为语言所建立的并非仅仅是词与物、词语与事实之间的关联,也是词语与体验、语言与感受之间的连接。而这种连接显然是经过了语言剪辑的,否则就不会出现“话音还没落下/我们的头发就白了”这样的体验。洗尘的诗既极端的简明扼要,又隐隐透出复杂的人生况味。虽不能说这些诗臻于语言的极简,或许已可让我们约略领会“大道至簡”的意味。
  揭发语言与经验的错位,词语与意识的错置,尤其是语言的成语化表达所遮蔽的经验,似乎是洗尘在表述某种经验之时不得不同时进行的工作。事实上,不仅日常语言早已沦陷为无意识,连一些貌似辉煌的大词、革命的圣词也早已沦为社会无意识,而且,至为重要的是,这些革命圣词早已强取豪夺并独占了真实经验。并且这些大概念或圣词对真理的独占通常都会使之沦为不折不扣的谎言。《写在辛亥革命纪念日》既直白,也显出我们置身社会的无尽的意识曲折——
  一些词 和岁月
  现在只有怀念的份了
  比如志士 比如革命
  与一个好的时代相遇是多么幸运
  只要冲天一怒 就可以歃血为盟
  而我的肝胆 早已成碳
  的确如此,在一种圣言沦为谎言的时刻,人们偏爱频频提到一些词语-价值,然而却剥夺了它的真实用法和本义;人们赞美一些观念,却禁止诉诸行为。“比如志士 比如革命”,动词被剥夺了行为,取消了主体,名词被蚀空了历史与现实含义。那么“好的时代”是什么呢?显然,名词是不可剥夺的主体与判断,它意味着认知与行动主体,动词则是不可让渡的个体与群体权利。在洗尘看来,名实相符就体现为一个好时代了。意识形态制造了一种“概念拜物教”,以便一劳永逸地埋葬掉真相。以谎言化的神圣大词覆盖起历史和经验世界。在纪念日,洗尘再次感受到我们所纪念的价值行为与我们时代状况之间的距离,这也是词与物的距离,它们之间的龌龊,不再生产一个共享的意义世界。洗尘说: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在一切美好的标题下
  最短的诗
  不是一个字
  而是
  根本没有字
  ——《写到无言》
  可以这么说,自复出写作开始,洗尘的每一首诗,每一行、每一个字几乎都有某种经验的出处。洗尘诗歌的语言被真实的经验世界紧密质询着,也悖论式地被经验的虚无性包围着。就语言符号与我们切身经验之间的关系而言,任何一个诗人都不得不“先验”地使用在他之前就存在的语言,这是业已成熟的、甚至是“诗性”的语言,然而“我们”的经验,每个世代的人、每个人的经验都比先于我们存在的词语所想表达和可能表达的还要多样化。因此洗尘在运用充斥着成语的语言书写自身经验之时,他得首先清洗掉沉积在这些词语尤其是成语之上的蒙尘,让汉语重新发出经验主义的光亮。他的每一首诗在被阅读时,都要求读者进行同样的内在的验证。因为洗尘诗的修辞是经验主义的,是及物的、置身经验现场的表达。
  洗尘所书写一如他所挂心的,无非国事家事,亦如无所事事。这是一种悲剧:被经验世界紧密围困,却又感到经验的虚无;世事挂心而又无所事事。这是洗尘诗歌经验的特质,但又不是洗尘个人的,亦非仅属于写作者的。白话诗的最初倡导者所想象的正是返回经验现场,与文言的宗经不同,口语总是在一个具体的经验现场说话。有口语的地方都有某些事件在进行,有某种主体在行事,或者在表达他的意愿、辩解与意志。即使在洗尘较为抽象的叙述里,如《悲伤笼罩大地》,我们也知道“大地”正是我们站立的地方:“没有人 可以从这个斜光残照的黄昏里/走出来了”。诡秘的是,洗尘少有的夸张修辞今天读来几乎依然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语言——
  仅有的一滴泪水
  已被太阳的余温蒸发
  悲伤 正笼罩着整个大地
  越来越重的黑 挤压着无尽的人流
  一些无法辨别的声音传来
  我只有悲伤地注视
  脆弱的生命 和比生命
  更脆弱的心
  这“大地”比盐碱地笼罩着更深的悲伤,“在这谎言如墨的世界 有谁/还肯为一时或一世的清白招魂”——情绪几乎是绝望的:谎言淹没了世界。谎言取消了语言。毋庸争辩,清白总能被污浊,是非总能被颠倒。如同人们总是说正义会迟到不会缺席,但邪恶也期待着时间抹去一切,甚或等待着“辩证法”或一切事物都“一分为二”的诡辩时机。当悲伤笼罩大地的时刻,欢乐或清白不就是罪恶?“又有谁 能在这面无血色的记忆里/绝处逢生”。诡异的是,理应记忆导致悲伤,难道遗忘也导致悲伤?“面无血色的记忆”却不能让任何事物复活。在洗尘的诗里,当他表达出悲伤而又没有给出具体的经验场景时,我们应符合诗学逻辑地将其视为我们共同经历的、创伤性的“原初场景”。   对悲痛、恐惧、沮丧之情的缘由,洗尘从没有指认出应付罪责之人,相反,爱或曾经爱,也只能徒增自我的罪责意识。他在《小城之恋》里谴责的是自己的遗忘、淡漠和“背弃”——
  死了 怎么可以这么轻描淡写!
  这个消息 让我难过的整夜整夜无法入睡
  几十年来 她鲜活的生命
  怎么就从未划过我的记忆?
  而让我更难过的 却是在她香消玉陨之后
  我也许仅仅只能用这一个夜晚
  来想念她
  电话那端传来的话语是“死了”,一个生命结束是一种怎样的悲剧过程,不可思议的“神话”般的事件,然而当人们传递这一消息的时候,只有说“死了”,诗人对这种风轻云淡的言语感到不可思议,感到惊讶、愤怒、内疚、悲伤,以至于“沉默”。词语的分量与经验的内涵是如此的不平衡。没有词语。让经验的本质裸露出来。没有词语可以说它。事实上,“曾经爱过”这一体验里面包含着多少罪感?无罪的自由、无罪的爱只有在所有人都拥有同样自由的时刻才会出现。“小城之恋”是一种“浮士德式”的原罪,是与一代人追逐自由生活相关的记忆和离弃的故事。
  写作会是一种忏悔吗?或许是《石头记》里“忽一日,想起生命中所有的女子”,洗尘恍如坐在《去年的窗前》想起——
  逆光中的稻穗 她们
  弯腰的姿态提醒我
  此情此景不是往日重现
  我 还一直坐在
  去年的窗前
  坐在去年的窗前 看过往的车辆
  行驶在今年的秋天
  我伸出一只手去 想摸一摸
  被虚度的光阴
  这时 电话响起
  我的手 并没有触到时间
  只是从去年伸过来
  接了一个今年的电话
  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没有这个位置。在恍惚之间,是永恒也是虚空。意识在永恒与虚空之间、在清醒与恍兮惚兮之间争辩、犹疑、摇摆。其实没有“现在”这個稳固的位置。“现在”如同“坐在去年的窗前”一样飘忽。
  我敢说,这些、这时,对洗尘来说只是一阵叹息。没有语言的经验。洗尘将之书写成诗。诗歌难道不就是为那些只能叹息的感受发出诡秘的声音,将那些只能叹息的时刻发声为歌?
  为什么洗尘偏爱着从恍惚、犹疑或“挣扎”的一面观看世界?为什么他常常从美好的感受一下子转向五味杂陈的体验?而这些认知,与我们通常对洗尘诗歌的“直白性”印象似乎并不一致。他的“口语化”表达丝毫没有减低诗的思辨性和体验的复杂性,这使得洗尘的诗总是在描述经验时不期然与之保持一种反思性距离。就像他在词与物之间所划出的反思性距离。避免词与物、概念与经验直接合一,是为着让真实的经验裸露出来。也就是说,洗尘在表述经验时,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直接,在他与书写的经验、感受之间,还有一个观察者和反思者,这一反思性距离,不仅指向感受与经验,还同时指向表达感受的语言符号。《秋天的冷》在描述物理经验的“寒冷”时,把“冷”切分成不等温的情感要素:“秋天的冷 是骨头里的冷/尤其是一个又一个坏消息/还夹杂在冷风里”——
  一个名字叫冰的朋友 竟然也扛不住
  这秋天的冷
  此时 朋友们的友情再暖
  也化不开 他遍布体内的
  一个癌细胞了
  我轻轻地关门
  但忧伤还是从门缝里涌出
  这一刻我无法预知 拔出的钥匙
  还有没有机会
  再次打开自己的家门
  是对一种坏消息的描写,是一种情感的抒发,也是关于生死与时间变易之道的哲思。即使其中包含着古老哲学的声音,这些哲思也获得了一种当下现在的经验现场——“我轻轻关门……”的时刻。“钥匙”与“门”变成了古典哲学里的一条河流,一种流动性、不确定的思想变成了一个日常生活场景。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它还是同一个:为什么洗尘总是倾向于从“荒芜”“挣扎”“冷”……的一面描述着这个让许多人感觉“岁月静好”的世界?从松嫩平原腹地的“盐碱地”到“悲伤笼罩着的大地”,从“秋高气爽”的季节到“革命纪念日”,从物理的属性深入心理属性,从个人内心到社会心态。“荒芜”“挣扎”“寒冷”……不仅是“盐碱地”的属性,也不仅只是个人体验。与其说它们是关于气候与地理属性的词语,不如说已成为社会氛围与社会心态的词语。洗尘是现象的描述者,也是症候的诊断者。
  洗尘的写作揭示了我们生活的这一处境:一方面人们之间的联系貌似愈发紧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奇异地缺乏社会性;资讯的繁多与信息交流的匮乏。《我的微信生活》仍然是对交流缺乏的孤独滋味的品尝:“我要买10部手机/再注册10个微信号/然后  建一个群/失眠的时候/好让自己  和另外的一些自己/说话”——
  清明节 少小离家的我
  不知到哪儿去烧纸
  就把祖父和祖母 外公和外婆
  一起接到群里……
  有许多群,然而已没有“兴观群怨”的群;真实的社群及其信息交流并不存在,似乎只有私人生活象征的家人群。公共空间是虚拟的,公共生活是缺失的,诗人所能描述的,无非是心有不甘的私人生活。好在,四十年的进步,有了并不那么严格意义上的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洗尘在《自画像》里说,“这些年/除了这些药片/我的生活/就像一块/碎玻璃”。当然,洗尘所有的诗都是一系列的自画像,他们彼此不同又构成了一个自我的谱系,日常情绪的差异和伦理情感上的连续性。在这幅自画像里,“药片”是不能分享的“私人生活”表征。而在何种意义上,一个人的生存与死亡可以成为公共事务?在私人生活的庸常时刻,是否还有可能存在其他意义资源,可以让个人的生与死成为一种公共事件?成为公共生活的一部分?在《客居大理》的私人生活中,人所能寄予期待的,唯有个人之间的友谊,个人情谊替补了公共情感的分享。“埋骨何须桑梓地,大理是归处/正如老哥们野夫说:/‘不管我们哪个先死了,/哥几个就唱着歌/把他抬上苍山!’”对诗人来说,似乎唯有爱与友爱。   转向自然或疑似自然状态常常是对社会的失望造成的感受。其实人们同样渴望公共生活和社会性,在此层面上看,洗尘的诗是对心有不甘的私人生活的描述,其间隐含着对缺失的公共性的呼吁,就像在涉及劳动、纪念日等主题的诗篇中,隐含着对私人生活弊端的诊断。因此,洗尘的诗也摆动在“诗言志”与“诗缘情”之间,摆荡在“兴观群怨”的社会性功能与退隐之心之间。由此可证,参悟生死是一种思想上的智慧,也是一种情绪上的无奈——
  我在院子里
  栽种了23棵大树
  银杏、樱花、樱桃、遍地黄金
  紫荆、玉兰、水蜜桃、高山杜鹃
  她们开花的声音
  基本可以覆盖四季
  每天 我都会绕着她们
  转上一圈两圈儿
  然后 想着有一天
  自己究竟要做她们当中
  哪一棵的 肥料
  ——《肥料》
  声音的卑微让我想起葛兰西的狱中感慨:我们都想做历史的把犁人,而最终做了历史的肥料。但在洗尘的“自然主义”或隐逸主义声音里,“肥料”隐去了社会性的失败感,隐去了历史意识的失败,找到了温暖人心的植物的声音。或者,是洗尘在意义不确定的生活时刻,在寻找一种确定性?他总是看到植物,我们知道他发起的“天问诗人公约”里,也把认知植物的种类视为诗人的素养之一。他《在树与树之间荒废》写道,“四十年前 我在国家的北边/种下过一大片杨树”——
  ……写下的诗 赚过的钱 浪得的虚名
  恐怕没有哪一样 再过四十年
  依然能像小时候种下的树一样
  即便是烟消了 云也不曾散
  植物具有地理属性,并不具有国家属性或社会属性,除非在隐喻的意义上,当洗尘把种树与“国家”概念并置起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体味到私人生活的某种不甘之情,“于是 四十年后/我决定躲到国家的南边儿继续种树”,“想想自己的一生/能够从树开始 再到树结束”。或许,植根于土地,既有像植物一样简单生活的愿望,也透出在原子化的个人生活中建立起联系的愿望。如果不能在任何政治伦理层面建立起我们与他人的联系和联系方式,就惟余我们与日常事务的情感-诗学-美学关联。在洗尘看来,这仍然不失为一种生活方案。
  洗尘说,《现在我只爱一些简单的事物》——
  从前 我的爱复杂 动荡
  现在我只爱一些简单的事物
  一只其貌不扬的小狗
  或一朵深夜里突然绽放的小花儿
  就已能带给我足够的惊喜
  从前的我常常因爱而愤怒
  现在 我的肝火已被雨水带入潮湿的土地
  至于足球和诗歌 今后依然会是我的挚爱
  但已没有什么 可以再大过我的生命
  为了这份宁静 我已准备了半个世纪
  就这样爱着 度过余生
  就像种树一样,足球和诗歌,都是没有公共性的生活中公共性的替代物,在看场的私人性中分享着赛场的模拟公共性。这是没有“肝火”或肝火渐失的爱,在足球与诗歌中。为它们无须大动肝火。
  与词与物真实关系的考量相似,公共性与私人性一直是隐含在洗尘诗歌里的主题。在这一语境中,《祖国》一诗显得意味深长——就像《盐碱地》里祖国与它“多余的部分”的关系之描述——人们生活在概念里,或许遗忘了这个概念的大尺度与经验主义内涵之间的不相称。一个词语会放大,也能缩小我们自身。一个词语会撒谎,也会吐露真实。
  买一栋尽可能大的房子
  不是为了住在里面
  而是为了死得其所
  对于一个没有归途的灵魂
  一座有花园和露台的房子
  一张宽大的床
  一套舒适的沙发
  就是他能够拥有七十年
  地大物博的祖国
  我一再感觉到,洗尘在貌似“口语诗”里,保持着对词语的自觉,在概念抽象而空洞的大尺度里,仅仅使用一个概念的经验主义内涵,余皆属于反讽的部分。在口语诗的语境里尤为不易。在这首名为《祖国》的诗里,“祖国”当初可能是一个富于情感价值的辉煌观念,意外地出现于没有它的位置的地方,一种私人生活中。靠个人经济能力买一栋房子,安置一个“没有归途的灵魂”,安置一张床,我们知道每个人在私人生活中做到了這一点已属不易,而原则上只能拥有七十年,致使最简单的叙事里突然出现了观念上的异质要素。而诡秘的是,这样的结果往往让洗尘的诗歌产生一种“超验性”的反讽意味。每个词语都有其剩余价值。每个词语、即使成语都拥有观念上的剩余物。每个空洞的、用废的词语都可以被诗歌的修辞回收。不一定完全规避概念与成语,诗歌写作或许就是对使用过度以至于废弃的词语进行回收的行为。
  清晰的词语,模糊不清的经验。清晰的经验,含混不清的词语。到处都充斥着这样的体验,概念明白无误,经验付诸阙如。或完全面目全非。比如,《我们》是什么?
  ……想想被X光一遍遍射伤的五脏六腑吧
  曾经经历的屈辱也许正是将要遭受的屈辱
  不仅仅是践踏 连根都在随风飘摆
  我们找谁去算命 又如何把一块块剩下的骨头
  当上上签
  几乎又是庄子的骷髅之问在这个时代经验现场的重现:“好在我们自己的骨头还完好无损/但无论到了哪朝哪代/山脚下发现一堆大大小小的骨头/能说明什么。”与庄子的骷髅之问不同的是,洗尘的质询指向的是一个隐含着公共性议题的概念,一个主体观念。虚无的体验一直袭击着“我们”,“我们”这个貌似坚固而强大的主体,瞬间就恍兮惚兮,更不要说脆弱的“我”——
  没有人会关心我们是谁
  尤其是我说的我们
  仅仅是一个前朝诗人
  和他的一条爱犬
  我们以为“我们”指向的是通常意义上的“我们”,当发现这一概念其实仅仅指向诗人和他的一条狗构成的“我-们”时,悲凉几乎会窜上“我-们”的脊梁。公共性缺失状况中,“我-们”的意识常常是错位的,以至于沦为虚假概念。除了那些威慑性的用法中,私人生活没有“我们”。但“我们”(包括此刻)不是一直在使用着语言的含混性,有时用以表达复杂性与多义性,有时则是搅混水或混日子的一种方式。   在语言的用法中,他扔掉那些不属于真实经验的空洞概念,在写作中,他重新检索着这些词语与事物之间的连接点。在修辞法之上,让我回到对洗尘诗歌的最初关切:是什么样的感受,让洗尘的诗拥有一种悲凉、温暖而决绝之意?当“我们”(我)在骷髅之问中与其他一切撇清了干系,他说,《即便是跳楼  也要自己盖》——
  时间高高在上
  一层又一层
  石头的分量已经足够
  被磨损的事物
  会渐渐露出 光秃秃的本质
  唯有改变不可改变
  想要看一看风景以外的东西
  也不用再麻烦这个世界了
  即便是跳楼 也要自己盖
  收回经验的主权,保留主体赋予意义的权力。也是对自由权利的回收。洗尘表达了一种意志,它与“革命”浪潮后的泥沼环境,与它令人越陷越深的泥沼状态相反。一切有意义的行为似乎都瘫痪了。“被磨损的事物/会渐渐露出 光秃秃的本质”,被磨损的还有语言,即“我们”貌似丰富的概念资源。
  然而这个世界依然有着洗尘愿意为之辩护的事物。洗尘为之《辩护》的事物,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是有一些例外的道理的,比如贫困也找到了为之辩护的理由——
  童年的乡野 广袤的夜空与
  无遮拦的大地
  要为云辩护为风辩护
  面对无时不在的饥饿
  还要为贫困
  辩护
  穿越城市宽敞的大道
  要为乡下泥泞的小路辩护
  在命运的曲曲折折里屡挫屡战
  必须学会为可怜的自尊
  辩护
  这是我们一代人的与贫穷相伴的美学记忆,广袤的夜空,无遮拦的大地,云和风,和我们小小的饥饿,小小无助的童年。这些理由之所以是充足的,是因为这是纯粹美学上的理由,无论是为饥饿、贫困还是泥泞的小路辩护,其理由是审美的。它意味着美学高于生活伦理、乃至于高于社会与政治伦理的理由。接下来,伦理情感自身的问题出场了——
  偶尔有恨袭扰心头
  要为爱辩护
  与蝇营狗苟和小肚鸡肠擦肩
  还要为胸怀与胸襟
  辩护
  讨厌这个世界的混杂
  就要为简单而直接的抒写辩护
  而对着满目欺世盗名的黑
  就不能不为破釜沉舟的白
  辩护
  只有在真理面前
  我会放弃为谬误辩护
  就像面对即将到来的末日审判
  我绝不会为今天
  辩护
  在我看来,这是洗尘最有意味的诗篇之一,也是当代诗歌最珍贵的篇章之一。在看似简洁的话语中,洗尘回应着这个时代最难以言说的问题,或许它建构了许多混乱概念论争的问题。一些属于“公共性”议题,如贫困-富裕,城市-乡村,发展-落后;一些属于私人生活议题,如苟且-胸怀,复杂-简单;对洗尘而言,在美学意义而非在社会层面上,肯定一方未见得一定否定貌似对立的一极。但是,正如知覺经验上的黑白不能颠倒,不能为公然的谬误辩护。真正的智慧让诡辩缄默。以特殊的修辞方式,“今天”或者是今天这一社会状况——在需要面对社会伦理的时刻,“辩证法”戛然而止。或许,不是美学在伦理面前的沉默,而是意味着“今天”是美学的缺席。政治伦理的谬误也不会再有进行美学感知层面上得到辩护的时刻了。
  洗尘诗中的情感图景是广阔而多元的,很少有人像洗尘那样描述过如此之多的情感状态,快乐、爱、沮丧、遗憾、憎恶、义愤、恐惧、忧思、悲伤……在洗尘的诗歌中,情感的表达总是伴随着多重情态的呈现,伴有身体感觉状态的描述,对洗尘来说,任何一种情感都不是孤立的,任何一种情感状态都是一种经验连续体,都像是一种光谱,有着自身丰富的语义过渡。在洗尘的诗歌里,极少出现某种可以孤立理解的情感。我们总是从同一种情感的光谱过渡到这种情感的另外一端。因而在最温暖的情感体验中,洗尘也时常感受到一种冷意。来来回回的《回家》,在父子双方的日益衰老之中,洗尘感受到的是“血浓于水却无话可说”的那种沉默的真实:“清明的细雨中 我看见年近八旬的父亲/仍和我一样 佝偻着/跪在祖父的坟前磕头/再想想自己 最终也要和烟波浩渺的往事一起/安卧在这一撮黑土里”,洗尘几乎以讽刺性的悲伤语调说——
  这就是我的家 我的每一个家人的家
  世上所有人的家
  然而在其反讽语调中,也隐含着一种别样的博爱之情。在对一种普遍性的命运洞察中,自我、自家人,有什么特殊性?一种悲天悯人的同感扩展至每个家人的家、世上所有人的家。
  还有什么比《父亲的电话》所表露出的父亲的爱那么简单,含蓄、沉默无语,而又明明白白——“我离家四十年/ 父亲只打过一次电话/那天我在丽江/电话突然响了/‘是洗尘吗?我没事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父亲就挂断了”,洗尘告诉我们,这一天是汶川大地震那天,“父亲分不清云南和四川/但在他的眼里/只要我平安/天下就是太平的”。就像并不博大也不无限敞开的“家庭”空间一样,纯粹的私人生活情感有时候就是这样“狭隘”的,然而又是充满温情的。
  如果说洗尘的诗是抒情的,那么他的大多抒情诗都是由简捷的叙事构成。在讲述之后,很少有多余的抒发,就像“父亲的电话”。尽管洗尘有着一种社会性或公共性的情结,或对公共性缺失的体验,但在孤独的命运中,唯其在最小的共同体即家里,爱与关切才可能接近本义地存在于亲密关系中。爱是最小共同体中的日常性的奇迹。正是在这一视野里,夜半之际“独坐窗前的母亲”,几乎是一个非理性的奇迹——
  ……母亲的眼神
  犹如五十年前 看自己怀抱里的婴儿
  这一刻我暗自庆幸 到了这把岁数
  父母依然健在 自己仍是一个
  来路清楚的人   
  前辈是个人生命的一种情感-心理庇护,是个人起源神话的一部分,免予个体生命暴露出“光秃秃的本质”。而这种庇护是脆弱的,此刻独坐窗前的母亲已罹患疾病。“来路”就要像黄昏时分那样渐渐模糊起来。
  我们说洗尘的诗是抒情的,但却非单薄的或单义的,情感的表达在洗尘的诗歌里总是表现为一种经验连续体,或表现为对某种情状的经验呈现,因而有时他似乎又在以“零度”修辞描述知觉中的世界,情感却深藏于其间。《黄昏的一生》似乎仅在知觉的层面上描述着“黄昏”,然而却是沉浸在(悲伤)情感中的知觉隐喻——
  黄昏来时
  远处的风很大
  院子里被吹落的杏花
  在兴奋地散步
  偶尔有车从门前经过
  越来越亮的尾灯
  渐渐淹没了扬尘
  黄昏的脚步
  走得很慢
  像一个了无牵挂的
  绝症病人
  它要把自己
  一步一步地挪进
  更黑的黑暗
  一定有很多人
  都看见了这个黄昏
  但只有我
  看清了它的一生
  并能在另一个黄昏到来前
  说出它
  心中的遗憾
  在那一刻,洗尘从脚步迟缓的“黄昏”看到的是母亲。在疾病向人(或向亲人)袭来的时刻,洗尘把黄昏——一段将迅速变化消逝的时间——体认为一个了无牵挂的“绝症病人”,“一步一步挪进更黑的黑暗”,在那个感同身受的瞬间,拟人化并不是一种修辞,而是一种隐秘的难以为人所道的体验。洗尘看见“黄昏的一生”:黄昏=黑暗光谱的一端;黄昏=迟暮的老人;黄昏=一切消逝着的事物。
  一种个人事件,那些看起来并没有任何社会意义的个人事件,那些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偶然性”变故,会让一个人以极其不同的直觉检索自我与这个貌似融合在一起的世界之间的距离,检索个人与周遭事物之间的真实关联或无关联。
  任何一种个人的变故,都改变了语言与事物的关系。它拉近自我与世界、词与物的关系,也可能放逐自我与世界、词与物的关系。而那些不幸事件带来的知觉,常常解除了自我与生活世界的联系,解构了词与物的通常关联。在某个得知母亲罹患绝症的早晨,他深切地感到一种寒冷,一种与世界失去联系的孤独无助,是的,《太阳升起时并不知道我的沮丧》:
  天亮了
  树看见了落叶
  风看到了尘土
  一些人去打卡
  一些人去乞讨
  一些人盯着另一些人
  在看
  一个疑似有灵的世界,“树看见了落叶,风看到了尘土”,实则是一个无关联的世界,一些事物与另一些事物,一些人与另一些人,都是分离疏远的存在,他们都生活在自身封闭的或私人性的世界里,没有可以共享的意义,没有可以分享的情感,更没有分担痛苦与焦虑的情感共同体。一切都裸露出“光秃秃的本质”。而且,洗尘说,“剧本是重复的”——
  太阳下山时我将醒来
  你们没来得及带走的道具
  会被夜色淹没
  患有被迫害恐惧症的
  植物和动物
  正和我一起做深呼吸
  我听清了它们的交谈
  但并不想转述给人类
  人与人漠不相关,人与世界漠不相關。没有比这更寒冷的体验。洗尘的诗一如既往地显得直白,然而又让人沉默无言,它显白到难以解说。人与世界的“相看两不厌”是一种愉悦的知觉建构起来的,当不幸袭击脆弱的个人生命时,世界恢复了它固有的“冷淡”,或无关。即使“太阳”和“光明”被赋予多少象征意义,它也依旧是没有任何知觉的。关于宇宙总体性上是“善”的观念,或相反,人生活其中的是一个与人性无关的冷漠宇宙,两种相互冲突的思想其实都渴望让人们从它们的认知中获得自由。悖谬的是,一种认识论总会让另一种认识论感到焦虑,也就是说,说宇宙是善的,让一种人心安,但它无法解释的冷漠变成了人们的沮丧;或者相反,认为宇宙是冷漠的与人无关的,对一些人意味着解脱,但却是另一种人的焦虑。
  一个非常个体化的体验构成了一个封闭性的世界,又催生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私人话语。一种几乎无法与人进行交流的晦暗的含义。“太阳升起时/并不知道我的沮丧”,在亲人罹患难以治愈的疾病之际,仿佛思想意识与感知都与人类社会隔绝起来,唯有“患有被迫害恐惧症的/植物和动物/正和我一起做深呼吸/我听清了它们的交谈/但并不想转述给人类”。健康与疾病一下子分裂成两个无法沟通的世界。一个无助的人会在瞬间获得“通灵”似的能力,可以感受到与脆弱的植物和动物息息相通。
  黑夜如此静谧而庄重
  好事的风在收集善良的呼吸
  或邪恶的鼾声
  我只是负责把它们各归其档
  这看上去是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
  我却乐此不疲
  不知不觉中
  天又亮了
  太阳升起时
  并不知道我的沮丧
  在这个祛魅的世界里已经没有了神话与奇迹,然而疾病与死亡,却是一个邪恶的神话故事。是一个理性化、合理化世界里唯一不合理、也无法理性理解的谜。死亡是一个负面的奇迹。因为,唯有它是不可思议的。无论我们直接或间接地多次体验、观察到这一不可改变的事实,当这个邪恶的奇迹发生在我们自身或亲人身上的时刻,世界瞬间复归于它的不可理喻。死亡击败了语言。死亡击败了理性。面对身患绝症的母亲,《撒谎》成为一种无助的行为。“……那一刻我强忍住的泪水/夜深人静后/终于流了出来。”无疑洗尘的诗饱含抒情性,言语之间洋溢着情感的温度。情感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情感是带着冲动的感觉,因而,情感具有自身的感染力,情感倾向于助燃他人同样的带有冲动的感觉。情感总是倾向于成为某些行为的驱动力。这并不意味着情感与认知绝缘,情感通常是一种直觉的认知,某种携带着冲动的感觉总是与一些基本认知相关联。但在洗尘描述母亲即将病逝的诗歌中,我们发现,人的情感驱动,总是无奈地止于自身,在情感所驱动的行为与采取有效行为之间,某些环节断裂了。情感无法驱动有意义的行为。在洗尘的《预防性谎言》里,既有关于伪装乐观的科学暗示,又有对生与死故作达观的看法和举例,他希望罹患疾病的亲人意识到自身的真实情况抑或相反?事实上他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提供最终的慰藉。这几乎是每个面对患绝症亲人的人都扮演过的痛苦角色。   由于近年来洗尘自身的疾病和母亲的遭遇,“祈祷”的声音不断出现在洗尘诗歌中,他的不少诗篇都可以被聆听为《深夜祈祷文》——
  深夜里的这个瞬间
  让我再一次抵达了一天中
  最明媚的时刻
  为什么人或什么事
  我刚刚放声痛哭过
  感谢这深深的夜
  把自由、天意和福祉
  带给一个内心灰暗而
  深情的人
  我不会为在明天的阳光或
  暴雨中再遇到什么人或
  什么样的命运而
  浪费一分一秒
  此刻 我每多写下一个字
  这宝贵的黑夜都可能被
  黎明删除
  我要深深地 深深地闭上
  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
  哪怕用废自己的身心
  也要为每一个善良或
  不善良的人
  再做一次
  祈祷:
  我看见了妈妈肺部的肿瘤
  正渐渐缩小
  
  值得关切的是,在一个没有确定信仰的时代,在一切事物的本质都“光秃秃”的时刻,我们凭借什么信念来祈祷?向谁、向什么力量或存在祈祷?洗尘能够凭借的,是他的“感谢”之情,他只能用“深情”、用深心祈祷。他感谢的是“深深的夜”,他赞美这个“最明媚的时刻”,一切祈祷话语也都是赞美诗的话语,况且,诗人用“刚刚放声痛哭过”的声音,“感谢这深深的夜”,它“把自由、天意和福祉/带给一个内心灰暗而/深情的人”。他以“宽容”的爱来祈祷,向爱的宽容祈祷,为善良的人、也为不善良的人祈祷。他感谢黑夜,因为黑夜就是苍天或“上天”此刻的化身,因为黑夜是一切神秘力量显灵的场所。他为母亲祈祷,以至于变成为众生祈祷——
  这是什么样的恩泽啊我将
  用刀刻在心上
  为此我祈求上天:
  也迟一点给那些坏人报应吧
  我这带病之身愿意死上千次万次
  也要帮他们在遭报应前
  一个个都变好
  固然洗尘只能向“黑夜”和“上天”祈祷,而他的话语却是虔诚的,敬畏的,赞美诗一般的。此时的洗尘也身在病痛中,他以带病之身为众生向上天祈祷,但他每天又都面对着无以言说的《恐惧》——
  像一只独自亢奋的蝙蝠
  在火中飞舞 我一次次地试验
  抽走这些药片
  我看见自己的意志
  始终在黑夜与白昼的屋檐上穿行
  而身体像一部就要散架的战车
  敢不敢再坚持一分钟!
  而一分钟后我将看见什么
  自己的碎片?
  在洗尘身上,“恐惧”表现为一种“在火中飞舞”式的英雄气质,他不断挑战着自身的极限。他锻造着新的生命意志。然而疾病不是一个名称,疾病覆盖了感觉、意绪,疾病变成了身体、感知与情绪的核心。在“寂静的齿咬”下,洗尘所发出的依然是《黑夜颂辞》——
  这无边的暗夜
  遮蔽了太阳底下
  所有不真实的色彩
  连虚伪也
  睡着了
  这是我一直爱着的黑夜
  我在此劳作与思念
  拼命地吸烟却
  不影响或危及任何人
  我闭上眼睛
  就能像摸到自己的肋骨一样
  一节一节地数清
  我和这个世界之间
  所有的账目
  寂静的齿咬之后
  天已破晓
  我会再一次对这个世界
  说出我内心的感谢
  然后不踏实地
  睡去
  这是极其简约也是极尽曲折的表达,这是省略的话语,省略的长夜和寂静。疾病让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人再次置身于一种古老的传统,病患者将生病视为一种反省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时刻,让人考量自己的行为和社会关系中可能亏欠了他人什么,康复过程变成道德上的自洁过程,生病状态让洗尘效仿古君子,自我告诫即使在疾病中其行为亦不至于“影响或危及任何人”,深恐有负于人之处,“就能像摸到自己的肋骨一样/一节一节地数清/我和这个世界之间/所有的账目”。就像在神灵面前的一种反省与告白:在所有的账目上都毫不含混。洗尘关涉到疾病的这些诗篇,是一些珍贵的记录,不仅对于诗歌,而且对于疾病与康复,对于医学人类学乃至于对精神分析治愈等等,都具有启示意义。在没有神话,也没有神学的背景中,洗尘勇毅地面对了生命最残酷时刻的沉默追问,并且将之转化为一次艰难的具有圣徒意味的精神生活实践。
  事实上,令人惊恐的体验并非仅仅发生在病患的时刻,一切消逝着的事物都可能带给人一种恐惧与警醒——
  一盏灯 从我的身后
  照耀经年
  我总是抱怨她的光亮
  经常让我 无所适从
  无处遁形
  现在 她在我的身后
  熄灭了 缓缓地熄灭
  突然的黑 一下子将我抓紧
  我惊惧地张大嘴巴
  卻发不出声
  ——《熄灭》
  在这首早先岁月中写下的诗里,“黑”不同于《深夜祈祷文》和《黑夜颂辞》里的黑。我不知道在洗尘心中,什么“熄灭”了,爱?家的温暖?或许就是某一日突然发现院门外的一盏灯熄灭了,但它如果不是生活世俗背景中某种“光”的消逝,就不会让他感到“惊惧”。
  什么样的意志让洗尘在“寂静的齿咬之后”在如此残酷的时刻依然能够说出“内心的感谢”,我们或许可以从他的《致女儿——》中体味到两种情感知觉的逻辑——数年以来,洗尘说,女儿把他“并不留恋的世界/那么清晰而美好地”嵌入他的视野。   
  从此 我的内心有了笑容
  那从钢铁上长出的青草
  软软的 暖暖的
  此刻我正在熟睡的孩子啊
  你听到了吗
  给女儿的诗如同另一种“黑夜颂辞”,给女儿的诗同样也写到他与世界之间的“账目”,而且,正是女儿的存在,替这个世界还清了“欠账”。因为“爱”,洗尘骨子里有一种“圣徒”的冲动,实际上只要人用深心去爱,在这个时代就是最接近圣徒的人生。一般而言,仅仅是爱一个人不会让人成为圣徒,奥秘在于,“我们想要以一种向普遍性保持开放的方式去爱特殊性。我们的道德任务不是去为了特蕾莎修女的生命而放弃家庭,而是以一种我们与加尔各答人联系起来的方式在家庭中去爱。”(保罗·卡恩)这一精神体现在洗尘的情感世界里,正如在《回家》一诗中所意识到的一种普遍联系,“我的家”=“每一个家人的家”=“世上所有人的家”。如果“世上所有人的家”缺席于“每一个人的家”,如果他们缺席于“我的家”,我们就难以体会到我们如何可能“以一种我们与加尔各答人联系起来的方式在家庭中去爱”。事实上,当我们关怀他人或陌生人的时候,也同样是因为我们把陌生人与我们自己的家人联系在一起了,或视同家人。
  爱的缺席如同世界的缺席。爱是给予,又不仅仅是给予,爱意味着创造一个生命意义共享的世界。爱是生命意义愈来愈匮乏的世界上,唯一尚未枯竭的意义资源。爱与账目无关,却让人感到偿还了一切欠账。爱重塑了洗尘眼里的生活世界,也重塑了他对世界与事物的感知,《写给一群羊》表达的正是内心的柔顺、谦和,也携带着一丝富有温情的遗憾。
  跟你们走在一起 多么好
  一想到你们的名字
  时间也变得吉祥
  羡慕你们散步时的神态 心情
  不失眠也从不吃药
  我后悔那么早就离开了你们
  任由岁月把一个曾经顽皮的童
  洗劫一空 变成沉默寡言的叟
  洗尘的诗相当深入地描述了多重情感经验,既有隐微状态的公共情感诉求,又显著而频频表述着个人多层面的情感体验。涉及公共意识的情感经验多半是社会伦理领域的“义愤”之情,而伴随这一情操出现的是“肝胆”或“肝火”的描述;涉及个人情感的基调是忧伤、悲伤、沮丧,当然也伴随着祈祷、谦卑、感谢之情,属于“内心”情态的描述。或许可以说,一种公共情感指向的标的是社会理念,而私人性的情感诉求指向的是爱与友爱。我这里暂且不能仔细地探究这二者之间的隐微关联。隐含在洗尘诗歌中的情感逻辑,有着比直白的语言更深的秘仪。情感在洗尘诗歌中的展开方式值得给予更深入的目光。简单一些说,洗尘诗歌中的情感——无论是指向公共生活还是指向私人生活领域——都在某种程度上遭遇着自身的挫折。对社会理念的情感诉求遭遇着谎言化的语境,也遭遇着原子化生活的销蚀;对个人生活爱的诉求则遭遇着疾病与死亡的威胁。以至于可以说,洗尘诗歌中的情感逻辑无情地指向了“疾病”,无论是落空的社会情感寄托还是私人生活中的孤独状态,还是对逝去生命的爱莫能助,无论是制度惰性与历史的惰性,还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都导致了情感诉求的失败与挫折。因此,几乎可以说,洗尘诗歌中的情感图景总是与疾病缠绕在一起。这让我想起昌耀诗歌中所说的那些“让人折寿的情感体验”。我并不肯定,情感与疾病孰为因孰为果。
  《是的 就是此刻》,也是距今整三年以前,洗尘知道自己生了重病。
  是的 就是此刻
  这黑暗即是永夜
  我的内心 已将黎明
  删得干干净净
  但我依然要为亲人的黎明和
  朋友的黎明到来欢呼
  这一生 能见过的都是亲人
  还没见过的 是朋友
  当然还有你 深夜为我抄经的人
  是的 就是此刻 你一定要记住
  不论这世界怎样待我
  我都会以善敬之
  这是我一生唯一做对的事
  希望你把它继续做下去
  “是的,就是此刻”,我不得不为洗尘最初的情绪反应感到赞叹。我们时代的英雄不再是那些为某个信念牺牲肉体生命的人们,因为其中可能混杂了太多的愚昧、盲从、恐惧、仇恨、暴力。我们时代的英雄却依然是那些自身面对死亡阴影,却依然能够欣然于这个世界黎明到来的人。依然希望这个世界是充满光明的人。依然以善看待世界的人。一个陷于生命至暗时刻的人,陷于生命永夜的人,依旧喜悦于黎明的到来,因为这是亲人的黎明,友人的黎明,他人的黎明。即使自觉到自身生命是虚无的,也为他人的继续存在保持最深的祝福。调解自我生命之虚无与他人生活之伦理,在洗尘的写作中一直处在一个温暖的核心。
  洗尘在“此刻”之后的次日写下了自我激励的诗篇:《输比赢更需要尊严和体面》,我惊叹他在至暗时刻依然能够从容写下这些诗句:
  一群要命的细胞
  拦住了去路
  它们躲在阴暗的角落
  蓄谋已久
  我知道自己最终
  打不赢这一仗
  但也绝不会让它们
  像在别处一样
  赢得那么容易
  毕竟输比赢 更需要尊严
  和體面
  是的,尊严和体面,超越了生死。在死亡之上,是保持尊严的意志。他从未放弃过。在生命中,在可能到来的终结时刻。尊严:那是人可以超越死亡之上的治外法权。
  在洗尘手术后的日子里,他首先想到的依然是《我的爱》,或者说是洗尘所热爱的“香烟”“足球”“诗歌”和“我的爱人”,洗尘写道,从前这些都高过生命,而现在“请允许我后退半步/多爱一点/自己残存的生命  以积蓄微弱的能量/继续爱”。因为这是笼罩性的至暗时刻,脆弱的生命正处于《无边》的暗夜——
  我曾一个人
  无尽地享受   这无边的暗夜
  但那时我并不相信
  有一天
  这暗夜
  会真的无边
  对于一个诗歌写作的人来说,漫漫长夜是一种享受不尽的资源,暗夜滋养着感觉、想象和灵感,滋养着诗歌的语言。而现在,它测量着一个人的孤独,时间不再是资源,而是一个醒着的噩梦。在这样的时刻,洗尘说,《不愿醒来 不愿从梦中醒来》——
  现在 我最不愿做的事
  就是醒来
  尤其是从梦中醒来
  ——哪怕是噩梦
  即便是在噩梦里
  我也是健康的
  这些诗记录下那些难以想象的最初日子,醒着的时刻亦变成比噩梦更难熬的时间。洗尘的这些诗不仅显得更为直白,而且也经常是自白的,或者说是无数种自画像,因为对洗尘来说,疾病、治愈、康复与生活意义的反省变成了同一种精神过程。洗尘在《想想这一生》吐露说,“有不满  不如意/但没有恨  也没恨过”,疾病是自身的,然而爱,却是与他人最美好的联系,病痛是身体经验,然而爱是最健康的精神体验,当一个病患者去爱的时刻,应该就是恢复自身与生活世界最亲密关系的时刻,就是体验最健康的精神感受的时刻。“唯有爱/那些沉默的/疯狂的/狠狠的/不要命的爱/如今/都变成了诗。”这是洗尘的自白,也是对最健康的精神力量的接纳。
  他同样也无法摆脱那些黯然神伤的时刻,《写给太子》中說“……11岁的约克夏/已当了大半辈子的/太子”。诗人说不清它的角色:孩子?朋友?对,它就是与诗人结盟的那个“我们”,“……记得从你七八岁开始/我就黯然地为你/在花园里默选墓地  默记碑文”,可是,“当我得知自己始终与这个世界/肝胆相照的肝上也长出了肿瘤/我的内心   竟然生出了一丝/如此自私的念头:   /我终于可以在你和所有亲人的前面/走了”。
  洗尘并不仅仅在记录他的恐惧、焦虑,他在尝试着通过祈祷、内省,超越这一切。他在《这一年的黑暗无与伦比》里说:“很多时候  只要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朋友们/错愕或痛惜的表情:/洗尘  得了癌症”,可是,他在内心回应着:“可是我的朋友们啊/让大家如此牵挂/于心何安/更何况我的病情/与这个时代和国家相比/并不算/重!”
  术后的诗篇记录着洗尘内心康复的清晰历程。他说,在《恶性的一年》里,“并不乏善可陈的记忆/还有很多/比如茶花落了/紫荆才开/抽了四十年的烟/说戒就戒了/从不沾辣的女儿/开始吃毛血旺/和水煮鱼”,最初读到这些句子时,我为洗尘感到一丝欣慰,他如此迅速地超越了痛苦的自我关注,他开始看见茶花落、紫荆开,尤其与女儿相关的日常琐事也进入了意识,并开始增进其意义。
  洗尘术后的诗篇是另一种病历笔录,记录着丰富复杂的精神过程。记录着情绪的摆动,在生与死,在爱与虚无之境。他发出的《最后的请求》与他对生活的要求其实是一致的——
  如果说这一生
  还有什么怕的事
  不是死
  而是透不过气
  所以我请求
  死后不要埋我于地下
  不论黑土或红土
  更不要装我于任何盒子中
  算了
  我清楚请求也没个鸟用
  还是有朝一日
  让我一个人坐毙于苍山
  或小兴安岭的深处
  一个人化作肥料的过程
  你无须知道
  但终有一天
  你会看见远处有一株马缨花
  特立独行
  或一棵白桦树
  挺着铮铮傲骨
  是的,可怕的不是死,不是终结,因为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命运,而是不自由,是不能自由的呼吸,是受限于狭小局促的空间;我们能够接受的是转化,是回收,是大自然对我们个体生命的回收,是加入一切活生生的事物之间的相互转换。是新的可见性。是生命新的可见性。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是《花园里那棵高大茂密的樱桃树》,它所描述的正是生命可见性的担保——
  花园里那棵高大茂密的樱桃树
  就要把枝头探到床头了
  回家的第一个晚上睡得并不好
  但看着叶子间跳来跳去的鸟
  我还是涌起阵阵欣喜
  如果有一天能变成它们当中的一只
  该有多好啊
  我还可以继续在家中的花园飞绕
  朋友们还可以时不时来坐坐
  
  想到此 我好像真的就听到谁
  手指树梢说了一句 你们看
  洗尘就在那儿呢
  洗尘在这首诗写到的,一如想象的、彼岸的眼睛所见:朋友们坐在他常坐的地方,看见家园里的树,看见树枝上的鸟,看见“洗尘”化身为它们。生命不是永久的湮灭。不是归于无形。不是归于永夜。生命会出现在新的光线中。生命将被重新凝视。这是神话。这是诗篇。这是这个世俗时代的想象力唯一能够告慰灵长类动物的。不是吗?洗尘在致命的疾病之后,能够写出如此美好的诗篇,是超越死亡的生命馈赠。我相信这个神话诗学的可见性,对每个人都是一种慰藉,是没有神学没有神话的时代里,一种诗学的慰藉。
  对洗尘来说,就像之于古代的贤者,生病如同一种精神修行的过程。洗尘记录了这一痛苦而又富于启迪的精神过程。有时它让洗尘感慨说,《时间真的不够用啊!》,出于对诗的爱,他说,“修炼了半生/我也只能在读诗的时候/在绿荫场边/心底通透  目光清澈”;而有时洗尘承认,《我有限的热情已成余烬》——
  
  这半生 我把有限的热情给了诗
  甚至很少再给诗人
  我把有限的热情给了爱
  甚至很少再给爱人和爱情
  了了出现以后 我把有限的热情   给了女儿 就很难再给其他女人
  但实际上,洗尘依然对生活怀着无尽的爱,他相信“深情可以续命”,洗尘新近出版的诗集就是以“深情可以续命”来命名的。毫无保留的愛,热爱生活、事物和人,“深情,炙热”,这就是一个“内心晦暗而深情的人”依然能够活在“这纷乱的人世”的原因和理由。洗尘说,这是因为他此前给出的每一滴水,都汇成了江河湖海。“深情可以续命”,多好啊,洗尘。你倒置了情感与疾病的逻辑,我始终愿意相信洗尘是正确的。我们每个人,都多么需要深情、深心,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他人,需要被爱和去爱他人,需要与他人建立起非功利的亲密关系。在一个世俗的时代,我们无法举证说生命还有什么超越自身的意义,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们在他人身上留下的记忆,与他人的相互关切,还有这些带来的,我们以无尽的关怀和牵念所建立的亲密关系,当我们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的方式生活着,即使看起来仅仅是在亲友中去爱,也超越了血缘的理由与原则。爱是唯一不会枯竭的资源,生命意义的资源,幸福与欢乐的资源。爱是我们与他人可以共享的记忆,可以分享的情感,可以分享的体验。洗尘不仅在诗里如此书写,他实际上也在生活中这样实践着。作为洗尘的友人,我不仅读到了这些年来他写的这些诗,也看到他是如何地溺爱同样都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和两个可爱的小男孩。爱会延续下去。除了尊严,自由,还有超越死亡的就是爱。爱反对死亡,爱否定死亡。因为,爱反对虚无。如果说死亡是一个邪恶的神话,爱则是一个美好的神话;如果说死亡是一个以某种自然状态存在的客体神话,爱则是一种主观性的神话。终于有一件事——一种美好的神话故事——取决于人类自身,取决于每个人的自由意志。虽然在一个等价交换的世界上,在经济生活原子化的神话里,爱的神话几乎奄奄一息,然而这是一个能够不断再生的神话,在诗歌中,也是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因此,无论在一个物质丰盈的社会还是在一个匮乏的时代,爱都是一种无限的资源,一种无限的意义资源。当一切有宗教背景的信仰都消失殆尽,爱本身就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情感,爱会重新燃起神话的热情与语言。虽然这些听起来是如此不合时宜,但在洗尘的诗学里,他向我们验证了这一神话学的价值。
  对我来说,这不是一篇评论,而是一种事先介入到终极问题时刻的心理历练,尤其通过阅读洗尘记录疾病与康复过程的诗,检索一下诗学能够带来的救赎信息。而作为洗尘的友人,这也是一种个人化的祝福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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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海的正史,隔着十万八千里,是别人家的故事,故事中的人,也浑然不觉。a  这句话出自小说的第一章,被印在单行本的封底上,大概是想引导读者注意到,这是一个与大历史相对疏远的故事。这其实是个误导。虽说王安忆在历史叙事上一向克制、内敛,但未必就意味着她倾心于历史的例外状况。把这句话还原到小说的语境中,便不难发现,在这句话之前,小刀会如何让富贵之家走向没落的故事点到为止,而这句话之后,世家弟子在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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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那面具占据了你的头脑  它使你的心跳得狂欢,  而不是面具后面的奥妙  ——叶芝《面具》  一、 引言  傀儡戏出现于诗歌中,可称为傀儡诗。通常而言,中古傀儡戏包括假人傀儡戏和假面(头)傀儡戏两种。前者指木偶戏和影戏a,后者指假面戏b。本文主要讨论的假面戏,即以“面具”作为道具的傀儡戏。“面具”是戏剧艺术里的换头术,从动物至鬼神、从阴间至凡间,它遮蔽演员表情,引导观众迅速走进剧场空间,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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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所能见到的研究诗人柏桦的文献里,几乎没有针对他的诗学、诗艺的研究。柏桦作为当代一位重要的诗人,同时,由于他的写作的独特性,有必要专文来讨论他的诗学和诗艺。在学术界和诗歌界,往往将柏桦视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这个代际定位,更像是一个僵硬、窄化和空洞的标签。也许对柏桦的诗歌写作实际情况作具体的讨论,比标签化更能理解这位诗人。  对于熟悉当代诗歌的读者而言,柏桦诗歌的独特性是无需赘言的。即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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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文革”的结束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化,中国当代文学也进入了自己的“新时期”。那些在此前三十多年时间里从事写作的作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考验,那就是,如何摆脱虚假而僵硬的文学教条的束缚,实现写作范式的根本性转换。  写作范式意味着作者写作的基本态度、基本方法和稳定风格。它是一种情感态度,也是一种文学气质;是一套观念体系,也是一套方法体系。它一旦形成,就会表现出很强固的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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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和“伤痕文学”一样,“反思文学”的提出,也是在相关文学作品接踵问世后不久便立即进行了清晰定义的命名行为,它由一个文学批评的概念而迅速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知识单元。这些当机立断的命名,这些迅即抛出的概念,体现了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的勃勃生机、慧眼独具以及鹰觑鹘望般的超常敏锐。经过近四十年的“历史化”,“反思文学”在我目力所及的几乎全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中获得了默认式注册,在各种流行的中国当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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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夸张地说,我感觉到这倒是我对知识分子日常生活奇迹性的发现。知识分子生活好像时刻处于一种“正反合”的状态,各种话语完全搅和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就是剪断了也还理不清。  ——李洱《问答录》  一  2001年《花腔》首发于《花城》杂志,次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那时李洱35岁。很多同行羡慕作者的年轻,连远在德国的马丁·瓦尔泽都说:“《花腔》用三段不同故事来展示个人在历史中的细微感受,其方法、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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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荡奔涌的生命长河中,漂泊的人心从此岸出发,始终渴望抵达彼岸得到安宁。在生活日常与无常的相伴中寻找自我,在吞咽世界的荒诞与惊奇的同时感知自我,然后在时间缓慢又迅猛的流逝中接受自我。每个人兜兜转转、寻寻觅觅的一生是学习成长的过程,也可谓是摆渡自己的旅程。作家叶弥一向关注现世人类的成长期,无论是青春期肉体的迷茫躁动,还是精神世界与成人话语的对垒,各色人物在她笔下灵动又倔强地破土而出,脆弱又坚强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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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今年78岁,至今已经发表了近50部作品。他七岁的时候,与母亲从法国尼斯乘船,出发去非洲的尼日利亚寻找在英国军队当医生的父亲。在海上漂泊的艰难日子里,他写下了人生的第一部小说《漫长的旅行》。41年后,他为加尔辛主编的《当代法语作家词典》撰写有关自己的条目,还能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部小說写的第一行字:“我写下的小说第一行字是用大写字母完成的:QUAND PART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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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乡村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中国乡土文学一个难以言说的隐痛。  最初的乡土文学概念,就是以乡村游子的外在视野为中心内涵。乡土文学开创者鲁迅的几乎所有乡土小说表达的都是乡村游子对故乡的返顾,他给“乡土文学”命名,也明确将离乡者的“乡愁”和“侨寓”作为核心特征a。也就是说,鲁迅所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是离开乡村的游子们站在现代文明的视野上对故乡的审视和回望。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作家们写作时都已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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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戏曲与现实主义叙述重构  与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秦地作家一样,陈彦也极为崇仰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关于陕西作家突出的忧患意识和现实主义写作传统,陈彦说:“我想这既有作家代际关系的传承,更是这块土地的自然滋养。从司马迁以降,这块土地上的文人似乎都扛着忧患、苦难的十字架,很难轻松。不是不会轻松,而是站在这块土地上的自然思考、体悟使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对陕西作家的影响,也将是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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