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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知道，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母亲为何迟迟不将学费给我寄来，只是源于没有凑齐。当初我还满腹抱怨，我何曾想过，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供我和弟弟读研究生已属不易，我又何曾想过，对于一个早年丧夫的农村妇女来说，这么多年的孤独和劳顿，早已将她原本乌黑闪亮的头发染得泛白。
母亲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官职不大，却整日周旋于那帮男干部中间，时而迎接上级检查，时而到贫困农户家中送温暖，狠心地将我和年幼的弟弟扔给奶奶看管。曾经，村里一度有人传言，说一个女人家，丈夫死得早，不好好在家带孩子，整天和那些男干部们搅和在一起瞎折腾，成啥体统？这话像利剑一样，刺进我柔软的心里。
一天，我勇敢地将母亲拦截在堂屋门口，斩钉截铁地说：“妈，村妇女主任咱别干了，省得人家说三道四。”母亲狠狠地瞪我一眼，道：“小小年纪别跟着瞎起哄！”说完，她理了理干枯的头发，若无其事地摔门而去。
母亲从来不把我的话放进心里，她把我当成岩石缝隙里的野草，要我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力生存。我暗暗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理这个冷漠且满身飘着流言蜚语的女人，再也不喊她妈妈了！读书需要钱时，我总是开口向奶奶索要，奶奶再向她要，我不再和母亲直接对话。当我从她那干裂的手里接过还带着体温的零散的人民币后，会学着她的样子，冷冷地摔门而去，留下一抹得意和愤懑在彼此的心里纠结。
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是条无助的小鱼，奋力游进苦涩的海里，孤寂地落泪，水不知道，大海亦不知道。所以，我渴望能早日考上大学，远离母亲和这个贫瘠且充满世俗的乡村。我捡拾起所有的闲暇时光发奋读书，用丰富的知识填补孤独的青春。数年来，我的心智渐趋安静和成熟，过着两点一线的读书生活，悠哉游哉；而母亲，则以村妇女主任的“高贵”身份，顶着闲言碎语，依旧同那群男干部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辗转奔走。因为我和母亲极少言语，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彼此近乎形同陌路。
沉默中的青春岁月转瞬即逝，转眼我研究生毕业了，且在北京谈了恋爱，加之弟弟也在北京读研，所以，我并不觉得生活孤单。在读研究生的三年里，我没有回一次老家，因为凭借假期的兼职，我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男友姜楠提出明年五月想和我结婚，央求我带他回老家见见我的家人，我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应允了。我想，早晚都要走这一步，早点结婚我就可以早点和那个浑浊的乡村，以及乡村里那个讨厌的母亲诀别，在大城市里挥展自己丰满的羽翼，过我们快乐的二人世界。待弟弟放寒假后，我和弟弟，还有姜楠，一起踏上了回乡的列车。
列车上，姜楠天真地问我：“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快和我说说，我心里好有准备。”我昏昏欲睡，从鼻子里哼道：“一个农村妇女，能有什么性格？到家后你什么都不用说，也不用担心，我们这次回去，目的是向她宣告我们要结婚的信息，而不是征求她的意见！”身旁的弟弟似乎并没有听出我的怒意，调侃地对姜楠说：“我妈是‘干部’，村里的妇女主任。”不知为何，弟弟的话令我心里痉挛了一下，正是这个她不愿丢弃的“妇女主任”，让我与她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么多年母女不和，责任全在她。
到家后，已是暮色四合，奶奶欢悦地将我们引进屋里，不停地嘘寒问暖，外面的大雪还在洋洋洒洒地飘落。弟弟问奶奶：“我妈呢？”奶奶说：“去镇上卖菜还没回来呢，天天都这么晚，不知道菜卖完没有，这两年你妈的关节炎又严重了，这么冷的天，真让人担心。”姜楠提议去镇上看看，说不定能在半路上碰见呢。我借故说：“你和弟弟去吧，我在家陪奶奶。”奶奶执意不让我陪，还让我们三个一起去接母亲。我明白，奶奶知道我和母亲之间有矛盾，一直是我们的黏合剂，她是想借我的主动去化解我与母亲之间冷结了数年的冰冻。
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沿着通往集镇的小路缓缓前行，刺骨的寒风顺着我的衣领和袖口直往身上钻，我躲在姜楠的臂弯里，恨透了这该死的天气。
我们是在离家三里远的路上看见母亲的，她正吃力地拉着板车上坡，板车上还有很多没有卖出去的白菜萝卜。远远地，弟弟就兴奋地喊：“妈，怎么还剩这么多菜？”见到我们，母亲先是喜出望外，旋即又无奈地说：“天冷，不好卖，我从早上一直站到傍晚，只卖出去一半。”姜楠和弟弟抢过板车，一起推着向家的方向走去，丢下我与母亲尾随其后，双双无语。
雪花已将我的刘海凝固，四野万籁俱寂。突然，母亲脚下一滑，一个趔趄向我这边倒来，我顺势用手扶她，不成想动作过于迟钝，长长的指甲却在她的脸上划了一下，只听她“哎呦”一声，又随即道：“没事没事。”从家里出来时，弟弟催得紧，我忘记带手套了，只感觉我长长的指甲隐隐地疼，像是断了一般。
到家后，母亲让我们三个一起陪奶奶看电视，她一个人去厨房烧饭。看母亲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姜楠冲我说：“你去帮阿姨做饭吧，我和弟弟陪奶奶。”我的脸立刻晴转多云，不禁怨声载道：“干吗让我帮忙做饭？”姜楠疑惑道：“你是女孩子，母女连心，再说只是让你给阿姨打个下手而已，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每天不都是你做饭吗？”我反驳说：“在北京有暖气有空调有热水，干净卫生整洁，做饭无烟熏火燎，不呛人……”
我知道，这所有的都是气话，我只是不想与母亲尴尬地在厨房里四目相对而无言。
在姜楠的几度责怪与劝说中，我还是勉为其难地进了厨房，厨房和多年前一样拥挤。母亲说：“这里又脏又乱，地方小，别把你身上的衣服弄脏了。”这话，我不知道是讽刺还是实言。我没说话，兀自坐在灶前，闷闷地将柴禾往里填。母亲不再坚持，择菜，洗菜，切菜，忙得不亦乐乎，锅铲与锅撞击出的乐声萦绕于耳。
第三道菜炒出来，母亲紧了紧头巾，支吾着说：“姜楠是做啥工作的？小伙子长得挺壮实挺精神，人家能看上咱这样的家庭吗？你以后可别……”还未等母亲说完，我很果断地打断了她的话：“姜楠今年26岁，身高一米八，独子，家在北京，他在一家软件公司做工程师，比我早一年研究生毕业，人很好，你不用担心，我们明年五月结婚，房子都看好了。” 我第一次以超乎往常的语速同母亲对话，试图一次性将有关姜楠的所有信息都告诉于她，省得她再问东问西，啰嗦得让人厌烦。母亲看出我的不耐，频频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
这么多年，对于母亲做村妇女主任的事情我已无心过问，所以，我的个人问题，亦不想让她插手，哪怕只是几句建议性的提醒。
我自己的路，自己走。
母亲做了很多我喜欢吃的菜，夹菜的瞬间，我从眼角的余光发现，她的左脸上有三道新的深深的伤痕。弟弟关切地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轻轻一笑道：“去山上砍柴不小心划到了。”而我，看着自己右手指甲缝里还未洗净的血丝，脸越发地烫。
母亲笑着对姜楠说：“以后你们结婚后，相互谦让点，好好过日子，别让大人操心。”弟弟说：“妈，他们都是大人了，又是研究生，还用你操心？”母亲佯装嗔怒，用筷子在弟弟额头上轻轻敲了一下，说：“研究生在父母面前也是孩子。”姜楠示意我起身，与他共同敬母亲一杯酒，感谢她这么多年辛苦培养了我这么一个“优秀又懂事”的女儿。我端起酒杯，踉踉跄跄地起身，脸上挤出僵硬的笑。
母亲抬手饮酒的时候，我不禁大叫起来：“妈，你的左手手指呢？”
母亲立即将突兀的左手向袖口缩了回去。弟弟惊奇地问我：“怎么，姐，你不知道吗？妈妈左手上的四根手指在你读研究生的那年就没了，为了给你筹集学费，妈妈在农闲时去镇上木材厂帮忙锯木头，一天可以挣20元钱。那次是因为妈妈太累了，天热人又困，不小心左手手指碰到了电锯上……”
母亲打断弟弟的话，说：“没事了，都过去三年了，你们看，我右手不还好好的吗，不妨事。”说着，她将冻得干裂粗糙的右手擎在半空中，餐桌上菜肴的热气氤氲上来，像包裹着一朵圣洁的莲花。我冲弟弟吼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弟弟万分委屈：“奶奶和妈妈都说已经告诉你了，我怕你不高兴，在北京就没敢再提这事。”
我终于知道，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母亲为何迟迟不将学费给我寄来，只是源于没有凑齐。当初我还满腹抱怨，我何曾想过，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供我和弟弟读研究生已属不易，我又何曾想过，对于一个早年丧夫的农村妇女来说，这么多年的孤独和劳顿，早已将她原本乌黑闪亮的头发染得泛白。而那年高昂的学费，在我的再三催促甚至在电话里的几近逼迫之下，最终以母亲的四根手指换来。十指连心，母亲肯定很疼，而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偿还不清。
春节过后，我和姜楠返回北京。临上车时，母亲递给我一个布包，说里面是刚煮的鸡蛋，路上饿了吃。母亲小声叮嘱我：“一定要把布包看管好。”
车行至半途，我饥饿难耐，想起了母亲煮的鸡蛋，于是便打开布包，眼前的一幕不禁让我为之一惊——还带着温度的煮鸡蛋上躺着一个存折和一个信封，存折上显示有金额一万元存款。信是母亲写的，她在信上说：
“我的宝贝女儿，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你要出嫁了，在你结婚之前能将男朋友带回来给我看，我已知足，这说明你的心里还有我。自从你爸爸去世以后，在你和你弟弟面前，我没能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没能给你们一个温暖的家庭。宝贝女儿，你是妈妈贴身的小棉袄，这么多年，你千万别以为妈妈是个爱慕虚荣、把那个村妇女主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我只是觉得，担任这个妇女主任，不仅多少能缓解点家里的负担，还能让我忙碌起来，一忙碌，才能将你爸爸去世的伤痛忘却。人在寂寞的时候，忧伤总会趁虚而入。妈妈这一生没有什么作为，只有倾尽全力培养出了你和你的弟弟，如果说上天给了我什么奖励的话，我觉得，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了两个奖杯，那就是你和你的弟弟，你们都读了研究生，没有让我失望，这是我活着的最大的动力和财富。你要结婚了，北京房价那么贵，咱家里也帮不上大忙，存折上有一万块钱，我存了五年，密码是你的生日，权当是给你添置的嫁妆吧。以后跟姜楠好好过日子……”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趴在姜楠怀里，任泪水汹涌而下。我想，我和弟弟都是母亲不称职的奖杯，而母亲，才是我和弟弟今生今世含金量最高的奖杯啊！
（编辑 李天骄）
母亲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官职不大，却整日周旋于那帮男干部中间，时而迎接上级检查，时而到贫困农户家中送温暖，狠心地将我和年幼的弟弟扔给奶奶看管。曾经，村里一度有人传言，说一个女人家，丈夫死得早，不好好在家带孩子，整天和那些男干部们搅和在一起瞎折腾，成啥体统？这话像利剑一样，刺进我柔软的心里。
一天，我勇敢地将母亲拦截在堂屋门口，斩钉截铁地说：“妈，村妇女主任咱别干了，省得人家说三道四。”母亲狠狠地瞪我一眼，道：“小小年纪别跟着瞎起哄！”说完，她理了理干枯的头发，若无其事地摔门而去。
母亲从来不把我的话放进心里，她把我当成岩石缝隙里的野草，要我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力生存。我暗暗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理这个冷漠且满身飘着流言蜚语的女人，再也不喊她妈妈了！读书需要钱时，我总是开口向奶奶索要，奶奶再向她要，我不再和母亲直接对话。当我从她那干裂的手里接过还带着体温的零散的人民币后，会学着她的样子，冷冷地摔门而去，留下一抹得意和愤懑在彼此的心里纠结。
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是条无助的小鱼，奋力游进苦涩的海里，孤寂地落泪，水不知道，大海亦不知道。所以，我渴望能早日考上大学，远离母亲和这个贫瘠且充满世俗的乡村。我捡拾起所有的闲暇时光发奋读书，用丰富的知识填补孤独的青春。数年来，我的心智渐趋安静和成熟，过着两点一线的读书生活，悠哉游哉；而母亲，则以村妇女主任的“高贵”身份，顶着闲言碎语，依旧同那群男干部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辗转奔走。因为我和母亲极少言语，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彼此近乎形同陌路。
沉默中的青春岁月转瞬即逝，转眼我研究生毕业了，且在北京谈了恋爱，加之弟弟也在北京读研，所以，我并不觉得生活孤单。在读研究生的三年里，我没有回一次老家，因为凭借假期的兼职，我完全可以养活自己。男友姜楠提出明年五月想和我结婚，央求我带他回老家见见我的家人，我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应允了。我想，早晚都要走这一步，早点结婚我就可以早点和那个浑浊的乡村，以及乡村里那个讨厌的母亲诀别，在大城市里挥展自己丰满的羽翼，过我们快乐的二人世界。待弟弟放寒假后，我和弟弟，还有姜楠，一起踏上了回乡的列车。
列车上，姜楠天真地问我：“你妈是个什么性格的人？快和我说说，我心里好有准备。”我昏昏欲睡，从鼻子里哼道：“一个农村妇女，能有什么性格？到家后你什么都不用说，也不用担心，我们这次回去，目的是向她宣告我们要结婚的信息，而不是征求她的意见！”身旁的弟弟似乎并没有听出我的怒意，调侃地对姜楠说：“我妈是‘干部’，村里的妇女主任。”不知为何，弟弟的话令我心里痉挛了一下，正是这个她不愿丢弃的“妇女主任”，让我与她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么多年母女不和，责任全在她。
到家后，已是暮色四合，奶奶欢悦地将我们引进屋里，不停地嘘寒问暖，外面的大雪还在洋洋洒洒地飘落。弟弟问奶奶：“我妈呢？”奶奶说：“去镇上卖菜还没回来呢，天天都这么晚，不知道菜卖完没有，这两年你妈的关节炎又严重了，这么冷的天，真让人担心。”姜楠提议去镇上看看，说不定能在半路上碰见呢。我借故说：“你和弟弟去吧，我在家陪奶奶。”奶奶执意不让我陪，还让我们三个一起去接母亲。我明白，奶奶知道我和母亲之间有矛盾，一直是我们的黏合剂，她是想借我的主动去化解我与母亲之间冷结了数年的冰冻。
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沿着通往集镇的小路缓缓前行，刺骨的寒风顺着我的衣领和袖口直往身上钻，我躲在姜楠的臂弯里，恨透了这该死的天气。
我们是在离家三里远的路上看见母亲的，她正吃力地拉着板车上坡，板车上还有很多没有卖出去的白菜萝卜。远远地，弟弟就兴奋地喊：“妈，怎么还剩这么多菜？”见到我们，母亲先是喜出望外，旋即又无奈地说：“天冷，不好卖，我从早上一直站到傍晚，只卖出去一半。”姜楠和弟弟抢过板车，一起推着向家的方向走去，丢下我与母亲尾随其后，双双无语。
雪花已将我的刘海凝固，四野万籁俱寂。突然，母亲脚下一滑，一个趔趄向我这边倒来，我顺势用手扶她，不成想动作过于迟钝，长长的指甲却在她的脸上划了一下，只听她“哎呦”一声，又随即道：“没事没事。”从家里出来时，弟弟催得紧，我忘记带手套了，只感觉我长长的指甲隐隐地疼，像是断了一般。
到家后，母亲让我们三个一起陪奶奶看电视，她一个人去厨房烧饭。看母亲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姜楠冲我说：“你去帮阿姨做饭吧，我和弟弟陪奶奶。”我的脸立刻晴转多云，不禁怨声载道：“干吗让我帮忙做饭？”姜楠疑惑道：“你是女孩子，母女连心，再说只是让你给阿姨打个下手而已，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每天不都是你做饭吗？”我反驳说：“在北京有暖气有空调有热水，干净卫生整洁，做饭无烟熏火燎，不呛人……”
我知道，这所有的都是气话，我只是不想与母亲尴尬地在厨房里四目相对而无言。
在姜楠的几度责怪与劝说中，我还是勉为其难地进了厨房，厨房和多年前一样拥挤。母亲说：“这里又脏又乱，地方小，别把你身上的衣服弄脏了。”这话，我不知道是讽刺还是实言。我没说话，兀自坐在灶前，闷闷地将柴禾往里填。母亲不再坚持，择菜，洗菜，切菜，忙得不亦乐乎，锅铲与锅撞击出的乐声萦绕于耳。
第三道菜炒出来，母亲紧了紧头巾，支吾着说：“姜楠是做啥工作的？小伙子长得挺壮实挺精神，人家能看上咱这样的家庭吗？你以后可别……”还未等母亲说完，我很果断地打断了她的话：“姜楠今年26岁，身高一米八，独子，家在北京，他在一家软件公司做工程师，比我早一年研究生毕业，人很好，你不用担心，我们明年五月结婚，房子都看好了。” 我第一次以超乎往常的语速同母亲对话，试图一次性将有关姜楠的所有信息都告诉于她，省得她再问东问西，啰嗦得让人厌烦。母亲看出我的不耐，频频点头，说：“那就好，那就好。”
这么多年，对于母亲做村妇女主任的事情我已无心过问，所以，我的个人问题，亦不想让她插手，哪怕只是几句建议性的提醒。
我自己的路，自己走。
母亲做了很多我喜欢吃的菜，夹菜的瞬间，我从眼角的余光发现，她的左脸上有三道新的深深的伤痕。弟弟关切地问母亲是怎么回事，母亲轻轻一笑道：“去山上砍柴不小心划到了。”而我，看着自己右手指甲缝里还未洗净的血丝，脸越发地烫。
母亲笑着对姜楠说：“以后你们结婚后，相互谦让点，好好过日子，别让大人操心。”弟弟说：“妈，他们都是大人了，又是研究生，还用你操心？”母亲佯装嗔怒，用筷子在弟弟额头上轻轻敲了一下，说：“研究生在父母面前也是孩子。”姜楠示意我起身，与他共同敬母亲一杯酒，感谢她这么多年辛苦培养了我这么一个“优秀又懂事”的女儿。我端起酒杯，踉踉跄跄地起身，脸上挤出僵硬的笑。
母亲抬手饮酒的时候，我不禁大叫起来：“妈，你的左手手指呢？”
母亲立即将突兀的左手向袖口缩了回去。弟弟惊奇地问我：“怎么，姐，你不知道吗？妈妈左手上的四根手指在你读研究生的那年就没了，为了给你筹集学费，妈妈在农闲时去镇上木材厂帮忙锯木头，一天可以挣20元钱。那次是因为妈妈太累了，天热人又困，不小心左手手指碰到了电锯上……”
母亲打断弟弟的话，说：“没事了，都过去三年了，你们看，我右手不还好好的吗，不妨事。”说着，她将冻得干裂粗糙的右手擎在半空中，餐桌上菜肴的热气氤氲上来，像包裹着一朵圣洁的莲花。我冲弟弟吼道：“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弟弟万分委屈：“奶奶和妈妈都说已经告诉你了，我怕你不高兴，在北京就没敢再提这事。”
我终于知道，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母亲为何迟迟不将学费给我寄来，只是源于没有凑齐。当初我还满腹抱怨，我何曾想过，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供我和弟弟读研究生已属不易，我又何曾想过，对于一个早年丧夫的农村妇女来说，这么多年的孤独和劳顿，早已将她原本乌黑闪亮的头发染得泛白。而那年高昂的学费，在我的再三催促甚至在电话里的几近逼迫之下，最终以母亲的四根手指换来。十指连心，母亲肯定很疼，而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偿还不清。
春节过后，我和姜楠返回北京。临上车时，母亲递给我一个布包，说里面是刚煮的鸡蛋，路上饿了吃。母亲小声叮嘱我：“一定要把布包看管好。”
车行至半途，我饥饿难耐，想起了母亲煮的鸡蛋，于是便打开布包，眼前的一幕不禁让我为之一惊——还带着温度的煮鸡蛋上躺着一个存折和一个信封，存折上显示有金额一万元存款。信是母亲写的，她在信上说：
“我的宝贝女儿，时间过得真快，转眼你要出嫁了，在你结婚之前能将男朋友带回来给我看，我已知足，这说明你的心里还有我。自从你爸爸去世以后，在你和你弟弟面前，我没能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没能给你们一个温暖的家庭。宝贝女儿，你是妈妈贴身的小棉袄，这么多年，你千万别以为妈妈是个爱慕虚荣、把那个村妇女主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我只是觉得，担任这个妇女主任，不仅多少能缓解点家里的负担，还能让我忙碌起来，一忙碌，才能将你爸爸去世的伤痛忘却。人在寂寞的时候，忧伤总会趁虚而入。妈妈这一生没有什么作为，只有倾尽全力培养出了你和你的弟弟，如果说上天给了我什么奖励的话，我觉得，在我的心里已经有了两个奖杯，那就是你和你的弟弟，你们都读了研究生，没有让我失望，这是我活着的最大的动力和财富。你要结婚了，北京房价那么贵，咱家里也帮不上大忙，存折上有一万块钱，我存了五年，密码是你的生日，权当是给你添置的嫁妆吧。以后跟姜楠好好过日子……”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趴在姜楠怀里，任泪水汹涌而下。我想，我和弟弟都是母亲不称职的奖杯，而母亲，才是我和弟弟今生今世含金量最高的奖杯啊！
（编辑 李天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