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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贵州乡试概述
清代的科举基本上沿用了明朝旧制，也分为文科、武科两种形式。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三级进行考试.清代统治者重视文科考试，朝廷的栋梁贤士都是从文科中出来。文科的第一级考试为童试，第二级考试为乡试，第三级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三种。
乡试为每三年一考，逢子、卯、午、酉年举行。例如，“顺治元年十月定乡试俱于子、卯、午、酉年举行”（《皇朝通典》卷二十八），因乡试在秋季举行，所以称为“秋闱”，又因发榜在九月中旬，此时正值桂花盛开，故俗称“桂榜”，又因发榜取寅、辰日支故也称“龙虎榜”。《皇朝通考》卷四：“二年定秋八月举行乡试，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三场试题，均如旧例。”乡试共考三场，每隔三天考一场，考试时间为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第一场，考四书文一，五言八韵诗一；第二场，考五经文各一；第三场，考策问五道。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因第二场考五经文各一，故前五名称为“五经奎”。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
在考试内容方面，清沿明制，主要是以八股文取士。八股文，又称八比文、时文、制义、四书文等。《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主要的参考书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要做好经义文章，就必须精通儒家经典，以他们的学说、见解为准绳，而不能有所超越。
清代乡试实行分省定额录取，数额根据各省的贡赋和人文情况来定，并随着各省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顺治十七年，贵州省乡试名额仅二十名，为各省乡试名额中最少者。贵州地处偏僻西南，以少数民族居多，当时交通不便，读书人多半清贫，进京赶考很不容易。要进京赶考需要具备以下要素：第一要有财力，作为进京的盘缠；第二要有体力，要经过跋山涉水和风吹日晒的磨难；第三要有毅力，没有坚定的毅力只能半途而废；第四要有学力，自己必须有真凭实学；即使具备了以上这些还需要运气。清初，中原汉族文化逐渐向贵州传播，汉人也随即迁入，从“调北填南”“移民实边”“改土归流”等。贵州的汉化逐渐加深，承袭良好的读书风气，尊师重道，文风日盛，贵州的经济、政治、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来越多，明清之际，贵州中进士者达七百三十余名。
二、考查乡试孟子题之出题规定
自清入关到清朝灭亡，文字狱便与大清一朝相始终，清朝前期的文字狱肇于顺治，渐于康熙，烈于雍正乾隆年间。由于受到文字狱的影响，出题时就会受到一些避讳文字的制约。考官在出题时，还要注意到皇帝的关心、爱好，顾及到现行的政治政策。《清史稿·选举志三》：“清代乡会试，顺治三年定，第一场四子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第二场论一篇，诏诰表各一道，判五条。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而首场皆试八股文。康熙二年，以八股抄袭，废之。以三场策五道移第一场，二场增论一篇，表判如故，行止二科而罢。四年复三场旧制，七年仍用八股文，二十四年议准，会试第一场，四书题目，恭请钦定，其五经及二三场题目，仍由考官拟出。二十九年议准，乡会试二场，孝经论题甚少。嗣后将性理大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一并命题。五十五年议定，二场论题，专用理性，表题不许出本年时事。”《会典事例》卷三三一：“雍正元年，会试二场论题，仍用孝经，又定，第一场四书题，考官密拟进呈。雍正十三年，又复准，论题专用孝经，章句无多，士子易于豫拟，嗣后与宋儒性理书参酌间出。是年谕乡会两试考官，每因避忌字样必择取经书中吉祥之语为题，遂使士子易为揣摩，倩人代作，临场抄写，以致薄植之少年，得以幸取科名，嗣后凡考试命题，不得过于拘泥，俾士子弹思用意，各出手眼，以觇实学。其时文字獄甚严，考官畏祸，故致如此。”可见乡试出题受到统治者的制约，如“论题专用孝经”。有的涉及到敏感的字句又不能用来出题，故考试之范围缩小，士子易于揣摩。
清代从顺治十七年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通过对贵州乡试孟子题的收集、整理，把乡试孟子题所出的榜次、题目、章句罗列出来。在康熙十四年，遇三藩之乱，停止十四、十七科考，至康熙二十一年补考。咸丰五、八、九、十一年停科，至同治六年补考，同治八年补考。
三、考查乡试孟子题出题频率之高低
经考查得出清代贵州乡试孟子题中，出题频率最高的是《尽心章句上》，这一篇里总共出了二十三次。其次出题频率较高的是《公孙丑章句上》，此篇共出十一次。《滕文公章句上》出题频率也较高，此篇共出十一次。出题频率较高的还有《尽心章句下》，此篇共出十次。接着就是《离娄章句上》《离娄章句下》、《万章章句下》《告子章句上》《告子章句下》都共出了五次。
在《尽心章句上》中，这一章主要讲“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指一种精神境界，人经过“反身而诚”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提出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的方法。这里的“心”“性”“天”“命”是孟子思想中的四个重要范畴。它构成了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孟子的宇宙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观以及修身养性的方法。乾隆三十年，孟子题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强调天和人的统一，人的“心”“性”受之于天，因此，人与天相参，天与人合而为一，强调天人的统一、均衡、和谐。光绪二十三年，孟子题为：“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强调一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应该为他人做一些有益的事，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雍正十三年，孟子题为“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这一章孟子主要谈社会经济与社会道德的关系。孟子提出要提高生产，减轻税收，社会经济提高，人民就富裕了。能够使人民的粮食变多，像水和火那样，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就不会有道德上的“不仁”的人了。康熙二十九年，孟子题为：“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认为孔子是“集大成”的人，把他比作海洋、日月，他认为孔子最可贵的是他站的高，望的远，并且像水一样，盈科而后进，永不停息。 在《滕文公章句上》中，本章主要讲“性善说”，人性问题是对人的本质属性的探讨，是从深层次对人的研究。嘉庆九年，孟子题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提倡“性善论”，“性善”两字始见于本章。滕文公为世子时，出使楚国，途中，在宋国两次见到孟子。第二次见面谈话中，孟子谈了“夫道一而已矣”，即“性善论”贯穿在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雍正十年，孟子题为：“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周朝的一篇诗上说：“先下到公田里，然后再落到私田。”从这一点看来，周朝也是实行助法的，便要兴办学校来教育他们。）道光十二年，孟子题为：“《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孟子说：“关心人民是最为急迫的任务。诗经：“白天割取茅草，晚上绞成绳索，赶紧修善房屋，到时播种五谷”。）孟子极力倡导井田制，在先秦诸子中是独一无二的。井田制是孟子仁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公孙丑章句上》中，本章主要讲“王道”与“霸道”，霸道是凭借实力的强权政治观，王道是重道德教化非强权的政治观。乾隆元年恩科，孟子题为：“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宰我、子贡善于说话，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道德，孔子兼有两长，但是他还说：“我对于辞令，太不擅长。”而您既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又善于养浩然之气，言语道德兼而有之，那么，您已经是位圣人了吗？）乾隆五十一年，孟子题为：“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公孙丑说：“管仲辅佐桓公使他称霸天下，晏子辅佐景公使他名扬诸侯。”）公孙丑在讨论王道、霸道的问题。
清代贵州乡试孟子题，出题最多的是《尽心章句上》，总共出了二十三次。本章主讲孟子的心性天命學说，孟子提倡尽心知性，尽心即把人天性中的亲亲、敬长、以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发扬为仁民爱物；知性即全面深刻地认识天性中的善端，来处理好君臣、父子、兄弟、妻子、朋友等社会人际关系。孟子的尽心知性说，实际上是道德修养论。由此可知，之所以重复出题的缘由了。出题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出题受到孟子提出的尽心知性学说的影响，万物之理就在人心，最根本的就是仁、义、礼、智。尽心、存心就是保持和尽量扩充本心的品德。基本上都是紧扣“尽心”和“知性”的方面来出题。康熙皇帝是历代少有的博学而重视文教的帝王，读书甚多，特别崇尚朱熹，曾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言》）有的章节出题低，《梁惠王章句上》总共出了三次，《梁惠王章句下》总共出了四次，《公孙丑章句下》总共出了两次，《滕文公章句下》总共出了两次。其出题频率低的原因是孟子强调道德，把道德作为节制人欲横流的手段。在孟子思想中，道德与人欲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清初学者对明代王阳明心学的追求与崇尚，故出题便偏向了理学的章句。
由于贵州地处西南偏远地区，其经济、文化、物质等资源相对于中心地区要落后，因此出题的难度便相对中心地区要小一点。考官出题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也受到孟子提出的尽心知性学说的影响。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
清代的科举基本上沿用了明朝旧制，也分为文科、武科两种形式。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三级进行考试.清代统治者重视文科考试，朝廷的栋梁贤士都是从文科中出来。文科的第一级考试为童试，第二级考试为乡试，第三级考试，包括会试、复试和殿试三种。
乡试为每三年一考，逢子、卯、午、酉年举行。例如，“顺治元年十月定乡试俱于子、卯、午、酉年举行”（《皇朝通典》卷二十八），因乡试在秋季举行，所以称为“秋闱”，又因发榜在九月中旬，此时正值桂花盛开，故俗称“桂榜”，又因发榜取寅、辰日支故也称“龙虎榜”。《皇朝通考》卷四：“二年定秋八月举行乡试，初九日第一场，十二日第二场，十五日第三场。三场试题，均如旧例。”乡试共考三场，每隔三天考一场，考试时间为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第一场，考四书文一，五言八韵诗一；第二场，考五经文各一；第三场，考策问五道。乡试考中者称为“举人”，因第二场考五经文各一，故前五名称为“五经奎”。乡试第一名称为“解元”。
在考试内容方面，清沿明制，主要是以八股文取士。八股文，又称八比文、时文、制义、四书文等。《明史·选举志》：“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主要的参考书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要做好经义文章，就必须精通儒家经典，以他们的学说、见解为准绳，而不能有所超越。
清代乡试实行分省定额录取，数额根据各省的贡赋和人文情况来定，并随着各省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顺治十七年，贵州省乡试名额仅二十名，为各省乡试名额中最少者。贵州地处偏僻西南，以少数民族居多，当时交通不便，读书人多半清贫，进京赶考很不容易。要进京赶考需要具备以下要素：第一要有财力，作为进京的盘缠；第二要有体力，要经过跋山涉水和风吹日晒的磨难；第三要有毅力，没有坚定的毅力只能半途而废；第四要有学力，自己必须有真凭实学；即使具备了以上这些还需要运气。清初，中原汉族文化逐渐向贵州传播，汉人也随即迁入，从“调北填南”“移民实边”“改土归流”等。贵州的汉化逐渐加深，承袭良好的读书风气，尊师重道，文风日盛，贵州的经济、政治、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参加科举考试的人越来越多，明清之际，贵州中进士者达七百三十余名。
二、考查乡试孟子题之出题规定
自清入关到清朝灭亡，文字狱便与大清一朝相始终，清朝前期的文字狱肇于顺治，渐于康熙，烈于雍正乾隆年间。由于受到文字狱的影响，出题时就会受到一些避讳文字的制约。考官在出题时，还要注意到皇帝的关心、爱好，顾及到现行的政治政策。《清史稿·选举志三》：“清代乡会试，顺治三年定，第一场四子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第二场论一篇，诏诰表各一道，判五条。第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而首场皆试八股文。康熙二年，以八股抄袭，废之。以三场策五道移第一场，二场增论一篇，表判如故，行止二科而罢。四年复三场旧制，七年仍用八股文，二十四年议准，会试第一场，四书题目，恭请钦定，其五经及二三场题目，仍由考官拟出。二十九年议准，乡会试二场，孝经论题甚少。嗣后将性理大极图说，通书，西铭，正蒙，一并命题。五十五年议定，二场论题，专用理性，表题不许出本年时事。”《会典事例》卷三三一：“雍正元年，会试二场论题，仍用孝经，又定，第一场四书题，考官密拟进呈。雍正十三年，又复准，论题专用孝经，章句无多，士子易于豫拟，嗣后与宋儒性理书参酌间出。是年谕乡会两试考官，每因避忌字样必择取经书中吉祥之语为题，遂使士子易为揣摩，倩人代作，临场抄写，以致薄植之少年，得以幸取科名，嗣后凡考试命题，不得过于拘泥，俾士子弹思用意，各出手眼，以觇实学。其时文字獄甚严，考官畏祸，故致如此。”可见乡试出题受到统治者的制约，如“论题专用孝经”。有的涉及到敏感的字句又不能用来出题，故考试之范围缩小，士子易于揣摩。
清代从顺治十七年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通过对贵州乡试孟子题的收集、整理，把乡试孟子题所出的榜次、题目、章句罗列出来。在康熙十四年，遇三藩之乱，停止十四、十七科考，至康熙二十一年补考。咸丰五、八、九、十一年停科，至同治六年补考，同治八年补考。
三、考查乡试孟子题出题频率之高低
经考查得出清代贵州乡试孟子题中，出题频率最高的是《尽心章句上》，这一篇里总共出了二十三次。其次出题频率较高的是《公孙丑章句上》，此篇共出十一次。《滕文公章句上》出题频率也较高，此篇共出十一次。出题频率较高的还有《尽心章句下》，此篇共出十次。接着就是《离娄章句上》《离娄章句下》、《万章章句下》《告子章句上》《告子章句下》都共出了五次。
在《尽心章句上》中，这一章主要讲“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指一种精神境界，人经过“反身而诚”以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提出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就是懂得了人的本性。保持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这就是对待天的方法。这里的“心”“性”“天”“命”是孟子思想中的四个重要范畴。它构成了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孟子的宇宙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观以及修身养性的方法。乾隆三十年，孟子题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强调天和人的统一，人的“心”“性”受之于天，因此，人与天相参，天与人合而为一，强调天人的统一、均衡、和谐。光绪二十三年，孟子题为：“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强调一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应该为他人做一些有益的事，为社会多做一些贡献。雍正十三年，孟子题为“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这一章孟子主要谈社会经济与社会道德的关系。孟子提出要提高生产，减轻税收，社会经济提高，人民就富裕了。能够使人民的粮食变多，像水和火那样，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就不会有道德上的“不仁”的人了。康熙二十九年，孟子题为：“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认为孔子是“集大成”的人，把他比作海洋、日月，他认为孔子最可贵的是他站的高，望的远，并且像水一样，盈科而后进，永不停息。 在《滕文公章句上》中，本章主要讲“性善说”，人性问题是对人的本质属性的探讨，是从深层次对人的研究。嘉庆九年，孟子题为：“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提倡“性善论”，“性善”两字始见于本章。滕文公为世子时，出使楚国，途中，在宋国两次见到孟子。第二次见面谈话中，孟子谈了“夫道一而已矣”，即“性善论”贯穿在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雍正十年，孟子题为：“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周朝的一篇诗上说：“先下到公田里，然后再落到私田。”从这一点看来，周朝也是实行助法的，便要兴办学校来教育他们。）道光十二年，孟子题为：“《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孟子说：“关心人民是最为急迫的任务。诗经：“白天割取茅草，晚上绞成绳索，赶紧修善房屋，到时播种五谷”。）孟子极力倡导井田制，在先秦诸子中是独一无二的。井田制是孟子仁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公孙丑章句上》中，本章主要讲“王道”与“霸道”，霸道是凭借实力的强权政治观，王道是重道德教化非强权的政治观。乾隆元年恩科，孟子题为：“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宰我、子贡善于说话，冉牛、闵子、颜渊善于阐述道德，孔子兼有两长，但是他还说：“我对于辞令，太不擅长。”而您既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辞，又善于养浩然之气，言语道德兼而有之，那么，您已经是位圣人了吗？）乾隆五十一年，孟子题为：“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公孙丑说：“管仲辅佐桓公使他称霸天下，晏子辅佐景公使他名扬诸侯。”）公孙丑在讨论王道、霸道的问题。
清代贵州乡试孟子题，出题最多的是《尽心章句上》，总共出了二十三次。本章主讲孟子的心性天命學说，孟子提倡尽心知性，尽心即把人天性中的亲亲、敬长、以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扩充发扬为仁民爱物；知性即全面深刻地认识天性中的善端，来处理好君臣、父子、兄弟、妻子、朋友等社会人际关系。孟子的尽心知性说，实际上是道德修养论。由此可知，之所以重复出题的缘由了。出题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出题受到孟子提出的尽心知性学说的影响，万物之理就在人心，最根本的就是仁、义、礼、智。尽心、存心就是保持和尽量扩充本心的品德。基本上都是紧扣“尽心”和“知性”的方面来出题。康熙皇帝是历代少有的博学而重视文教的帝王，读书甚多，特别崇尚朱熹，曾说朱熹“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言》）有的章节出题低，《梁惠王章句上》总共出了三次，《梁惠王章句下》总共出了四次，《公孙丑章句下》总共出了两次，《滕文公章句下》总共出了两次。其出题频率低的原因是孟子强调道德，把道德作为节制人欲横流的手段。在孟子思想中，道德与人欲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清初学者对明代王阳明心学的追求与崇尚，故出题便偏向了理学的章句。
由于贵州地处西南偏远地区，其经济、文化、物质等资源相对于中心地区要落后，因此出题的难度便相对中心地区要小一点。考官出题受到宋代理学的影响，也受到孟子提出的尽心知性学说的影响。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