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宏伟看来，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维护社会安定需要采用更高的成本
　　社会治安：态势稳定 矛盾不少
　　《小康》：在“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中，仅有12.1%的受访者认为社会治安状况“不安全”。作为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研究者，您如何评价中国整体的社会治安状况？
　　王宏伟：近几年，中国总体社会治安态势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治安形势越来越恶化，警察付出的努力也越来越多。这和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交织叠加有关，很多社会矛盾同时涌现，“按下葫芦又起了瓢”，具有共时性。
　　中国现在处于一种“经济发展失序，社会发展失稳，社会道德失规，公共心理失衡，社会关系失信”的状况，所以需要投入大量的警力，采用更高的成本来维护社会安定。
　　《小康》：除受关注较高的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医疗安全之外，您还要提醒公众注意哪些安全问题？
　　王宏伟：比如信息安全，要去解读它，需要技术的支撑，往往会被老百姓忽略。还有许多安全问题的风险很大，但是人们对于它的认知不够，比如车祸，它死亡的数量远远高于空难，但是人们更多地关注空难，因为人往往对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更加恐惧，而对于能控制的安全问题，关注度要低一点。
　　应对矛盾：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小康》：请您举例谈谈公共安全问题存在的原因及应对措施。
　　王宏伟：像“城管与小贩”这类问题的发生，是由于公众具有被剥夺感，期望与现实差距越来越大，不满情绪越来越多，加之社会缺少公平与正义导致的，人内心挫折感积压后便会释放并宣泄情绪。归根结底，是体制的原因。
　　在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下，应该采取“政府主導，社会参与”的措施来共同应对社会矛盾。政府要加强在公共安全方面的投入，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小康》：您怎样看待公安部门开展的各种“严打”行动？
　　王宏伟：严打形式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从长远来看，不应该进行这种轰轰烈烈的执法运动，执法行为应该是常规的，具有相对稳定性，严打行动只会让人感觉执法者的自由裁定权太大。
　　群防群控：越是发达 越要规范
　　《小康》：我国许多城市都在建设“平安城市”，也开通了城市治安的电子防控系统，公众的个人隐私可以为公共安全而“牺牲”吗？
　　王宏伟：电子防控系统要处理好公共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不能为了公共安全的需要而忽略个人隐私，这种方法肯定是要受到质疑的。
　　到处都是监控就等于没有监控，因为每个监控的图像都会占用人的注意力，而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中国台湾的地铁里，监控摄像头安置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那里。
　　科技仅仅是手段，西方一些国家的科技比中国先进，但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迷信技术，科技应该服从于人，而非取代于人。
　　社会必须形成一个群防群控的网络。要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形成社会组织；还要加强公共安全的教育，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意识和规范。
　　《小康》：其他国家公众的安全意识是怎样的？
　　王宏伟：在安全意识方面，越发达的国家，越珍惜生命，安全防范也越规范，发展中国家的安全意识普遍不太高，非洲的一些国家可能连突发性事件的预案都没有。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枪支泛滥，校园枪击事件多，但美国人的安全意识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