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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首先分析译者在翻译中需要处理的两种关系：文本关系和人际关系，指出翻译中文本关系理应求真，目的论中的“目的”可能会误导译者违背这种原则。结合切斯特曼提出的翻译中四条价值观中的信任观，作者强调翻译中人际关系应该寻求和维持善的关系即信任，并指出译者应始终更多地对译文读者和原作者负责，维持他们对译者和翻译行业的信任。
关键词 文本关系 人际关系 真实 信任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Two Relations in Translation
——Rethinking of the Skopostheory
FANG Meixiang
（Chengdu Institut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1844）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wo relations confronting translators in translation：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 and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 It points out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seek truth in handling texts and that the "skopos" in the skopostheory may mislead translators to violate this principle. By adopting "the value of trust"put forward by Chesterman， the author further emphasizes translators' pursuit of trust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be more accountable for target readers and original senders and strive to maintain their trust toward translators and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Key words intertextual rel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 truth； trust
弗米尔的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奠基理论和核心理论，其打破了传统以源语和原文本为核心的翻译研究，转而关注译语、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无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然而，目的论过分强调译文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决定性，也引起了诸多置疑。在肯定目的论积极作用的同时，本文将从翻译过程中文本关系和人际关系两个维度论证其局限性和极端性。
“哲学史上一向存在并行发展的两条不相调和的主线，一是求真，一是求善，描写是求真，伦理是求善……翻译伦理主要针对的是人际关系，而规定性的翻译理论说的是文本关系”。①笔者认为翻译过程中的文本关系应该求真，人际关系理应求善。如何最大程度地处理好两种关系是每个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区分有助于我们厘清发起人目的和译者目的之间的区别。“……initiator的目的（无论是政治目的﹑文化目的﹑经济目的或其他个人目的）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去实现……而实现文本目的的途径却只有一条：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到出来”②翻译发起人的目的属于非文本目的，不应该也不能直接操控文本的转换。文本目的属于译者，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实现的不同语言的转换，文本目的直接决定译者的行为。因此，译者不能用非文本目的来解决或者解释自己处理文本的翻译行为。如果给了译者这种权利，那么所有的翻译，无论好坏，都能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或掩饰。可能译者本身因为不能参透原文而大肆改变原文的面貌删减原文内容却扬言皆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当然“政治目的﹑文化目的等非文本目的也会对文本目的产生影响使文本目的难以充分实现……但只要译者对翻译之文本目的和翻译之非文本目的有清楚的认识，就可以把这种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或者说限制在可接受的程度……文本目的乃译者的翻译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则是译者的根本任务”。③因此，无论译文预备实现何种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文本目的，而不是转移目标用非文本目的左右对文本关系的处理。实现原语到译语的真实转换是译者的根本任务，这样的译者才是合格的译者，其劳动成果才能被称作“译作”。
文本关系上求真是翻译职业的本质要求，而在人际关系上求善则是一个伦理范畴。“伦理关心的不仅仅是译文的‘好与坏’，忠实不忠实，更重要的是道德上的‘对与错’，‘是与非’，‘应该不应该’”。④中外译者在翻译研究过程中也常常涉及翻译的伦理问题，中国传统译论中的“忠实”本身便不限于文本关系，也常常包括译者和原作者的人际关系。而过去二三十年兴起的翻译规范研究虽旨在描述译者做了什么，实际上却也起着规约性的作用。在图里描述翻译研究和翻译规范研究基础上，切斯特曼进一步提出翻译规范包括译品规范或期待规范、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并针对以上四条规范提出了明晰、真实、信任和理解的伦理价值观。“明晰和真实与文本及文本关系有关，而信任和理解则与人际关系有关。”⑤理解价值观的主要思想是要使更多读者正确理解译文，减少误解。而翻译中求善主要就是要赢得和维持信任，接下来笔者将结合信任这一条价值观分析目的论的局限性。
在切斯特曼看来，责任规范声明译者的行为应该满足相关各方要求的忠实，而信任是约束责任规范的价值观。译者处于关系网的中心，应维护各方的信任。译者要保持自己的译者角色，无论在职业上还是个人方面，都必须得到相关各方的信任。那么如果各方对译者的要求发生冲突，译者该何去何从？在目的论中，“翻译纲要说明需要什么样的翻译，因此即使翻译纲要未作明确说明，发起人或充当发起人的人（可能是译者本身）事实上决定翻译的目的”。虽然目的论也强调接受者（读者）是决定译文目的的主要因素，但很明显这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发起人的目的。译者最重视的是维护发起人的信任，读者次之，原作者更不受重视。同为德国功能派的诺德考虑到“目的原则”的不足，进一步提出了“功能加忠诚”原则。诺德意识到了译者的责任不仅包括对发起人的忠诚还包括对原文发起者和目标语读者的忠诚，用‘忠诚’这一术语指代约束翻译过程中人们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诺德认为“如果三方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译者必须居间协调，必要时寻求各方的共识” 。那么如果各方矛盾不可调和，译者怎么处理？诺德没有说明，但从功能派的角度出发，可以推断他们宁可放弃读者的信任。
基于译者的责任和信任价值观，笔者认为读者和译者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读者相信读到的是原文的真实面貌，甚至能够接受译文中的异质。原作者（如果有机会）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和意图完整地被展现给译语读者。译者不能背离读者和原作者的信任，背离翻译作为沟通桥梁的本质。在各方信任关系中，读者和原作者对译者的信任无疑应该占优先地位。至于发起人，如果忠实的翻译无法满足他们的利益，他们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方式。
“即使（至少在目前）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将对等边缘化，对等仍将是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笔者认为，翻译实践中，无论是在文本关系还是在人际关系上，都应力求最大程度的忠实。目的论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但过分强调目的决定手段，译者甚至可以随意处理原文，可能会给译者过多自由，致使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偏离正常轨道。因此译者必须辩证地认识目的论。翻译不只是处理文本，但文本永远是翻译的核心。翻译是创造性的活动，但这种创造性不同于其他自由创作。文本关系上求真实是译者的责任，人际关系上求信任是译者应该遵循的道德观。
注释
①②③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④ 朱志瑜.翻译研究：规定、描写、伦理[J].中国翻译，2009（3）：5-12.
⑤ Chesterman，Andrew.Memes of Translation[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7.
关键词 文本关系 人际关系 真实 信任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Two Relations in Translation
——Rethinking of the Skopostheory
FANG Meixiang
（Chengdu Institut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1844）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wo relations confronting translators in translation： the intertextual relation and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 It points out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seek truth in handling texts and that the "skopos" in the skopostheory may mislead translators to violate this principle. By adopting "the value of trust"put forward by Chesterman， the author further emphasizes translators' pursuit of trust in interpersonal relation. The author indicates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be more accountable for target readers and original senders and strive to maintain their trust toward translators and the translation industry.
Key words intertextual rel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 truth； trust
弗米尔的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奠基理论和核心理论，其打破了传统以源语和原文本为核心的翻译研究，转而关注译语、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无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突出了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然而，目的论过分强调译文目的对翻译策略的决定性，也引起了诸多置疑。在肯定目的论积极作用的同时，本文将从翻译过程中文本关系和人际关系两个维度论证其局限性和极端性。
“哲学史上一向存在并行发展的两条不相调和的主线，一是求真，一是求善，描写是求真，伦理是求善……翻译伦理主要针对的是人际关系，而规定性的翻译理论说的是文本关系”。①笔者认为翻译过程中的文本关系应该求真，人际关系理应求善。如何最大程度地处理好两种关系是每个译者在选择翻译策略和翻译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对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区分有助于我们厘清发起人目的和译者目的之间的区别。“……initiator的目的（无论是政治目的﹑文化目的﹑经济目的或其他个人目的）都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去实现……而实现文本目的的途径却只有一条：把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所负载的信息用另一套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表到出来”②翻译发起人的目的属于非文本目的，不应该也不能直接操控文本的转换。文本目的属于译者，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实现的不同语言的转换，文本目的直接决定译者的行为。因此，译者不能用非文本目的来解决或者解释自己处理文本的翻译行为。如果给了译者这种权利，那么所有的翻译，无论好坏，都能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或掩饰。可能译者本身因为不能参透原文而大肆改变原文的面貌删减原文内容却扬言皆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当然“政治目的﹑文化目的等非文本目的也会对文本目的产生影响使文本目的难以充分实现……但只要译者对翻译之文本目的和翻译之非文本目的有清楚的认识，就可以把这种影响限制在最低程度，或者说限制在可接受的程度……文本目的乃译者的翻译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则是译者的根本任务”。③因此，无论译文预备实现何种目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文本目的，而不是转移目标用非文本目的左右对文本关系的处理。实现原语到译语的真实转换是译者的根本任务，这样的译者才是合格的译者，其劳动成果才能被称作“译作”。
文本关系上求真是翻译职业的本质要求，而在人际关系上求善则是一个伦理范畴。“伦理关心的不仅仅是译文的‘好与坏’，忠实不忠实，更重要的是道德上的‘对与错’，‘是与非’，‘应该不应该’”。④中外译者在翻译研究过程中也常常涉及翻译的伦理问题，中国传统译论中的“忠实”本身便不限于文本关系，也常常包括译者和原作者的人际关系。而过去二三十年兴起的翻译规范研究虽旨在描述译者做了什么，实际上却也起着规约性的作用。在图里描述翻译研究和翻译规范研究基础上，切斯特曼进一步提出翻译规范包括译品规范或期待规范、责任规范﹑交际规范和“关系”规范，并针对以上四条规范提出了明晰、真实、信任和理解的伦理价值观。“明晰和真实与文本及文本关系有关，而信任和理解则与人际关系有关。”⑤理解价值观的主要思想是要使更多读者正确理解译文，减少误解。而翻译中求善主要就是要赢得和维持信任，接下来笔者将结合信任这一条价值观分析目的论的局限性。
在切斯特曼看来，责任规范声明译者的行为应该满足相关各方要求的忠实，而信任是约束责任规范的价值观。译者处于关系网的中心，应维护各方的信任。译者要保持自己的译者角色，无论在职业上还是个人方面，都必须得到相关各方的信任。那么如果各方对译者的要求发生冲突，译者该何去何从？在目的论中，“翻译纲要说明需要什么样的翻译，因此即使翻译纲要未作明确说明，发起人或充当发起人的人（可能是译者本身）事实上决定翻译的目的”。虽然目的论也强调接受者（读者）是决定译文目的的主要因素，但很明显这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发起人的目的。译者最重视的是维护发起人的信任，读者次之，原作者更不受重视。同为德国功能派的诺德考虑到“目的原则”的不足，进一步提出了“功能加忠诚”原则。诺德意识到了译者的责任不仅包括对发起人的忠诚还包括对原文发起者和目标语读者的忠诚，用‘忠诚’这一术语指代约束翻译过程中人们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诺德认为“如果三方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译者必须居间协调，必要时寻求各方的共识” 。那么如果各方矛盾不可调和，译者怎么处理？诺德没有说明，但从功能派的角度出发，可以推断他们宁可放弃读者的信任。
基于译者的责任和信任价值观，笔者认为读者和译者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读者相信读到的是原文的真实面貌，甚至能够接受译文中的异质。原作者（如果有机会）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和意图完整地被展现给译语读者。译者不能背离读者和原作者的信任，背离翻译作为沟通桥梁的本质。在各方信任关系中，读者和原作者对译者的信任无疑应该占优先地位。至于发起人，如果忠实的翻译无法满足他们的利益，他们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方式。
“即使（至少在目前）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将对等边缘化，对等仍将是翻译实践的中心问题”笔者认为，翻译实践中，无论是在文本关系还是在人际关系上，都应力求最大程度的忠实。目的论有其合理进步的一面，但过分强调目的决定手段，译者甚至可以随意处理原文，可能会给译者过多自由，致使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偏离正常轨道。因此译者必须辩证地认识目的论。翻译不只是处理文本，但文本永远是翻译的核心。翻译是创造性的活动，但这种创造性不同于其他自由创作。文本关系上求真实是译者的责任，人际关系上求信任是译者应该遵循的道德观。
注释
①②③曹明伦.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河北：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④ 朱志瑜.翻译研究：规定、描写、伦理[J].中国翻译，2009（3）：5-12.
⑤ Chesterman，Andrew.Memes of Translation[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