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是一门综合艺术，讲求“诗书画印”并举。这一传统的形成，滋养并产生了众多艺术大师。远的如赵孟、文彭，近代则更多，如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等等。“诗书画印”作为四种艺术门类，各自有其前世今生，但作为姊妹艺术，不仅相互融合借鉴，而且最后共生共荣于一方宣纸之上。相对而言，绘画与诗、书结缘较早，与印的融合较晚。现在，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看看画与印是何时结缘，又是因何而结缘。当然，本文并不涉及题跋人以及收藏、鉴赏人的印章。
　　一
　　宋代之前，绘画作品一般是不钤盖作者印章的。宋代帝王酷好绘画，上行下效，不仅推动了绘画的发展与繁荣，而且使印章进入到了绘画领域之中。如宋徽宗在自己的画作《珍禽图》上就使用了印章，这时印章还延续了“印信”、“凭记”的作用，以示作者对其艺术创作负责任的严谨态度，也是对其艺术创作的自身认可—郑重其事，不是随便的笔墨游戏。由此，自宋代开始作者印章出现在绘画之中，是为初次结缘。
　　作为“印信”、“凭记”的印章，使用于精美的画卷之上，在客观上必然要求与之协调适应，不然则有佛头着粪，白璧生瑕之嫌。作为宋代院体画如此，元代兴起的文人画亦是如此。文人雅士对于画作上印章的要求更进一步，强调“诗、书、画、印”四者和谐，相映生辉。近代陈衡恪认为“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文人多方面的文化学养和审美格调，使其对“诗书画印”的审美关照提升到一个较高层次。不论是画中山水、梅兰竹菊，还是题跋落款的诗文书法与印章，都体现了作者抒情言志、遣怀明心的旨意。此时的文人画，已大不同于宋代的院体画，其轻视写实，崇尚空灵淡远、崇尚潇洒简逸之美。如赵孟的《秀石疏林图》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等，即是其中的代表。
　　赵孟不仅是一位书画大家，而且直接参与印章创作，可说是得文人治印风气之先。相传“松雪斋”等元朱文印为赵孟书篆，匠人凿刻而成。“赵孟印”和“赵氏子昂”作为文人书画用印，风格圆转流畅、清新悦目。在赵孟的诸多作品中，婉转流利的印章为画面增色不少，极大地丰富了画面的艺术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印章成为作者精神创作的对象。
　　正是从元代始，绘画用印题款逐渐普及，开始摆脱“印信”、“凭记”实用目的。印章与绘画结束了貌合神离的状态，共同构成作者精神旨求的物象。如元代印章内容不再局限于姓名字号，而是表现为其思想情感的斋馆、堂号、闲文、吉语、警句闲章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绘画作品用印是元代“文人画”兴盛的产物。
　　二
　　元代绘画虽普遍用印，绘画作者并没有成为印章的创作主体，绘画与篆刻之间的审美观照，始终有隔靴搔痒之嫌，使无法真正达到形神无碍的境界。
　　这一状况在明代发生了改变，文人画的作者们，不仅使用毛笔，而且拿起刻刀，成为印章的创作主体。这一转变，让绘画与篆刻艺术血肉相融，形成“诗书画印”并举的艺术创作实践。这一艺术实践，培育诸多画印俱佳的艺术大家，如文彭、赵之谦、吴熙载、齐白石、吴昌硕、高凤翰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是文人把绘画与篆刻紧密联系在一起，统一于自己的艺术实践之中，并使印章成为中国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定式。即便有些绘画作品只落穷款，但款下必钤盖印章，往往还不止一方，甚至只钤印，不署款，以印代款。如杜琼《友松图》卷、王绂《江山渔乐图》卷幅等，均为有印无款的作品。清人郑绩在《梦幻居画学简明》中说：“画成题款矣，盖用图章，岂不讲究者？每见画用图章不合所宜，即为全幅破绽。”在他看来，印章的运用，是为作品章法一部分，在画面中起着调整构图、增强画面节奏感的功能。根据画面款式的不同，起承转合取势的不同，因地制宜，灵活钤盖，以期最大限度与作品的风格、情调和谐统一，藉此达到作者心中理想的视觉效果。
　　明代文人之能够拿起刻刀，成为印章创作的主体，首先源于艺术创作材质的转变，明代软质石料的运用，代替了金属或玉等坚硬材质，解决了篆刻中“篆”与“刻”分离的状态。软质石料的使用，让文人有机会用一把刻刀，一方石料，即可完成自己理想的印章，不必假借他人之手。古人凿铜刻玉，力艰功深，其过程较为复杂。软质石料则不同，极宜受力，如良纸之受笔墨，铁笔所行之处，石屑纷披，呈现出天然崩裂的效果，线条痕迹具有古拙苍劲金石气息。
　　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除了对艺术对象的认识、实践、把握，还须总结实践背后的理论。虽然说，我国的印谱学起源于宋代，如元吾丘衍《学古编》附录《世存古今图印谱式》记有宋徽宗 《宣和印谱》、王厚之《复斋印谱》、姜夔《集古印谱》等，但真正对于前代篆刻理论的总结、研究之集大成者，还是明代隆庆时期顾从德编辑的《集古印谱》，对于篆刻成为一门独立艺术，做出了理论准备。从而使篆刻理论得以系统化，使印章之美在画家的审美观念中更加觉醒和明朗，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发展。
　　在文人大量介入篆刻的明代，印章的功能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由实用到审美、艺术创作，甚至扩展至艺术考古、字画鉴定等领域，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与此同时，篆刻与绘画的关系也日渐密切，不可分离，共生共荣于中国人的艺术实践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