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节班会课，主题是“我的人生规划”。同学们都很认真地书写着，唯有家伟游离在课堂之外，还不时俯下身子，到课桌下捣鼓着什么。我走过去，见他惊觉地抬起头，于是轻声提醒他。可当我再次转身时，他又低下了头去。我有点愠怒地快步走过去，说：“抬起头来学习！”我感觉到他身体一震，同时猛地抬起了头，这时我才看清，他僵在课桌下的手里分明握着一个手机。那一瞬间，一袭愤怒击败了我的理智。“把你的手机给我！”我严厉地“命令”着他，“你就站一节课，好好反思一下你的行为。”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的脸腾地红了。我看着有点不知所措的他一边将手机交给我，一边慢慢地站了起来，脸色也由红变白。
　　班会课仍在继续，家伟突兀而孤独地站着，始终没有抬起头来。我内心很难过——这是我在课堂上第一次这么不理智地处罚学生，其后果是让学生背负难堪与自尊的伤害。我为自己粗率的处理感到难过、内疚。可是，如果我改变决定，是否会损害自已的“威信”呢？最终，我决定诚恳地说出自己内心的声音：“看到你这么站着，我也在接受内心的惩罚，我很难过。我决定请你坐下，我希望并相信你以后一定能做得更好！请坐下。”我看到有同学在认真地看着我，眼神里分明有喜悦。接着我看到很多同学都微笑地看着他，目光中有鼓舞。家伟则是很吃惊地抬起了头。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他眼神里蕴含的复杂情感，我知道那里面有委屈、有感激，也有如释重负等等。
　　事后，我和他进行了一次深入沟通，并将手机还给了他。此后，他上课时精神状态大变，一直都很认真。而今，十多年过去了，每当面对调皮的孩子时，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个突兀而孤独的身影。它时时提醒着我要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
　　现在想来，当学生违纪或“不听话”时，我之所以生气、愤怒，那是因为我为班级纪律问题想得太多，为学生挑衅了我作为班主任的权威而感到愤怒，是对自己的付出不被理解或为付出后的收获不对等而感到失望，于是给了学生简单粗暴的惩罚——而这何尝不是我们在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何尝不是折射出教师把自己看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控制者？这种冰冷的伤害，无疑违背了教育的初衷，也终将得不到预想的结果。
　　苏霍姆林斯基说：“在教育中，教师支配孩子的权力是最必要、最常用的手段，但同时又是最敏锐、最讲究、最危险的手段。它犹如一把‘手术刀’，既可以用它来对儿童进行无痛不察觉的手术，但也可以用它来切开儿童心房中的软组织，并使儿童感到疼痛难忍。”
　　是的，每一个学生都是有着自己思想感情的人，每一个学生都渴望教师的关注与爱，每一个学生都能敏锐地感知到教师是否真心。因此，任何随意的责罚，都只会引致学生的反感，而不能唤起他们自我教育意识的觉醒，进而引起行为的改变。只有“温柔”的惩罚，才能让学生感知温暖的力量，进而悸动他们内心的坚冰， 朝着“明亮的那方”前行。
　　责任编辑 余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