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 10月 13日，在北京百老汇 MoMa召开了一个特别的对谈会——施隆多夫对话姜文。大多数人知道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获奖无数，却不知，在姜文成就这部电影的背后，还有大师隆多夫先生贡献的力量。两人也正结缘于这个片子。此次，施隆多夫来到中国，姜文义不容辞地来到现场为大师站台。姜文唯恐“喧宾夺主”，只坐了十几分钟就匆匆回到新片《一步之遥》的拍摄现场，不过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可没少对施隆多夫表示敬意和感谢，“这次活动可不能叫对话，我和施隆多夫先生差着好多辈儿，我够不着，只能是我来感谢他”，姜文说。而当两人谈到当年拍摄电影时，同样都充满着激情，恐怕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电影在他们身上所投射的光环不分年龄和地位。就像问到施隆多夫对中国电影人发展的展望时。施隆多夫说：“我很乐观，因为我接触到很多中国电影人，或者学生，他们充满热诚和痴狂。”


　　提问：您能谈谈您跟施先生相识的过程吗？
　　姜文：我是粉丝代表。我为什么今天我在这里。就是二十年前，我拍了一部电影叫《阳光灿烂的日子》。我比较倒霉，开拍几天钱就没有了，之后就不断地没有钱，一直到1994年，电影已经快剪接完了，但是没有钱做后期，而且我们离不开我们住的招待所，因为我们没有给人家钱，把机器也给扣了。这时候原小说作者王朔，找到了让 ·路易先生（法国著名电影人），让· 路易说在德国有一个非常好的导演，于是拿着大概有几十分钟的录像带，把这个给了德国的施隆多夫。我当时想，又能怎么样呢 ？结果人家拿去没有多久，施隆多夫就说，你就让他到我这里做后期吧。我当时脑子没有转过来，我说一个导演，他怎么能让我去他那里做后期。后来才发现当时他掌控着德国最大的一个制片厂，叫 Babeisberg。我非常幸运就到了那儿，非常好的条件，非常好的混录。把“阳光灿烂 ”就做完了。我做导演第一次就碰到了贵人。他第一次来中国（其实施隆多夫 2005年来过中国 ——编者按），我不能不出现在这里，我得找机会向施隆多夫表示感谢，要不然这个电影现在都还在剪接室里呢。
　　施隆多夫：这是很有趣的历史了。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我立马从美国回到德国。然后我担任前东德国际电影学院的院长。当时这个电影学院被私有化了。然后我跟那些公务员说：“你们都回来把！我的电影学院需要你们。现在国家不给我们钱，我们必须自谋出路。”于是我们自己找资金来拍片子。刚巧我在北京的一个法国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有一个中国导演他刚刚拍完片子，声音还没有加上去，看我能不能帮他一下。我说：“ 行啊。”那时姜文还是一个年轻人。他带着一箱子录影带，就是那种很小的录影带，赶到了东柏林。我们从那开始认识，然后就开始给电影配音，度过了好几个月。姜文作为一个年轻导演，非常有使命感。电影很震撼我的一幕是：有一个男孩看到一个美女走过来，然后呢，
　　她穿的鞋，双腿露在床沿下。年轻的小孩儿盯着女人的大腿。感觉这个姑娘好像除了鞋什么都没穿一样。因为摄影机是在床下拍的，这就预示到一个愿景。我一看到这个场景我就跟姜文说： “姜文，我们是哥们儿！ ”
　　提问：您认为《铁皮鼓》中有什么性感的东西？
　　姜文：你的意思到底是性感还是感性？
　　施隆多夫：《铁皮鼓》里没有性感。
　　姜文：有性，不是性感。但是我觉得《铁皮鼓》里面的幽默也非常与众不同。奥斯卡是非常幽默的。
　　提问：是黑色幽默吗？
　　姜文：我分不清是什么颜色，那个奥斯卡是一种幽默的感觉。我以后很少看到有电影那样的幽默。
　　施隆多夫：刚才姜文说没有看过我最近的电影，我要惩罚一下我的好朋友姜文，我要惩罚他看看我最近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