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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被任命为常州市武进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虽然已有多年群众工作经验，但尖锐的劳资矛盾还是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越是充满风险的挑战，越是需要党员的斗争精神。我一直相信，只要迎难而上，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六年来的工作经历使我越来越意识到，要想解决矛盾，就必須走进“他们”的心里，聆听“他们”内心的声音。“他们”，既包括劳动者，又包括企业。
工人说：我着急上火冲动，只是为了拿到应得的钱
2020年1月，我在某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个“讨薪帖”。作者说自己的父亲老王2017年至2018年跟随同乡包工头丁某，从安徽老家来到常州做零散小工，丁某先后拖欠其劳务费5.5万元，至今未能支付。双方先后到公安机关、人社部门劳动监察大队接受调解，但始终未能就还款时间达成一致。由于该案涉及多个地区和部门，我立即向市人社局汇报，并联合市公安局、住建局等部门约谈了包工头丁某。经过3个多小时的反复劝说和协调，丁某终于答应立即筹措钱款。1月13日，我和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安徽池州，经过6个小时的车程，将5.5万元现金交到了老王手中。
老王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们，为了要钱，他跑了几个部门，但丁某不断耍无赖，找各种理由推脱，甚至避而不见。眼看就要过年了，钱却没有着落，于是他跟儿子抱怨了几句，没想到远在深圳的儿子竟未经核实就添油加醋地发了帖子。如今终于拿到了血汗钱，他除了感激，还为儿子质疑政府而感到抱歉。
几天后，当我再次打开那个“讨薪帖”，看到了一个被置顶的作者留言。留言里除了表明已经拿到钱和感谢政府外，还对帖子里的一些质疑进行了澄清，说：“因撰写文章时带着对父母遭遇的愤慨情绪，原文部分措辞带有主观情绪，相关情况也未去全面核实。”
作为常年奋战在讨薪一线的劳动保障监察员，我非常理解作者发帖时的心情。这也是很多劳动者来投诉时的心情。那些愤怒、埋怨、激动，甚至不理智，都是他们心里最真实的声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俯下身子去倾听，全力以赴去处理。
今天，我的办公桌抽屉里依然放着几颗老王给我的糖果，包装非常简单，只有一层薄薄的彩纸，和老王一样质朴。每当被人误解感到无奈时，我便会吃上一颗。其实我并不爱吃糖，但这齁甜的味道总会提醒我：别恼，劳动者并不是在针对我，他们只是心急，他们想要的仅仅是拿到应得的钱而已。
包工头说：我不是不想结钱，我就是希望有个人来帮我们调解一下
2020年1月23日，小年夜，也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一点半，我接到电话，一群农民工正围堵在区信访局。原来，这些农民工跟着包工头程某在我区好几个工地干活，工资却一直拖欠着。
我立即安排监察员介入调查。经查，程某从上家某建筑公司陶某处承揽了多个小区的建设工程，带了二三十名农民工进行施工，由于程某与陶某对工程款结算有分歧，程某就一直不支付农民工工资。经统计，共拖欠30名农民工工资74万余元。
我紧急联系了陶某和程某，要求双方立即协商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由于分歧过大，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了确保农民能够拿到钱过新年，我对程某宣讲法律规定，明确告知他不得以工程款未结算为由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如果其行为性质涉及犯罪将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我又对陶某动之以情，农民工辛苦一年拿不到钱回家，不利于社会稳定，对公司声誉的影响也极为恶劣。
在我们的积极努力下，僵局终于在晚上九点半被打破。程某愿意对原工程款报价打折，陶某也同意对程某的亏损部分给予补贴，双方迅速对数额达成一致。经过整整十个小时的努力，晚上十一点半，程某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全部农民工的工资。
结完工资，程某也舒了口气。他说：“其实我不是不愿意付钱，我也想回家过年啊。我就是希望政府能帮我主持协调，有你们在，什么事都好商量了。还有半小时就是大年夜，赶在最后的时间把钱结清，我也安心了。”
老百姓常常说包工头坏，自己赚了钱却不肯结给农民工。其实，有时候包工头也是无奈的，工价算不清，工程款结不到，还垫付了材料费，他们自然不愿意再掏钱结给农民工了。很多时候，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矛盾，只要有人站出来给他们调解一下，双方平心静气把事情说清楚，问题就能解决了。
今年5月1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正式施行，工程建筑领域农民工的工资将由施工总承包单位专用账户支付。该条例对工资支付形式与周期、工资清偿、工程建设领域特别规定等都作了明确。上至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下至包工头、农民工，他们的权益都得到了保护，行为也都受到了约束。
企业负责人说：我们发展遇到困难时，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多的帮助
今年年初，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地很多企业遭受冲击。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入多家企业调研，直面企业困难，研究破解方法，实现一对一精准服务。在调研某科技企业时我们了解到，这家企业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员工无法及时回常复工，导致大量订单不能按期完成，发货压力巨大。企业负责人甚至开玩笑说，现在厂里除了童工不要，什么人都要，哪怕只做一天也行。原来，人手就是破解这家企业眼下难题的关键。
当天下午，我们大队党支部紧急召开了支委会，决定组织支部党员利用休息日到企业生产一线当志愿者，解决企业燃眉之急。倡议一经提出，支部党员纷纷响应，并动员家属一同参与，很快就成功组建了一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同时还吸引了局里其他党支部的共同参与。
周末，当我带着志愿者们来到厂里时，企业负责人惊呆了。他还以为我说来工作是跟他开玩笑呢，没想到还真带着人来了。那天我们的党员志愿者和其他工人一起在车间里干了整整一天，单调乏味的工作让大家腰酸背痛，但没有人喊苦喊累，大家都为能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贡献力量而感到骄傲。
下班后企业负责人对我说：“我们企业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离不开政府的好政策，但政策始终是大方向上的。像今天这种党员在一线做义工还是头一回，这样的帮助很细微，但又很实在，也同样是我们企业需要的。”
近几年，为了帮助企业发展，政府不断出台创新项目申报、高端人才引进等扶持政策，疫情期间还对市外务工人员进行奖励。这些政策受到企业的热烈欢迎。党员志愿者下车间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这让我意识到，服务企业的方式有很多，我们可以从小的方面着手，给他们解决一些眼下最着急的小问题。而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企业的这些需求呢？这就需要我们走进企业，面对面交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资矛盾日趋多元化，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早已不是为职工讨要工资这么简单，更多的是协调劳资双方关系，让劳动者和企业和谐相处，促成良性循环。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要风声雨声声声入耳，才能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从而有效解决他们的烦心事。
（作者系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
责任编辑：霍宏光
工人说：我着急上火冲动，只是为了拿到应得的钱
2020年1月，我在某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一个“讨薪帖”。作者说自己的父亲老王2017年至2018年跟随同乡包工头丁某，从安徽老家来到常州做零散小工，丁某先后拖欠其劳务费5.5万元，至今未能支付。双方先后到公安机关、人社部门劳动监察大队接受调解，但始终未能就还款时间达成一致。由于该案涉及多个地区和部门，我立即向市人社局汇报，并联合市公安局、住建局等部门约谈了包工头丁某。经过3个多小时的反复劝说和协调，丁某终于答应立即筹措钱款。1月13日，我和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安徽池州，经过6个小时的车程，将5.5万元现金交到了老王手中。
老王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们，为了要钱，他跑了几个部门，但丁某不断耍无赖，找各种理由推脱，甚至避而不见。眼看就要过年了，钱却没有着落，于是他跟儿子抱怨了几句，没想到远在深圳的儿子竟未经核实就添油加醋地发了帖子。如今终于拿到了血汗钱，他除了感激，还为儿子质疑政府而感到抱歉。
几天后，当我再次打开那个“讨薪帖”，看到了一个被置顶的作者留言。留言里除了表明已经拿到钱和感谢政府外，还对帖子里的一些质疑进行了澄清，说：“因撰写文章时带着对父母遭遇的愤慨情绪，原文部分措辞带有主观情绪，相关情况也未去全面核实。”
作为常年奋战在讨薪一线的劳动保障监察员，我非常理解作者发帖时的心情。这也是很多劳动者来投诉时的心情。那些愤怒、埋怨、激动，甚至不理智，都是他们心里最真实的声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俯下身子去倾听，全力以赴去处理。
今天，我的办公桌抽屉里依然放着几颗老王给我的糖果，包装非常简单，只有一层薄薄的彩纸，和老王一样质朴。每当被人误解感到无奈时，我便会吃上一颗。其实我并不爱吃糖，但这齁甜的味道总会提醒我：别恼，劳动者并不是在针对我，他们只是心急，他们想要的仅仅是拿到应得的钱而已。
包工头说：我不是不想结钱，我就是希望有个人来帮我们调解一下
2020年1月23日，小年夜，也是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一点半，我接到电话，一群农民工正围堵在区信访局。原来，这些农民工跟着包工头程某在我区好几个工地干活，工资却一直拖欠着。
我立即安排监察员介入调查。经查，程某从上家某建筑公司陶某处承揽了多个小区的建设工程，带了二三十名农民工进行施工，由于程某与陶某对工程款结算有分歧，程某就一直不支付农民工工资。经统计，共拖欠30名农民工工资74万余元。
我紧急联系了陶某和程某，要求双方立即协商解决农民工工资问题。由于分歧过大，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了确保农民能够拿到钱过新年，我对程某宣讲法律规定，明确告知他不得以工程款未结算为由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如果其行为性质涉及犯罪将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我又对陶某动之以情，农民工辛苦一年拿不到钱回家，不利于社会稳定，对公司声誉的影响也极为恶劣。
在我们的积极努力下，僵局终于在晚上九点半被打破。程某愿意对原工程款报价打折，陶某也同意对程某的亏损部分给予补贴，双方迅速对数额达成一致。经过整整十个小时的努力，晚上十一点半，程某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全部农民工的工资。
结完工资，程某也舒了口气。他说：“其实我不是不愿意付钱，我也想回家过年啊。我就是希望政府能帮我主持协调，有你们在，什么事都好商量了。还有半小时就是大年夜，赶在最后的时间把钱结清，我也安心了。”
老百姓常常说包工头坏，自己赚了钱却不肯结给农民工。其实，有时候包工头也是无奈的，工价算不清，工程款结不到，还垫付了材料费，他们自然不愿意再掏钱结给农民工了。很多时候，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矛盾，只要有人站出来给他们调解一下，双方平心静气把事情说清楚，问题就能解决了。
今年5月1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正式施行，工程建筑领域农民工的工资将由施工总承包单位专用账户支付。该条例对工资支付形式与周期、工资清偿、工程建设领域特别规定等都作了明确。上至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下至包工头、农民工，他们的权益都得到了保护，行为也都受到了约束。
企业负责人说：我们发展遇到困难时，希望政府能给予更多的帮助
今年年初，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地很多企业遭受冲击。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深入多家企业调研，直面企业困难，研究破解方法，实现一对一精准服务。在调研某科技企业时我们了解到，这家企业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员工无法及时回常复工，导致大量订单不能按期完成，发货压力巨大。企业负责人甚至开玩笑说，现在厂里除了童工不要，什么人都要，哪怕只做一天也行。原来，人手就是破解这家企业眼下难题的关键。
当天下午，我们大队党支部紧急召开了支委会，决定组织支部党员利用休息日到企业生产一线当志愿者，解决企业燃眉之急。倡议一经提出，支部党员纷纷响应，并动员家属一同参与，很快就成功组建了一支党员志愿服务队，同时还吸引了局里其他党支部的共同参与。
周末，当我带着志愿者们来到厂里时，企业负责人惊呆了。他还以为我说来工作是跟他开玩笑呢，没想到还真带着人来了。那天我们的党员志愿者和其他工人一起在车间里干了整整一天，单调乏味的工作让大家腰酸背痛，但没有人喊苦喊累，大家都为能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贡献力量而感到骄傲。
下班后企业负责人对我说：“我们企业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离不开政府的好政策，但政策始终是大方向上的。像今天这种党员在一线做义工还是头一回，这样的帮助很细微，但又很实在，也同样是我们企业需要的。”
近几年，为了帮助企业发展，政府不断出台创新项目申报、高端人才引进等扶持政策，疫情期间还对市外务工人员进行奖励。这些政策受到企业的热烈欢迎。党员志愿者下车间是一次很好的尝试。这让我意识到，服务企业的方式有很多，我们可以从小的方面着手，给他们解决一些眼下最着急的小问题。而我们如何才能知道企业的这些需求呢？这就需要我们走进企业，面对面交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劳资矛盾日趋多元化，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早已不是为职工讨要工资这么简单，更多的是协调劳资双方关系，让劳动者和企业和谐相处，促成良性循环。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要风声雨声声声入耳，才能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从而有效解决他们的烦心事。
（作者系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
责任编辑：霍宏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