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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是围绕法、术、势三个核心概念渐次展开的。以往,我们对其中的“法”概念关注颇多,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术”和“势”的深入解析,不免使我们对韩非子政治思想的认识存在某种缺陷。因此,本文尝试简要梳理韩非子有关“势”的论述和理念,以期做一点微小的补缺工作。
韩非首先强调了“势”的含义的多重性特征:“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
从源流上讲,韩非“势”的思想是在慎到的势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的结果。韩非认为,慎到所讲的“势”并不能使国家得到大治。具体而言,慎到曾说道,
故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
慎到以“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为喻说明权轻则位卑、权重则位尊,若一个人无德无能也能发号施令,则正是藉“势”而能使贤智之人屈服,然而若没有了能傍身之“势”,即便贤智之人也会像龙蛇失去云雾之凭借,而与地上的蚯蚓没什么两样了。对此,韩非回应道,
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醲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醲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韩非子·难势》)。
韩非首先承认“势”的作用,但同时认为仅有“势”而无材也无济于事。桀、纣把天子的“势”作为自己凭借的云雾,然而天下仍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乱,终至亡国身灭。究其原因,仍在于桀、纣的才能浅薄。紧接着,他又说道,
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风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韩非子·难势》)。
这实际上是说,不一定是贤能之人才能用“势”,而不肖者就不能用“势”。若是贤能的人使用权势,则天下得治;反之,不肖者则天下大乱。如此说来,贤能与否似乎才是“势”的根本。然而就一般情况而言,世上必然是贤者少而不肖者众。如此一来,以“势”造成天下大乱的人和情形就必然更多了。但是,所谓的“势”,本无所谓价值倾向,而是中性的,既能利于治理天下,也能造成天下大乱。然而慎到却只论及“势”的有利的一面,以为有“势”便足以使天下治。对此,韩非则进行了更加细致入微和辩证的分析。此处,他具体地论述了“势”的多义型,将慎到所谓的“势”划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
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韩非子·难势》)。
慎到之“势”与韩非之“势”的分歧在于,慎到讲求权力得以实施的条件,而韩非则关注权力实施后的效果,甚至注意到有“势”之人贤能与否所带来的影响。然而,韩非又反对以贤治代替势治,同时也批判了慎到仅仅强调和依赖于势治的立场,因而主张以“法”来补“势”之不足。
韩非将慎到之“势”归入“自然之势”,一旦“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亂”。如果国家的治理只能寄望于贤者的偶然出现,那么这无疑是一种悲观的宿命论。因为“自然之势”完全脱离人的控制范围,而是天定的,若是一味地寄望于天定的“势”,则人类社会的有序治理就是无望的。因此,韩非在“自然之势”之上,更强调君主对于权势的运用,认为在“人设之势”下,君主可以通过对“法”和“术”的运用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韩非子·难势》)。
在韩非看来,若要主张贤治,那无异于要将所有的君主都变成尧、舜般的圣贤,然而这在客观上根本不可能实现。现实中,绝大多数君主都不过是“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中人”,也就是贤能和智慧出于中等水平的普通人。不论是贤王如尧、舜,还是暴君如桀、纣,在概率上都是千世一出。因此,人们根本不应该将希望寄托于这种小概率事件上,而应以占多数的“中人”型君主为对象来建立治理体制。这是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
由是观之,韩非重视的是如何运用“势”,君主应当自觉地对所拥有的统治权善加利用,同时必须结合其所主张的“法”和“术”。若有势无法,将失去标准和规范,易流于滥用权力而败坏国家政事。若有法而无势,“法”亦缺乏权力的支持,其实施也将成为空谈。然而,若能操利害之柄,以威势服人,以利害劝人,君主不必是尧、舜才能治天下,即便只有“中人”之资,也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
韩非首先强调了“势”的含义的多重性特征:“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
从源流上讲,韩非“势”的思想是在慎到的势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的结果。韩非认为,慎到所讲的“势”并不能使国家得到大治。具体而言,慎到曾说道,
故腾蛇游雾,飞龙乘云,云罢雾霁,于蚯蚓同,则失其所乘也。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
慎到以“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为喻说明权轻则位卑、权重则位尊,若一个人无德无能也能发号施令,则正是藉“势”而能使贤智之人屈服,然而若没有了能傍身之“势”,即便贤智之人也会像龙蛇失去云雾之凭借,而与地上的蚯蚓没什么两样了。对此,韩非回应道,
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虽然,夫择贤而专任势,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者,龙蛇之材美之也;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醲而蚁不能游也,夫有盛云醲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韩非子·难势》)。
韩非首先承认“势”的作用,但同时认为仅有“势”而无材也无济于事。桀、纣把天子的“势”作为自己凭借的云雾,然而天下仍然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乱,终至亡国身灭。究其原因,仍在于桀、纣的才能浅薄。紧接着,他又说道,
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风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韩非子·难势》)。
这实际上是说,不一定是贤能之人才能用“势”,而不肖者就不能用“势”。若是贤能的人使用权势,则天下得治;反之,不肖者则天下大乱。如此说来,贤能与否似乎才是“势”的根本。然而就一般情况而言,世上必然是贤者少而不肖者众。如此一来,以“势”造成天下大乱的人和情形就必然更多了。但是,所谓的“势”,本无所谓价值倾向,而是中性的,既能利于治理天下,也能造成天下大乱。然而慎到却只论及“势”的有利的一面,以为有“势”便足以使天下治。对此,韩非则进行了更加细致入微和辩证的分析。此处,他具体地论述了“势”的多义型,将慎到所谓的“势”划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
势必于自然,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韩非子·难势》)。
慎到之“势”与韩非之“势”的分歧在于,慎到讲求权力得以实施的条件,而韩非则关注权力实施后的效果,甚至注意到有“势”之人贤能与否所带来的影响。然而,韩非又反对以贤治代替势治,同时也批判了慎到仅仅强调和依赖于势治的立场,因而主张以“法”来补“势”之不足。
韩非将慎到之“势”归入“自然之势”,一旦“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亂”。如果国家的治理只能寄望于贤者的偶然出现,那么这无疑是一种悲观的宿命论。因为“自然之势”完全脱离人的控制范围,而是天定的,若是一味地寄望于天定的“势”,则人类社会的有序治理就是无望的。因此,韩非在“自然之势”之上,更强调君主对于权势的运用,认为在“人设之势”下,君主可以通过对“法”和“术”的运用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韩非子·难势》)。
在韩非看来,若要主张贤治,那无异于要将所有的君主都变成尧、舜般的圣贤,然而这在客观上根本不可能实现。现实中,绝大多数君主都不过是“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的“中人”,也就是贤能和智慧出于中等水平的普通人。不论是贤王如尧、舜,还是暴君如桀、纣,在概率上都是千世一出。因此,人们根本不应该将希望寄托于这种小概率事件上,而应以占多数的“中人”型君主为对象来建立治理体制。这是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
由是观之,韩非重视的是如何运用“势”,君主应当自觉地对所拥有的统治权善加利用,同时必须结合其所主张的“法”和“术”。若有势无法,将失去标准和规范,易流于滥用权力而败坏国家政事。若有法而无势,“法”亦缺乏权力的支持,其实施也将成为空谈。然而,若能操利害之柄,以威势服人,以利害劝人,君主不必是尧、舜才能治天下,即便只有“中人”之资,也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