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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老一代的将军中，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他在狱中开始创作生涯，跛着腿走上作家之路。
他，就是全军惟一的独脚将军作家----原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治委员谢良。
痛失左腿又蒙难
1936年10月，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建立河西根据地，西路军战士没有来得及抖落身上的征尘，就西渡黄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征。
时任师政委的谢良率部队与马家军激战。战斗极其残酷。敌人凭着骑兵的优势，来势汹汹，向我方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锋。谢良一边指挥部队，一边挥动手枪，左一枪、右一枪地瞄准敌人，几个冲在前面的家伙很快被撂下马。但是，敌人气焰依然十分嚣张。枪弹雨点似的朝我方阵地射来，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谢良的左腿，鲜血汩汩地流了出来。警卫员要背他下去，谢良哪肯，他带伤指挥部队，硬是将敌人击退。
谢良被送到军卫生部治疗。医务主任亲自主刀为他手术。但子弹深深地嵌入腿内，怎么也取不出来。那时，西路军的医疗条件极差，没有消炎药，眼睁睁地看着伤口化脓，高烧达40℃，烧得他成天昏昏然，医生也急得团团转。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大伙从野外搬来一脸盆冰块，把谢良受伤的左腿架在脸盆上，腿上面也放上冰块，上下夹攻以降温。他的伤腿在“冰山”上搁了10多天，烧总算退了，但那条腿却被冰冻得麻木，毫无知觉。
腿啊，他抚摩着那条失去知觉的腿，难过得泪如泉涌。他这个江西兴国汉子，1930年刚15岁就参加了红军，几次反“围剿”，冲冲杀杀，好在有这腿。长征中，他带领后卫团，阻击敌人，奔东闯西，多亏有这“飞毛腿”；爬雪山、过草地，全靠这“铁腿”。如今，失去了一条腿，今后还怎么上前线？人生之路，漫长的路，往下怎么走？当时，他才21岁啊！
西路军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损失惨重。为缩小目标，部队只好分散行动。谢良伤很重，不能跟随部队，组织上给了他三块银元作路费。他和军参谋长李屏仁结伴，由警卫员、给养员搀扶着，一瘸一拐地朝北面的大森林走去。他们来到山沟里，藏在灌木丛中。敌人来搜山，大声吆喝，枪声此起彼伏。挨到第六天，他们的腿发炎更厉害了，带的干粮仅剩下一碗炒面。面对困境，谢良和李屏仁不忍心再连累警卫员和给养员，反复动员他们自己去找部队。他们把剩下的炒面一点点地分着吃了。临行前，两位战士还拾柴烧了些雪水给他们喝，然后才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李屏仁的腿伤到了骨头，他从昏迷中醒来，疼痛难忍，担心敌人来搜山被抓去，拿出止痛用的烟土往嘴里送，不一会儿就毒性发作，口吐白沫。谢良急切地呼唤生死与共的战友……后来用树枝和积雪把战友掩埋好。谢良也想：与其被敌人活活抓去，还不如跟老李一道儿去见马克思。想到这，便去上吊。但是，他刚把脖子挂上去，正巧两个红军散兵走来，把他救了下来。
过了一道“鬼门关”，谢良又鼓起了战胜困难的勇气。伤腿实在不能动弹，无奈之下，他只得将绑带的一头系在脖子上，另一头绑在受伤的左腿上，用手扶地，顺着山沟一蹭一蹭地往下爬。连日饥肠辘辘，他顺手拔几棵草根，放在嘴里嚼嚼，或摘几片枯黄的野草叶，衔在嘴里，提提神。有了一丁点儿力气，又往前爬。好不容易爬到一座牧民的帐篷边，牧民见到这瘦骨嶙峋的伤员，不禁吃了一惊。“我是红军。”谢良一边解释，一边掏出藏在身上的三块银元。牧民给了他一点吃的东西。谢良从牧民口中得知，前几天马家军的骑兵来这里骚扰过，打死了他十几只羊，并警告他不准收留红军。谢良不好为难他，只得在离帐篷不远的山沟里住了下来。
没料到，敌人很快又来搜山。谢良来不及躲藏，被抓走了，受到马家军的折磨和虐待。
铁窗勇挫敌阴谋
黑夜总有尽头。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带来了曙光。谢良和一批被抓的西路军战士几经周折，终于回到革命圣地延安。不久，毛主席批准他去苏联治疗腿伤。听到这个喜讯，他高兴得一条腿蹦了起来。
谢良于1939年夏从延安启程，取道西安、兰州，千里迢迢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不料，新疆局势大变。抗日战争初期，新疆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重要国际通道，但是，到了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后，新疆军阀盛世才摇身一变，由联共反蒋，变成联蒋反共，把我党派到新疆的工作人员，从苏联归国和赴苏的人员，以及家属、孩子等160多人，包括谢良在内，全都投入监狱。其中，陈潭秋、毛泽民等惨遭杀害。
谢良等伤残人员和妇女儿童被关在同一座监狱，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吃的是喂牲口的高粱米，满是沙子、草叶子，扒进口里一嚼，咯咯地直打牙。吃菜更谈不上，能吃上两片咸菜就算美味了。他们一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
1945年春天，敌人对关押在监狱的人耍了个阴谋，企图把几位八路军家属中的新疆籍女同志释放出狱，拉她们的丈夫叛变自首，从而打开缺口，破坏难友们要求“全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的斗争。
一天，监狱的围墙外面，响起嘟嘟的哨声。不一会儿，咣当一声，两扇大铁门打开了，20多个看守，拿着棍棒、鞭子、麻绳，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一脸凶相的警务处胡处长把头一歪，厉声喝道：“不许聚众闹事，只要5个女的出来，其他人统统回去！”
“我们要男的女的都放，我们要回延安，要到前线去打鬼子。你们为什么单单放几个，用意何在？”女难友们质问道。
胡处长扯起一副公鸡嗓子：“他妈的！还问什么用意，说把你们捆起来就捆起来！”看守们一窝蜂似的涌过来，只见十几个难友们手挽着手，肩挨着肩，紧紧堵着仅有2米宽的巷口。看守们越往里冲，她们把得越紧。看守们手中的棍棒、皮鞭四处飞舞，巷口乱成一团。谢良带着几个伤残人和一些大孩子，也闻声赶来，不顾一切地和看守厮打起来。
难友们毕竟势单力薄，一场混战之后，七八个女同志还是被拖到大门外。谢良跛着腿，举起拐杖，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冲出去把人救回来！”大家呐喊着向大门冲去。看守们担心他们暴动越狱，慌慌张张地关紧了大铁门。
几个女同志被抓走后，谢良和几个党支部委员凑在一起研究对策，怎样挫败敌人的阴谋。一场绝食斗争开始了。中午，当饭菜送进监狱时，牢房里传出的是“我们绝食了，不把人放回来，我们就不吃饭”的声音。经过斗争，敌人终于让步了。一阵嘹亮的歌声，越过围墙，传进牢房：
坚定信念，坚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
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
染成红旗，
万载飘扬！
听到这悲壮的《新囚徒歌》，谢良立刻爬起身，跛着腿，和大伙一道儿来到巷子里，奔过去，迎接放回来的难友……
囚笼萌生处女作
监狱里，谢良还带领大家学政治、学文化，把监狱变成了学校。
打铁先得自身硬。谢良自己肚里也没有多少墨水，他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天私塾。他参加红军后，部队学文化抓得紧，行军中大伙也学认字。每个人的斗笠上都贴上字，谢良有心计，在这所流动学校学了不少字。
在监狱里，看书学习难极啦！牢房的窗户很小，大白天有太阳时也仅有一线阳光照射进来，遇到阴天就漆黑一团。晚上，那只高悬在梁上仅有8瓦的灯泡，光线暗淡。在这昏暗的世界里，看书相当困难。谢良觉得，蹲监狱也不能白白浪费时间。他成天手不离卷地读呀读，读完了许多政治理论书，看了几十部文艺小说。《哲学》和《联共党史》比较难懂，他就靠查字典，一点点学，光哲学笔记就记了15万字。马克思的《资本论》，厚厚的三大本，足有2000页，书中有许多专用术语，难啃得很。谢良竟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啃了一年，读书笔记也写了十几万字。
要到苏联去治病，不能不懂俄语。谢良又以顽强的毅力，攻读俄语。他虚心地向人请教，津津有味地背单词。他靠一本俄汉词典，边翻边读，读完了俄文版《联共党史》。
谢良一边自己带头学，还千方百计组织残疾干部和家属学。组织小孩学，要适应儿童的特点，生动有趣。他设法编了些儿歌，让孩子们好记、好唱。其中，有一支《小八路坐牢》歌：
这件事说起来真好笑，
小娃娃也要坐监牢。
吃也吃不饱，
睡也睡不好，
锁上两重门儿不许跑。
小姐妹小兄弟都争气，
反对野蛮压迫，
要求都回延安，
快快长大，
冲出监牢。
他白天教大伙儿识字，晚上给大伙儿讲故事。为讲《水浒传》，他白天抓紧看书，晚上演讲。现炒现卖，却讲得有声有色。讲故事，使谢良讲出了滋味。在监狱同敌人斗争，不也是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故事吗？对，把这场现实斗争的故事写出来！
然而，监狱不是创作室。牢房里没有桌子、凳子，谢良只好以土炕当桌子，把枕头放在地上就成了凳子，他伏在炕上写呀写。时值冬日，监牢里不供暖，室内温度只有摄氏二三度，冻得脚发麻、手发僵，他就跺跺脚。写到兴头上，他的思绪也跟着回到了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情景中，他的情感全都流露到笔端。他坚持着写呀写，足足写了3万字，一篇记叙如火如荼的监狱斗争的纪实终于写了出来，他好一阵兴奋。然而，他的眼睛却近视到了500多度。
更为不幸的是，又遇上了敌人进行大搜查。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严守组织与敌人斗争的秘密，谢良毫不犹豫地将文稿撕碎，付之一炬。
凝聚心血的文稿被焚，谢良一阵心酸，对敌人更加痛恨，心想，我还会再写。尝试过写初稿的滋味，他的思路更加清晰，写起来更加流畅。没多久，第二稿又写成了。此时，可恨的敌人又闯进来搜查。迫于无奈，谢良又忍痛把它烧为灰烬。
再烧，他再写。每写一次丰富一次，写得更加曲折、动人。第四稿写成后，送给女监狱的姐妹们，人人争相传看，都说：想不到谢良还有这两下子，把大伙儿都写进书里去了，把大伙儿与敌人斗争的大智大勇都写出来了，敌人狡猾和凶狠的嘴脸也毫发毕现，跃然纸上。
文稿在狱中传看，一股热流激荡在难友们心中，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大伙儿说：要是以后能出版就太好啦！
著作一发不可收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治中将军担任新疆省主席。周恩来同志经与张治中将军交涉，使关押在迪化的这批难友们得以无条件释放。
游子就要返回革命圣地延安，回到党的怀抱！谢良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整理行装时，他把一腔心血凝成的监狱斗争纪实文稿珍藏在假肢的夹层里。途经西安时，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他们遭到胡宗南军队的扣留。为慎重起见，怕这部文稿横招飞祸，谢良又一次忍痛割爱烧毁了文稿。
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胜利到达延安。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朱德总司令亲自到路口迎接。毛主席还来驻地看望他们，和大家一一握手。毛主席对他们说：“好同志，受苦了！”“你们回来了，就是胜利。”谢良和毛主席握着手，心情非常激动，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谢良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了3个月，抓紧检查身体和治病。不久，他又拐着腿，来到新的工作岗位，在联防军后勤部担任政治部主任。
在新的环境里，谢良怎能忘怀那铁窗牢笼的斗争生活。工作之余，那股写作热情更高涨，于是他又夜以继日地写了起来。1947年3月，胡宗南派飞机轰炸延安，谢良正在办公室里写呀写，窗户玻璃被扔下的炸弹震碎了，他仍镇定自若。终于，第五稿画上了句号。
有志者事竟成，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谢良的处女作：《在新疆女监狱中斗争片段》。
从此，谢良便一发不可收，写作劲头十足，又相继写作并出版了《五颗红心》、《铁流后卫》、《独脚将军传奇》等五本回忆录，还翻译了一本俄文书。
谢良，只有一条健全的腿，却走出了一条闪光的路。
他，就是全军惟一的独脚将军作家----原人民解放军炮兵副政治委员谢良。
痛失左腿又蒙难
1936年10月，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建立河西根据地，西路军战士没有来得及抖落身上的征尘，就西渡黄河，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西征。
时任师政委的谢良率部队与马家军激战。战斗极其残酷。敌人凭着骑兵的优势，来势汹汹，向我方阵地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锋。谢良一边指挥部队，一边挥动手枪，左一枪、右一枪地瞄准敌人，几个冲在前面的家伙很快被撂下马。但是，敌人气焰依然十分嚣张。枪弹雨点似的朝我方阵地射来，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谢良的左腿，鲜血汩汩地流了出来。警卫员要背他下去，谢良哪肯，他带伤指挥部队，硬是将敌人击退。
谢良被送到军卫生部治疗。医务主任亲自主刀为他手术。但子弹深深地嵌入腿内，怎么也取不出来。那时，西路军的医疗条件极差，没有消炎药，眼睁睁地看着伤口化脓，高烧达40℃，烧得他成天昏昏然，医生也急得团团转。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大伙从野外搬来一脸盆冰块，把谢良受伤的左腿架在脸盆上，腿上面也放上冰块，上下夹攻以降温。他的伤腿在“冰山”上搁了10多天，烧总算退了，但那条腿却被冰冻得麻木，毫无知觉。
腿啊，他抚摩着那条失去知觉的腿，难过得泪如泉涌。他这个江西兴国汉子，1930年刚15岁就参加了红军，几次反“围剿”，冲冲杀杀，好在有这腿。长征中，他带领后卫团，阻击敌人，奔东闯西，多亏有这“飞毛腿”；爬雪山、过草地，全靠这“铁腿”。如今，失去了一条腿，今后还怎么上前线？人生之路，漫长的路，往下怎么走？当时，他才21岁啊！
西路军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损失惨重。为缩小目标，部队只好分散行动。谢良伤很重，不能跟随部队，组织上给了他三块银元作路费。他和军参谋长李屏仁结伴，由警卫员、给养员搀扶着，一瘸一拐地朝北面的大森林走去。他们来到山沟里，藏在灌木丛中。敌人来搜山，大声吆喝，枪声此起彼伏。挨到第六天，他们的腿发炎更厉害了，带的干粮仅剩下一碗炒面。面对困境，谢良和李屏仁不忍心再连累警卫员和给养员，反复动员他们自己去找部队。他们把剩下的炒面一点点地分着吃了。临行前，两位战士还拾柴烧了些雪水给他们喝，然后才一步一回头，恋恋不舍地离去。李屏仁的腿伤到了骨头，他从昏迷中醒来，疼痛难忍，担心敌人来搜山被抓去，拿出止痛用的烟土往嘴里送，不一会儿就毒性发作，口吐白沫。谢良急切地呼唤生死与共的战友……后来用树枝和积雪把战友掩埋好。谢良也想：与其被敌人活活抓去，还不如跟老李一道儿去见马克思。想到这，便去上吊。但是，他刚把脖子挂上去，正巧两个红军散兵走来，把他救了下来。
过了一道“鬼门关”，谢良又鼓起了战胜困难的勇气。伤腿实在不能动弹，无奈之下，他只得将绑带的一头系在脖子上，另一头绑在受伤的左腿上，用手扶地，顺着山沟一蹭一蹭地往下爬。连日饥肠辘辘，他顺手拔几棵草根，放在嘴里嚼嚼，或摘几片枯黄的野草叶，衔在嘴里，提提神。有了一丁点儿力气，又往前爬。好不容易爬到一座牧民的帐篷边，牧民见到这瘦骨嶙峋的伤员，不禁吃了一惊。“我是红军。”谢良一边解释，一边掏出藏在身上的三块银元。牧民给了他一点吃的东西。谢良从牧民口中得知，前几天马家军的骑兵来这里骚扰过，打死了他十几只羊，并警告他不准收留红军。谢良不好为难他，只得在离帐篷不远的山沟里住了下来。
没料到，敌人很快又来搜山。谢良来不及躲藏，被抓走了，受到马家军的折磨和虐待。
铁窗勇挫敌阴谋
黑夜总有尽头。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带来了曙光。谢良和一批被抓的西路军战士几经周折，终于回到革命圣地延安。不久，毛主席批准他去苏联治疗腿伤。听到这个喜讯，他高兴得一条腿蹦了起来。
谢良于1939年夏从延安启程，取道西安、兰州，千里迢迢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不料，新疆局势大变。抗日战争初期，新疆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重要国际通道，但是，到了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后，新疆军阀盛世才摇身一变，由联共反蒋，变成联蒋反共，把我党派到新疆的工作人员，从苏联归国和赴苏的人员，以及家属、孩子等160多人，包括谢良在内，全都投入监狱。其中，陈潭秋、毛泽民等惨遭杀害。
谢良等伤残人员和妇女儿童被关在同一座监狱，过的是地狱般的生活。吃的是喂牲口的高粱米，满是沙子、草叶子，扒进口里一嚼，咯咯地直打牙。吃菜更谈不上，能吃上两片咸菜就算美味了。他们一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
1945年春天，敌人对关押在监狱的人耍了个阴谋，企图把几位八路军家属中的新疆籍女同志释放出狱，拉她们的丈夫叛变自首，从而打开缺口，破坏难友们要求“全体无罪释放回延安”的斗争。
一天，监狱的围墙外面，响起嘟嘟的哨声。不一会儿，咣当一声，两扇大铁门打开了，20多个看守，拿着棍棒、鞭子、麻绳，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一脸凶相的警务处胡处长把头一歪，厉声喝道：“不许聚众闹事，只要5个女的出来，其他人统统回去！”
“我们要男的女的都放，我们要回延安，要到前线去打鬼子。你们为什么单单放几个，用意何在？”女难友们质问道。
胡处长扯起一副公鸡嗓子：“他妈的！还问什么用意，说把你们捆起来就捆起来！”看守们一窝蜂似的涌过来，只见十几个难友们手挽着手，肩挨着肩，紧紧堵着仅有2米宽的巷口。看守们越往里冲，她们把得越紧。看守们手中的棍棒、皮鞭四处飞舞，巷口乱成一团。谢良带着几个伤残人和一些大孩子，也闻声赶来，不顾一切地和看守厮打起来。
难友们毕竟势单力薄，一场混战之后，七八个女同志还是被拖到大门外。谢良跛着腿，举起拐杖，大喊一声：“同志们冲啊！冲出去把人救回来！”大家呐喊着向大门冲去。看守们担心他们暴动越狱，慌慌张张地关紧了大铁门。
几个女同志被抓走后，谢良和几个党支部委员凑在一起研究对策，怎样挫败敌人的阴谋。一场绝食斗争开始了。中午，当饭菜送进监狱时，牢房里传出的是“我们绝食了，不把人放回来，我们就不吃饭”的声音。经过斗争，敌人终于让步了。一阵嘹亮的歌声，越过围墙，传进牢房：
坚定信念，坚守立场，
掷我们的头颅，
奠筑自由的金字塔；
洒我们的鲜血，
染成红旗，
万载飘扬！
听到这悲壮的《新囚徒歌》，谢良立刻爬起身，跛着腿，和大伙一道儿来到巷子里，奔过去，迎接放回来的难友……
囚笼萌生处女作
监狱里，谢良还带领大家学政治、学文化，把监狱变成了学校。
打铁先得自身硬。谢良自己肚里也没有多少墨水，他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天私塾。他参加红军后，部队学文化抓得紧，行军中大伙也学认字。每个人的斗笠上都贴上字，谢良有心计，在这所流动学校学了不少字。
在监狱里，看书学习难极啦！牢房的窗户很小，大白天有太阳时也仅有一线阳光照射进来，遇到阴天就漆黑一团。晚上，那只高悬在梁上仅有8瓦的灯泡，光线暗淡。在这昏暗的世界里，看书相当困难。谢良觉得，蹲监狱也不能白白浪费时间。他成天手不离卷地读呀读，读完了许多政治理论书，看了几十部文艺小说。《哲学》和《联共党史》比较难懂，他就靠查字典，一点点学，光哲学笔记就记了15万字。马克思的《资本论》，厚厚的三大本，足有2000页，书中有许多专用术语，难啃得很。谢良竟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啃了一年，读书笔记也写了十几万字。
要到苏联去治病，不能不懂俄语。谢良又以顽强的毅力，攻读俄语。他虚心地向人请教，津津有味地背单词。他靠一本俄汉词典，边翻边读，读完了俄文版《联共党史》。
谢良一边自己带头学，还千方百计组织残疾干部和家属学。组织小孩学，要适应儿童的特点，生动有趣。他设法编了些儿歌，让孩子们好记、好唱。其中，有一支《小八路坐牢》歌：
这件事说起来真好笑，
小娃娃也要坐监牢。
吃也吃不饱，
睡也睡不好，
锁上两重门儿不许跑。
小姐妹小兄弟都争气，
反对野蛮压迫，
要求都回延安，
快快长大，
冲出监牢。
他白天教大伙儿识字，晚上给大伙儿讲故事。为讲《水浒传》，他白天抓紧看书，晚上演讲。现炒现卖，却讲得有声有色。讲故事，使谢良讲出了滋味。在监狱同敌人斗争，不也是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故事吗？对，把这场现实斗争的故事写出来！
然而，监狱不是创作室。牢房里没有桌子、凳子，谢良只好以土炕当桌子，把枕头放在地上就成了凳子，他伏在炕上写呀写。时值冬日，监牢里不供暖，室内温度只有摄氏二三度，冻得脚发麻、手发僵，他就跺跺脚。写到兴头上，他的思绪也跟着回到了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情景中，他的情感全都流露到笔端。他坚持着写呀写，足足写了3万字，一篇记叙如火如荼的监狱斗争的纪实终于写了出来，他好一阵兴奋。然而，他的眼睛却近视到了500多度。
更为不幸的是，又遇上了敌人进行大搜查。为了保护党的组织，严守组织与敌人斗争的秘密，谢良毫不犹豫地将文稿撕碎，付之一炬。
凝聚心血的文稿被焚，谢良一阵心酸，对敌人更加痛恨，心想，我还会再写。尝试过写初稿的滋味，他的思路更加清晰，写起来更加流畅。没多久，第二稿又写成了。此时，可恨的敌人又闯进来搜查。迫于无奈，谢良又忍痛把它烧为灰烬。
再烧，他再写。每写一次丰富一次，写得更加曲折、动人。第四稿写成后，送给女监狱的姐妹们，人人争相传看，都说：想不到谢良还有这两下子，把大伙儿都写进书里去了，把大伙儿与敌人斗争的大智大勇都写出来了，敌人狡猾和凶狠的嘴脸也毫发毕现，跃然纸上。
文稿在狱中传看，一股热流激荡在难友们心中，增添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大伙儿说：要是以后能出版就太好啦！
著作一发不可收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治中将军担任新疆省主席。周恩来同志经与张治中将军交涉，使关押在迪化的这批难友们得以无条件释放。
游子就要返回革命圣地延安，回到党的怀抱！谢良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整理行装时，他把一腔心血凝成的监狱斗争纪实文稿珍藏在假肢的夹层里。途经西安时，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他们遭到胡宗南军队的扣留。为慎重起见，怕这部文稿横招飞祸，谢良又一次忍痛割爱烧毁了文稿。
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他们胜利到达延安。群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热烈欢迎他们胜利归来。朱德总司令亲自到路口迎接。毛主席还来驻地看望他们，和大家一一握手。毛主席对他们说：“好同志，受苦了！”“你们回来了，就是胜利。”谢良和毛主席握着手，心情非常激动，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
谢良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了3个月，抓紧检查身体和治病。不久，他又拐着腿，来到新的工作岗位，在联防军后勤部担任政治部主任。
在新的环境里，谢良怎能忘怀那铁窗牢笼的斗争生活。工作之余，那股写作热情更高涨，于是他又夜以继日地写了起来。1947年3月，胡宗南派飞机轰炸延安，谢良正在办公室里写呀写，窗户玻璃被扔下的炸弹震碎了，他仍镇定自若。终于，第五稿画上了句号。
有志者事竟成，1948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了谢良的处女作：《在新疆女监狱中斗争片段》。
从此，谢良便一发不可收，写作劲头十足，又相继写作并出版了《五颗红心》、《铁流后卫》、《独脚将军传奇》等五本回忆录，还翻译了一本俄文书。
谢良，只有一条健全的腿，却走出了一条闪光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