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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不少南京大学的校友们在讨论今年5月20日回一趟学校的可能性，久违的怀旧热情来自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官方微博上的一句话：“我校110周年校庆校友接待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序长不序爵。‘长’指的是年龄、入校时间早晚，‘爵’指的是官位。”
这条微博是南京大学校庆办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发出来的，它引发的大讨论出乎校庆办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校庆办主任龚跃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句“我们要办的不是一个政治校庆”被反复引用。校庆办的一位负责人员只愿意以匿名的方式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他说，当时只是把这作为这次校庆的一条普通原则发出来，但是随后各种评论和采访要求纷至沓来，这让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很难接受这样的曝光”，也觉得似乎偏离了南大办校庆的初衷。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胡翼青也对这场大讨论感到茫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原则在校内公布已久，但是老师们从来没有私下聊过这个话题，“难道这不是最正常的大学状态吗？为什么大家要对一种正常感觉异常？”
官本位的渗透
上述南大校庆办负责人员回忆了学校一百周年的校庆，以说明这是南京大学一以贯之的风格：因为担心不能把所有回来的校友都装下，当年学校租了南京最大的五台山体育馆，仪式是敞开的，所有人都能进去。的确设置了一个主席台，但是主席台上人不多，其他校友基本都坐在四周，很多人站着，学生们就坐在体育馆中间的草坪上。不少学生也还记得，当时主席台上坐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他的《江村经济》是当时学校推荐的必读书目，所以他的出场引发了最大的欢呼声。
胡翼青说，在比这一次隆重得多的一百周年校庆前，各个系里也通报了一个差不多的原则，即邀请函主要发给知名的科学家和学者，不要都请所谓政要，以体现南大对学术至上的重视，所以很多南大毕业生都记得余光中的演讲被如何挤得水泄不通，张维迎还耐心接受了其实根本不懂经济的学生记者的采访，“但是这条原则在当时没有引发任何关注，更不要说媒体报道，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这大概也侧面说明了现在官本位对高校的渗透已经远甚于十年之前”。他同时不客气地分析说，去年清华大学政治味极浓的百年校庆，应是这次南大校庆“序长不序爵”的原则引发这么大关注的重要原因。
在2011年清华校庆之时，武汉大学的老校长刘道玉给清华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其办校庆的政治化风格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刘道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清华百年校庆是典型的官本位主义的校庆，因为“不在学校举行校庆，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规定只能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参加大会，剥夺了普通师生参加校庆的权利；印制的校庆特刊，按照爵位高低排列成一个金字塔，爵位最高者位于金字塔的顶尖，而学校创始人和大师们却摆在官员们头像的下面。”网上也有不少人把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网站上的“清华名人堂”和清华校庆特刊上的杰出校友金字塔做对比，台湾的“清华名人堂”里只有十四个人，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以及李政道、李远哲这样无可争议的大师。
84岁的黄延复是在世的最重要清华大学校史专家，他1950年入读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到退休，这十几年一直都还在出版各种关于梅贻琦和老清华的学术书籍。刚刚得过脑血栓的黄延复在电话里口齿不清又很伤感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他一直就住在清华校园里面，这次校庆却没有人邀请他参加，“九十周年校庆的时候，他们搞各种活动，还请我当了顾问，但是到了一百年，就没有人理我了，大概这就是被边缘化了吧。”
背后的利益
刘道玉统计了在清华校庆之后，各大学举办校庆的情况：2011年前5个月，已经或即将举办校庆的大学有42所，其中百年（含百年以上）的7所，90年校庆2所，80年校庆的2所，70年校庆的5所，65周年的1所，60周年的20所，40周年的3所，10周年的2所。而这些校庆的共同特点是：提前两年就刊发大幅公告，举办各种高官和名人参加的论坛，印制豪华的宣传品或专题影片，在高档剧场里搞文艺演出，“还有某些大学不实事求是，把建校时间任意攀沿，反正是校史越长越好”。
专门做教育史研究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也说，现在很多学校大搞校庆，却缺乏一本脉络明晰的校史，“比如北大到底是哪一天诞生的，现在都还没有弄清楚，如果以五四作为校庆，应该从1919年算起，但现在又是从1898年算起，那京师大学堂准确的建立时间又没有研究出来。”还有不愿透露名字的教育史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去参观北大校史展览，“进门的第一幅画像就是李大钊，我就问他，这个你怎么解释，如果要算和共产党关系的话，应该是放陈独秀。如果算对学校的贡献，应该是蔡元培，如果这些都不算，那么就应该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
储朝晖提醒说，很多人集中于批评大学校庆的官本位思想，却没有意识到尽可能邀请官员和成功商人，这对高校来说意味着隐性或者显性资源。虽然南大校庆办对《中国新闻周刊》反复强调，校庆所需资金是学校自筹，不会额外申请财政拨款，但的确还是有不少高校在这样的校庆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利，这也让校庆成为各个高校迷恋的关键词，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以讲笑话的方式告诉记者：自己入校的时候刚好错过了百年校庆，以为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谁知道入校第一年学校的关键词就变成了祝贺百年校庆成功举办一周年。
刘道玉当武汉大学校长的时候主持操办了1983年11月的七十周年校庆，他还记得庆典是在学校小操场里举行，除了来宾以外，教职工和学生都自带小板凳，学校既没有在报刊上发布校庆公告，也没有邀请中央领导人参加会议，参加校庆最高级别的是校友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和中纪委副书记郭述申，整个校庆就印制了一本画册和一枚纪念章，这样的校庆在今天的高校尤其是名校中大概是不可复制了。
面向未来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时，刚好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150周年校庆，两个学校的校庆方式不可避免地被公众加以对比。上述南大校庆办负责人员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筹办校庆的过程中，它们的确参考了很多国外名校的办校庆方式，比如麻省理工学院150周年和剑桥八百年，“MIT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因为它们的主题是反思教育，反思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我们今年的校庆也会有类似的内容。”还有一所他已经忘记名字的国外名校在自己的一百周年校庆，提出的口号是向前看一百年，“这也给我们很多启发，现在国内的校庆都集中于讲过去的辉煌，但是我们也想讲讲未来。”
刘道玉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像中国大学这样大操大办校庆。比如牛津大学900年校庆，没有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京都大学的100周年校庆，校内没有任何庆祝活动，反而贴了一张大海报，上面写着：“京都大学与殖民政策——反思京大犯的错误”。哈佛大学有严格的规范，每50年举行一次校庆，1986年是350年校庆，时任总统里根希望参加和发表演说，也希望学校向他颁发名誉博士学位，但是校长博克说，“无意奉承总统的虚荣心要求。”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第一任院长刘海平曾经三次参加过哈佛的毕业典礼，他说，在没有校庆的时候，这就是哈佛最大的庆典。在他看来，这是标准的“序长不序爵”，“进场方式都是按照届数，比如现在最老的校友毕业于1923届，可能也就两三个人来了，可能都是坐着轮椅，最热烈的鼓掌声一定是给这些最前面的老人，虽然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1999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戈尔回哈佛参加毕业典礼，这一方面因为他是哈佛校友，另一方面因为那一年他女儿也从哈佛毕业，刘海平就坐在距离戈尔不到十米的地方，戈尔和所有人一样坐在一个小矮凳上，“他有点秃顶，天气很热，太阳直接晒在他的头上，还有点反光”，但是“坐在校友中间，他看上去很舒服”。
刘海平说，希望三个月后的南大校庆也能如此，让所有回来的人都感到“舒服”，这样就是一次最好的校庆了。 ★
这条微博是南京大学校庆办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发出来的，它引发的大讨论出乎校庆办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校庆办主任龚跃在接受采访时说的那句“我们要办的不是一个政治校庆”被反复引用。校庆办的一位负责人员只愿意以匿名的方式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他说，当时只是把这作为这次校庆的一条普通原则发出来，但是随后各种评论和采访要求纷至沓来，这让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很难接受这样的曝光”，也觉得似乎偏离了南大办校庆的初衷。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胡翼青也对这场大讨论感到茫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原则在校内公布已久，但是老师们从来没有私下聊过这个话题，“难道这不是最正常的大学状态吗？为什么大家要对一种正常感觉异常？”
官本位的渗透
上述南大校庆办负责人员回忆了学校一百周年的校庆，以说明这是南京大学一以贯之的风格：因为担心不能把所有回来的校友都装下，当年学校租了南京最大的五台山体育馆，仪式是敞开的，所有人都能进去。的确设置了一个主席台，但是主席台上人不多，其他校友基本都坐在四周，很多人站着，学生们就坐在体育馆中间的草坪上。不少学生也还记得，当时主席台上坐着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他的《江村经济》是当时学校推荐的必读书目，所以他的出场引发了最大的欢呼声。
胡翼青说，在比这一次隆重得多的一百周年校庆前，各个系里也通报了一个差不多的原则，即邀请函主要发给知名的科学家和学者，不要都请所谓政要，以体现南大对学术至上的重视，所以很多南大毕业生都记得余光中的演讲被如何挤得水泄不通，张维迎还耐心接受了其实根本不懂经济的学生记者的采访，“但是这条原则在当时没有引发任何关注，更不要说媒体报道，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这大概也侧面说明了现在官本位对高校的渗透已经远甚于十年之前”。他同时不客气地分析说，去年清华大学政治味极浓的百年校庆，应是这次南大校庆“序长不序爵”的原则引发这么大关注的重要原因。
在2011年清华校庆之时，武汉大学的老校长刘道玉给清华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其办校庆的政治化风格提出了措辞严厉的批评。刘道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清华百年校庆是典型的官本位主义的校庆，因为“不在学校举行校庆，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规定只能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才能参加大会，剥夺了普通师生参加校庆的权利；印制的校庆特刊，按照爵位高低排列成一个金字塔，爵位最高者位于金字塔的顶尖，而学校创始人和大师们却摆在官员们头像的下面。”网上也有不少人把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网站上的“清华名人堂”和清华校庆特刊上的杰出校友金字塔做对比，台湾的“清华名人堂”里只有十四个人，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以及李政道、李远哲这样无可争议的大师。
84岁的黄延复是在世的最重要清华大学校史专家，他1950年入读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到退休，这十几年一直都还在出版各种关于梅贻琦和老清华的学术书籍。刚刚得过脑血栓的黄延复在电话里口齿不清又很伤感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虽然他一直就住在清华校园里面，这次校庆却没有人邀请他参加，“九十周年校庆的时候，他们搞各种活动，还请我当了顾问，但是到了一百年，就没有人理我了，大概这就是被边缘化了吧。”
背后的利益
刘道玉统计了在清华校庆之后，各大学举办校庆的情况：2011年前5个月，已经或即将举办校庆的大学有42所，其中百年（含百年以上）的7所，90年校庆2所，80年校庆的2所，70年校庆的5所，65周年的1所，60周年的20所，40周年的3所，10周年的2所。而这些校庆的共同特点是：提前两年就刊发大幅公告，举办各种高官和名人参加的论坛，印制豪华的宣传品或专题影片，在高档剧场里搞文艺演出，“还有某些大学不实事求是，把建校时间任意攀沿，反正是校史越长越好”。
专门做教育史研究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也说，现在很多学校大搞校庆，却缺乏一本脉络明晰的校史，“比如北大到底是哪一天诞生的，现在都还没有弄清楚，如果以五四作为校庆，应该从1919年算起，但现在又是从1898年算起，那京师大学堂准确的建立时间又没有研究出来。”还有不愿透露名字的教育史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去参观北大校史展览，“进门的第一幅画像就是李大钊，我就问他，这个你怎么解释，如果要算和共产党关系的话，应该是放陈独秀。如果算对学校的贡献，应该是蔡元培，如果这些都不算，那么就应该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
储朝晖提醒说，很多人集中于批评大学校庆的官本位思想，却没有意识到尽可能邀请官员和成功商人，这对高校来说意味着隐性或者显性资源。虽然南大校庆办对《中国新闻周刊》反复强调，校庆所需资金是学校自筹，不会额外申请财政拨款，但的确还是有不少高校在这样的校庆中有实实在在的获利，这也让校庆成为各个高校迷恋的关键词，有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以讲笑话的方式告诉记者：自己入校的时候刚好错过了百年校庆，以为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谁知道入校第一年学校的关键词就变成了祝贺百年校庆成功举办一周年。
刘道玉当武汉大学校长的时候主持操办了1983年11月的七十周年校庆，他还记得庆典是在学校小操场里举行，除了来宾以外，教职工和学生都自带小板凳，学校既没有在报刊上发布校庆公告，也没有邀请中央领导人参加会议，参加校庆最高级别的是校友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和中纪委副书记郭述申，整个校庆就印制了一本画册和一枚纪念章，这样的校庆在今天的高校尤其是名校中大概是不可复制了。
面向未来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时，刚好也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150周年校庆，两个学校的校庆方式不可避免地被公众加以对比。上述南大校庆办负责人员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筹办校庆的过程中，它们的确参考了很多国外名校的办校庆方式，比如麻省理工学院150周年和剑桥八百年，“MIT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最深的，因为它们的主题是反思教育，反思如何继续走近研究的前沿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我们今年的校庆也会有类似的内容。”还有一所他已经忘记名字的国外名校在自己的一百周年校庆，提出的口号是向前看一百年，“这也给我们很多启发，现在国内的校庆都集中于讲过去的辉煌，但是我们也想讲讲未来。”
刘道玉说，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像中国大学这样大操大办校庆。比如牛津大学900年校庆，没有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京都大学的100周年校庆，校内没有任何庆祝活动，反而贴了一张大海报，上面写着：“京都大学与殖民政策——反思京大犯的错误”。哈佛大学有严格的规范，每50年举行一次校庆，1986年是350年校庆，时任总统里根希望参加和发表演说，也希望学校向他颁发名誉博士学位，但是校长博克说，“无意奉承总统的虚荣心要求。”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第一任院长刘海平曾经三次参加过哈佛的毕业典礼，他说，在没有校庆的时候，这就是哈佛最大的庆典。在他看来，这是标准的“序长不序爵”，“进场方式都是按照届数，比如现在最老的校友毕业于1923届，可能也就两三个人来了，可能都是坐着轮椅，最热烈的鼓掌声一定是给这些最前面的老人，虽然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1999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副总统戈尔回哈佛参加毕业典礼，这一方面因为他是哈佛校友，另一方面因为那一年他女儿也从哈佛毕业，刘海平就坐在距离戈尔不到十米的地方，戈尔和所有人一样坐在一个小矮凳上，“他有点秃顶，天气很热，太阳直接晒在他的头上，还有点反光”，但是“坐在校友中间，他看上去很舒服”。
刘海平说，希望三个月后的南大校庆也能如此，让所有回来的人都感到“舒服”，这样就是一次最好的校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