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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信息传播是指传播者通过相应的传播渠道将档案信息传送给用户的過程，最终目标是促进档案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实现档案价值最大化。近年来，公众的档案信息需求不断增加，学界对于档案信息传播专题的关注度也不断提高。在档案信息传播研究进程中，涉及的传播学理论包括使用与满足理论、强弱关系理论、长尾理论、信息栈理论、施拉姆大众传播模式以及拉斯韦尔5W模式等。基于档案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从传播学视角出发进行档案信息传播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本文基于拉斯韦尔5W模式对2010-2020年间公开发表的档案信息传播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对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并预测了今后本专题的发展前景和研究方向，希望有助于该领域研究工作的发展。
一、数据来源及统计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
利用“中国知网（CNKI）”对档案信息传播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以“档案信息传播”为关键词，以“2010-2020”为时间段，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进行精确检索，共检出文章278篇，剔除无关文献后共得出相关文献234篇。从中选取了25篇进行重点分析，对我国近年档案信息传播领域的研究做出综合阐述。
（二）发文时间及数量统计分析
由表1所示数据可知2010-2020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关于档案信息传播研究的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6年文献数量有所减少，2018年出现一次高峰，2019、2020年文献数量又有所下降，并且2010-2020年间“中国知网（CNKI）”收录相关文献的平均数量是21篇。从以上分析可知，随着档案信息化水平提高，“档案信息传播”这一主题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一直保持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因此可以预测这一主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是研究重点。
（三）所选文献主题及数量统计分析
通过对234篇相关文献进行主题分析发现，在众多传播学理论中，发文最多的是基于拉斯韦尔5W模式对档案信息传播进行研究，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针对传播者的研究，针对传播内容的研究，针对传播媒介的研究，针对受众的研究以及针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因此本文从234篇相关文献中选取25篇基于拉斯韦尔5W模式理论的文献进行重点分析。从这25篇文献所属主题可知，多数学者对于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的研究给予了大量关注，但专门对于传播内容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
二、文献内容分析
（一）针对传播者的研究
传播者作为整套档案信息传播流程的源头，可以起到主导作用，影响传播结果。石玉认为传播者的信息素养由文化素养、信息技能、信息意识组成，文化素养指档案工作者要掌握的档案基础知识及相关知识;信息技能包括收集、整理、分析信息的能力以及运用新技术的能力;信息意识是指传播者对于档案信息的敏锐程度[1]。信息素养是传播者的必备条件，档案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藏轻用”思想的影响，传播意识较为淡薄，导致大批档案“沉睡”在档案馆，没有发挥出本来的价值。李淑敏借用传播学的控制理论来分析传播者在档案信息传播中扮演的角色，认为传播者既可以是施控角色又可以作为受控角色，施控角色指传播者针对档案信息质量、传播媒介和范围的把关;受控角色指传播者在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会遭受政治、经济及其自身的制约[2]。施控角色又称为“把关人”角色，可以控制传播方向、继续或中断档案信息的传播，传播主体除了承担“把关人”角色外，在传播档案信息时还会受到经济环境、政治方针政策以及自身等因素的影响。任琼辉在《档案信息微传播初探》中基于微信传播实践对传播组织进行研究，认为“档案信息传播有两种组织模式，个体模式和团体模式，要实现最佳传播效果，必须坚持创新、重视互动、坚守底线”[3]。档案信息传播主体因传播渠道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档案馆向公众宣传档案信息，传播主体为档案馆;个人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发布档案知识，传播主体则为个人。此外，马晨璠从非遗档案入手对其传播主体进行研究，认为目前非遗档案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传播主体自主性不足，传播意识薄弱，宣传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应该提高主体的参与意识和信息素养，积极创新档案信息传播模式[4]。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对于档案信息传播者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传播者的信息素养;二是传播者的角色分析;三是传播者的组织构成。伴随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传播者“把关人”角色不断被弱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上网发布档案信息，使得传播效果很难把控。因此针对传播者的研究成为热点，只有明确传播者的角色定位，转变工作观念，才能够达到传播效果，提高传播主体“把关人”的地位。
（二）针对传播内容的研究
传播内容即需要传播的档案信息，内容的优劣直接影响传播的结果。张庆莉认为我国档案信息传播的内容不仅包括档案本身，还包括其具体的实现条件，提出以信息资源和公众为主体的内容体系，指出当今档案信息传播的内容已经发生改变，即从档案实践信息传播向探求档案知识和传承文化过渡[5]。邵英莹在《基于“内容为王”的电视类档案节目中的档案信息传播策略研究》一文中提出，在档案信息传播中，内容是主体因素，选择满足受众需求的档案内容是提高传播效果的关键，既要体现专业性又要贴近大众生活[6]。内容是档案传播活动的精髓，通过对近十年档案信息传播领域的文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在234篇相关文献中，专门针对传播内容的研究仅仅包括上述两篇，因此针对“传播内容”的研究并没有十分深入。档案部门作为档案主管单位，收集了丰厚的档案资源，但是一方面受到“重藏轻用”观念的影响，导致传播意识欠缺，档案资源传播范围受到局限;另一方面，工作人员在传播过程中过度追求大而全，所提供的档案信息难以完全符合用户需求，影响了传播效果。因此，为充分发挥档案价值，档案部门应该做到“内容为王”，以馆藏资源为基础进行广泛传播。
（三）针对传播媒介的研究
媒介是将档案信息传递给用户的渠道或中介，是将传播者和受众进行连接的纽带，媒介的发展程度与档案信息传播效果有重要关联，媒介分析一直是档案信息传播领域的研究重点。2010年以后学界对传播媒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媒介上，其中，张宁通过对档案类博客在档案信息传播中特点及优势进行分析，将档案类博客分为专家学者创办、学生创办及档案工作人员创办三类[7]。博客是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的早期媒介，有助于宣传档案工作，开展档案交流，便于档案学科发展。樊如霞认为网络媒介在信息传播中具有超连接性、交互性、多媒体性、广泛性等特点，认为在网络媒介下传播者和受众具有等同位置，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两者可以互换，同时网络媒介改变了人们获取、传输信息的习惯和方式[8]。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相比，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取代了以往的线性传播方式，可以更便捷的与用户开展互动，充分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谢海洋认为档案垂直网站在档案信息传播中具有满足受众需求、加强档案信息传播深度、有效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等作用，认为个性化是档案垂直网站在档案信息传播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必然要求[9]。档案垂直网站是档案部门向用户传播档案信息的最权威的媒介，与其他媒介相比，可以提供更专业的档案服务，传播更多元的档案信息。周雪指出“以微博、论坛为代表的自媒体改变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档案信息传播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互播”的新模式，不仅能够及时发布、共享，而且可以供人们进行交流”[10]。运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作为传播媒介有一定的优势，即能够改变传受关系，使档案信息传播范围更广，但也存在某些劣势，即对档案信息质量的控制能力降低，使其真实性受到质疑，海量的档案信息会给用户选择带来困扰。赵彦昌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增加了人们利用档案的需求，要紧跟时代脚步，充分研究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利用微信、微博等微媒体，扩展档案信息传播和宣传的途径及范围”[11]。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加大了用户对于档案信息的需求，扩展了档案信息传播的广度和宽度，打破了以往传播主体和受众需求之间档案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苏君华以媒介环境理论为基础，研究媒介变迁对于档案信息传播的影响，他将媒介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媒介时代是以报纸、广播为主的传统环境，这一时代媒介作为政治工具使得档案信息传播充满政治色彩;第二媒介时代是伴随网络技术发展出现的新媒体时代，互动、及时是此时媒介传播特点，这一时代档案信息传播更加开放;第三媒介时代是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泛在传播，此时信息传播的主体更多，互动性更强[12]。夏天通过分析微博、微信、档案网站三种网络媒介的互动情况，认为“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传播特点，承担不同的传播角色，其中档案网站是档案机构与用户之间进行互动的最主要的媒介，微博和微信主要扮演着播报者和宣传者的角色”[13]。媒介作为档案信息传播的载体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升级，从纸质、广播等传统媒介到论坛、博客再到“两微一端”等自媒体，媒介演变促使档案信息传播的方式与效果不断发展，传播范围更广，受众更多。同时这些新兴媒介也产生了影响档案信息真实性、用户选择困难等问题，因此如何在利用网络媒介进行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保证档案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与安全性，加强传播机构与受众的互动，进行个性化传播成为今后的研究重点。 （四）针对受众的研究
受众指档案信息的使用者，是档案信息传播的归宿。网络化背景下，受众不但可以接收档案信息，也可以进行二次、三次传播，甚至可以通过反馈影响传播效果。樊如霞认为满足受众需求是档案信息传播的宗旨，档案价值只有通过受众需求得到满足才能够体现出来，提出建立能够满足受众需求的档案信息网站[14]。也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分众传播时代，将分众传播理论应用于档案信息传播的研究中。叶丽丽将分众传播定义为“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通过专业的传播平台，向特定的目标群体传播所需档案信息”[15]。叶美绿在《分众传播时代档案信息的小众化服务探析》一文中提到网络时代，档案信息受众开始走向分化，受众信息需求逐渐多元，认为档案工作者为满足受众需求必须提供个性化、多样化信息服务，因此在受众不断分化的情况下档案信息必然从大众传播走向小众化[16]。分众传播的实质是按需传播，传播者不能再盲目的进行大众传播，而是要充分了解受众需求，从而进行“定传”和“窄传”。邢变变、党少彬对受众选择‘3S’理论进行探讨，认为受众在接收档案信息时有很大的选择性，主要表现在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方面，因此档案机构应该提供定制型、特色化档案信息服务[17]。综上所述，在新媒体时代，受众不仅是受传者更是档案信息的主动接受以及再次传播者，受众需求逐渐变得多样化，因而怎样迎合受众的多元化信息需求，增加与受众的互动，及时了解受众反馈是目前档案机构及各位学者的关注点。
（五）针对传播效果的研究
传播效果是指传播者的行为对受众产生的影响，是档案信息传播活动的重要评价标准。近年来，针对档案信息传播效果的研究不断得到档案学界的重视，发文数量最多。郭佳然指出“档案信息传播效果会因受众对传播主体信任程度的大小而产生较大差异，这种信任程度被称为公信度，主要与档案馆的权威性和知名度相关，要达到满意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增加档案信息源的可靠性、提高受众对于档案馆的信任程度、提供良好的传播环境和氛围”[18]。有效传播是实现档案价值的最佳路径，档案馆作为传播主体，其公信度会影响传播质量，同时档案信息传播还会受到各种噪声的干扰。魏扣认为与传统环境相比，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更加复杂，从发送、传播到接收各个过程都会受到干扰，政治、经济、文化等诱导因素都会使档案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改变，因此，抑制和消除噪音是提高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19]。张庆莉在公众理念的基础上研究档案信息传播，认为公众是推动档案信息传播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因素，认为将档案信息传播推送到公共认同、接受的层面是未来的发展方向[20]。档案信息获得公众认同并为其所用时才能真正实现它的价值，只有以最低廉的传播成本，最优质的信息内容来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才能使传播效果最大化。聂云霞指出全媒体平台有助于丰富和满足受众的档案信息需求，提供系统的档案信息服务，但在全媒体多维语境下，档案信息传播具有资源整合力度较弱、信息污染等问题，并从传播方式、传播机制、传播技术、人才队伍等方面提出增强档案信息传播效果的策略[21]。张澍雅在《数字人文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服务的新思考》中认为在数字人文环境下，可以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让受众体验虚拟世界，信息资源的流动和共享通过数字人文环境得到改善和提高，可以有力的提高档案信息传播速度[22]。档案信息传播的方式同样受到数字人文技术的影响，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弥补档案部门在档案信息传播中缺少个性化及特色化的不足。张江珊首次将“参与式文化”与档案信息传播相结合，认为在“参与式”语境下，传播主体更加非专业化、传播内容更加多元化、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因此必须重新进行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做好参与者管理、进行档案信息的质量控制，从而提高档案信息传播效果[23]。除了重新定义档案工作者的角色，控制档案信息传播质量以外，构建档案信息传播效果評价体系也是目前各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之一。卞昭玲采用多维尺度分析方法，从信息传播环境、传播能力以及受众三个维度来构建档案网站的信息传播效果评价体系[24]。邢变变指出档案信息轻量化传播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为用户呈现出浸入式、交互性的感觉，同时传播效果会受到技术、移动网络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准确衡量传播效果变得困难，应构建更加科学的档案信息传播效果评价体系[25]。在拉斯韦尔提出的五个传播要素中，传播效果对其他要素具有显著的导向功能，而其他要素的最终实现结果都需要利用传播效果加以衡量和评价，因此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十分重要。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可知，传播效果研究主要关注提高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效果的方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提高用户对传播者的信任程度;二是保证待传档案信息的质量;三是最大程度上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四是做好档案信息传播效果的评价。
三、总结与展望
在近十余年中，档案界关于档案信息传播这一专题的研究不断突破，但也出现一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点：第一，忽视了对于传播内容的研究。近年来，学界对于档案信息传播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上，而专门对于传播内容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与其他几个因素相比存在明显差距。档案信息传播的关键是内容传播，忽视对传播内容的研究会直接影响传播结果。第二，多为传统理论研究，技术方面的研究较少。在重点分析的25篇文献中，多数是档案信息传播的基础理论，而对传播技术则很少涉及，即使有所提及，也处于初级阶段。信息时代，技术即媒介，在信息传播要素中处于主要地位，因此要加大对传播技术的重视程度。第三，多为学术探讨，应用层面的研究较少。目前，对档案信息传播的研究主体主要集中在各个高校的教师和学生中，而档案部门对该领域研究深度不足。
目前，在档案信息传播，特别是网络传播中，隐私问题、二次甚至三次传播以及档案“泛化”现象普遍存在，档案信息传播方式不断革新，信息安全问题日趋严重，个人隐私泄露事件时有发生，因此研究五大传播要素同时，针对传播风险、传播安全的研究也必不可少。 理论研究要注重在实践中的应用，避免学术研究与现实工作脱离。加强传播技术的研究，注重对各传播要素研究同步进行，健全档案信息传播体系，使大众更便于享受档案信息的传播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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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谢海洋，高丽华，卞昭玲.我国档案垂直网站的发展现状及其在档案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分析[J].档案学通讯，2012（01）：77-80.
[10]周雪.浅析自媒体时代下档案信息资源传播[J].档案管理，2014（0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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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张江珊，蔡非凡.参与式语境下档案信息公开传播创新的思考[J].档案学研究，2020（02）：86-89.
[24]卞昭玲，沈昊，谢海洋.我国档案网站档案信息传播效果实证研究[J].北京档案，2015（03）：24-26.
[25]邢变变，党少彬.档案信息轻量化传播的应然态势及实现路径[J].档案学通讯，2020（04）：65-70.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档案研究分会2020-2021年度档案研究课题项目“高校档案工作功能定位和创新发展探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管理学院
一、数据来源及统计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
利用“中国知网（CNKI）”对档案信息传播主题的相关文献进行检索。以“档案信息传播”为关键词，以“2010-2020”为时间段，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进行精确检索，共检出文章278篇，剔除无关文献后共得出相关文献234篇。从中选取了25篇进行重点分析，对我国近年档案信息传播领域的研究做出综合阐述。
（二）发文时间及数量统计分析
由表1所示数据可知2010-2020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收录的关于档案信息传播研究的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6年文献数量有所减少，2018年出现一次高峰，2019、2020年文献数量又有所下降，并且2010-2020年间“中国知网（CNKI）”收录相关文献的平均数量是21篇。从以上分析可知，随着档案信息化水平提高，“档案信息传播”这一主题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一直保持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因此可以预测这一主题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是研究重点。
（三）所选文献主题及数量统计分析
通过对234篇相关文献进行主题分析发现，在众多传播学理论中，发文最多的是基于拉斯韦尔5W模式对档案信息传播进行研究，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针对传播者的研究，针对传播内容的研究，针对传播媒介的研究，针对受众的研究以及针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因此本文从234篇相关文献中选取25篇基于拉斯韦尔5W模式理论的文献进行重点分析。从这25篇文献所属主题可知，多数学者对于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的研究给予了大量关注，但专门对于传播内容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
二、文献内容分析
（一）针对传播者的研究
传播者作为整套档案信息传播流程的源头，可以起到主导作用，影响传播结果。石玉认为传播者的信息素养由文化素养、信息技能、信息意识组成，文化素养指档案工作者要掌握的档案基础知识及相关知识;信息技能包括收集、整理、分析信息的能力以及运用新技术的能力;信息意识是指传播者对于档案信息的敏锐程度[1]。信息素养是传播者的必备条件，档案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藏轻用”思想的影响，传播意识较为淡薄，导致大批档案“沉睡”在档案馆，没有发挥出本来的价值。李淑敏借用传播学的控制理论来分析传播者在档案信息传播中扮演的角色，认为传播者既可以是施控角色又可以作为受控角色，施控角色指传播者针对档案信息质量、传播媒介和范围的把关;受控角色指传播者在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会遭受政治、经济及其自身的制约[2]。施控角色又称为“把关人”角色，可以控制传播方向、继续或中断档案信息的传播，传播主体除了承担“把关人”角色外，在传播档案信息时还会受到经济环境、政治方针政策以及自身等因素的影响。任琼辉在《档案信息微传播初探》中基于微信传播实践对传播组织进行研究，认为“档案信息传播有两种组织模式，个体模式和团体模式，要实现最佳传播效果，必须坚持创新、重视互动、坚守底线”[3]。档案信息传播主体因传播渠道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档案馆向公众宣传档案信息，传播主体为档案馆;个人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发布档案知识，传播主体则为个人。此外，马晨璠从非遗档案入手对其传播主体进行研究，认为目前非遗档案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传播主体自主性不足，传播意识薄弱，宣传不到位等问题，因此应该提高主体的参与意识和信息素养，积极创新档案信息传播模式[4]。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对于档案信息传播者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传播者的信息素养;二是传播者的角色分析;三是传播者的组织构成。伴随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传播者“把关人”角色不断被弱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上网发布档案信息，使得传播效果很难把控。因此针对传播者的研究成为热点，只有明确传播者的角色定位，转变工作观念，才能够达到传播效果，提高传播主体“把关人”的地位。
（二）针对传播内容的研究
传播内容即需要传播的档案信息，内容的优劣直接影响传播的结果。张庆莉认为我国档案信息传播的内容不仅包括档案本身，还包括其具体的实现条件，提出以信息资源和公众为主体的内容体系，指出当今档案信息传播的内容已经发生改变，即从档案实践信息传播向探求档案知识和传承文化过渡[5]。邵英莹在《基于“内容为王”的电视类档案节目中的档案信息传播策略研究》一文中提出，在档案信息传播中，内容是主体因素，选择满足受众需求的档案内容是提高传播效果的关键，既要体现专业性又要贴近大众生活[6]。内容是档案传播活动的精髓，通过对近十年档案信息传播领域的文献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在234篇相关文献中，专门针对传播内容的研究仅仅包括上述两篇，因此针对“传播内容”的研究并没有十分深入。档案部门作为档案主管单位，收集了丰厚的档案资源，但是一方面受到“重藏轻用”观念的影响，导致传播意识欠缺，档案资源传播范围受到局限;另一方面，工作人员在传播过程中过度追求大而全，所提供的档案信息难以完全符合用户需求，影响了传播效果。因此，为充分发挥档案价值，档案部门应该做到“内容为王”，以馆藏资源为基础进行广泛传播。
（三）针对传播媒介的研究
媒介是将档案信息传递给用户的渠道或中介，是将传播者和受众进行连接的纽带，媒介的发展程度与档案信息传播效果有重要关联，媒介分析一直是档案信息传播领域的研究重点。2010年以后学界对传播媒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媒介上，其中，张宁通过对档案类博客在档案信息传播中特点及优势进行分析，将档案类博客分为专家学者创办、学生创办及档案工作人员创办三类[7]。博客是档案信息网络传播的早期媒介，有助于宣传档案工作，开展档案交流，便于档案学科发展。樊如霞认为网络媒介在信息传播中具有超连接性、交互性、多媒体性、广泛性等特点，认为在网络媒介下传播者和受众具有等同位置，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两者可以互换，同时网络媒介改变了人们获取、传输信息的习惯和方式[8]。网络媒介与传统媒介相比，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取代了以往的线性传播方式，可以更便捷的与用户开展互动，充分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谢海洋认为档案垂直网站在档案信息传播中具有满足受众需求、加强档案信息传播深度、有效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等作用，认为个性化是档案垂直网站在档案信息传播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必然要求[9]。档案垂直网站是档案部门向用户传播档案信息的最权威的媒介，与其他媒介相比，可以提供更专业的档案服务，传播更多元的档案信息。周雪指出“以微博、论坛为代表的自媒体改变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档案信息传播方式，逐渐形成了一种“互播”的新模式，不仅能够及时发布、共享，而且可以供人们进行交流”[10]。运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作为传播媒介有一定的优势，即能够改变传受关系，使档案信息传播范围更广，但也存在某些劣势，即对档案信息质量的控制能力降低，使其真实性受到质疑，海量的档案信息会给用户选择带来困扰。赵彦昌认为“互联网的发展增加了人们利用档案的需求，要紧跟时代脚步，充分研究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利用微信、微博等微媒体，扩展档案信息传播和宣传的途径及范围”[11]。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加大了用户对于档案信息的需求，扩展了档案信息传播的广度和宽度，打破了以往传播主体和受众需求之间档案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苏君华以媒介环境理论为基础，研究媒介变迁对于档案信息传播的影响，他将媒介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媒介时代是以报纸、广播为主的传统环境，这一时代媒介作为政治工具使得档案信息传播充满政治色彩;第二媒介时代是伴随网络技术发展出现的新媒体时代，互动、及时是此时媒介传播特点，这一时代档案信息传播更加开放;第三媒介时代是以自媒体为代表的泛在传播，此时信息传播的主体更多，互动性更强[12]。夏天通过分析微博、微信、档案网站三种网络媒介的互动情况，认为“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传播特点，承担不同的传播角色，其中档案网站是档案机构与用户之间进行互动的最主要的媒介，微博和微信主要扮演着播报者和宣传者的角色”[13]。媒介作为档案信息传播的载体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更新升级，从纸质、广播等传统媒介到论坛、博客再到“两微一端”等自媒体，媒介演变促使档案信息传播的方式与效果不断发展，传播范围更广，受众更多。同时这些新兴媒介也产生了影响档案信息真实性、用户选择困难等问题，因此如何在利用网络媒介进行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保证档案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与安全性，加强传播机构与受众的互动，进行个性化传播成为今后的研究重点。 （四）针对受众的研究
受众指档案信息的使用者，是档案信息传播的归宿。网络化背景下，受众不但可以接收档案信息，也可以进行二次、三次传播，甚至可以通过反馈影响传播效果。樊如霞认为满足受众需求是档案信息传播的宗旨，档案价值只有通过受众需求得到满足才能够体现出来，提出建立能够满足受众需求的档案信息网站[14]。也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分众传播时代，将分众传播理论应用于档案信息传播的研究中。叶丽丽将分众传播定义为“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通过专业的传播平台，向特定的目标群体传播所需档案信息”[15]。叶美绿在《分众传播时代档案信息的小众化服务探析》一文中提到网络时代，档案信息受众开始走向分化，受众信息需求逐渐多元，认为档案工作者为满足受众需求必须提供个性化、多样化信息服务，因此在受众不断分化的情况下档案信息必然从大众传播走向小众化[16]。分众传播的实质是按需传播，传播者不能再盲目的进行大众传播，而是要充分了解受众需求，从而进行“定传”和“窄传”。邢变变、党少彬对受众选择‘3S’理论进行探讨，认为受众在接收档案信息时有很大的选择性，主要表现在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方面，因此档案机构应该提供定制型、特色化档案信息服务[17]。综上所述，在新媒体时代，受众不仅是受传者更是档案信息的主动接受以及再次传播者，受众需求逐渐变得多样化，因而怎样迎合受众的多元化信息需求，增加与受众的互动，及时了解受众反馈是目前档案机构及各位学者的关注点。
（五）针对传播效果的研究
传播效果是指传播者的行为对受众产生的影响，是档案信息传播活动的重要评价标准。近年来，针对档案信息传播效果的研究不断得到档案学界的重视，发文数量最多。郭佳然指出“档案信息传播效果会因受众对传播主体信任程度的大小而产生较大差异，这种信任程度被称为公信度，主要与档案馆的权威性和知名度相关，要达到满意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增加档案信息源的可靠性、提高受众对于档案馆的信任程度、提供良好的传播环境和氛围”[18]。有效传播是实现档案价值的最佳路径，档案馆作为传播主体，其公信度会影响传播质量，同时档案信息传播还会受到各种噪声的干扰。魏扣认为与传统环境相比，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更加复杂，从发送、传播到接收各个过程都会受到干扰，政治、经济、文化等诱导因素都会使档案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改变，因此，抑制和消除噪音是提高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19]。张庆莉在公众理念的基础上研究档案信息传播，认为公众是推动档案信息传播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因素，认为将档案信息传播推送到公共认同、接受的层面是未来的发展方向[20]。档案信息获得公众认同并为其所用时才能真正实现它的价值，只有以最低廉的传播成本，最优质的信息内容来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才能使传播效果最大化。聂云霞指出全媒体平台有助于丰富和满足受众的档案信息需求，提供系统的档案信息服务，但在全媒体多维语境下，档案信息传播具有资源整合力度较弱、信息污染等问题，并从传播方式、传播机制、传播技术、人才队伍等方面提出增强档案信息传播效果的策略[21]。张澍雅在《数字人文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服务的新思考》中认为在数字人文环境下，可以运用虚拟现实技术让受众体验虚拟世界，信息资源的流动和共享通过数字人文环境得到改善和提高，可以有力的提高档案信息传播速度[22]。档案信息传播的方式同样受到数字人文技术的影响，利用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弥补档案部门在档案信息传播中缺少个性化及特色化的不足。张江珊首次将“参与式文化”与档案信息传播相结合，认为在“参与式”语境下，传播主体更加非专业化、传播内容更加多元化、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因此必须重新进行档案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做好参与者管理、进行档案信息的质量控制，从而提高档案信息传播效果[23]。除了重新定义档案工作者的角色，控制档案信息传播质量以外，构建档案信息传播效果評价体系也是目前各学者研究讨论的热点之一。卞昭玲采用多维尺度分析方法，从信息传播环境、传播能力以及受众三个维度来构建档案网站的信息传播效果评价体系[24]。邢变变指出档案信息轻量化传播有助于提升传播效果，为用户呈现出浸入式、交互性的感觉，同时传播效果会受到技术、移动网络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准确衡量传播效果变得困难，应构建更加科学的档案信息传播效果评价体系[25]。在拉斯韦尔提出的五个传播要素中，传播效果对其他要素具有显著的导向功能，而其他要素的最终实现结果都需要利用传播效果加以衡量和评价，因此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十分重要。综合各位学者的观点可知，传播效果研究主要关注提高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效果的方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提高用户对传播者的信任程度;二是保证待传档案信息的质量;三是最大程度上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四是做好档案信息传播效果的评价。
三、总结与展望
在近十余年中，档案界关于档案信息传播这一专题的研究不断突破，但也出现一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点：第一，忽视了对于传播内容的研究。近年来，学界对于档案信息传播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上，而专门对于传播内容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与其他几个因素相比存在明显差距。档案信息传播的关键是内容传播，忽视对传播内容的研究会直接影响传播结果。第二，多为传统理论研究，技术方面的研究较少。在重点分析的25篇文献中，多数是档案信息传播的基础理论，而对传播技术则很少涉及，即使有所提及，也处于初级阶段。信息时代，技术即媒介，在信息传播要素中处于主要地位，因此要加大对传播技术的重视程度。第三，多为学术探讨，应用层面的研究较少。目前，对档案信息传播的研究主体主要集中在各个高校的教师和学生中，而档案部门对该领域研究深度不足。
目前，在档案信息传播，特别是网络传播中，隐私问题、二次甚至三次传播以及档案“泛化”现象普遍存在，档案信息传播方式不断革新，信息安全问题日趋严重，个人隐私泄露事件时有发生，因此研究五大传播要素同时，针对传播风险、传播安全的研究也必不可少。 理论研究要注重在实践中的应用，避免学术研究与现实工作脱离。加强传播技术的研究，注重对各传播要素研究同步进行，健全档案信息传播体系，使大众更便于享受档案信息的传播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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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档案研究分会2020-2021年度档案研究课题项目“高校档案工作功能定位和创新发展探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