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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周刊》:2009年1月,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提出美国新能源政策,他任命了一批重要官员推进能源事务,包括华裔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等,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审议“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媒体称这一系列动作为“美国能源新政”,您觉得该新政出台的背景、目的和主要内容有哪些?
宣晓伟:此次美国能源新政,主要是为了保证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经济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这几大目标而出台的。首先,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35年间已经由35%上升到接近60%,对国外石油的深度依赖对美国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其次,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急需找到新的增长点拉动就业。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相比布什政府有了较大转变,这也反映了美国主流民意对全球变暖这一问题看法的变化。
综合以上来看,美国有客观需要在近期内就能源环境课题出台一个综合性的应对方案。在已经执行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也涉及到众多的能源发展议题,其对各种能源项目的投资总金额高达613亿美元,比如智能电网11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研发推广60亿美元等。目前正在审议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主要包括清洁能源、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向清洁能源体系过渡四大部分。这个议案最突出的特点是第一次提出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方案,设定了美国温室气体限排的目标和时间表,准备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方案。
《商务周刊》:布什政府曾经不愿减排,很多美国人也否认全球变暖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但奥巴马对于减排的态度转向了,这是为什么?
宣晓伟:全球变暖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美国国内各方基于不同的认识和利益,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非常激进的环保人士,到持气候变化怀疑论的顽固分子,对于气候变化的争论极其激烈。传统上,美国的能源政策偏向于大型的、资本技术密集的传统能源公司,因此小布什不签署《京都议定书》有其国内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事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没有好处。
但现在美国的主流民意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促使美国人更多地思考气候变化的问题,认同全球变暖和需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观念。奥巴马的上台也是迎合了这种民意变化,他任命了一系列在能源问题上持进取甚至激进态度的官员,包括环保署署长Lisa Jackson、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科技办公室主任John Holdren等。与此同时,民主党在国会已经中占据多数,而民主党向来在发展替代能源、推进能源转型方面比共和党更为积极。
《商务周刊》:美国现在的电力供应结构是怎样的?它目前的改进重点放在哪里?
宣晓伟:美国目前电力供应的约40%来自天然气发电,10%左右来自核电,煤电占30%多,水电不到10%,石油发电5%左右,剩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不到5%。美国在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同时,也比较重视现有燃煤电厂技术的研发。考虑到未来二氧化碳排放的限制,美国目前正在大力研发和推广二氧化碳捕获与收集技术,即将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通过管道运输,注入地下或海里进行长期储存。在“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就有34亿美元投到了这里面。实际上,欧盟和美国现在都在大力推广这个技术,但是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成本。煤电本来是最便宜的,加上这个技术后发电价格就会明显上升,因此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中国虽然现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但以中国的能源禀赋,“以煤为主”还是中国能源战略的首要内容,短期内难有太大改变。中国目前煤电比例高达近80%,未来煤电厂面临二氧化碳排放约束的局面可能比美国更严峻。因此,对于类似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国应该及早有一个战略考虑和安排。
《商务周刊》:美国的能源新政和我们国家的能源政策有什么大的不同?
宣晓伟: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美两国在能源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理念、目标、手段的本质不同。首先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能做好的,政府不应也不能插手,以防对市场造成干扰,形成公平和效率的损失。这种理念深入人心,因此众多美国人对于政府具有很强的戒心,要求严格约束政府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府没有、事实上也没能力制定一个所谓的全面、长期的能源发展战略;其次,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有一套比较完善和明确的制度规则,来保证重大政策出台的过程中各方利益和意见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充分博弈,使得最终的政策能够符合主流民意。有众多美国学者诟病美国缺乏长期能源战略导致其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节节上升,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无需也不应制定全面长期的国家能源政策,这是基于对强力政府深深的不信任感所导致的。就像目前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首先由众议院的专业委员会提出并投票通过,然后经众议院通过;再拿到参议院,再重复一遍与众议院相同的流程,最后参众两院还要组成联合委员会,协调修改成一个最终版本,再由总统签署生效。
所以在美国的体制下,政府面临着很多的约束和监督,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政府可以有口号,能源部的经费预算也会有很大增长和调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资助项目,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较深地介入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甚至主导能源产业的发展。它的能源政策,更多是起到引导、监管和服务的作用。此外,美国的能源政策跟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特定议题、特定事件相联系,例如19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尼克松政府大力强调节能和替代能源,但随着油价的下降和石油供应的稳定,相应的能源政策往往无疾而终。
《商务周刊》:中国的能源政策和产业发展可以从美国身上学习些什么?
宣晓伟:尽管截然不同,但美国能源政策的一些原则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比如美国能源政策的出台主要基于能源安全、效率和公平三个方面来考虑。能源安全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效率和公平要求在能源产业领域建立竞争机制,以较低的能源成本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随着形势的转变,中国现在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可长久持续,我们需要找到新的要素组合方式,获取新的竞争优势。
就能源领域而言,世界能源体系正转向可再生能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能否培养出自主创新的技术能力?在我们的传统能源领域,例如煤电设备,尽管国内企业掌握了100万千瓦等大型设备的技术,但核心技术还在跨国企业手里,别人给你什么级别的技术,你就只能造这个级别的产品,自己缺乏能力进行技术升级。说白了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发展的产业,而是技术命脉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的加工产业。在新能源领域会不会重蹈覆辙?现在来看还是有可能。另一方面是能不能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发展出来一个完整自主的新能源产业?新能源发展与传统能源的一个根本不同是它本质是趋向分散的,不像传统能源,从勘探、开采、加工、销售需要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一体化大公司。目前新能源各种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层出不穷,存在各种各样的技术路线和可能前景,在此过程中,中小企业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管理者还是秉承以前计划经济的思维,画地为牢,圈定所谓重点企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真命天子”身上,就难以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是在传统能源行业,国有企业已经拥有了绝对的优势,外资跨国巨头也凭借技术等优势占据了有利地位,如果这种格局维系到新能源行业,将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管理者要充分汲取传统能源行业以及汽车等行业发展的相关教训。
宣晓伟:此次美国能源新政,主要是为了保证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增长、应对经济危机和应对气候变化这几大目标而出台的。首先,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35年间已经由35%上升到接近60%,对国外石油的深度依赖对美国能源安全尤其是石油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其次,美国经济正面临着次贷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衰退,急需找到新的增长点拉动就业。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相比布什政府有了较大转变,这也反映了美国主流民意对全球变暖这一问题看法的变化。
综合以上来看,美国有客观需要在近期内就能源环境课题出台一个综合性的应对方案。在已经执行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也涉及到众多的能源发展议题,其对各种能源项目的投资总金额高达613亿美元,比如智能电网11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研发推广60亿美元等。目前正在审议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主要包括清洁能源、能源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向清洁能源体系过渡四大部分。这个议案最突出的特点是第一次提出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方案,设定了美国温室气体限排的目标和时间表,准备实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方案。
《商务周刊》:布什政府曾经不愿减排,很多美国人也否认全球变暖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但奥巴马对于减排的态度转向了,这是为什么?
宣晓伟:全球变暖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美国国内各方基于不同的认识和利益,对于气候变化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非常激进的环保人士,到持气候变化怀疑论的顽固分子,对于气候变化的争论极其激烈。传统上,美国的能源政策偏向于大型的、资本技术密集的传统能源公司,因此小布什不签署《京都议定书》有其国内原因,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的多数美国人认为这事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没有好处。
但现在美国的主流民意逐渐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卡特里娜飓风事件促使美国人更多地思考气候变化的问题,认同全球变暖和需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观念。奥巴马的上台也是迎合了这种民意变化,他任命了一系列在能源问题上持进取甚至激进态度的官员,包括环保署署长Lisa Jackson、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科技办公室主任John Holdren等。与此同时,民主党在国会已经中占据多数,而民主党向来在发展替代能源、推进能源转型方面比共和党更为积极。
《商务周刊》:美国现在的电力供应结构是怎样的?它目前的改进重点放在哪里?
宣晓伟:美国目前电力供应的约40%来自天然气发电,10%左右来自核电,煤电占30%多,水电不到10%,石油发电5%左右,剩下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不到5%。美国在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同时,也比较重视现有燃煤电厂技术的研发。考虑到未来二氧化碳排放的限制,美国目前正在大力研发和推广二氧化碳捕获与收集技术,即将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通过管道运输,注入地下或海里进行长期储存。在“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中就有34亿美元投到了这里面。实际上,欧盟和美国现在都在大力推广这个技术,但是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成本。煤电本来是最便宜的,加上这个技术后发电价格就会明显上升,因此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中国虽然现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但以中国的能源禀赋,“以煤为主”还是中国能源战略的首要内容,短期内难有太大改变。中国目前煤电比例高达近80%,未来煤电厂面临二氧化碳排放约束的局面可能比美国更严峻。因此,对于类似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国应该及早有一个战略考虑和安排。
《商务周刊》:美国的能源新政和我们国家的能源政策有什么大的不同?
宣晓伟: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中美两国在能源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理念、目标、手段的本质不同。首先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能做好的,政府不应也不能插手,以防对市场造成干扰,形成公平和效率的损失。这种理念深入人心,因此众多美国人对于政府具有很强的戒心,要求严格约束政府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政府没有、事实上也没能力制定一个所谓的全面、长期的能源发展战略;其次,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它有一套比较完善和明确的制度规则,来保证重大政策出台的过程中各方利益和意见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充分博弈,使得最终的政策能够符合主流民意。有众多美国学者诟病美国缺乏长期能源战略导致其石油对外依赖程度节节上升,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美国无需也不应制定全面长期的国家能源政策,这是基于对强力政府深深的不信任感所导致的。就像目前的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首先由众议院的专业委员会提出并投票通过,然后经众议院通过;再拿到参议院,再重复一遍与众议院相同的流程,最后参众两院还要组成联合委员会,协调修改成一个最终版本,再由总统签署生效。
所以在美国的体制下,政府面临着很多的约束和监督,能做的事情比较有限。政府可以有口号,能源部的经费预算也会有很大增长和调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资助项目,但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较深地介入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甚至主导能源产业的发展。它的能源政策,更多是起到引导、监管和服务的作用。此外,美国的能源政策跟特定历史阶段所具有的特定议题、特定事件相联系,例如19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尼克松政府大力强调节能和替代能源,但随着油价的下降和石油供应的稳定,相应的能源政策往往无疾而终。
《商务周刊》:中国的能源政策和产业发展可以从美国身上学习些什么?
宣晓伟:尽管截然不同,但美国能源政策的一些原则仍然值得我们学习。比如美国能源政策的出台主要基于能源安全、效率和公平三个方面来考虑。能源安全保障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效率和公平要求在能源产业领域建立竞争机制,以较低的能源成本来推动经济的发展。随着形势的转变,中国现在的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可长久持续,我们需要找到新的要素组合方式,获取新的竞争优势。
就能源领域而言,世界能源体系正转向可再生能源,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能否培养出自主创新的技术能力?在我们的传统能源领域,例如煤电设备,尽管国内企业掌握了100万千瓦等大型设备的技术,但核心技术还在跨国企业手里,别人给你什么级别的技术,你就只能造这个级别的产品,自己缺乏能力进行技术升级。说白了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发展的产业,而是技术命脉掌握在国外企业手里的加工产业。在新能源领域会不会重蹈覆辙?现在来看还是有可能。另一方面是能不能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发展出来一个完整自主的新能源产业?新能源发展与传统能源的一个根本不同是它本质是趋向分散的,不像传统能源,从勘探、开采、加工、销售需要一个实力非常强大的一体化大公司。目前新能源各种技术的发展方兴未艾、层出不穷,存在各种各样的技术路线和可能前景,在此过程中,中小企业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果我们的管理者还是秉承以前计划经济的思维,画地为牢,圈定所谓重点企业,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真命天子”身上,就难以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尤其是在传统能源行业,国有企业已经拥有了绝对的优势,外资跨国巨头也凭借技术等优势占据了有利地位,如果这种格局维系到新能源行业,将对中国的新能源产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管理者要充分汲取传统能源行业以及汽车等行业发展的相关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