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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在毛泽东、邓小平、尼克松、福特、卡特等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关系至今已成为影响世界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值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回顾中美关系不同寻常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前景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美关系的性质，深刻把握中美关系的走势。
冷战框架内以合作谋安全的中美关系(1979.1－1991.12)
自尼克松至老布什的美国决策者主要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待中美关系，希望中国在遏制苏联在亚洲扩张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则从为国内改革开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及加快祖国统一进程的角度积极推进中美关系。中苏分裂与美苏全球争霸成为推动中美接近的结构性因素。面对共同敌人，切实感受到来自苏联的紧迫威胁的中国及与苏联对峙30年的美国的关系不断加强。在此阶段，美国更多的是从体系层次的全球战略规划来看待中美关系，中国主要是从国家层次的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视角处理中美关系的。安全议题是保证中美合作的主导性因素。
在合作反苏的大框架内，中美在如何保证自身安全利益的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其焦点是台湾问题。自建交谈判开始，中国就明确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与重要性。美国从全球遏制苏联的规划出发，果断采取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等举措，为中美建交创造了条件。尽管双方在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方面仍存在分歧，但毕竟都重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选项。中美建交增强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为统一进程的尽早实现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
建交后的中美关系一直深受美国国会政治的影响。中美建交之初，美国国会就于1979年3月迅速推动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将台湾问题需和平解决、应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等涉及中国内政的问题以国内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30年中持续引发中美危机的重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美之间争论围绕美对台军售展开。中国劝告美国停止对台军售，以便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然而，在国内亲台势力的影响下，里根政府计划向台湾地区出售包括FX战斗机在内的先进武器，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经过数月谈判，中美于1982年达成“8·17公报”，美国保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性能与数量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经过一段时间实现最后解决。尽管美国以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其落实该公报的前提，中国坚持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由中国自己决定的主张，但“8·17公报”明确了建交谈判中遗留的美对台军售所遵循的原则，中美双方在相互妥协中展现出发展两国关系的良好愿望。此后，中美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两国教育文化交流也逐渐启动并不断得到加强。
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及美苏缓和客观上降低了中国在美国对抗苏联中的作用，而1989年中国国内出现的政治动乱更恶化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导致中美关系的急剧倒退。美国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采取了制裁中国的一系列措施。不过，老布什政府坚持从中国在平衡日本与苏联及防止核扩散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的宏观角度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坚决反对与中国断交，而是主张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在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及尼克松、基辛格等支持中美关系的政治家的推动下，中美关系展现出其强劲韧性，在经历了艰难考验后得以维持下来。然而，1991年12月苏联的瓦解将中美关系迅速带入到一个前途未卜的时期。
跌宕起伏，摇摆不定的中美关系(1992.1－2001.9)
冷战的结束将中美关系引入一个剧烈波动时期。中美关系经受了一系列事件的冲击。老布什出于大选需要于1992年9月做出违背中美“8·17”公报原则的向台出售150架F－16战斗机的决定。1993年1月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执政初期在对华外交中突出价值观因素，主张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中国改善人权相联系，同时反对中国申办奥运会、诬称中国“银河”号远洋货船运载违禁品，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面对国际形势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中国始终坚持“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沉着应对出现的各种挑战，以首脑会晤的方式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在1993年11月的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江泽民与克林顿举行自1989年2月以来的第一次中美首脑会谈，达成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共识。克林顿政府逐渐放弃以人权为由对华制裁及人权与对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做法。然而渐趋恢复的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与国会因素而再次倒退。
中国一向强调三个联合公报是指导中美关系的主要文件，从来不承认“与台湾关系法”。但美国国会制定并于1994年4月由克林顿签署的关于“与台湾关系法”优于包括公报在内的政策声明内容的法案，从而为美国全面介入台湾问题提供了法理基础。克林顿政府于1995年在国会压力下给李登辉发放访美签证。美国政府这一系列违反三个联合公报根本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公开制造两个中国极为严重的行为触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引发了中国强烈回应。1996年3月，中国举行了震慑台独的军事演习。美国两个航母编队也驶往台湾海峡附近海域待命，中美关系骤然发展到军事冲突的边缘。
中美冲突可能带来的巨大代价令中美两国政府都认识到以合作保安全的重要性。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双方宣布将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克林顿对中国展开为期9天的访问，保持了元首会晤的良好势头。1999年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2000年美国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中美合作的领域逐渐拓宽。
不过，此时的中美关系发展因美国国内主张对华强硬力量的阻挠而不断遭受阻挠。1998年美国国会发表的污蔑中国窃取美国高科技的“考克斯报告”、1999年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炸馆事件”、2000年美国出现的无中生有的“李文和间谍案”等揭示出美国国内存在着较为强大的敌视中国的政治力量，也揭示出中美关系处于摇摆不定状态的现实。
在2000年11月总统大选中胜出的小布什深受新保守主义理念影响，其执政初期以竞争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宣扬“中国是美国竞争对手，不是战略伙伴”主张，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2001年4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的突然发生更引发人们对美国对华将采取遏制战略的忧虑。
此阶段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基础比较薄弱，是建交以来双方关系波折最为剧烈也是最难驾驭的时期。两国政府在保持中美关系不受根本损害方面都做出了艰难但富有成效的努力。
全球化及反恐背景下全方位深层次合作的中美关系(2001.9－)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时代潮流。经过建交后20余年的发展，中美经济已实现高度 的融合，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支撑力量，这为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中美贸易来看，1979年两国建交时，中美贸易额还不到25亿美元，而2007年双边贸易额已突破3000亿美元。目前中国与美国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美两国已达到彼此经济的稳定与繁荣都离不开对方的程度。为促进经济合作，中美决策层建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该机制成为双方决策层解决诸如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及人民币汇率等互相关心的经济问题及开展经济合作的有效管道。在当今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时代，中美经济彼此依赖的特点更为突出。
在安全战略方面，“9·11”事件迫使美国最终放弃了大国对抗的惯性安全思维模式，快速确立了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美国最大威胁及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反恐战略。布什政府相应的迅速调整对华强硬政策，转而寻求以与中国合作的方式解决美国面临的安全困境。新世纪的中国领导人明确了中国以致力于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为目标的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中美之间在反恐及稳定现有国际体系方面具备了深入合作的共同战略基础。
中美在经济发展与安全战略方面所具有的共识推动着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内合作的不断深入。布什政府充分认识到中国对台湾问题的高度关切。为防止台湾问题冲击中美合作的大局，布什在多个场合反复阐明坚持一个中国、不支持台独的政策立场，并在反对台湾民进党当局推动的台独路线方面与中国形成高度默契。在军事互信方面，中美两军之间高层互访及人员交流频繁，建立并加强了海上军事安全磋商、人道主义救援等合作机制，启动了两国国防部长直接通话的军事热线交流机制，两国军事合作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展开。此外，中美在双方共同关心的其他地区的安全议题上的也进行了合作，如：在美国高度关注的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问题上，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框架内的维和行动；中美在打击索马里海域海盗方面表示将相互分享对方情报等。在朝鲜核问题上，中美积极协调建立并不断充实“六方会谈机制”，使其在约束朝鲜发展核武器、防止核技术与核材料扩散及保证东北亚地区安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诸如人权、宗教、西藏等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中美之间少了相互指责，多了对话、沟通与协商，展现出以交流促理解的良好意愿。此外，在过去30年中，中美在文教、体育、旅游、移民等各个方面人员交流的不断加强为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奠定了扎实的社会基础。
由于两国政策合乎时代潮流及各自国家根本利益，此阶段的中美关系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展现出前所未有且富有成效的合作态势，成为自建交以来中美关系最融洽和谐的时期。
总的看，中美关系在经历了起伏波折后已经日益巩固，目前良好的中美关系是在两国领导人的精心维护与支持下形成的。自中美关系开启以来，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以战略的、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中美关系，并在不同阶段始终坚持排除各种困扰性因素，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在历史上中美关系步履维艰之时，美国政府基本坚持对华接触而不是遏制的政策。中美关系在经受国际风云剧变及各国国内政治变动中保持着稳定发展趋势。经受考验的中美关系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社会经历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实现互惠共赢、和谐发展确立了一个杰出典范。建交30年来历经曲折的中美关系已焕发出勃勃生机，相信未来的中美关系将更富活力与成效。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栋)
冷战框架内以合作谋安全的中美关系(1979.1－1991.12)
自尼克松至老布什的美国决策者主要从地缘政治视角看待中美关系，希望中国在遏制苏联在亚洲扩张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则从为国内改革开放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及加快祖国统一进程的角度积极推进中美关系。中苏分裂与美苏全球争霸成为推动中美接近的结构性因素。面对共同敌人，切实感受到来自苏联的紧迫威胁的中国及与苏联对峙30年的美国的关系不断加强。在此阶段，美国更多的是从体系层次的全球战略规划来看待中美关系，中国主要是从国家层次的维护自身核心利益视角处理中美关系的。安全议题是保证中美合作的主导性因素。
在合作反苏的大框架内，中美在如何保证自身安全利益的问题上始终存在分歧，其焦点是台湾问题。自建交谈判开始，中国就明确了台湾问题的敏感性与重要性。美国从全球遏制苏联的规划出发，果断采取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等举措，为中美建交创造了条件。尽管双方在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方面仍存在分歧，但毕竟都重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选项。中美建交增强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紧迫性，为统一进程的尽早实现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
建交后的中美关系一直深受美国国会政治的影响。中美建交之初，美国国会就于1979年3月迅速推动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该法将台湾问题需和平解决、应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等涉及中国内政的问题以国内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成为30年中持续引发中美危机的重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美之间争论围绕美对台军售展开。中国劝告美国停止对台军售，以便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然而，在国内亲台势力的影响下，里根政府计划向台湾地区出售包括FX战斗机在内的先进武器，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经过数月谈判，中美于1982年达成“8·17公报”，美国保证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性能与数量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经过一段时间实现最后解决。尽管美国以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其落实该公报的前提，中国坚持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由中国自己决定的主张，但“8·17公报”明确了建交谈判中遗留的美对台军售所遵循的原则，中美双方在相互妥协中展现出发展两国关系的良好愿望。此后，中美领导人实现了互访，两国教育文化交流也逐渐启动并不断得到加强。
80年代末期，东欧剧变及美苏缓和客观上降低了中国在美国对抗苏联中的作用，而1989年中国国内出现的政治动乱更恶化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并导致中美关系的急剧倒退。美国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采取了制裁中国的一系列措施。不过，老布什政府坚持从中国在平衡日本与苏联及防止核扩散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的宏观角度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坚决反对与中国断交，而是主张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在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及尼克松、基辛格等支持中美关系的政治家的推动下，中美关系展现出其强劲韧性，在经历了艰难考验后得以维持下来。然而，1991年12月苏联的瓦解将中美关系迅速带入到一个前途未卜的时期。
跌宕起伏，摇摆不定的中美关系(1992.1－2001.9)
冷战的结束将中美关系引入一个剧烈波动时期。中美关系经受了一系列事件的冲击。老布什出于大选需要于1992年9月做出违背中美“8·17”公报原则的向台出售150架F－16战斗机的决定。1993年1月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执政初期在对华外交中突出价值观因素，主张将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中国改善人权相联系，同时反对中国申办奥运会、诬称中国“银河”号远洋货船运载违禁品，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面对国际形势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中国始终坚持“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沉着应对出现的各种挑战，以首脑会晤的方式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在1993年11月的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江泽民与克林顿举行自1989年2月以来的第一次中美首脑会谈，达成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共识。克林顿政府逐渐放弃以人权为由对华制裁及人权与对华最惠国待遇挂钩的做法。然而渐趋恢复的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与国会因素而再次倒退。
中国一向强调三个联合公报是指导中美关系的主要文件，从来不承认“与台湾关系法”。但美国国会制定并于1994年4月由克林顿签署的关于“与台湾关系法”优于包括公报在内的政策声明内容的法案，从而为美国全面介入台湾问题提供了法理基础。克林顿政府于1995年在国会压力下给李登辉发放访美签证。美国政府这一系列违反三个联合公报根本原则，损害中国主权、公开制造两个中国极为严重的行为触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引发了中国强烈回应。1996年3月，中国举行了震慑台独的军事演习。美国两个航母编队也驶往台湾海峡附近海域待命，中美关系骤然发展到军事冲突的边缘。
中美冲突可能带来的巨大代价令中美两国政府都认识到以合作保安全的重要性。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双方宣布将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克林顿对中国展开为期9天的访问，保持了元首会晤的良好势头。1999年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2000年美国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中美合作的领域逐渐拓宽。
不过，此时的中美关系发展因美国国内主张对华强硬力量的阻挠而不断遭受阻挠。1998年美国国会发表的污蔑中国窃取美国高科技的“考克斯报告”、1999年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炸馆事件”、2000年美国出现的无中生有的“李文和间谍案”等揭示出美国国内存在着较为强大的敌视中国的政治力量，也揭示出中美关系处于摇摆不定状态的现实。
在2000年11月总统大选中胜出的小布什深受新保守主义理念影响，其执政初期以竞争的视角看待中美关系，宣扬“中国是美国竞争对手，不是战略伙伴”主张，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2001年4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的突然发生更引发人们对美国对华将采取遏制战略的忧虑。
此阶段中美关系的战略合作基础比较薄弱，是建交以来双方关系波折最为剧烈也是最难驾驭的时期。两国政府在保持中美关系不受根本损害方面都做出了艰难但富有成效的努力。
全球化及反恐背景下全方位深层次合作的中美关系(2001.9－)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时代潮流。经过建交后20余年的发展，中美经济已实现高度 的融合，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支撑力量，这为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中美贸易来看，1979年两国建交时，中美贸易额还不到25亿美元，而2007年双边贸易额已突破3000亿美元。目前中国与美国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美两国已达到彼此经济的稳定与繁荣都离不开对方的程度。为促进经济合作，中美决策层建立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该机制成为双方决策层解决诸如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及人民币汇率等互相关心的经济问题及开展经济合作的有效管道。在当今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的时代，中美经济彼此依赖的特点更为突出。
在安全战略方面，“9·11”事件迫使美国最终放弃了大国对抗的惯性安全思维模式，快速确立了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美国最大威胁及以大国合作为基础的反恐战略。布什政府相应的迅速调整对华强硬政策，转而寻求以与中国合作的方式解决美国面临的安全困境。新世纪的中国领导人明确了中国以致力于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为目标的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中美之间在反恐及稳定现有国际体系方面具备了深入合作的共同战略基础。
中美在经济发展与安全战略方面所具有的共识推动着中美两国在各个领域内合作的不断深入。布什政府充分认识到中国对台湾问题的高度关切。为防止台湾问题冲击中美合作的大局，布什在多个场合反复阐明坚持一个中国、不支持台独的政策立场，并在反对台湾民进党当局推动的台独路线方面与中国形成高度默契。在军事互信方面，中美两军之间高层互访及人员交流频繁，建立并加强了海上军事安全磋商、人道主义救援等合作机制，启动了两国国防部长直接通话的军事热线交流机制，两国军事合作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内展开。此外，中美在双方共同关心的其他地区的安全议题上的也进行了合作，如：在美国高度关注的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问题上，中国参加了联合国框架内的维和行动；中美在打击索马里海域海盗方面表示将相互分享对方情报等。在朝鲜核问题上，中美积极协调建立并不断充实“六方会谈机制”，使其在约束朝鲜发展核武器、防止核技术与核材料扩散及保证东北亚地区安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诸如人权、宗教、西藏等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中美之间少了相互指责，多了对话、沟通与协商，展现出以交流促理解的良好意愿。此外，在过去30年中，中美在文教、体育、旅游、移民等各个方面人员交流的不断加强为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奠定了扎实的社会基础。
由于两国政策合乎时代潮流及各自国家根本利益，此阶段的中美关系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展现出前所未有且富有成效的合作态势，成为自建交以来中美关系最融洽和谐的时期。
总的看，中美关系在经历了起伏波折后已经日益巩固，目前良好的中美关系是在两国领导人的精心维护与支持下形成的。自中美关系开启以来，中国领导人始终强调以战略的、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待中美关系，并在不同阶段始终坚持排除各种困扰性因素，积极推动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在历史上中美关系步履维艰之时，美国政府基本坚持对华接触而不是遏制的政策。中美关系在经受国际风云剧变及各国国内政治变动中保持着稳定发展趋势。经受考验的中美关系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社会经历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实现互惠共赢、和谐发展确立了一个杰出典范。建交30年来历经曲折的中美关系已焕发出勃勃生机，相信未来的中美关系将更富活力与成效。
(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