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个易受感染且缺乏自制力的人，我不由得对那些能够乱中取静的人感到佩服。自从地铁成为我每天必要的出行方式以来，我最敬佩的人就从我高中时代年近六旬坚持冬泳的女物理老师变成了能在北京地铁里捧着单词书翻着白眼默读背诵的学生妹──由此你也应该看出来了，虽然年龄跨度有点大，但我基本上比较欣赏有知识分子范儿的女性。
　　那么问题就出现了，谁是女性容易判断，可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其为知识分子呢？这可是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现如今大家学知识普遍都不是为了当一名知识分子，那似乎意味着某种不合时宜的上进，而另一种叫做“公知”的著名变体几乎被当做了个取笑人的词儿。我想这不仅是因为知识分子不招人待见，“公共”两个字本身也带有一种多管闲事令人鄙夷的气质。因为“公私”概念混乱的思维方式由来已久，一方面我们喜欢在私人话题里拼命打探别人的八卦，一方面却又喜欢在公共领域中说“关你屁事”。
　　有一次去一个读书沙龙，听阿丁老师提及了一个观点，他说公知就是如果公交车上有人用手机大声外放凤凰传奇的时候，能够告诉他“这是公共场合，请把外放关上”的人。这么形象的说法让我的大脑一阵兴奋，公交车和地铁不正是最好的阐释“群己权界”的场合吗？公域和私域模糊地交织在一起，制造出很多敏感地带，尤其在北京，简直太敏感了。
　　但是已经很难有人会为了公共利益说些什么。人们开始习惯无限度地推崇消极的自由，比如别人无权制止我做哪些事情，这当然非常值得鼓励（尤其是在严重限制自由的地方），但少有人反过来想──我真正能做的有哪些事情。
　　我想起在地铁里遇到的一个榜样。那天回家很晚，车厢里人不多，有个男生玩着手机，音量可能是调到了最大，本来挺安静的车厢变得比嘈杂更难以忍受。我想去制止，但一看那魁梧的身形我又嘀咕上了，充满期待地看看周围人。大家都面面相觑，无动于衷。
　　我正犹豫着，迎面走过来一个稍显瘦弱的男生开了口，“你的声音太大了，请你调小一点。”当时我感到万分羞愧，那名男生看起来比我还要单薄，可我却坐着，沉默地表示感激。然而摆弄手机的男生连头都没抬，也没有吭声，当然也没调小音量，而是继续玩着游戏。紧接着，瘦弱的男生再一次重复了自己的话，“请你调小一点。”随后拿着手机的男生斜挑着眉向上看去，冷冷地说了一句：“等会儿。”
　　如果是我，我一定会就此打住，不再劝说。因为该做的我都做了，而我总不能为了这个跟他打一架。但那名男生还在坚持——他说：“你声音太大，别人说话都听不清楚。这是公共场合，请调小一点。”这是第三次说了相同的话。我注视着事情的发展，感觉自己可能比他还紧张，甚至盘算着要不要出手相助。可是当他说完，玩手机的男生真的停了下来。他抬头看了一眼左右，大家都在看着他。可能他感到难堪，车一停就下了车。呼，原来没有那么可怕。
　　我想这就是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就是在大家都不讲理的时候还在讲道理，他们必须要相信这能够带来改变，而不是一下子就放弃了交流，然后急于哀叹和批判。
　　知识本身的公共属性使得掌握了它的人也同时有了将其传播的责任，它能让人们更好地生活。王怡常说：“知而不言是一种罪”。如果你知道怎样是对的，能说却不说，就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不仅仅是内心的声音，更要让传达的信息具备价值。基于此，作为一个喜爱表达、正在写专栏、有幸不断发出声音的人，我足以对自己所在做的事拥有了小小的使命感，并战战兢兢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