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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非洲过去的故事，你不能只观察它的面孔，还需要聆听它的语言、收割它的庄稼。
不管你听说过多少有关非洲的传说，当你真的踏上这片土地时，你仍然会感到惊奇。比如走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的街道上，你会看见黑皮肤的赫雷罗族人和同样是黑皮肤的奥万博族人；你也会看见那马族人，从外表看他们根本不像黑人；你还会看见白人，他们是最近的欧洲移民和殖民者的后裔。在温得和克郊外，你会看见以前很常见、如今已很稀少的喀拉哈里(非洲南部的沙漠高原)丛林族在挣扎求生。最令人惊奇的是，温得和克闹市的一条主要街道的名字竟然是“戈林街”。
你肯定会想：居然用臭名昭著的纳粹德国空军魔头赫曼·戈林的名字来命名街道，这样的国家(德国除外)是不是也太离谱了?而事实上，这条街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戈林的父亲海因里希，后者是德国在非洲西南部殖民地的“创建者”，这个殖民地后来被重新命名为纳米比亚。与其子相比，海因里希同样声名狼藉，他的“遗产”包括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发起的最恶毒的战争之一，即1904年德国军队对赫雷罗族人实施的灭绝性杀戮。要说非洲与过去扯不断理还乱的联系，纳米比亚恐怕算得上是最生动的例子。
大人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方面，没有其他任何大洲能匹敌非洲。
说到非洲，许多人总会首先想到欧洲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并且认为非洲当地人(所谓的非洲土著)都是黑人，而非洲白人都是最近的入侵者及其后裔。事实上，在白人殖民者到达之前，非洲大陆上已有多达五个主要人种(而全球总共才只有六个主要人种)，其中三个为非洲原生。几千年来，不同种族的人们一直生活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到了今天，全球语言中接近30％只在非洲才有人说。在人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方面，没有其他任何大洲能匹敌非洲。
非洲人种的多样性源自它的地理多样性和史前历史的悠久性。非洲是从北温带延伸到南温带的唯一大洲，它拥有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最大的热带雨林和最高的赤道山脉。人类在非洲生活的时间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长：人类最早的祖先于大约700万年前在非洲起源。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非洲人编织了一个复杂而有趣的人类交往故事，这个故事里包含着过去5000年里最富戏剧性的两次人口大迁徙：班图人的扩张和印度尼西亚人对马达加斯加的开拓。所有这些交往如今都成为纠结，因为正是诸如谁在谁之前到达非洲等细节塑造了今天的非洲。
为什么黑人在非洲如此多见，黑色成为非洲的代名词，而同样生活在非洲的其他四个人种却少得几乎让人们淡忘了他们在非洲的存在呢?对于罗马帝国的扩张有确切的书面证据来描述，而非洲的史前历史至今仍是一个只被部分破解了的巨大奥秘。不过，我们可以从今天生活在非洲的人们、他们所讲的语言、他们种植的庄稼和饲养的动物那里去寻找线索，也可以通过考古从古人的骨骸和遗物中去寻找线索。结合这种种线索，我们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如前所述，在15世纪首批欧洲探险者到达非洲时，非洲已经是五个人种的家园，这五个人种分别是：黑人、白人、俾格米人、克瓦桑人和亚洲人。在非洲唯一不存在的人种就是澳大利亚土著及其近亲。实际上，武断地划分人们所属的人种是一种带有成见的刻板做法。上述所有种群其实都非常多样，例如把祖鲁族人、马赛族人、伊博族人笼统地一并归为“黑人”，其实他们之间明显有别。同样，把非洲的埃及人和柏柏尔人混为一谈，以及把欧洲的瑞典人也归人“白人”这一个人种之下，也是不合理的。硬性划分黑人、白人和其他主要人种是武断的，因为每个人种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其他人种——地球上的所有人种其实都与其遇到的其他人种交配过。
在欧洲殖民者到达非洲时，黑人占据着最广大的区域——从撒哈拉沙漠南部到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地区。大多数非裔美国人(指美国黑人)的祖先占据着非洲西部海岸地带和东部非洲(从苏丹以北到南部非洲西南海岸以南)，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和牧人。土生土长的非洲白人占据着非洲北部海岸地带和撒哈拉沙漠北面。(请特别注意：北部非洲人——包括埃及人、利比亚人和摩洛哥人——虽然很少会被与金发碧眼的瑞典人混淆，但仍然常被认为是白人，因为他们与南部非洲人相比肤色较浅、头发更直。)
当时，俾格米人已经成群地广泛散布于中部非洲雨林。他们是传统的狩猎一采集者，但同时也与相邻地区的黑人农民进行交易和为后者工作。与邻居一样，俾格米人也是黑皮肤并且头发卷卷的，但他们身上和面部的毛发更浓密，而个头却小得多，额头、眼睛和牙齿更凸出。
克瓦桑人或许最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悉。在15世纪，分布于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克瓦桑人实际上有两个族群：体形高大的克瓦牧人(他们被轻蔑地称为“霍顿督人”)和体形较小的狩猎－采集者——桑人(他们被轻蔑地称为“丛林人”)。克瓦人如今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被欧洲殖民者射杀、赶走或传染致命疾病，侥幸存活下来的也因和欧洲人交合而逐渐丧失克瓦人自己的特征。桑人也有类似的遭遇，但少量幸存者得以在并不适合农耕的纳米比亚沙漠里继续保持自己的遗传特性。今天的克瓦桑人看上去与非洲黑人相貌差异明显，前者拥有浅褐色皮肤和更卷曲的毛发。
非洲的五个人种是怎样分布到了今天各自所在地的呢?最不令人奇怪的是北部非洲的白人，因为外形相似的人们如今生活在邻近的中东和欧洲地区。在有记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一直来往于欧洲、中东和北部非洲之间。但是，黑人、俾格米人和克瓦桑人的分布却令人疑惑。今天只有20万俾格米人，他们散落在1.2亿黑人当中。这种支离破碎暗示，俾格米猎人曾经遍布赤道森林，直到蔓延的黑人将他们驱离成一个个小群。与此相似，对于无论在解剖结构上还是在语言方面都独具风格的克瓦桑人而言，位于南部非洲的那片克瓦桑地区也小得可怜。那么克瓦桑人是否也曾经分布广泛，直到他们在更北面的人口被以某种方式兼并?
有关非洲人种分布最大的奥秘则与马达加斯加岛有关。该岛距离非洲东南部海岸仅400千米，距离非洲比其他任何大陆都近。正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第五个非洲人种即亚洲人被发现——马达加斯加人竟然是非洲黑人和东南亚人(特别是印度尼西亚人)的混血人种，这让人惊异，要知道马达加斯加岛与东南亚之间可是隔着一片汪洋大海一印度洋啊!然而事实是，马达加斯加语十分接近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现称加里曼丹)岛民所使用的语言，尽管两地相距超过6500千米，尽管如今在马达加斯加周围数千千米范围内没有任何人与婆罗洲人相似。
欧洲人于公元1500年首次造访马达加斯加，当时印尼人、印尼语言及经过改造的印尼文化已经在马达加斯加立足。这恐怕算得上是全球最惊人的人文地理案例：没有地图或指南针，史前婆罗洲人到底是怎样来到马达加斯加的呢?
从非洲语言中剥离出从非洲人面孔上无法得到的大量线索。
就像马达加斯加案例显示人们的语言和外形能暴露有关他们起源的重要线索一样，我们也能从非洲语言中 剥离出从非洲人面孔上无法得到的大量线索。1963年，非洲的1500种语言终于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家约瑟夫·葛伦堡简化为几类，分别与解剖结构特点明确的人群相对应。例如，讲尼罗－撒哈拉语和尼日尔－刚果语的是黑人，讲克瓦桑语的是克瓦桑人，讲阿弗洛－亚细蒂语的是包括白人和黑人在内的一大群人。至于马达加斯加语，它属于非非洲的南岛(太平洋中南诸岛)语系。
那么俾格米人呢?在非洲的五个人种中，唯独俾格米人缺乏特征明显的语言，每一群俾格米人都讲着和黑人农民邻居几乎完全一样的话(其中只有极少俾格米人特有的词语和发音)。这并不奇怪：俾格米人原本居住在像赤道非洲雨林这样特征鲜明的地方，因为足够孤立而发展出自己的语言家族，而今天俾格米语言的消失和零星的俾格米人群分布则暗示，俾格米人的领地被强势的黑人农民兼并，剩下的少数俾格米人群不得不采用了强势者的语言，只留下自己语言的一点点痕迹——几个词语和发声。
克瓦桑语言分布也颇富戏剧性。克瓦桑语系非常独特，使用咔嗒音作为辅音。所有现存的克瓦桑语言都仅限于南部非洲，只有两个例外：坦桑尼亚人所讲的充斥着咔嗒音的哈扎语和桑达韦语，它们都属于克瓦桑语系，但与坦桑尼亚距离最近的克瓦桑语言邻居也在2400千米外；此外，咔嗒音也出现在了肯尼亚黑人所讲的两种语言里，而后者所在地距离今天克瓦桑人所在地，比坦桑尼亚讲哈扎语和桑达韦语的人距离克瓦桑人还遥远。
所有这一切都暗示，克瓦桑人曾经向北延伸进入北非洲，直到他们(就像俾格米人一样)被黑人取代，只留下一丁点语言遗产来证明自己曾经的普遍存在。
为了让上述的语言学推理看起来更加明晰，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英语作为一大语言的地理起源。今天，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最大人群生活在北美洲，其余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散居在全球各地，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一些国家。如果没有关于语言分布和历史的其他线索，你恐怕就会想当然地以为英语起源于北美洲，然后由殖民者带到海外。事实上，据语言学家的准确推测，英语起源于欧洲西北部沿岸地区，然后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
就这样，语言学家告诉我们，从前广泛分布于非洲大陆的俾格米人和克瓦桑人显然是被黑人“同化”了。
经过人工种植和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分布提供了间接证据。
有关非洲人种如何迁徙和分布的现存证据还包括一类重要证据：人工种植的植物和驯化的动物。为什么说这类证据重要呢?
首先，是因为在相同面积上，种植和放牧所提供的热量要比狩猎－采集高得多，因此农民和牧人的人口密度通常是狩猎－采集者的至少十倍。这并不是说农民和牧人比狩猎－采集者快乐、健康或在任何方面都优越，而只是说前者数量比后者多得多，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前者取代后者。
此外，诸如天花和麻疹之类的人类疾病是由家养动物传给人的，农民因此最终变得对这些疾病拥有了抵抗力，而狩猎－采集者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一旦狩猎－采集者与农民接触，前者就可能大量死于后者能抵抗的疾病。
最后，只有在存储了食物和集中了村庄的农耕社会，人们才有机会变得专业化，成为专业的工匠、士兵、国王和官员。所以，是农民而不是狩猎一采集者发明了箭和枪，发展出了军队和政体，再加上他们占据绝对优势的数量，非洲农民将狩猎一采集者完全取代就是易如反掌和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种植植物和驯化动物最早出现在非洲的什么地方?又是什么人继承了这些动植物并最终吞并了其邻居?
当欧洲人于15世纪到达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时，非洲人已经种植了五类庄稼。其中，第一类只在北部非洲种植，种植区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高地。北部非洲的降雨主要出现在冬季月份(该地区拥有地中海气候)，因此其所有的原生庄稼都适宜在冬季的雨水中发芽、生长。考古证据表明，这类庄稼(包括小麦、大麦、豌豆、葡萄等)都于大约10000年前在中东地区首先种植。因此有理由说，这些作物是从中东传播到气候相似、地理位置靠近的非洲北部的，为古埃及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基石。事实上，这些作物之所以对所有人来说都很熟悉，是因为它们也传播到了气候类似、地理位置相邻的欧洲地区，又从欧洲传到美洲和澳大利亚，最终成为全球温带农业的大宗作物。
撒哈拉沙漠地区干旱少雨，适应了冬季雨的中东作物即使以某种方式穿越了撒哈拉沙漠，也难以在沙漠南面的萨赫尔地区的夏季雨中生长。而在萨赫尔地区，每年的夏天雨季总是如期而来。因此，第二类和第三类非洲作物不仅适应了夏季雨，也适应了该地区变化较小的白天长度。
第二类非洲作物的祖先广泛分布于萨赫尔地区从西到东的整个区域，包括高粱和珍珠粟，它们后来都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大宗谷物。其他大宗作物还包括棉花、芝麻、西瓜和黑眼豆。高粱的价值是如此之高，今天全球各大洲的干燥、炎热地带都种植高粱。
第三类非洲作物的祖先只发现于埃塞俄比亚，其中大多数作物迄今在那里仍有种植。很少有外乡人尝过埃塞俄比亚的国家面包，它是由一种叫做画眉草的小种子谷物做成的。我们所有人都得感谢埃塞俄比亚农民率先种植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植物——咖啡树。在咖啡于阿拉伯地区盛行起来并随后传播到全球之前，它只在埃塞俄比亚才有种植。
第四类非洲作物的野生祖先生长于西部非洲的湿润气候条件下。其中像非洲稻之类的作物的种植几乎一直仅限于那里，其余像非洲甘薯之类的作物最终传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还有两种作物——油棕和可乐果则传到了各大洲。在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贩售其含咖啡因的名牌饮料之前，西部非洲人早就在咀嚼含咖啡因的可乐果来提神了。
第五类非洲作物也同样适应了潮湿气候。当欧洲人到达非洲时，香蕉、亚洲甘薯和芋头已在撒哈拉以南普遍种植，亚洲稻则已在东部非洲沿岸扎下了根。这类作物都不是原产于非洲本土，而是来自东南亚。如前所述，印度尼西亚人在马达加斯加的出现早就向我们暗示了非洲与亚洲之间在史前的联系。
现在回过头来看前面四类非洲本土作物，它们分别来自非洲北部、萨赫尔地区、埃塞俄比亚和西部非洲，这些地区都位于赤道以北。因此，同样来自赤道以北的讲尼日尔一刚果话的人们就完全有能力取代非洲赤道的俾格米人和亚赤道的克瓦桑人。这并不是说克瓦桑人和俾格米人天生不适应农耕生活，而是说他们所在的南部非洲的野生植物不适宜人工种植。就算对于已有数千年农耕经验的班图人和白人来说，他们也很少能够把南部非洲的原生植物纳入粮食作物中。
由于非洲原有的驯化动物太少，所以总结它们要比总结非洲植物容易得多。非洲驯化动物名单上不包括那些赫赫有名的非洲大型野生动物——斑马、牛铃、犀牛、河马、长颈鹿和南非水牛等。家牛、家猪、狗和家猫的野生祖先既出现在非洲北部，也出现在亚洲西部，所以无法确定它们到底是在哪里首先被驯化的。其余的非洲 驯养动物也可能并非是在非洲首先被驯化的，这是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只出现在欧亚大陆。非洲的绵羊和山羊是在亚洲西部最早驯化的，非洲的鸡最早驯化于东南亚，非洲的马最早驯化于俄罗斯南部，非洲的骆驼很可能最早驯化于阿拉伯地区。唯一的例外是驴，它被普遍认为是最早驯化于非洲北部。
如此看来，非洲的大宗食物和驯化动物中的许多都是千里迢迢从原生地来到非洲的，这些原生地有些在非洲内部，有些却在非洲以外。显然，一些非洲人比另一些非洲人幸运，因为他们继承了那些经过人工种植的野生植物和经过人工驯化的野生动物。考古学家怀疑，一些非洲人正是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吞并了自己的邻居。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吞并也是一种必然。
寻找黑人征服非洲的直接证据，需要借助于考古发掘。
然而，无论是来自语言学方面还是来自农作物和驯化动物方面的证据，都只是构筑非洲过去历史的可资借鉴的间接证据。要想得到直接证据来证明谁何时生活在何处以及他们吃什么种什么，就需要借助于真正的考古学，去寻找古人的骨骸、古人驯化的动物、陶器的碎片和古人制造的石器及铁器等，还要寻找古人的建筑遗迹。事实上，考古证据的确有助于解释有关马达加斯加的部分奥秘。
考古发掘表明，印度尼西亚人在公元800年甚至早在公元300年就已登陆马达加斯加岛，而且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的：在马达加斯加最早的人类定居点遗址出土了铁器、牲畜和农作物等各方面遗存，这表明他们绝对不是少数几个坐在独木舟上随风偏离航道而阴差阳错来到马达加斯加的印尼人。
在古代水手指南——《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一书中可以找到有关这种远足是如何发生的线索。这本游记是由一位公元100年前后居住在埃及的匿名商人所著，书中描述了当时把印度和埃及与非洲东部海岸连接起来的兴旺的航海贸易。随着阿拉伯文化从公元9世纪开始传播开来，商人们等待合适的风来让他们穿越印度洋，在非洲东部和印度之间来回穿梭，将大量的中东物品和一些中国产品贩运到非洲东部海岸定居点，包括陶器、玻璃和瓷器等。
与此同时，随着印度向东至印度尼西亚的贸易的繁荣，可能有一些印尼人通过这条贸易路线到达印度，再向西到达非洲东部，在那里加入非洲人行列并与之共同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岛。印尼人和东非(东部非洲)人之间的结盟看来一直“活”到了今天，“活”在基本上就是印尼语的马达加斯加语当中——印尼语中包含一些来自东非海岸班图语的外来词。
不管你信不信，非洲食物生产的最早期证据并非来自尼罗河河谷。
当然，有一些情况就连考古学也帮不上忙。比如，从间接证据可以推测俾格米人一度遍布非洲中部的潮湿雨林，但考古学家却难以测试这一推测——虽然他们发现了表明当时有人在那里生活过的物品，但迄今未在那里找到古人的骨骸。不过，考古学有助于确定农耕与放牧在非洲出现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这对于了解—个大的人群何以能征服整个非洲来说十分关键。
许多人想当然地以为非洲粮食生产始于古埃及的尼罗河河谷，毕竟那里是法老和金字塔的土地。没错，到公元前3000年时，埃及无疑是非洲最复杂的社会的所在地。然而，非洲食物生产的最早期证据并非来自于尼罗河河谷——不管你信不信，它来自于撒哈拉沙漠。
今天的撒哈拉沙漠地区大部分都如此干燥，甚至寸草不生，但考古发掘证据却表明，从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期间，撒哈拉地区要比现在湿润得多，有多个湖泊，沙漠上到处可见动物。撒哈拉人饲养牛羊，烧制陶器，甚至还种植高粱和小米。这种撒哈拉田园生活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200年，远早于埃及文明的兴起。当时，一系列西亚冬季作物和牲畜到达撒哈拉，随后农耕传播到西部非洲和埃塞俄比亚。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放牛人已经跨过当今埃塞俄比亚的边界进入肯尼亚北部。
语言学家提供了另一种途径来确定农作物到达的年代，即比较在过去不同时期各自分化出来的相关的现代语言中相同农作物的单词。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出，数千年前在撒哈拉沙漠中种植高粱和小米的人们所讲的语言，正是今天尼罗－撒哈拉语系的祖先语言。与此相似，首先种植西部非洲湿润国度作物的人们所讲的语言，正是当今尼日尔－刚果语系的祖先语言。而讲阿弗洛－亚细蒂语系的祖先语言的人们，毫无疑问参与了把中东植物引入北非(北部非洲)的工作，还可能是埃塞俄比亚当地作物的最早种植者。
对农作物名字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数千年前的非洲至少有三种祖先语言：尼罗－撒哈拉祖先语言、尼日尔－刚果祖先语言和阿弗洛－亚细蒂祖先语言。其他语言学证据还表明存在克瓦桑祖先语言(但这一证据不是来自于农作物名称，因为克瓦桑人没有种植任何植物)。非洲今天有多达1500种语言，所以它们的祖先语言很可能应该超过四种，但所有的其他祖先语言一定都消失了，要么是因为讲这些语言的人们已经失去原来的语言，就像俾格米人那样，要么是由于讲这些语言的人们自己也消失了。
合并考古学与语言学证据得出的结论是，上述四种语言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因为一场历史性的事故或者说巧合：最早讲尼罗－撒哈拉语言、尼日尔－刚果语言和阿弗洛－亚细蒂语言的人们正好处在了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即所谓天时地利)，从而获得了种植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这些动植物使得他们的群体不断壮大，最终取代了其他人群，或者把自己的语言移植给了后者。少数讲克瓦桑语言的人们之所以能传宗接代到今天，主要是由于他们被与世隔绝在非洲南部地区，讲班图语的强势者们无法在这里种植作物。
与现代白人农民清除掉印第安土著相同的情形，一定也发生在了过去的非洲。
如今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分布着多达近两亿说班图语的人，那么，班图人的蔓延究竟始于何时呢?
语言学证据表明，或许早在公元前3000年，来自西非(西部非洲)内陆草原的早期班图农民就开始向南迁徙，来到湿润的海岸森林。在班图语言中常见的词汇显示，班图人当时已经在养牛，并且拥有像甘薯之类的湿润气候作物，但他们没有使用金属，也非全职种植农作物。事实上，他们仍然在捕鱼、打猎和采集。由于森林中采采蝇(也称睡病蝇)传播的疾病，他们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牛丧失了。但随着他们进入刚果盆地的赤道森林地带，他们又开始开荒种地，人口增加。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开始吞并生活在森林边缘的俾格米狩猎一采集者。
公元前1000年之后不久，班图人从森林的东边冒出，进入非洲大裂谷和大湖地区的开阔地带，在那里他们遇到了讲阿弗洛－亚细蒂语和尼罗－撒哈拉语的农民和牧人。和班图人一样，这些人可能也是黑人，他们在较为干燥的地区种植小米和高粱，并且养殖牲畜。班图人也遇到了克瓦桑狩猎一采集者，但前者占了上风，因为他们带着从西非家园继承来的湿润气候作物，能够在东非林地中进行耕种，而这些林地对于它们以前的居民—— 克瓦桑人来说过于潮湿。到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不断蔓延的班图人已经抵达东非海岸。
在东非，班图人开始获得小米和高粱，并重新获得了牛，这是他们的尼罗－撒哈拉和阿弗洛－亚细蒂黑人邻居对他们的馈赠。班图人开始制作铁器，当时在非洲的萨赫尔地区刚开始炼铁。铁器和湿润气候作物联袂，产生了横扫亚赤道非洲的军事－产业实力。在东非，班图人仍然面临处在铁器时代的尼罗－撒哈拉和阿弗洛－亚细蒂农民的竞争，但是在南面长达1200千米的开阔地上，只有克瓦桑狩猎－采集者在“挡道”。克瓦桑人既无铁器也无庄稼，因而完全不是班图人的对手。短短几个世纪之内，在最近的史前历史上最迅速的征服战役之一结束之后，班图农民一路挺进到了东海岸的纳塔尔，也就是今天的南非。
当然，这并不是说班图人一下子就让克瓦桑人彻底消失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早在班图人大举挺进之前几百年，南部非洲的克瓦桑人就已经有了羊。首批班图先驱者可能数量不大，并且选择适合种植甘薯的潮湿林地，而把较干燥的地带留给克瓦桑狩猎一采集者。考虑到克瓦桑人和班图人的分布区离得并不远，他们之间肯定有贸易和通婚。事实上，在班图农民和俾格米狩猎一采集者之间的这类关系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只是随着班图人数量增多，并且把牛和干燥气候谷物引入自己的经济中，他们才最终填满了此前跳过的干燥地带。
其结果不言而喻。班图农民开始占据大部分以前被克瓦桑人占据的地区，克瓦桑遗产逐渐弱化为非克瓦桑语言中散落的一些咔嗒音、埋葬的头骨和石器，以及许多南部非洲班图人面孔上的克瓦桑特征。那些消失的克瓦桑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无人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克瓦桑人曾经居住过数万年的地方如今已经属于他人。在现代，当挥刀弄枪的白人农民与拿着石器进行狩猎、采集的澳大利亚土著及加利福尼亚印第安原住民发生碰撞时，后者很快就被清除掉：男人被杀或沦为奴隶，女人被抢占，无论男女都感染了白人农民带来的他们毫无抵抗力的恶疾。同样的情况完全有可能也发生在了过去的非洲。
毫无疑问，一些克瓦桑人幸存了下来，他们今天居住在南部非洲那些不适合班图农业的地方。最南面的班图人——科萨人在南非南岸的大鱼河止步，这里位于开普敦以东大约800千米。并不是这片海角本身过于干燥不适合农业，事实上这里是当代南非的粮仓，让班图人最终止步的原因是这里的地中海式气候，尤其是冬季雨，因为班图人只习惯在夏季雨中种庄稼。1652年，当荷兰人带着源自中东的适宜冬季雨的作物来到开普敦时，他们遇到的是人口稀疏的克瓦桑人的无力抵抗，而非拥有铁器武装的班图农民的激烈抗争。1779年，当白人最终扩张到东面而遭遇大鱼河的科萨人时，血雨腥风时期开始了。为了征服科萨人，白人军队打了100年共9场仗，每年平均的进度还不到1.6千米。假如首批到达这片海角的区区几艘荷兰船只也遭到如此激烈抵抗的话，荷兰人恐怕就不可能在这里立稳脚跟了。
由此看来，今天非洲的问题至少部分根源于地理偶然：海角克瓦桑人的家园恰好不包含适宜人工种植的野生植物；班图人恰好从5000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合在夏季雨中生长的农作物；欧洲人恰好从接近10000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合冬季雨的农作物。总而言之，非洲的过去给非洲的现在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仅是黑非洲，也不仅仅是纳米比亚首都“奇怪”的戈林街。
不管你听说过多少有关非洲的传说，当你真的踏上这片土地时，你仍然会感到惊奇。比如走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得和克的街道上，你会看见黑皮肤的赫雷罗族人和同样是黑皮肤的奥万博族人；你也会看见那马族人，从外表看他们根本不像黑人；你还会看见白人，他们是最近的欧洲移民和殖民者的后裔。在温得和克郊外，你会看见以前很常见、如今已很稀少的喀拉哈里(非洲南部的沙漠高原)丛林族在挣扎求生。最令人惊奇的是，温得和克闹市的一条主要街道的名字竟然是“戈林街”。
你肯定会想：居然用臭名昭著的纳粹德国空军魔头赫曼·戈林的名字来命名街道，这样的国家(德国除外)是不是也太离谱了?而事实上，这条街的命名是为了纪念戈林的父亲海因里希，后者是德国在非洲西南部殖民地的“创建者”，这个殖民地后来被重新命名为纳米比亚。与其子相比，海因里希同样声名狼藉，他的“遗产”包括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发起的最恶毒的战争之一，即1904年德国军队对赫雷罗族人实施的灭绝性杀戮。要说非洲与过去扯不断理还乱的联系，纳米比亚恐怕算得上是最生动的例子。
大人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方面，没有其他任何大洲能匹敌非洲。
说到非洲，许多人总会首先想到欧洲殖民主义和奴隶贸易，并且认为非洲当地人(所谓的非洲土著)都是黑人，而非洲白人都是最近的入侵者及其后裔。事实上，在白人殖民者到达之前，非洲大陆上已有多达五个主要人种(而全球总共才只有六个主要人种)，其中三个为非洲原生。几千年来，不同种族的人们一直生活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到了今天，全球语言中接近30％只在非洲才有人说。在人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方面，没有其他任何大洲能匹敌非洲。
非洲人种的多样性源自它的地理多样性和史前历史的悠久性。非洲是从北温带延伸到南温带的唯一大洲，它拥有世界上最干燥的沙漠、最大的热带雨林和最高的赤道山脉。人类在非洲生活的时间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长：人类最早的祖先于大约700万年前在非洲起源。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非洲人编织了一个复杂而有趣的人类交往故事，这个故事里包含着过去5000年里最富戏剧性的两次人口大迁徙：班图人的扩张和印度尼西亚人对马达加斯加的开拓。所有这些交往如今都成为纠结，因为正是诸如谁在谁之前到达非洲等细节塑造了今天的非洲。
为什么黑人在非洲如此多见，黑色成为非洲的代名词，而同样生活在非洲的其他四个人种却少得几乎让人们淡忘了他们在非洲的存在呢?对于罗马帝国的扩张有确切的书面证据来描述，而非洲的史前历史至今仍是一个只被部分破解了的巨大奥秘。不过，我们可以从今天生活在非洲的人们、他们所讲的语言、他们种植的庄稼和饲养的动物那里去寻找线索，也可以通过考古从古人的骨骸和遗物中去寻找线索。结合这种种线索，我们或许就能找到答案。
如前所述，在15世纪首批欧洲探险者到达非洲时，非洲已经是五个人种的家园，这五个人种分别是：黑人、白人、俾格米人、克瓦桑人和亚洲人。在非洲唯一不存在的人种就是澳大利亚土著及其近亲。实际上，武断地划分人们所属的人种是一种带有成见的刻板做法。上述所有种群其实都非常多样，例如把祖鲁族人、马赛族人、伊博族人笼统地一并归为“黑人”，其实他们之间明显有别。同样，把非洲的埃及人和柏柏尔人混为一谈，以及把欧洲的瑞典人也归人“白人”这一个人种之下，也是不合理的。硬性划分黑人、白人和其他主要人种是武断的，因为每个人种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其他人种——地球上的所有人种其实都与其遇到的其他人种交配过。
在欧洲殖民者到达非洲时，黑人占据着最广大的区域——从撒哈拉沙漠南部到以南的大部分非洲地区。大多数非裔美国人(指美国黑人)的祖先占据着非洲西部海岸地带和东部非洲(从苏丹以北到南部非洲西南海岸以南)，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和牧人。土生土长的非洲白人占据着非洲北部海岸地带和撒哈拉沙漠北面。(请特别注意：北部非洲人——包括埃及人、利比亚人和摩洛哥人——虽然很少会被与金发碧眼的瑞典人混淆，但仍然常被认为是白人，因为他们与南部非洲人相比肤色较浅、头发更直。)
当时，俾格米人已经成群地广泛散布于中部非洲雨林。他们是传统的狩猎一采集者，但同时也与相邻地区的黑人农民进行交易和为后者工作。与邻居一样，俾格米人也是黑皮肤并且头发卷卷的，但他们身上和面部的毛发更浓密，而个头却小得多，额头、眼睛和牙齿更凸出。
克瓦桑人或许最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熟悉。在15世纪，分布于南部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克瓦桑人实际上有两个族群：体形高大的克瓦牧人(他们被轻蔑地称为“霍顿督人”)和体形较小的狩猎－采集者——桑人(他们被轻蔑地称为“丛林人”)。克瓦人如今几乎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被欧洲殖民者射杀、赶走或传染致命疾病，侥幸存活下来的也因和欧洲人交合而逐渐丧失克瓦人自己的特征。桑人也有类似的遭遇，但少量幸存者得以在并不适合农耕的纳米比亚沙漠里继续保持自己的遗传特性。今天的克瓦桑人看上去与非洲黑人相貌差异明显，前者拥有浅褐色皮肤和更卷曲的毛发。
非洲的五个人种是怎样分布到了今天各自所在地的呢?最不令人奇怪的是北部非洲的白人，因为外形相似的人们如今生活在邻近的中东和欧洲地区。在有记录的历史进程中，人们一直来往于欧洲、中东和北部非洲之间。但是，黑人、俾格米人和克瓦桑人的分布却令人疑惑。今天只有20万俾格米人，他们散落在1.2亿黑人当中。这种支离破碎暗示，俾格米猎人曾经遍布赤道森林，直到蔓延的黑人将他们驱离成一个个小群。与此相似，对于无论在解剖结构上还是在语言方面都独具风格的克瓦桑人而言，位于南部非洲的那片克瓦桑地区也小得可怜。那么克瓦桑人是否也曾经分布广泛，直到他们在更北面的人口被以某种方式兼并?
有关非洲人种分布最大的奥秘则与马达加斯加岛有关。该岛距离非洲东南部海岸仅400千米，距离非洲比其他任何大陆都近。正是在马达加斯加岛上，第五个非洲人种即亚洲人被发现——马达加斯加人竟然是非洲黑人和东南亚人(特别是印度尼西亚人)的混血人种，这让人惊异，要知道马达加斯加岛与东南亚之间可是隔着一片汪洋大海一印度洋啊!然而事实是，马达加斯加语十分接近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现称加里曼丹)岛民所使用的语言，尽管两地相距超过6500千米，尽管如今在马达加斯加周围数千千米范围内没有任何人与婆罗洲人相似。
欧洲人于公元1500年首次造访马达加斯加，当时印尼人、印尼语言及经过改造的印尼文化已经在马达加斯加立足。这恐怕算得上是全球最惊人的人文地理案例：没有地图或指南针，史前婆罗洲人到底是怎样来到马达加斯加的呢?
从非洲语言中剥离出从非洲人面孔上无法得到的大量线索。
就像马达加斯加案例显示人们的语言和外形能暴露有关他们起源的重要线索一样，我们也能从非洲语言中 剥离出从非洲人面孔上无法得到的大量线索。1963年，非洲的1500种语言终于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语言学家约瑟夫·葛伦堡简化为几类，分别与解剖结构特点明确的人群相对应。例如，讲尼罗－撒哈拉语和尼日尔－刚果语的是黑人，讲克瓦桑语的是克瓦桑人，讲阿弗洛－亚细蒂语的是包括白人和黑人在内的一大群人。至于马达加斯加语，它属于非非洲的南岛(太平洋中南诸岛)语系。
那么俾格米人呢?在非洲的五个人种中，唯独俾格米人缺乏特征明显的语言，每一群俾格米人都讲着和黑人农民邻居几乎完全一样的话(其中只有极少俾格米人特有的词语和发音)。这并不奇怪：俾格米人原本居住在像赤道非洲雨林这样特征鲜明的地方，因为足够孤立而发展出自己的语言家族，而今天俾格米语言的消失和零星的俾格米人群分布则暗示，俾格米人的领地被强势的黑人农民兼并，剩下的少数俾格米人群不得不采用了强势者的语言，只留下自己语言的一点点痕迹——几个词语和发声。
克瓦桑语言分布也颇富戏剧性。克瓦桑语系非常独特，使用咔嗒音作为辅音。所有现存的克瓦桑语言都仅限于南部非洲，只有两个例外：坦桑尼亚人所讲的充斥着咔嗒音的哈扎语和桑达韦语，它们都属于克瓦桑语系，但与坦桑尼亚距离最近的克瓦桑语言邻居也在2400千米外；此外，咔嗒音也出现在了肯尼亚黑人所讲的两种语言里，而后者所在地距离今天克瓦桑人所在地，比坦桑尼亚讲哈扎语和桑达韦语的人距离克瓦桑人还遥远。
所有这一切都暗示，克瓦桑人曾经向北延伸进入北非洲，直到他们(就像俾格米人一样)被黑人取代，只留下一丁点语言遗产来证明自己曾经的普遍存在。
为了让上述的语言学推理看起来更加明晰，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英语作为一大语言的地理起源。今天，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最大人群生活在北美洲，其余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散居在全球各地，包括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其他一些国家。如果没有关于语言分布和历史的其他线索，你恐怕就会想当然地以为英语起源于北美洲，然后由殖民者带到海外。事实上，据语言学家的准确推测，英语起源于欧洲西北部沿岸地区，然后蔓延到世界其他地方。
就这样，语言学家告诉我们，从前广泛分布于非洲大陆的俾格米人和克瓦桑人显然是被黑人“同化”了。
经过人工种植和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分布提供了间接证据。
有关非洲人种如何迁徙和分布的现存证据还包括一类重要证据：人工种植的植物和驯化的动物。为什么说这类证据重要呢?
首先，是因为在相同面积上，种植和放牧所提供的热量要比狩猎－采集高得多，因此农民和牧人的人口密度通常是狩猎－采集者的至少十倍。这并不是说农民和牧人比狩猎－采集者快乐、健康或在任何方面都优越，而只是说前者数量比后者多得多，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让前者取代后者。
此外，诸如天花和麻疹之类的人类疾病是由家养动物传给人的，农民因此最终变得对这些疾病拥有了抵抗力，而狩猎－采集者却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一旦狩猎－采集者与农民接触，前者就可能大量死于后者能抵抗的疾病。
最后，只有在存储了食物和集中了村庄的农耕社会，人们才有机会变得专业化，成为专业的工匠、士兵、国王和官员。所以，是农民而不是狩猎一采集者发明了箭和枪，发展出了军队和政体，再加上他们占据绝对优势的数量，非洲农民将狩猎一采集者完全取代就是易如反掌和顺理成章的事了。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种植植物和驯化动物最早出现在非洲的什么地方?又是什么人继承了这些动植物并最终吞并了其邻居?
当欧洲人于15世纪到达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时，非洲人已经种植了五类庄稼。其中，第一类只在北部非洲种植，种植区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高地。北部非洲的降雨主要出现在冬季月份(该地区拥有地中海气候)，因此其所有的原生庄稼都适宜在冬季的雨水中发芽、生长。考古证据表明，这类庄稼(包括小麦、大麦、豌豆、葡萄等)都于大约10000年前在中东地区首先种植。因此有理由说，这些作物是从中东传播到气候相似、地理位置靠近的非洲北部的，为古埃及文明的崛起奠定了基石。事实上，这些作物之所以对所有人来说都很熟悉，是因为它们也传播到了气候类似、地理位置相邻的欧洲地区，又从欧洲传到美洲和澳大利亚，最终成为全球温带农业的大宗作物。
撒哈拉沙漠地区干旱少雨，适应了冬季雨的中东作物即使以某种方式穿越了撒哈拉沙漠，也难以在沙漠南面的萨赫尔地区的夏季雨中生长。而在萨赫尔地区，每年的夏天雨季总是如期而来。因此，第二类和第三类非洲作物不仅适应了夏季雨，也适应了该地区变化较小的白天长度。
第二类非洲作物的祖先广泛分布于萨赫尔地区从西到东的整个区域，包括高粱和珍珠粟，它们后来都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大宗谷物。其他大宗作物还包括棉花、芝麻、西瓜和黑眼豆。高粱的价值是如此之高，今天全球各大洲的干燥、炎热地带都种植高粱。
第三类非洲作物的祖先只发现于埃塞俄比亚，其中大多数作物迄今在那里仍有种植。很少有外乡人尝过埃塞俄比亚的国家面包，它是由一种叫做画眉草的小种子谷物做成的。我们所有人都得感谢埃塞俄比亚农民率先种植了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植物——咖啡树。在咖啡于阿拉伯地区盛行起来并随后传播到全球之前，它只在埃塞俄比亚才有种植。
第四类非洲作物的野生祖先生长于西部非洲的湿润气候条件下。其中像非洲稻之类的作物的种植几乎一直仅限于那里，其余像非洲甘薯之类的作物最终传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还有两种作物——油棕和可乐果则传到了各大洲。在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贩售其含咖啡因的名牌饮料之前，西部非洲人早就在咀嚼含咖啡因的可乐果来提神了。
第五类非洲作物也同样适应了潮湿气候。当欧洲人到达非洲时，香蕉、亚洲甘薯和芋头已在撒哈拉以南普遍种植，亚洲稻则已在东部非洲沿岸扎下了根。这类作物都不是原产于非洲本土，而是来自东南亚。如前所述，印度尼西亚人在马达加斯加的出现早就向我们暗示了非洲与亚洲之间在史前的联系。
现在回过头来看前面四类非洲本土作物，它们分别来自非洲北部、萨赫尔地区、埃塞俄比亚和西部非洲，这些地区都位于赤道以北。因此，同样来自赤道以北的讲尼日尔一刚果话的人们就完全有能力取代非洲赤道的俾格米人和亚赤道的克瓦桑人。这并不是说克瓦桑人和俾格米人天生不适应农耕生活，而是说他们所在的南部非洲的野生植物不适宜人工种植。就算对于已有数千年农耕经验的班图人和白人来说，他们也很少能够把南部非洲的原生植物纳入粮食作物中。
由于非洲原有的驯化动物太少，所以总结它们要比总结非洲植物容易得多。非洲驯化动物名单上不包括那些赫赫有名的非洲大型野生动物——斑马、牛铃、犀牛、河马、长颈鹿和南非水牛等。家牛、家猪、狗和家猫的野生祖先既出现在非洲北部，也出现在亚洲西部，所以无法确定它们到底是在哪里首先被驯化的。其余的非洲 驯养动物也可能并非是在非洲首先被驯化的，这是因为它们的野生祖先只出现在欧亚大陆。非洲的绵羊和山羊是在亚洲西部最早驯化的，非洲的鸡最早驯化于东南亚，非洲的马最早驯化于俄罗斯南部，非洲的骆驼很可能最早驯化于阿拉伯地区。唯一的例外是驴，它被普遍认为是最早驯化于非洲北部。
如此看来，非洲的大宗食物和驯化动物中的许多都是千里迢迢从原生地来到非洲的，这些原生地有些在非洲内部，有些却在非洲以外。显然，一些非洲人比另一些非洲人幸运，因为他们继承了那些经过人工种植的野生植物和经过人工驯化的野生动物。考古学家怀疑，一些非洲人正是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吞并了自己的邻居。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吞并也是一种必然。
寻找黑人征服非洲的直接证据，需要借助于考古发掘。
然而，无论是来自语言学方面还是来自农作物和驯化动物方面的证据，都只是构筑非洲过去历史的可资借鉴的间接证据。要想得到直接证据来证明谁何时生活在何处以及他们吃什么种什么，就需要借助于真正的考古学，去寻找古人的骨骸、古人驯化的动物、陶器的碎片和古人制造的石器及铁器等，还要寻找古人的建筑遗迹。事实上，考古证据的确有助于解释有关马达加斯加的部分奥秘。
考古发掘表明，印度尼西亚人在公元800年甚至早在公元300年就已登陆马达加斯加岛，而且他们显然是有备而来的：在马达加斯加最早的人类定居点遗址出土了铁器、牲畜和农作物等各方面遗存，这表明他们绝对不是少数几个坐在独木舟上随风偏离航道而阴差阳错来到马达加斯加的印尼人。
在古代水手指南——《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一书中可以找到有关这种远足是如何发生的线索。这本游记是由一位公元100年前后居住在埃及的匿名商人所著，书中描述了当时把印度和埃及与非洲东部海岸连接起来的兴旺的航海贸易。随着阿拉伯文化从公元9世纪开始传播开来，商人们等待合适的风来让他们穿越印度洋，在非洲东部和印度之间来回穿梭，将大量的中东物品和一些中国产品贩运到非洲东部海岸定居点，包括陶器、玻璃和瓷器等。
与此同时，随着印度向东至印度尼西亚的贸易的繁荣，可能有一些印尼人通过这条贸易路线到达印度，再向西到达非洲东部，在那里加入非洲人行列并与之共同发现了马达加斯加岛。印尼人和东非(东部非洲)人之间的结盟看来一直“活”到了今天，“活”在基本上就是印尼语的马达加斯加语当中——印尼语中包含一些来自东非海岸班图语的外来词。
不管你信不信，非洲食物生产的最早期证据并非来自尼罗河河谷。
当然，有一些情况就连考古学也帮不上忙。比如，从间接证据可以推测俾格米人一度遍布非洲中部的潮湿雨林，但考古学家却难以测试这一推测——虽然他们发现了表明当时有人在那里生活过的物品，但迄今未在那里找到古人的骨骸。不过，考古学有助于确定农耕与放牧在非洲出现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这对于了解—个大的人群何以能征服整个非洲来说十分关键。
许多人想当然地以为非洲粮食生产始于古埃及的尼罗河河谷，毕竟那里是法老和金字塔的土地。没错，到公元前3000年时，埃及无疑是非洲最复杂的社会的所在地。然而，非洲食物生产的最早期证据并非来自于尼罗河河谷——不管你信不信，它来自于撒哈拉沙漠。
今天的撒哈拉沙漠地区大部分都如此干燥，甚至寸草不生，但考古发掘证据却表明，从公元前9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期间，撒哈拉地区要比现在湿润得多，有多个湖泊，沙漠上到处可见动物。撒哈拉人饲养牛羊，烧制陶器，甚至还种植高粱和小米。这种撒哈拉田园生活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200年，远早于埃及文明的兴起。当时，一系列西亚冬季作物和牲畜到达撒哈拉，随后农耕传播到西部非洲和埃塞俄比亚。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放牛人已经跨过当今埃塞俄比亚的边界进入肯尼亚北部。
语言学家提供了另一种途径来确定农作物到达的年代，即比较在过去不同时期各自分化出来的相关的现代语言中相同农作物的单词。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出，数千年前在撒哈拉沙漠中种植高粱和小米的人们所讲的语言，正是今天尼罗－撒哈拉语系的祖先语言。与此相似，首先种植西部非洲湿润国度作物的人们所讲的语言，正是当今尼日尔－刚果语系的祖先语言。而讲阿弗洛－亚细蒂语系的祖先语言的人们，毫无疑问参与了把中东植物引入北非(北部非洲)的工作，还可能是埃塞俄比亚当地作物的最早种植者。
对农作物名字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数千年前的非洲至少有三种祖先语言：尼罗－撒哈拉祖先语言、尼日尔－刚果祖先语言和阿弗洛－亚细蒂祖先语言。其他语言学证据还表明存在克瓦桑祖先语言(但这一证据不是来自于农作物名称，因为克瓦桑人没有种植任何植物)。非洲今天有多达1500种语言，所以它们的祖先语言很可能应该超过四种，但所有的其他祖先语言一定都消失了，要么是因为讲这些语言的人们已经失去原来的语言，就像俾格米人那样，要么是由于讲这些语言的人们自己也消失了。
合并考古学与语言学证据得出的结论是，上述四种语言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因为一场历史性的事故或者说巧合：最早讲尼罗－撒哈拉语言、尼日尔－刚果语言和阿弗洛－亚细蒂语言的人们正好处在了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即所谓天时地利)，从而获得了种植的植物和驯养的动物，这些动植物使得他们的群体不断壮大，最终取代了其他人群，或者把自己的语言移植给了后者。少数讲克瓦桑语言的人们之所以能传宗接代到今天，主要是由于他们被与世隔绝在非洲南部地区，讲班图语的强势者们无法在这里种植作物。
与现代白人农民清除掉印第安土著相同的情形，一定也发生在了过去的非洲。
如今在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分布着多达近两亿说班图语的人，那么，班图人的蔓延究竟始于何时呢?
语言学证据表明，或许早在公元前3000年，来自西非(西部非洲)内陆草原的早期班图农民就开始向南迁徙，来到湿润的海岸森林。在班图语言中常见的词汇显示，班图人当时已经在养牛，并且拥有像甘薯之类的湿润气候作物，但他们没有使用金属，也非全职种植农作物。事实上，他们仍然在捕鱼、打猎和采集。由于森林中采采蝇(也称睡病蝇)传播的疾病，他们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牛丧失了。但随着他们进入刚果盆地的赤道森林地带，他们又开始开荒种地，人口增加。正是在这个时期，他们开始吞并生活在森林边缘的俾格米狩猎一采集者。
公元前1000年之后不久，班图人从森林的东边冒出，进入非洲大裂谷和大湖地区的开阔地带，在那里他们遇到了讲阿弗洛－亚细蒂语和尼罗－撒哈拉语的农民和牧人。和班图人一样，这些人可能也是黑人，他们在较为干燥的地区种植小米和高粱，并且养殖牲畜。班图人也遇到了克瓦桑狩猎一采集者，但前者占了上风，因为他们带着从西非家园继承来的湿润气候作物，能够在东非林地中进行耕种，而这些林地对于它们以前的居民—— 克瓦桑人来说过于潮湿。到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不断蔓延的班图人已经抵达东非海岸。
在东非，班图人开始获得小米和高粱，并重新获得了牛，这是他们的尼罗－撒哈拉和阿弗洛－亚细蒂黑人邻居对他们的馈赠。班图人开始制作铁器，当时在非洲的萨赫尔地区刚开始炼铁。铁器和湿润气候作物联袂，产生了横扫亚赤道非洲的军事－产业实力。在东非，班图人仍然面临处在铁器时代的尼罗－撒哈拉和阿弗洛－亚细蒂农民的竞争，但是在南面长达1200千米的开阔地上，只有克瓦桑狩猎－采集者在“挡道”。克瓦桑人既无铁器也无庄稼，因而完全不是班图人的对手。短短几个世纪之内，在最近的史前历史上最迅速的征服战役之一结束之后，班图农民一路挺进到了东海岸的纳塔尔，也就是今天的南非。
当然，这并不是说班图人一下子就让克瓦桑人彻底消失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早在班图人大举挺进之前几百年，南部非洲的克瓦桑人就已经有了羊。首批班图先驱者可能数量不大，并且选择适合种植甘薯的潮湿林地，而把较干燥的地带留给克瓦桑狩猎一采集者。考虑到克瓦桑人和班图人的分布区离得并不远，他们之间肯定有贸易和通婚。事实上，在班图农民和俾格米狩猎一采集者之间的这类关系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只是随着班图人数量增多，并且把牛和干燥气候谷物引入自己的经济中，他们才最终填满了此前跳过的干燥地带。
其结果不言而喻。班图农民开始占据大部分以前被克瓦桑人占据的地区，克瓦桑遗产逐渐弱化为非克瓦桑语言中散落的一些咔嗒音、埋葬的头骨和石器，以及许多南部非洲班图人面孔上的克瓦桑特征。那些消失的克瓦桑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无人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克瓦桑人曾经居住过数万年的地方如今已经属于他人。在现代，当挥刀弄枪的白人农民与拿着石器进行狩猎、采集的澳大利亚土著及加利福尼亚印第安原住民发生碰撞时，后者很快就被清除掉：男人被杀或沦为奴隶，女人被抢占，无论男女都感染了白人农民带来的他们毫无抵抗力的恶疾。同样的情况完全有可能也发生在了过去的非洲。
毫无疑问，一些克瓦桑人幸存了下来，他们今天居住在南部非洲那些不适合班图农业的地方。最南面的班图人——科萨人在南非南岸的大鱼河止步，这里位于开普敦以东大约800千米。并不是这片海角本身过于干燥不适合农业，事实上这里是当代南非的粮仓，让班图人最终止步的原因是这里的地中海式气候，尤其是冬季雨，因为班图人只习惯在夏季雨中种庄稼。1652年，当荷兰人带着源自中东的适宜冬季雨的作物来到开普敦时，他们遇到的是人口稀疏的克瓦桑人的无力抵抗，而非拥有铁器武装的班图农民的激烈抗争。1779年，当白人最终扩张到东面而遭遇大鱼河的科萨人时，血雨腥风时期开始了。为了征服科萨人，白人军队打了100年共9场仗，每年平均的进度还不到1.6千米。假如首批到达这片海角的区区几艘荷兰船只也遭到如此激烈抵抗的话，荷兰人恐怕就不可能在这里立稳脚跟了。
由此看来，今天非洲的问题至少部分根源于地理偶然：海角克瓦桑人的家园恰好不包含适宜人工种植的野生植物；班图人恰好从5000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合在夏季雨中生长的农作物；欧洲人恰好从接近10000年前的祖先那里继承了适合冬季雨的农作物。总而言之，非洲的过去给非洲的现在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仅是黑非洲，也不仅仅是纳米比亚首都“奇怪”的戈林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