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秀”是从港台娱乐界引进的新词。其本意是指各类“星”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故作姿态的自我表现。其实，“作秀”并不是“星”们的专利。一些大大小小的贪官们，也时不时地“作秀”一番：明明是视钱如命、贪得无厌，却要装成超凡脱俗、两袖清风；明明是好色之徒、男盗女娼，却要装成正人君子、道貌岸然；明明是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却要装成正直无私、清正廉明……揭示一下贪官的“作秀”伎俩，对我们认识“庐山真面目”不无裨益。
　　 “信誓旦旦”型。江苏省邳州市原市委书记邢党婴受贿案发生后，省纪委和组织部派人找他谈话，要求他如实说清问题。可邢党婴把胸口拍得山响：我绝对没有收过人家送来的钱。他还声称：“现在省里根据人民来信在调查我的经济问题，请大家放心，我是经得起调查的。他们最后一定会查出个廉洁奉公的干部来……”后查出收受贿赂31元元，被判处无期徒刑；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曾以写血书的方式，声称“我以一个中国共产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事”。可一年后，他就成了受贿30多万元的罪犯；福建省上杭县一位女副县长罗凤群的“表演”更绝：“我若贪污一分钱，就将我开除党籍；我若受贿一分钱，就将我枪毙。”事后查明，罗凤群共受贿人民币20.3万元。
　　 “大言不惭”型。有些贪官大言不惭，逢会必讲廉政建设，遇人就谈拒绝腐败，竭力塑造自己坚决反对贪污贿赂的形象。中央电视台1994年夏拍摄《东方之子——成克杰》时，他面对镜头装出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声泪俱下地说：“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呀!这些人都是爹妈生的，有血有肉，我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他们好苦呀！”他还慷慨激昂地说：“我要书写一本老百姓认为我没有偷懒，正在努力为他们作贡献的历史，当然我绝不会书写相反的历史。”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一心为民、无私奉献”，誓死要书写让老百姓永不忘怀的贡献史的“好官”，后来竟然坐上了“中华第一贪”的交椅。为此，央视特又为其制作专题片——《成克杰的毁灭轨迹》，记录下他与情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鲸吞民脂民膏的贪污腐败史。前后对照，在国人心中留下的是一个滑稽可笑的伪君子形象。
　　“清贫穷酸”型。有的贪官衣着朴素，言语“老土”，把穷酸当保护色，以节俭作遮阳伞，大贪若廉。被称为“廉政局长”的武汉市市政建设管理局局长明九斤，因受贿罪被判刑十年。明九斤有着众多“廉政轶事”：穿廉价的衣服，袜子上还有窟窿；他明令禁止干部在外就餐，自己也尽量赶回单位吃饭；他对亲戚朋友“铁面无私”，弟弟、妹妹都下岗了，他也不给予关照。然而，明九斤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47万元；陕西省宝鸡市原公安局长范太民，经常脚穿解放鞋，身背绿色包，被人们称为“挎包局长”。他小心翼翼地掩盖受贿行为，蒙蔽他人。后因窃贼多次光顾而露出贪腐真面目，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南川市原五交化公司经理金荣中，平时用的手机，是最老最老的款式——“大哥大”，而即使在这样的手机的残破处，他还用胶布包了又包。此外，他和妻儿常拣亲戚的旧衣服穿，他最“体面”的一件皮衣，竟是其姐夫不要后送给他的！就是这样的一位“好干部”，却犯有贪污罪、职务侵占罪、挪用公款罪、偷税罪，罪名可谓“品种繁多”，涉案金额总计164.4466万元。
　　“小廉大贪”型。这类人看不上眼的贿赂不收，动不了心的礼物上交，待价高沽，择机狂捞。广西柳州市邮政局办公室原主任王铁权，在任基建科长期间，在邮电局系统第一个采用招标、议标发包工程，深得领导和职工的称赞。在管理本局基建项目过程中，主动向局里上缴回扣100多万元，但暗地里他却索贿30万元；四川省交通厅原厅长刘中山，曾以“清廉”著称。一次，澳星公司派人将100万元给他，他专门让厅纪委和保卫处将这百万贿赂退回给澳星公司。他还多次让门卫把前来行贿者轰出大门，从此他得了个“廉政厅长”的好声誉。然而当检察机关搜查刘家住宅时，大家都惊呆了，这座豪宅里不仅停有一辆价值140万元的“奔驰”，而且其家庭财产总额已经超过了1300万元。
　　 “涂脂抹粉”型。一些贪官为了伪装自己，不惜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方法、机制，来为自己“ 歌功颂德”。广西钦州市交警支队原副队长黄祥欢，靠走私、贪污受贿获赃款1200万元，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竟花费百万余元买通媒体，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中华改革英杰》、《中国当代改革者》和《中国改革者风采》上，还花大价钱在广西一家报纸上以《能人黄祥欢》为题进行大肆吹捧；河南灵宝市地税局原副局长卫建设“歌颂术”的工夫做得更加到位，他本是一个受贿160万元、300万元的财产来源不明的大贪官，却恬不知耻地让人以他为原型，编造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小品《稽查局长》，说的是一个税务局长勤奋工作，身患重病，因清正廉洁而无钱治病，女儿为父治病到处去拣易拉罐卖了70余元，结果还捐给了希望工程。
　　“荣誉贴金”型。有不少贪官，头上笼罩着耀眼的光环，让人真假难辨。湖南涟源钢铁厂原厂长、总经理宋焕威是全国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有杰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湖南省八届人大代表，可说是荣誉一大堆，但在其诸多荣誉的后面，却非法收受贿赂310万元。这些贪官们在“荣誉”这把“红伞”的遮掩下，狮子大开口，既“零存”又“整取”，既“批发”又“零售”，吃个脑满肠肥。这一招绝、险、狠，一般“小腐”还玩不转。
　　“附庸风雅”型。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把自己“秀”成一个文化人，在办公室里自书条幅一幅“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悬挂起来装点门面；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长李太银，他不但发表了《碑魂》、《梦魇》等长篇反腐小说，而且发明了“10-1=0”的廉政公式，即“我们哪怕用十分之一的权力谋私，就会丧失全部的威信”，俨然一副清官模样；深圳市宝安区原区委书记虞德海喜欢读书，爱看《历代警世格言》，爱好填词绘画，在几次美术作品展览会上，都有他画的荷花，暗示自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然而背地里却大捞特捞；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自称不喝酒，不抽烟，不好色，只有收藏名人字画、古玩和瓷器的“爱好”。然而，正是这种“爱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古玩、字画等打通了行贿之门。
　　“循规蹈矩”型。原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在大多数人眼里是一位行事低调、做事谨慎、很讲“规矩”的人。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各种场合不失时机地教育下属或新提拔上来的年轻干部，告诫他们不该要的财物一律不能碰。徐国健在公众场合的“大圈子”里，即使是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始终保持一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正常关系。多年来，他身边组织系统的人在升迁上很少能得到他的格外“关照”。实际上徐国健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人民币460万元、8000美元，接受礼金10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常务副主席刘知炳，平时衣着朴实，不讲排场，没有架子，总摆出一副体恤下级的谦和态度，同上下级的关系也处理得不错。刘知炳工于心计，善于伪装。他滥用权力，但从不批条子，不留痕迹，不让第三者在场，设法做到“进退有路”。若不是震惊全国的柳州骗税牵涉到他的女儿，进而涉及到他，人们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腐败分子。
　　“煽情鼓动”型。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在位时，讲话有激情，语言富有鼓动性。2000年底，在全省交通工作会议上，石发亮在讲话中突然说：“我向省委、省政府保证，2001年全省交通总投资一定要达到150亿，如果达不到，我就把头上的这顶‘乌纱帽’交还给省委！” 石发亮还用几乎哽咽的语气对台下近千名干部说：“同志们，我的‘乌纱帽’就掌握在你们手里，你们要不要我把它交回去啊？”台下的干部们齐声喊道：“不让！”接着是雷鸣般的掌声。结果，石发亮受贿1900万元。
　　“贼喊捉贼”型。自己屁股下有屎，却捏着鼻子蹙着眉头大喊臭；自己在巧取豪夺大饱私囊，却追查、甚至诬陷别人贪污腐败。自称穿防弹衣反腐轰动一时的原福建省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明明是贪得无厌，却把自己装扮成反腐英雄。2004年8月，他斗胆向人民网投稿《防弹衣为何穿了6年》。黄金高这位官场老手，不仅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同时还赚了个“清官”的美名，成了反腐斗士的典型。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防弹衣书记”，事后被控涉嫌受贿500余万元，包养4个情妇。
　　
　　纵观贪官们的种种“作秀”伎俩，其目的一是为了防范小偷。现在不少小偷大都将目光瞄准了贪官，知道他们家藏万贯，即便被盗也不敢报案；二是为了掩盖贪迹。贪官们无论贪得多么巧妙，多么隐蔽，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为“安全”起见，他们便竭力玩弄“障眼法”，以此遮住世人尤其是司法机关的“慧眼”；三是为了过足贪瘾。当官一旦沾上“贪”宇，便会贪了这笔想那笔，贪了十万想百万，越贪越上瘾，越上瘾越贪。为确保长期贪下去，只得将“清官、好官、能官”的外衣披在身上，为自己“遮风挡雨”；四是为了边腐边升。不少贪官为能继续升迁，一方面以钱开道走上层路线，另一方面积极装廉捞取政治资本，以期获得更大的收益。
　　贪官作秀危害甚大。一是容易混淆视听，给组织部门选拔任用干部造成错觉。贪官们装模作样，或进行“真诚”的表白、或故作惊人之举，极力把自己装扮成忧国忧民、废寝忘食、清正廉洁的好干部，目的无非是给自己赢得个好口碑，多拉到几张选票；二是给纪检监察机关和反贪部门查处带来了难度。许多贪官利用“廉秀”在干部群众中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当纪检监察机关和反贪部门进行查处时，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采取不配合、不支持的态度，有的还出面替腐败分子担保；三是扰乱了人们对是与非的判断，容易导致广大群众对党员干部队伍的整体不信任，从而使得社会道德规范整体滑坡。
　　可以预见，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贪官的“表演”还会继续粉墨登场。但是，广大人民群众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通过深刻剖析贪官们五花八门的“作秀”招数，炼就一双火眼金睛，不为贪官们的任何高超表演所蒙蔽，不为光怪陆离错综复杂的腐败现象所迷惑，快、稳、准、狠地惩治腐败，打击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