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周三多，1933年生，江苏宜兴人。历任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科首席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首任院长、第一届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MBA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周三多教授从事高等教育五十多年，完成国家和省级多项科研项目，出版专著和高质量教材二十余部，其中《管理学——原理与方法》获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和《管理学》两部教材为国内数百所高校首选采用，为重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因创建南京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博士点和创造性地组织管理学教学活动，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记者：在我国目前近千种管理学教材中，您主持编写的两种管理学教材特别耀眼，有着近50万册的年均销量。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年来，这两种教材的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着不断增长的势头，用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话来说“几成管理学教材的经典”。您对这一现象怎么看？您理想中好的管理学教材应该是什么样的？
周：在高校教材自主选择的大背景之下，这两本书所以能长版畅销，我想从内在原因看，应该是其内容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满足了市场的需要，毕竟管理学教材必须努力为实践服务，并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从外部环境看，近二十年来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管理类教育迅猛发展的时期，市场需求很大，我们的书出得早，因而较早地得到许多同行老师的应用、帮助、认同和厚爱。
我理解，一本好的管理学教材，不应当只是空泛的理论阐述，而应该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管理的实际，尤其是对那些震撼人心的关键性事件，教材在内容上不能回避，理论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要有解释力。一本好的管理学教材，应当是把管理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行为来研究，不只针对大企业、小企业也针对其他组织，不只针对企业管理者、政府公务员也针对每个人，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要具有普适性。一本好的管理学教材，不应当是陈旧概念的堆砌和陈词滥调的组合，而应当动态地及时地反映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迅速变化对管理带来的影响，并预测未来的发展。
记者：听说您刚刚在北京开过高教版《管理学》第四版修订的读者见面会，和前两版修订一样，听取了不少高校老师的意见和建议。这一次修订将会有哪些新变化呢？
周：2013年高教版《管理学》即将迎来第四次修订，复旦版的《管理学——原理与方法》也正在进行第六次再版。这两本书确实倾注了我们整个学术团队的心血，我要求我们的作者团队，必须以对用这两本书的广大老师、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以严谨、务实、创新的科学精神，用写专著的要求来写教材。说严谨，是说在内容框架的科学性上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说务实，是说要脚踏实地，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拿来主义”，要有实用性；说创新，是要与时俱进，要有前瞻性。所以，对于每一次的修订与再版，我们丝毫不敢懈怠，必须对得起每年50多万读者啊！
说到这次修订，最主要的变化有两点，其一是要更加深刻地认识“经济全球化”对管理的影响，既包括宏观的也包括微观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比如富士康事件，就是“全球制造”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的具有代表性的管理问题；比如全球性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中国的管理者如何处变不惊，他们在危机管理中的经验与教训、改革与创新就是我们管理学教材生动鲜活的案例。其二是要更加充分地反映“信息化”时代催生管理革命的紧迫性，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管理的方式方法、运行规则、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至于社会生活方式和某些行业的生存状态。这两点，我们力图在新一版的教材中能有更多体现，同时要进一步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我非常认同美国管理学会主席徐淑英教授去年在波士顿举行的美国管理学年会上提出的，管理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转变为“最有益于世界的”。我们写管理学教材以及讲授管理学，应该站在“让普通人的生活更美好”的高度，尊重人的生命，关爱人的生活，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记者：这些体现在教材内容上的变化，让我们更理解刚才您说到的一本好的管理学教材的特质，也深深地感受到您作为作者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周：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教授“管理学”课程的老师和广大读者的来信，对我们的教材进行点评或者提出这样那样的修改意见。每当我认真阅读这些信件时，信中的真知灼见和深厚情谊，都使我受益匪浅。高教出版社做过《管理学》一书的统计，自2000年8月第一版首次出版到2012年的这十多年间，累计发行量已超过300万册。算下来，两本书的总发行量肯定超过了600万册。于我，不是为这个庞大的数字所陶醉，而是感到无比巨大的压力和责任。几百万册的销量意味着对几百万读者的责任，大到管理学学科理论体系，小到书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对莘莘学子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把每一句话的斟酌、每一个字的勘定都放在心上。从另一方面讲，能有这么多人读我们的书，我们通过教材能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也许就是我们人生价值的体现吧。人生苦短，我深信这两本书的存在，可能比我的生命更长久。
记者：回首26年前您的第一本管理学教材的酝酿和编写，到现在这两种教材承载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框架被广泛认可，能否请您回顾一下重建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过程？
周：1987年夏天，全国许多著名高校的管理学者曾在长白山开过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研讨会，一起讨论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和重建管理学理论体系的问题。会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该向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我们不必也不可能重建管理学体系，把美国大学中最优秀的管理学教材拿来翻译、应用就行，用不着自己编写教材。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西方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科学体系，但管理学毕竟是涉及人的科学，而人的思维习惯、意识活动必然与所在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国情密切相关，所以结合国情重建中国自己的管理学理论体系，应该是中国管理学教育的应有之义。我个人是持后一种观点的，在美国行之有效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不可能都适合于中国，即使具有同样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的管理方法也不能照搬。所以我主张借鉴和学习的同时必须与国情结合，不能拿来主义，观点与当时还是年轻编辑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刘子馨教授一拍即合，这也是我们编写出版第一本教材《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的缘起。 记者：如今再看这两本书重建的管理学理论体系，您认为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周：应该说这两本书重建的管理学理论体系，较好地贯彻了“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方针。从理论体系上来说，基本上采用了美国经典教材中常用的以管理过程为顺序，以管理职能为模块的构建框架。但对于书中的内容、方法和案例，我们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取舍、增加和发挥，实际上是将管理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起来。这是第一个突出特点。
第二个突出特点是较好地体现了“博古通今、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精神。书中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国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都做了必要的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后管理思想的演变，特别是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代表的企业管理经验作了必要的分析和批判，有肯定，也有否定。其实，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是与各个民族的文明史和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精神，比如重“道”，比如守信，在中国的《管理学》教材中不应该缺席，植根于本土的“中国管理思想”可以为今天的管理工作所用。
第三个突出特点是把创新作为管理的一个重要职能进行深入阐述。这是以前所有中外《管理学》教材和文献中从未有过的。今天创新的重要性愈来愈被实践所证明，无论是国家、政府、军队、企业以及一切组织甚至个人，其活力的来源全在于创新，创新作为管理职能已被我国广大管理学者所认同，但在二十多年前提出这个观点，是要有一点学术勇气的。
第四个突出特点是书中首次提出了管理学的四条基本原理，即人本原理、系统原理、责任原理、效益原理。实践一再证明，人类的任何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守这四条基本原理，才能取得成功，才算是科学管理。这也是前人没有系统提出过的，但从泰勒《科学管理原理》开始，所有的管理学研究都是围绕着实现和完善这四条基本原理进行的。所以提出四条基本原理也应视为是我们在管理学理论上的突破。
总的来说，无论是“洋为中用”，还是“古为今用”，“创新”，或是“四大管理原理”，都是要立足中国的现实，为中国的现实服务，为中国的实践所用，这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管理教育中国化”。理论体系的重建也是一样，这是一个根据实践需要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只是学习过去、立足当下，世上绝没有永恒、没有止境。
记者：您非常看重把“创新”列入管理的职能，这也是您的教材区别于其他教材的独创之处。您是否可以进一步谈谈创新的要义？
周：在我们构建的管理学理论体系中，首先提出并始终坚持，创新应作为管理的职能之一，甚至是管理职能的核心。管理的理论、原理、方法及各项职能都需要创新，创新也深刻改变着管理，同时创新需要以其为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创新在管理中处于轴心地位。我和陈传明教授提出过“管理=维持+创新”的观点。创新是维持基础上的发展，而维持是创新的逻辑延续，卓越的管理是实现维持和创新最优组合的管理。面对“山寨”产品比比皆是的现状，我们更要强调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能力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创新还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引导，包括管理学教材的编写也是一样，要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调研，更要前瞻性地提出一些观点和主张，比如在我们的教材里就较早地认识到管理教育中重视管理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开设专章论述管理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这比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整整提前了十年。管理更重要的作用应当是“防患于未然”。
记者：您的很多弟子，毕业之后都从事创新性的工作，是不是也与您将创新的理念渗透在教学中密切相关？
周：在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非常重视创新，创新的理念和方法贯穿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比如我们对论文的创新点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甚至有学生因在此方面有欠缺而没有毕业。还记得早些年信息技术应用还不是很普遍，我有个博士生到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查阅文献，光复印带回南京的资料就有40多公斤重， 报销了4000多元的资料费，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字。要创新，必须要有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借鉴作为基础。
我认为，管理学的教学，不仅在于给学生讲授管理学的知识，更要帮学生找到管理学的坐标系和研究管理学理论的知识框架。同时讲授管理学的过程，也伴随管理思想和方法的与时俱进，创新思想的潜移默化对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应该是非常有益的。
你说到他们中间不少人在做创新性的工作，我想也和他们在工作中比较注重实践中的创新，能够也更善于把一线的鲜活经验，尤其是那些理论上没有反映的经验提炼和总结，并加以推广有关吧。管理本身应该具有超前性，好的管理学教育应该培养学生具备应用所学理论
指导企业管理的能力，能为所在企业引入前沿的战略管理理论与先进的方法，指导企业的发展，这也是管理学学习的意义所在。
记者：您一直十分强调实践，您的许多弟子曾不约而同地谈到您设法为他们的调研活动提供支持，是这样吧？
周：理论来源于实践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管理学理论体系的重建与完善、管理学教材的编写，同样也适用于管理学教学。所以我认为调研工作非常重要，这应当是整个管理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实际上也是管理学如何结合国情、如何本土化的问题。
记得当年写教材的时候，我们写作团队曾几次共赴苏锡常地区的乡镇企业做调查，深入车间班组、作坊工场，与“草根”企业家促膝谈心，了解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后来也曾多次借助做课题的机会，带博士生们到苏州的企业做调查研究，现场剖析企业的问题，和企业家一起讨论问题出现的症结。现在，我仍然很愿意抓住机会，随时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说，我就是在军队、大学、农村、工厂的基层实践中砥砺过来的。
在我的影响下，我的团队，我的学生们，也都能够实事求是地深入一线。比如南京大学商学院的贾良定老师，借助做科研的机会，走访企业，收集分析了1500多个生动的案例。科学的理论体系一定要对现实具有解释力，必须随时总结才能跟得上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对于管理中的问题，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预警作用。 记者：作为从教50多年的老教师，对从事管理学教学的年轻教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希望？
周：作为管理学的教师，要能够将国际化的视野与本土化的实践相融合。首先知识面要宽，要有丰厚的理论积淀，中国的、外国的，书本上的、实践中的。更为重要的是，管理必须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在科学研究中，应该充分重视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以实证式的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注重科学研究的服务性和实用性。在这里，我依然要强调调研的作用。我觉得高校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可以采取与实践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双向兼职，既可增强专职教师在实践环节和解决实践问题上的经验和能力，又可使课堂教学与实际保持广泛的接触和密切的联系。
编辑手记：
一本《管理学》教材经过近20年时间的市场竞争，仍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在我国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上，可能是罕见的。但当我敬称这是“教材史上的经典”时，周老师却说，“谈不上经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像他早在1993年撰写《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的序言时写的，“我只把它看作是一个逗号”。
周老师是管理教育家。几年来，我曾多次诚恳向周老师提出专访的请求，但他总是以“没什么新东西好谈”婉拒。“不炒冷饭”是周老师的习惯，作为南京大学文科首席教授、商学院的首任院长，作为第一届全国MBA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MBA入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的他，接受各大媒体各类采访的次数很多。于我，要考虑的是如何能在内容上有所创新。当提出能否和周老师一同探讨两种教材受到广泛认可的成功经验，请他谈谈基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体系和理论框架是如何重建的，以及他为管理学教育普及所做的开创性工作时，周老师欣然同意。
“实践”、“调研”、“中国化”……一串串关键词跳出，管理学——这门转型期社会的致用之学，如何结合中国国情、指导管理实践，是周老师在五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思考最多的问题，也是采访中聊得最多的内容。茶席间，我们落座的惠量小院的老板季烨也加入进来，这位曾任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管，如今是游艇俱乐部的职业经理人、“中国式生活方式”倡导者的年轻人，规划着他将“相对高端的第三产业需求与相对稀缺的第一产业资源相结合”的战略构想，谈着他对企业文化要义的理解——“正面、积极、创造、分享、感恩”……周老师赏识地点着头，指点我应该把这些记下来。哦，这是周老师若干年形成的“调研”的习惯使然，也是他给我上的生动的一课。
真正的学问是从对大自然对人以及人文规律的谦卑和敬畏开始的。周老师就是以谦卑敬畏之心，以化繁为简的洞察力，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在管理学研究及教育领域身体力行、探究规律和创新理论的。《道法自然》是周三多老师八十寿辰之际出版的摄影集的名字，也与这位深谙管理学实践性特征的大家的高瞻远瞩一脉相承，更与他践行“管理教育中国化”且桃李天下的长者的至朴情怀相得益彰。
周老师的弟子、长江学者樊和平教授在品评周老师早年间的研究时说，“论文的先知气质与先知贡献，集中体现于它们之于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启蒙意义”。先知之为先知，不在于告诉后人和世人一切的知，而在于启蒙。周老师“行不言之教”，让人如坐春风，重拾一种久违甚至遗忘的传统：师道尊严。“师”尊严，但“道”更尊严，“师”因“道”并唯因“道”而获得至上尊严。
我以为，这是师道尊严的来处。
（上接第26页）“走近”、“走进”这些医学大家，在心灵碰撞中促进思想升华。
学生们所敬仰的这些医学大家，既有长期在医教研奋斗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也有出类拔萃、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既有在医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军人物，也有长期默默无闻工作在乡村、精神病院、麻风病院等普通医护人员。尽管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尽相同，但触动人们灵魂、震撼人们心灵，都是有着“大医精诚”的高尚人格！在学生们案例分析、生动演讲的背后，处处折射出“刻苦钻研”、“甘于寂寞”、“不惧权威”、“勇于创新”等崇高人文境界，时时闪耀着“关爱仁慈”、“不畏艰难”、“谦逊好学”、“淡泊名利”等珍贵人文涵养。说者动情，听者动心，“完善人格”可信、可敬、又可亲。
参考文献：
[1] [美]哈瑞·刘易斯（Lewis.H.）. 失去灵魂的卓越[M]. 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注：“医学人文概论”课程曾用名为“医学与人文”，开设于2004年当时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2005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组建成立新的上海交通大学，2007年该课程被列为学校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2009年该课程被评选为上海市精品课程，这也是该年度上海市唯一的一门文化素质类精品课程。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04-10-15.
[4]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32.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2012年度上海学校德育创新发展课题“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相互关系研究及对策”、上海交通大学2010年“985工程”三期教学改革项目“更加注重人格养成的医学人文教育”部分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陈立民]
记者：在我国目前近千种管理学教材中，您主持编写的两种管理学教材特别耀眼，有着近50万册的年均销量。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年来，这两种教材的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着不断增长的势头，用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的话来说“几成管理学教材的经典”。您对这一现象怎么看？您理想中好的管理学教材应该是什么样的？
周：在高校教材自主选择的大背景之下，这两本书所以能长版畅销，我想从内在原因看，应该是其内容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满足了市场的需要，毕竟管理学教材必须努力为实践服务，并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从外部环境看，近二十年来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管理类教育迅猛发展的时期，市场需求很大，我们的书出得早，因而较早地得到许多同行老师的应用、帮助、认同和厚爱。
我理解，一本好的管理学教材，不应当只是空泛的理论阐述，而应该密切联系中国和世界管理的实际，尤其是对那些震撼人心的关键性事件，教材在内容上不能回避，理论对正在发生的事件要有解释力。一本好的管理学教材，应当是把管理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行为来研究，不只针对大企业、小企业也针对其他组织，不只针对企业管理者、政府公务员也针对每个人，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要具有普适性。一本好的管理学教材，不应当是陈旧概念的堆砌和陈词滥调的组合，而应当动态地及时地反映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迅速变化对管理带来的影响，并预测未来的发展。
记者：听说您刚刚在北京开过高教版《管理学》第四版修订的读者见面会，和前两版修订一样，听取了不少高校老师的意见和建议。这一次修订将会有哪些新变化呢？
周：2013年高教版《管理学》即将迎来第四次修订，复旦版的《管理学——原理与方法》也正在进行第六次再版。这两本书确实倾注了我们整个学术团队的心血，我要求我们的作者团队，必须以对用这两本书的广大老师、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以严谨、务实、创新的科学精神，用写专著的要求来写教材。说严谨，是说在内容框架的科学性上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说务实，是说要脚踏实地，结合中国的实际，不能“拿来主义”，要有实用性；说创新，是要与时俱进，要有前瞻性。所以，对于每一次的修订与再版，我们丝毫不敢懈怠，必须对得起每年50多万读者啊！
说到这次修订，最主要的变化有两点，其一是要更加深刻地认识“经济全球化”对管理的影响，既包括宏观的也包括微观的，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比如富士康事件，就是“全球制造”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的具有代表性的管理问题；比如全球性经济危机袭来的时候，中国的管理者如何处变不惊，他们在危机管理中的经验与教训、改革与创新就是我们管理学教材生动鲜活的案例。其二是要更加充分地反映“信息化”时代催生管理革命的紧迫性，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彻底改变了管理的方式方法、运行规则、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至于社会生活方式和某些行业的生存状态。这两点，我们力图在新一版的教材中能有更多体现，同时要进一步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我非常认同美国管理学会主席徐淑英教授去年在波士顿举行的美国管理学年会上提出的，管理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从“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转变为“最有益于世界的”。我们写管理学教材以及讲授管理学，应该站在“让普通人的生活更美好”的高度，尊重人的生命，关爱人的生活，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记者：这些体现在教材内容上的变化，让我们更理解刚才您说到的一本好的管理学教材的特质，也深深地感受到您作为作者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周：我经常收到全国各地许多学校教授“管理学”课程的老师和广大读者的来信，对我们的教材进行点评或者提出这样那样的修改意见。每当我认真阅读这些信件时，信中的真知灼见和深厚情谊，都使我受益匪浅。高教出版社做过《管理学》一书的统计，自2000年8月第一版首次出版到2012年的这十多年间，累计发行量已超过300万册。算下来，两本书的总发行量肯定超过了600万册。于我，不是为这个庞大的数字所陶醉，而是感到无比巨大的压力和责任。几百万册的销量意味着对几百万读者的责任，大到管理学学科理论体系，小到书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会对莘莘学子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把每一句话的斟酌、每一个字的勘定都放在心上。从另一方面讲，能有这么多人读我们的书，我们通过教材能为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也许就是我们人生价值的体现吧。人生苦短，我深信这两本书的存在，可能比我的生命更长久。
记者：回首26年前您的第一本管理学教材的酝酿和编写，到现在这两种教材承载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框架被广泛认可，能否请您回顾一下重建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过程？
周：1987年夏天，全国许多著名高校的管理学者曾在长白山开过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研讨会，一起讨论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和重建管理学理论体系的问题。会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该向市场经济的发源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我们不必也不可能重建管理学体系，把美国大学中最优秀的管理学教材拿来翻译、应用就行，用不着自己编写教材。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西方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科学体系，但管理学毕竟是涉及人的科学，而人的思维习惯、意识活动必然与所在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国情密切相关，所以结合国情重建中国自己的管理学理论体系，应该是中国管理学教育的应有之义。我个人是持后一种观点的，在美国行之有效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不可能都适合于中国，即使具有同样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的管理方法也不能照搬。所以我主张借鉴和学习的同时必须与国情结合，不能拿来主义，观点与当时还是年轻编辑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刘子馨教授一拍即合，这也是我们编写出版第一本教材《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的缘起。 记者：如今再看这两本书重建的管理学理论体系，您认为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
周：应该说这两本书重建的管理学理论体系，较好地贯彻了“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取其精华、为我所用”的方针。从理论体系上来说，基本上采用了美国经典教材中常用的以管理过程为顺序，以管理职能为模块的构建框架。但对于书中的内容、方法和案例，我们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取舍、增加和发挥，实际上是将管理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结合起来。这是第一个突出特点。
第二个突出特点是较好地体现了“博古通今、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精神。书中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国现代管理思想的发展都做了必要的阐述，对新中国成立后管理思想的演变，特别是以“两参一改三结合”为代表的企业管理经验作了必要的分析和批判，有肯定，也有否定。其实，管理的实践和理论是与各个民族的文明史和各个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精神，比如重“道”，比如守信，在中国的《管理学》教材中不应该缺席，植根于本土的“中国管理思想”可以为今天的管理工作所用。
第三个突出特点是把创新作为管理的一个重要职能进行深入阐述。这是以前所有中外《管理学》教材和文献中从未有过的。今天创新的重要性愈来愈被实践所证明，无论是国家、政府、军队、企业以及一切组织甚至个人，其活力的来源全在于创新，创新作为管理职能已被我国广大管理学者所认同，但在二十多年前提出这个观点，是要有一点学术勇气的。
第四个突出特点是书中首次提出了管理学的四条基本原理，即人本原理、系统原理、责任原理、效益原理。实践一再证明，人类的任何管理活动都必须遵守这四条基本原理，才能取得成功，才算是科学管理。这也是前人没有系统提出过的，但从泰勒《科学管理原理》开始，所有的管理学研究都是围绕着实现和完善这四条基本原理进行的。所以提出四条基本原理也应视为是我们在管理学理论上的突破。
总的来说，无论是“洋为中用”，还是“古为今用”，“创新”，或是“四大管理原理”，都是要立足中国的现实，为中国的现实服务，为中国的实践所用，这就是我们一直倡导的“管理教育中国化”。理论体系的重建也是一样，这是一个根据实践需要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一切，也只是学习过去、立足当下，世上绝没有永恒、没有止境。
记者：您非常看重把“创新”列入管理的职能，这也是您的教材区别于其他教材的独创之处。您是否可以进一步谈谈创新的要义？
周：在我们构建的管理学理论体系中，首先提出并始终坚持，创新应作为管理的职能之一，甚至是管理职能的核心。管理的理论、原理、方法及各项职能都需要创新，创新也深刻改变着管理，同时创新需要以其为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创新在管理中处于轴心地位。我和陈传明教授提出过“管理=维持+创新”的观点。创新是维持基础上的发展，而维持是创新的逻辑延续，卓越的管理是实现维持和创新最优组合的管理。面对“山寨”产品比比皆是的现状，我们更要强调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能力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
创新还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引导，包括管理学教材的编写也是一样，要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和调研，更要前瞻性地提出一些观点和主张，比如在我们的教材里就较早地认识到管理教育中重视管理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开设专章论述管理道德与企业社会责任，这比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整整提前了十年。管理更重要的作用应当是“防患于未然”。
记者：您的很多弟子，毕业之后都从事创新性的工作，是不是也与您将创新的理念渗透在教学中密切相关？
周：在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中，非常重视创新，创新的理念和方法贯穿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比如我们对论文的创新点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甚至有学生因在此方面有欠缺而没有毕业。还记得早些年信息技术应用还不是很普遍，我有个博士生到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查阅文献，光复印带回南京的资料就有40多公斤重， 报销了4000多元的资料费，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字。要创新，必须要有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借鉴作为基础。
我认为，管理学的教学，不仅在于给学生讲授管理学的知识，更要帮学生找到管理学的坐标系和研究管理学理论的知识框架。同时讲授管理学的过程，也伴随管理思想和方法的与时俱进，创新思想的潜移默化对学生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应该是非常有益的。
你说到他们中间不少人在做创新性的工作，我想也和他们在工作中比较注重实践中的创新，能够也更善于把一线的鲜活经验，尤其是那些理论上没有反映的经验提炼和总结，并加以推广有关吧。管理本身应该具有超前性，好的管理学教育应该培养学生具备应用所学理论
指导企业管理的能力，能为所在企业引入前沿的战略管理理论与先进的方法，指导企业的发展，这也是管理学学习的意义所在。
记者：您一直十分强调实践，您的许多弟子曾不约而同地谈到您设法为他们的调研活动提供支持，是这样吧？
周：理论来源于实践这句话，不仅适用于管理学理论体系的重建与完善、管理学教材的编写，同样也适用于管理学教学。所以我认为调研工作非常重要，这应当是整个管理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实际上也是管理学如何结合国情、如何本土化的问题。
记得当年写教材的时候，我们写作团队曾几次共赴苏锡常地区的乡镇企业做调查，深入车间班组、作坊工场，与“草根”企业家促膝谈心，了解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后来也曾多次借助做课题的机会，带博士生们到苏州的企业做调查研究，现场剖析企业的问题，和企业家一起讨论问题出现的症结。现在，我仍然很愿意抓住机会，随时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来说，我就是在军队、大学、农村、工厂的基层实践中砥砺过来的。
在我的影响下，我的团队，我的学生们，也都能够实事求是地深入一线。比如南京大学商学院的贾良定老师，借助做科研的机会，走访企业，收集分析了1500多个生动的案例。科学的理论体系一定要对现实具有解释力，必须随时总结才能跟得上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对于管理中的问题，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预警作用。 记者：作为从教50多年的老教师，对从事管理学教学的年轻教师，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希望？
周：作为管理学的教师，要能够将国际化的视野与本土化的实践相融合。首先知识面要宽，要有丰厚的理论积淀，中国的、外国的，书本上的、实践中的。更为重要的是，管理必须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在科学研究中，应该充分重视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以实证式的研究方法作为主要的研究方法，注重科学研究的服务性和实用性。在这里，我依然要强调调研的作用。我觉得高校在教师队伍的建设上，可以采取与实践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双向兼职，既可增强专职教师在实践环节和解决实践问题上的经验和能力，又可使课堂教学与实际保持广泛的接触和密切的联系。
编辑手记：
一本《管理学》教材经过近20年时间的市场竞争，仍能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在我国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上，可能是罕见的。但当我敬称这是“教材史上的经典”时，周老师却说，“谈不上经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就像他早在1993年撰写《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的序言时写的，“我只把它看作是一个逗号”。
周老师是管理教育家。几年来，我曾多次诚恳向周老师提出专访的请求，但他总是以“没什么新东西好谈”婉拒。“不炒冷饭”是周老师的习惯，作为南京大学文科首席教授、商学院的首任院长，作为第一届全国MBA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MBA入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的他，接受各大媒体各类采访的次数很多。于我，要考虑的是如何能在内容上有所创新。当提出能否和周老师一同探讨两种教材受到广泛认可的成功经验，请他谈谈基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体系和理论框架是如何重建的，以及他为管理学教育普及所做的开创性工作时，周老师欣然同意。
“实践”、“调研”、“中国化”……一串串关键词跳出，管理学——这门转型期社会的致用之学，如何结合中国国情、指导管理实践，是周老师在五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思考最多的问题，也是采访中聊得最多的内容。茶席间，我们落座的惠量小院的老板季烨也加入进来，这位曾任世界500强企业的高管，如今是游艇俱乐部的职业经理人、“中国式生活方式”倡导者的年轻人，规划着他将“相对高端的第三产业需求与相对稀缺的第一产业资源相结合”的战略构想，谈着他对企业文化要义的理解——“正面、积极、创造、分享、感恩”……周老师赏识地点着头，指点我应该把这些记下来。哦，这是周老师若干年形成的“调研”的习惯使然，也是他给我上的生动的一课。
真正的学问是从对大自然对人以及人文规律的谦卑和敬畏开始的。周老师就是以谦卑敬畏之心，以化繁为简的洞察力，以实证分析的方法在管理学研究及教育领域身体力行、探究规律和创新理论的。《道法自然》是周三多老师八十寿辰之际出版的摄影集的名字，也与这位深谙管理学实践性特征的大家的高瞻远瞩一脉相承，更与他践行“管理教育中国化”且桃李天下的长者的至朴情怀相得益彰。
周老师的弟子、长江学者樊和平教授在品评周老师早年间的研究时说，“论文的先知气质与先知贡献，集中体现于它们之于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启蒙意义”。先知之为先知，不在于告诉后人和世人一切的知，而在于启蒙。周老师“行不言之教”，让人如坐春风，重拾一种久违甚至遗忘的传统：师道尊严。“师”尊严，但“道”更尊严，“师”因“道”并唯因“道”而获得至上尊严。
我以为，这是师道尊严的来处。
（上接第26页）“走近”、“走进”这些医学大家，在心灵碰撞中促进思想升华。
学生们所敬仰的这些医学大家，既有长期在医教研奋斗的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也有出类拔萃、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既有在医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军人物，也有长期默默无闻工作在乡村、精神病院、麻风病院等普通医护人员。尽管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尽相同，但触动人们灵魂、震撼人们心灵，都是有着“大医精诚”的高尚人格！在学生们案例分析、生动演讲的背后，处处折射出“刻苦钻研”、“甘于寂寞”、“不惧权威”、“勇于创新”等崇高人文境界，时时闪耀着“关爱仁慈”、“不畏艰难”、“谦逊好学”、“淡泊名利”等珍贵人文涵养。说者动情，听者动心，“完善人格”可信、可敬、又可亲。
参考文献：
[1] [美]哈瑞·刘易斯（Lewis.H.）. 失去灵魂的卓越[M]. 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注：“医学人文概论”课程曾用名为“医学与人文”，开设于2004年当时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2005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组建成立新的上海交通大学，2007年该课程被列为学校精品课程建设项目. 2009年该课程被评选为上海市精品课程，这也是该年度上海市唯一的一门文化素质类精品课程。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 人民日报，2004-10-15.
[4]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1-32.
[本文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2012年度上海学校德育创新发展课题“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相互关系研究及对策”、上海交通大学2010年“985工程”三期教学改革项目“更加注重人格养成的医学人文教育”部分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