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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底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加速了中欧实力对比变化，冲击了欧洲的社会肌理。那么，这能否改变欧洲对华观感，进而为中欧跨越价值观分歧提供契机呢？21世纪初是中欧关系的“蜜月期”，双方于2003年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2006年，欧盟发布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与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承担更多责任》，首次提出中国应该承担责任。撰写文件前，不少官员、学者和公众在谘商的过程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2008年拉萨“3·14”骚乱之后的中欧民意冲突进一步揭示中欧价值观巨大分歧。虽然中国对欧公共危机手法日益纯熟，但这不能根本改变欧洲对华价值观偏见。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欧洲及中欧关系出现更根本的变化。
金融危机冲击欧洲价值观
本文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危机有否改变欧洲人的价值观。如果说欧洲人的价值观主要包含“民主”与“人权”，那么危机对这二者都有一定冲击。
先说民主。危机凸显了欧洲领导力的缺失、决策程序的冗杂低效、以及民众对统治阶级的不信任。从决策效率看，欧洲民主制度在应对危机时毫无竞争力，似应向“威权”转型；相反，从决策合法性看，“危机决策”使欧洲“民主赤字”愈发严重，似应进一步加强“由民做主”。如何看待欧洲的民主制度，如何作出调整，对欧洲的精英是个挑战。
梳理一下欧洲民主制度在危机中的表现。第一，各国政府稳定性差，甚至出现“无政府”。2011年，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亚相继因债务危机而换政府——除西班牙外，皆为提前大选。第二，领导人或受民主体制掣肘，或主动以民主体制来分散决策风险。如2010年3月和2011年4月，冰岛两次公投决定不向英、荷两国政府支付赔偿，“合法赖账”。第三，“民选”领导人被技术官僚所取代。2011年11月，皆为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帕帕季莫斯和马里奥·蒙蒂先后从被迫下台的“民选”政治家手中接管意大利和希腊，成立过渡政府。第四，国内民主决策被国际集团的决策所取代。欧债问题的相关决策基本上由德国总理、法国总统、欧盟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主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欧元集团主席作出。第五，社会出现了以“反体制”为特征的活动或思潮，包括西班牙“愤怒运动”、各种“占领运动”、“伦敦之夏”骚乱、罕见的挪威大规模极右恐袭，以及各种极右政党进入主流。
其实，欧洲的“合法性危机”、“效率差距”、“民主赤字”由来已久。一方面，现代化下权威衰落和个性解放，民众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全球化下政治议题的复杂性迅速上升，民主制度已很难应对此种复杂局面。这成为“欧洲的民主国家摆脱不了的两难”。而随着欧洲进入后现代社会，流动和多元的认同进一步削弱了建立在现代性理念上的代议制民主的根基。
但应指出，欧洲人并不质疑民主理想。长期以来，欧洲人对民主价值高度认同，而对民主的表现则多有不满。根据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项研究，约一半的意大利民众和35%的法国民众认为现有的政党无法在重大的问题上代表他们。但另一方面，“欧洲价值研究”项目调查结果表明，90%以上的欧洲人认同“虽然民主有问题，但它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都要好”。危机中的欧洲人质疑民主运作，但不质疑民主原则。有学者利用“全球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除东亚地区外，经济情况对一个国家的民主选择影响很小——欧洲人正是如此。
再谈人权。在人权问题上，欧洲人最“自打嘴巴”的是其对移民问题的处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反移民的排外思潮泛起。欧洲近年通过限制入境,推进融合,与移民来源国签署协议多管齐下，但效果不彰。虽然2008年移民人数比2007年下降了6%，但在经济危机刺激下，反移民情绪却在上升。德、法、英首脑皆称“文化多元主义 已经失败”。2010年7月，法国拆除近百罗姆人（吉普赛人）“违章建筑”，向东欧遣返约900名罗姆人，遭国际舆论谴责。此外，反穆斯林声音在欧日益高涨。2008年，荷兰新自由党领导人、欧洲极右势力的标志性人物威尔德斯剪接了17分钟的反伊斯兰电影“Titna”；2009年瑞士全民公决禁建清真寺宣礼塔；2010年，法国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伊斯兰罩袍。
但与民主问题类似，欧洲内部的“漠视人权”现象并不影响欧洲民众对人权的坚定信念。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纳粹主义，但此次经济危机后，极右思潮远未达到二战期间的强度。欧洲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仍是自由主义。无论是遣返罗姆人政策，还是匈牙利回归“威权主义”的苗头，都受到了主流舆论的谴责。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也引发了欧洲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对外推行民主人权的“原欲冲动”。鉴于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是欧洲人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抛弃这些价值观等于否定自我存在，因此愈是危机当头，欧洲人反而愈要通过坚守价值观来巩固自我认同。
危机之所以能对欧洲的民主和人权带来一定冲击，是因为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欧洲倡导民主和人权的时代背景变了，经济危机只不过凸显了这一点。从内部看，欧洲面临认同的边界问题。部分因为一体化，部分因为外来移民，欧洲从一个同质性很高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斑驳多元的社会，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只能部分消化此巨大变化。欧洲民族国家建立之初，基本上都经历过种族、宗教、文化和语言的“纯化”。欧洲内部的民主人权，本只欲在有同胞之情，生活方式、认同和想法都差不多的人之间实施，但现在“非我族类”的人也进来了,这挑战了民主人权过去的前提假设。而从外部看，欧洲面临力量的边界问题。欧洲已经无法像17到20世纪那样，将全世界都汇拢到符合自己发展阶段的平台上。危机同样使这一点更为凸显。
欧洲会对中国更“宽容”？
由此也引出了本文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即中欧实力对比的迅速变化有否导致欧洲在价值观问题上对中国更“宽容”。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泥足深陷”，中国却逆风扬帆。去年年底以来，欧洲已普遍将中国视为帮助欧洲解决债务危机的最重要“金主”。“中国行，欧洲不行”，导致了欧洲精英深深的追问。危机后，欧洲了解中国的欲望增加，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更加深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中国模式”的“合理性”——这与过去相比已经是很大的突破。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金融时报》原来驻北京的记者马利德的《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一书皆洛阳纸贵。2010年2月，欧盟“外长”阿什顿出席欧洲议会时，被美联社记者捕捉到她随身携带欧洲著名智库学者马克·莱纳德所著《中国怎么想》一书。
但是，欧洲并没有学习“中国模式”的冲动。德国智库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刊物《国际政治》在2010年曾以《专制的伪光芒》为主题，纵论民主与专制的优劣和全球政治制度竞争现状，其判断是“专制”的光芒是“伪”的。《经济学家》、《金融时报》等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增加，但对中国“缺少民主、践踏人权”的成见没有本质改观。很多欧洲媒体将中国的经济成功归结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危机后，欧洲政客对华客气起来，对中国国内事务持克制态度，仅因他们识时务。欧盟在2010年摸索调整对新兴大国战略，务实是总基调。
短期看，中欧超越价值观分歧是很困难的，能做到“面和心不和”已不错。
但长期看，中欧有可能跨越价值观分歧，甚至创造共同的价值观。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苗头。
第一，在后现代社会，一切概念都是流动的、多元的、受挑战的。民主和人权也如是。如上所述，跨境认同、多元认同、公民身份的弱化和流动，已经动摇了欧洲代议制民主的根基；移民问题和欧洲实力收缩正在挑战欧洲在内外普及人权的边界。欧洲和中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对民主和人权的理解和困惑不同。但只要民主和人权这两个概念“松动”——即欧洲不再仅从某一历史阶段、某一地域的特殊经验来界定这两个概念，中欧价值观就有相通相容的可能。
第二，从不同的文明完全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现代性。在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概念的基础上，以色列著名学者艾森施塔特指出，不同的文明将产生不同的现代性——他将现代性定为复数。照此理论，欧洲（西方）有欧洲的现代性，中国有中国的现代性，伊斯兰世界有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性……民主人权只是西方现代性的表现。中国的表现有
其他的形式。当然了，既然都是现代性，必然有相通相类似的地方，比如透明、参与等等——否则也无法解释今天中国与西方惊人的相似。而一旦非西方的现代性成熟起来，实力强大起来，不同现代性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就是人类的迫切任务了。
第三，心理学家研究成果表明，在社会关系中无权势的一方倾向于对有权势的一方给予更多关注，而有权势的一方则倾向于对无权势的一方抱有“成见”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依次推理，实力地位的改变可能将导致“注意力”和“构建偏见”能力的转移，而时间站在中国一边。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
金融危机冲击欧洲价值观
本文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危机有否改变欧洲人的价值观。如果说欧洲人的价值观主要包含“民主”与“人权”，那么危机对这二者都有一定冲击。
先说民主。危机凸显了欧洲领导力的缺失、决策程序的冗杂低效、以及民众对统治阶级的不信任。从决策效率看，欧洲民主制度在应对危机时毫无竞争力，似应向“威权”转型；相反，从决策合法性看，“危机决策”使欧洲“民主赤字”愈发严重，似应进一步加强“由民做主”。如何看待欧洲的民主制度，如何作出调整，对欧洲的精英是个挑战。
梳理一下欧洲民主制度在危机中的表现。第一，各国政府稳定性差，甚至出现“无政府”。2011年，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亚相继因债务危机而换政府——除西班牙外，皆为提前大选。第二，领导人或受民主体制掣肘，或主动以民主体制来分散决策风险。如2010年3月和2011年4月，冰岛两次公投决定不向英、荷两国政府支付赔偿，“合法赖账”。第三，“民选”领导人被技术官僚所取代。2011年11月，皆为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帕帕季莫斯和马里奥·蒙蒂先后从被迫下台的“民选”政治家手中接管意大利和希腊，成立过渡政府。第四，国内民主决策被国际集团的决策所取代。欧债问题的相关决策基本上由德国总理、法国总统、欧盟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欧洲央行主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欧元集团主席作出。第五，社会出现了以“反体制”为特征的活动或思潮，包括西班牙“愤怒运动”、各种“占领运动”、“伦敦之夏”骚乱、罕见的挪威大规模极右恐袭，以及各种极右政党进入主流。
其实，欧洲的“合法性危机”、“效率差距”、“民主赤字”由来已久。一方面，现代化下权威衰落和个性解放，民众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全球化下政治议题的复杂性迅速上升，民主制度已很难应对此种复杂局面。这成为“欧洲的民主国家摆脱不了的两难”。而随着欧洲进入后现代社会，流动和多元的认同进一步削弱了建立在现代性理念上的代议制民主的根基。
但应指出，欧洲人并不质疑民主理想。长期以来，欧洲人对民主价值高度认同，而对民主的表现则多有不满。根据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项研究，约一半的意大利民众和35%的法国民众认为现有的政党无法在重大的问题上代表他们。但另一方面，“欧洲价值研究”项目调查结果表明，90%以上的欧洲人认同“虽然民主有问题，但它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都要好”。危机中的欧洲人质疑民主运作，但不质疑民主原则。有学者利用“全球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除东亚地区外，经济情况对一个国家的民主选择影响很小——欧洲人正是如此。
再谈人权。在人权问题上，欧洲人最“自打嘴巴”的是其对移民问题的处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反移民的排外思潮泛起。欧洲近年通过限制入境,推进融合,与移民来源国签署协议多管齐下，但效果不彰。虽然2008年移民人数比2007年下降了6%，但在经济危机刺激下，反移民情绪却在上升。德、法、英首脑皆称“文化多元主义 已经失败”。2010年7月，法国拆除近百罗姆人（吉普赛人）“违章建筑”，向东欧遣返约900名罗姆人，遭国际舆论谴责。此外，反穆斯林声音在欧日益高涨。2008年，荷兰新自由党领导人、欧洲极右势力的标志性人物威尔德斯剪接了17分钟的反伊斯兰电影“Titna”；2009年瑞士全民公决禁建清真寺宣礼塔；2010年，法国禁止在公共场合穿戴伊斯兰罩袍。
但与民主问题类似，欧洲内部的“漠视人权”现象并不影响欧洲民众对人权的坚定信念。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纳粹主义，但此次经济危机后，极右思潮远未达到二战期间的强度。欧洲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仍是自由主义。无论是遣返罗姆人政策，还是匈牙利回归“威权主义”的苗头，都受到了主流舆论的谴责。2011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也引发了欧洲进行人道主义干预，对外推行民主人权的“原欲冲动”。鉴于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是欧洲人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抛弃这些价值观等于否定自我存在，因此愈是危机当头，欧洲人反而愈要通过坚守价值观来巩固自我认同。
危机之所以能对欧洲的民主和人权带来一定冲击，是因为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欧洲倡导民主和人权的时代背景变了，经济危机只不过凸显了这一点。从内部看，欧洲面临认同的边界问题。部分因为一体化，部分因为外来移民，欧洲从一个同质性很高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斑驳多元的社会，自由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只能部分消化此巨大变化。欧洲民族国家建立之初，基本上都经历过种族、宗教、文化和语言的“纯化”。欧洲内部的民主人权，本只欲在有同胞之情，生活方式、认同和想法都差不多的人之间实施，但现在“非我族类”的人也进来了,这挑战了民主人权过去的前提假设。而从外部看，欧洲面临力量的边界问题。欧洲已经无法像17到20世纪那样，将全世界都汇拢到符合自己发展阶段的平台上。危机同样使这一点更为凸显。
欧洲会对中国更“宽容”？
由此也引出了本文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即中欧实力对比的迅速变化有否导致欧洲在价值观问题上对中国更“宽容”。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泥足深陷”，中国却逆风扬帆。去年年底以来，欧洲已普遍将中国视为帮助欧洲解决债务危机的最重要“金主”。“中国行，欧洲不行”，导致了欧洲精英深深的追问。危机后，欧洲了解中国的欲望增加，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更加深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中国模式”的“合理性”——这与过去相比已经是很大的突破。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金融时报》原来驻北京的记者马利德的《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一书皆洛阳纸贵。2010年2月，欧盟“外长”阿什顿出席欧洲议会时，被美联社记者捕捉到她随身携带欧洲著名智库学者马克·莱纳德所著《中国怎么想》一书。
但是，欧洲并没有学习“中国模式”的冲动。德国智库德国外交政策协会刊物《国际政治》在2010年曾以《专制的伪光芒》为主题，纵论民主与专制的优劣和全球政治制度竞争现状，其判断是“专制”的光芒是“伪”的。《经济学家》、《金融时报》等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增加，但对中国“缺少民主、践踏人权”的成见没有本质改观。很多欧洲媒体将中国的经济成功归结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危机后，欧洲政客对华客气起来，对中国国内事务持克制态度，仅因他们识时务。欧盟在2010年摸索调整对新兴大国战略，务实是总基调。
短期看，中欧超越价值观分歧是很困难的，能做到“面和心不和”已不错。
但长期看，中欧有可能跨越价值观分歧，甚至创造共同的价值观。危机中已经出现了苗头。
第一，在后现代社会，一切概念都是流动的、多元的、受挑战的。民主和人权也如是。如上所述，跨境认同、多元认同、公民身份的弱化和流动，已经动摇了欧洲代议制民主的根基；移民问题和欧洲实力收缩正在挑战欧洲在内外普及人权的边界。欧洲和中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对民主和人权的理解和困惑不同。但只要民主和人权这两个概念“松动”——即欧洲不再仅从某一历史阶段、某一地域的特殊经验来界定这两个概念，中欧价值观就有相通相容的可能。
第二，从不同的文明完全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现代性。在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概念的基础上，以色列著名学者艾森施塔特指出，不同的文明将产生不同的现代性——他将现代性定为复数。照此理论，欧洲（西方）有欧洲的现代性，中国有中国的现代性，伊斯兰世界有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性……民主人权只是西方现代性的表现。中国的表现有
其他的形式。当然了，既然都是现代性，必然有相通相类似的地方，比如透明、参与等等——否则也无法解释今天中国与西方惊人的相似。而一旦非西方的现代性成熟起来，实力强大起来，不同现代性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就是人类的迫切任务了。
第三，心理学家研究成果表明，在社会关系中无权势的一方倾向于对有权势的一方给予更多关注，而有权势的一方则倾向于对无权势的一方抱有“成见”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依次推理，实力地位的改变可能将导致“注意力”和“构建偏见”能力的转移，而时间站在中国一边。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