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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由胜转衰，和奢靡之风盛行有着很大关系。从罗马共和国晚期开始，享乐主义甚嚣尘上，奢靡之风屡禁不止，帝国时期尤为严重，公元1世纪也被罗马人称为“堕落时代”，“奢侈和富足削弱了我们罗马人”，罗马帝国也在歌舞升平中走向崩溃。
大征服带来了巨额的财富
早期罗马人健康、纯朴、高尚，富有爱国心和荣誉感，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美德和荣誉是罗马共和国的宗旨，有抱负的公民都竭尽努力以求无愧于一次胜利所带来的庄严的荣誉。这种传统美德和道德精神使人人争先为国效力，这是罗马之所以能够历经严峻考验却依然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在此后的两三个世纪中，罗马公民过着简朴的小农生活。他们习惯于躬耕田亩，以清茶淡饭、简朴的衣服和简陋的住房为满足，即使执政官也不例外。公元前458年的一天，贵族辛辛那图斯在田野中劳作时，接到元老院任命他为独裁官的命令，去营救被埃魁人围困于阿尔基多斯山的罗马军队。完成任务后，他就回到自己的耕牛身边和祖传的小土地上。公元前3世纪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执政官鲁古路斯出征迦太基。战役结束后，他解下征衣，回到自己犹格土地的农庄里。靠着这种精神，罗马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成就了世界史上的传奇。
到了公元前2世纪，罗马基本上完成了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成为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公元前200～157年间，罗马仅接收战争赔款、掠夺财物和外省税收就达15.6亿塞斯退斯，占罗马财政收入的2/3。巨额财富和奴隶大量涌入，贵族、官僚、将军、骑士等社会上层都发了大财，即使是士兵也能得到丰厚的奖赏。他们趁机购买和强占公有土地，使土地集中和土地兼并现象日益增多，公有土地私有化进程加速，奴隶制庄园广泛出现。奴隶制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奴隶劳动取代了公民的劳动。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古代罗马，从共和国末期开始，虽然手工制造业还远远低于古代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商人资本、货币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已经在古代形式的范围内发展到了最高点。”
罗马作为古代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商业、金融和贸易中心，汇聚了巨大的财富。海外霸权的确立和财富的大量积累，尤其是与希腊和东方世界接触的增多，使得罗马人的社会風气和生活习惯发生了明显变化。罗马上层社会旧的道德廉耻观念被打破，共和国早期那种朴实艰苦的生活方式逐渐消失了，转向追求奢华和享受，出现了荒诞无稽的消费和疯狂的挥霍。
发财的罗马人学会了享受和享乐
公元前215年，罗马正处于与汉尼拔交战期间，为限制公民过分追求服饰的高消费，罗马政府制定了奥庇亚法，使罗马公民在穿衣上趋于平等。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这种外表上的平等，逐渐引起富人们特别是妇女们的不满。公元前195年，妇女们集体走向街头游行，包围了保民官议事厅，迫使政府废除了奥庇亚法。贵族和富人对于衣着越来越讲究，东方式的长袖大袍受到青睐。金银饰物和锦绣，更使贵族和富人特别是上层女性的服饰达到空前的华丽。公元前1世纪中叶中国丝绸传入罗马后，立刻受到罗马上层的青睐。到了1世纪的帝国早期，罗马对丝绸需求量与日俱增，造成金银大量外流。据统计，罗马每年流入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三地的金银货币，累积超过了一亿塞斯退斯。
从共和末期起，罗马人的饮食有了很大的改变，转向追求精致。面包的烤制和点心的制作受到欢迎。葡萄酒摆上了餐桌，贵族和富人们乃至平民都以饮酒为乐，讲究宴席上多少道菜和多少客人。宴席上不仅仅是吃，还夹杂了娱乐的成分。希腊竖琴家在宴席上演奏，希腊舞蹈家在餐厅伴舞，越来越常见。以公元前73年的执政官鲁古鲁斯为例，其日常饭餐十分考究奢华，不仅备有昂贵的紫色毯子，镶着宝石的盘子，舞蹈和各种戏剧表演，还有美味佳肴。他有许多餐厅，每个餐厅都有其固定的消费标准，有其相应的餐具、设备和奴隶。一次，鲁古鲁斯在阿波罗餐厅设宴招待庞培和西塞罗，厨房很快就准备了一桌价值超过3万塞斯退斯的宴席（罗马士兵一年津贴才451塞斯退斯），令客人赞叹不已。
在公元前2世纪初，罗马征服亚细亚后，东方的青铜卧床，价值昂贵的床罩、花毯、餐柜等奢侈物品和家具传入罗马国内，受到青睐。罗马贵族和富人开始讲究享受和排场，广建豪华舒适的别墅。像西塞罗这样担任过执政官的高级学者，竟然拥有9座价值超过300万塞斯退斯的乡村别墅。作为罗马皇帝图拉真好友的元老小普林尼，也拥有10余栋别墅。这些别墅大多设备齐全，有浴室、游泳池、球室、图书室、休息室、狩猎等专用设施，其豪华程度丝毫不亚于希腊时代的国王宫殿。为炫耀身份，贵族和富人在建造别墅时纷纷采用昂贵的大理石。皇帝尼禄的老师、贵族塞内卡曾经说过：在我们当中，如果谁家用的亚历山大里亚大理石不配以其他的石料，他就会被视为寒酸——此屋便被别人瞧不起。”
在崇尚奢侈享乐的世风中，朴实勤勉的罗马人不见了，即使是作为中小生产者的罗马平民也十分鄙视劳动。他们不沾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宁愿活动于剧场和跑马场之中，却不愿照管谷物和葡萄园。平民们游手好闲，鄙视劳动，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是古代典型的靠社会过活的无产者。1世纪罗马诗人朱维纳在谈到平民状况时指出：他们“如今所关心的，只是赛会和演出。”“所关注的事情，只有两件——面包与竞技场。”在拥有100万人口的罗马城，没有正当职业的流氓无产者达80万人，“面包加竞技场”是他们生活的写照。政府每年都要在他们身上投入大量资金，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竞选官员者，则要自掏腰包举办竞技或者戏剧活动讨好平民，以获取他们的选票。
享乐之风一开便不可收拾。罗马政府为了迎合公民，不断增加节日天数，在节日期间举办各类娱乐活动。在公元前220年之前，罗马只有1天的公共节日即罗马人节。到了公元前173年，已经有了6个公共节日。每个节日的时间也由1天延长到了7天甚至是14天。公元1世纪时罗马全年节日为66天，2世纪时增加到123天，4世纪时增至175天。政府在节日举办赛马、竞技、戏剧、角斗、狩猎、海战等活动，所有开支皆由国库支出。一些高级官员也自费举办戏曲、比赛等，以博取声誉，从而在竞选中捞取选票。旷日持久的娱乐，让整个罗马社会沉湎其中不能自拔，麻醉了罗马人的民族精神。 罗马在帝国时期进入了“堕落时代”
享乐奢靡之风严重腐蚀了罗马民族的躯体，给罗马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淳朴的道德观逐渐消失，社会道德日益滑坡，社会风气走向败坏。贪污和贿赂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公元1世纪也被罗马人称为“堕落时代”。在当时的罗马社会，离婚成风，妇女们不愿生育，通奸盛行。在当时，只要夫妻双方宣布一个协议，就可以离婚。罗马诗人马雅提尔曾提到一名叫特丽西拉的女子，在一年之内嫁了10个男人。独裁者苏拉和政治家庞培都结过5次婚，皇帝奥古斯都、提比略、提图斯都结过3次婚，诗人奥维德结过3次婚，奥古斯都的第二、三任皇后斯克里波尼娅、李维娅都有过3次婚姻。连皇帝图密善的王后多米提娅·朗吉娜，也与男演员帕里斯有奸情。1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世家大族之中常发生奸情。”罗马诗人朱维纳叹息道：“一个好妻子，如同黑天鹅一样少见。”甚至有罗马贵族妇女偷偷穿上妓女的衣服，自愿到妓院做妓女。一些贵族妇女为逃避法律制裁，竟然主动放弃贵妇人地位，公开宣布自己为妓女。德国学者奥托·基弗在《古罗马风化史》中说：罗马帝国衰亡是人们性关系堕落、生活奢侈和挥霍放荡的必然结果。”
为遏制享乐奢靡之风，罗马政府曾出台措施。14年，罗马元老院出台法令，禁止男性穿丝绸服装，对妇女使用丝绸也做了一定的限制，但是收效甚微。为整治罗马人不愿结婚和通奸之风，公元前18年，罗马通过“奥古斯都婚姻法”，要求25～60岁的男子、20～55岁的女子必须结婚，否则便丧失在遗嘱上自由授予遗产权;鼓励妇女生育，多子母亲享有更多的财产处置权，父亲也在官职升迁上给予照顾。奥古斯都还制定罗马首部反通奸法，建立了通奸案常设法庭。皇帝提比略索性将与贵族妇女通奸的男演员都逐出了罗马。按照规定，元老们不得经商，但在实际中根本无法做到。高官、将军、行省总督等都有自己的敛财之道，都在大获其利。这些措施在执行中遇到了极大的反对，最后都不了了之。
面对享乐奢靡之风和世风日下，不少罗马知识分子忧心忡忡。早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史学家李维，就对罗马社会风气的堕落和公民道德的下降感到忧心忡忡。塔西佗也认为：“这种奢侈之风与古代的纪律和祖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祖先的时代，是勇气而非金钱构成了罗马国家的基础。”朱维纳对罗马远古时代充满憧憬，称其为“好的旧时代”，因为古代“不允许恶习的发展”;而到如今，“奢侈和富足削弱了我们罗马人”，金錢主宰了一切”，“财富而不是神，更值得人们尊敬”。马克思在分析古罗马社会时指出：“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被称之为幸福时代。”
享乐奢靡伴随着腐败
罗马时代史学家瓦列里乌斯·帕特库鲁斯对罗马的堕落痛心疾首：“国家从警戒状态进入了懈怠状态;从追求武力进入了寻欢作乐;从积极进取转化为消极怠惰。”当奢侈之风腐蚀了罗马人的传统道德和民族精神时，也扼杀了爱国、进取和创造精神。孟德斯鸠说：“既然精神的贫弱成了整个民族的特色，那么在事业中也就不再有智慧了。”安逸享乐磨灭了罗马人的进取心，曾铸造了一个伟大罗马的那些因素渐渐消失，精神文化的没落成为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起点。
在罗马衰亡诸因素中，帝国整个组织的基础特别是经济基础的弱化，成为内在的根源。罗马人不劳而获，不用纳税，享乐奢靡，享受着政府提供的“面包加竞技场”的优越福利。从皇帝、高官、富豪到平民，无不追求享乐，对供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财政支出与日俱增，收入日益减少，官员贪污腐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政府为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加赋税，行省居民不堪重负。为多收税，行省被拆分为更小的部分。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都有大批征税的官员和税吏，而行省总督还要层层加码。皇帝戴克里先统治时期，收税的人数甚至超过纳税人数。皇帝君士坦丁时期，向所有商人和贸易者征收金银税，甚至向最下层的等级包括贫穷的妓女征税。在收税时节，整个城市到处是哭声和抱怨声。交不起税者遭到鞭笞和拷打，甚至出现了母亲被迫卖子、父亲让女儿做妓女的悲惨现象。破产的隶农抛荒，耕地长满了野草和灌木。奴隶更是厌恶劳动，消极怠工，播种时故意乱播，浪费种子。奴隶不管田里的谷物是否成熟，便收割了运到打谷场上去，他们甚至在打谷时把部分谷物藏起来，或是故意疏忽以造成损失。罗马农学家科鲁米拉曾说：“把土地交给最不适宜的奴隶耕种，就等于把土地交给刽子手去执刑一样。”生产者以对生产的破坏抵触劳动，罗马帝国最终陷入经济危机乃至经济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恩格斯曾指出：“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
享乐和奢靡伴随着腐败，而且愈演愈烈。到罗马帝国后期，上至皇帝，下到官员，腐败已经公开化了，形成“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的局面。腐败无能的皇帝只有靠军队维持其统治，皇帝塞维鲁公开说出“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皆可不管”的名言。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甚至公开拍卖官职，把行省卖给了竞标价最高者。官场更加黑暗和腐败，国家政局摇摇欲坠。罗马将军和军队不再致力于为国效力，而是各自追名逐利，结党营私，频繁拥立皇帝以获取赏赐。军官克扣军饷，军队缺少装备和物资供应，士兵们不愿训练，军队战斗力在奢侈生活中消磨殆尽。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劫掠如出入无人之地，日耳曼人也经常不战而胜。一个蛮族将军曾感慨道，杀死一名罗马士兵比杀掉一头羊还容易。当429年西哥特人头领盖塞里克入侵罗马阿非利加行省时，北非居民态度漠然，没有任何抵抗。恩格斯曾说：“到五世纪末，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弱，毫无生气和束手无策，因而为德意志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公元248年4月21日，罗马城举行了千岁生日庆典。举办建城千年庆典，目的是激发罗马人对永恒帝国的感恩和祈祷，恢复昔日的罗马精神。整整三天三夜，街道上弥漫着燃烧祭品的雾霭，回响着神圣的赞美诗。没有人知道，这将是罗马城见到的最后一次世纪竞技会。罗马帝国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曾指出：“一个个连锁反应，像火一样越烧越旺。混乱的漩涡吞没了帝国。”
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因素很多，但无不与享乐奢靡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它使罗马帝国道德沦丧，风气败坏，政局不稳，行政乏力，赋税日苛，经济瘫痪，民怨沸腾，军队靡散。昔日战无不胜、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罗马帝国，成了一触即碎的风化物。随着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被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奥多亚克废除，存在千余年的罗马，最终寿终正寝。
大征服带来了巨额的财富
早期罗马人健康、纯朴、高尚，富有爱国心和荣誉感，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和尚武精神。美德和荣誉是罗马共和国的宗旨，有抱负的公民都竭尽努力以求无愧于一次胜利所带来的庄严的荣誉。这种传统美德和道德精神使人人争先为国效力，这是罗马之所以能够历经严峻考验却依然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在此后的两三个世纪中，罗马公民过着简朴的小农生活。他们习惯于躬耕田亩，以清茶淡饭、简朴的衣服和简陋的住房为满足，即使执政官也不例外。公元前458年的一天，贵族辛辛那图斯在田野中劳作时，接到元老院任命他为独裁官的命令，去营救被埃魁人围困于阿尔基多斯山的罗马军队。完成任务后，他就回到自己的耕牛身边和祖传的小土地上。公元前3世纪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执政官鲁古路斯出征迦太基。战役结束后，他解下征衣，回到自己犹格土地的农庄里。靠着这种精神，罗马上下一心，团结一致，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强大的对手，成就了世界史上的传奇。
到了公元前2世纪，罗马基本上完成了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成为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在公元前200～157年间，罗马仅接收战争赔款、掠夺财物和外省税收就达15.6亿塞斯退斯，占罗马财政收入的2/3。巨额财富和奴隶大量涌入，贵族、官僚、将军、骑士等社会上层都发了大财，即使是士兵也能得到丰厚的奖赏。他们趁机购买和强占公有土地，使土地集中和土地兼并现象日益增多，公有土地私有化进程加速，奴隶制庄园广泛出现。奴隶制经济取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奴隶劳动取代了公民的劳动。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古代罗马，从共和国末期开始，虽然手工制造业还远远低于古代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商人资本、货币资本和高利贷资本，都已经在古代形式的范围内发展到了最高点。”
罗马作为古代地中海世界最大的商业、金融和贸易中心，汇聚了巨大的财富。海外霸权的确立和财富的大量积累，尤其是与希腊和东方世界接触的增多，使得罗马人的社会風气和生活习惯发生了明显变化。罗马上层社会旧的道德廉耻观念被打破，共和国早期那种朴实艰苦的生活方式逐渐消失了，转向追求奢华和享受，出现了荒诞无稽的消费和疯狂的挥霍。
发财的罗马人学会了享受和享乐
公元前215年，罗马正处于与汉尼拔交战期间，为限制公民过分追求服饰的高消费，罗马政府制定了奥庇亚法，使罗马公民在穿衣上趋于平等。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这种外表上的平等，逐渐引起富人们特别是妇女们的不满。公元前195年，妇女们集体走向街头游行，包围了保民官议事厅，迫使政府废除了奥庇亚法。贵族和富人对于衣着越来越讲究，东方式的长袖大袍受到青睐。金银饰物和锦绣，更使贵族和富人特别是上层女性的服饰达到空前的华丽。公元前1世纪中叶中国丝绸传入罗马后，立刻受到罗马上层的青睐。到了1世纪的帝国早期，罗马对丝绸需求量与日俱增，造成金银大量外流。据统计，罗马每年流入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三地的金银货币，累积超过了一亿塞斯退斯。
从共和末期起，罗马人的饮食有了很大的改变，转向追求精致。面包的烤制和点心的制作受到欢迎。葡萄酒摆上了餐桌，贵族和富人们乃至平民都以饮酒为乐，讲究宴席上多少道菜和多少客人。宴席上不仅仅是吃，还夹杂了娱乐的成分。希腊竖琴家在宴席上演奏，希腊舞蹈家在餐厅伴舞，越来越常见。以公元前73年的执政官鲁古鲁斯为例，其日常饭餐十分考究奢华，不仅备有昂贵的紫色毯子，镶着宝石的盘子，舞蹈和各种戏剧表演，还有美味佳肴。他有许多餐厅，每个餐厅都有其固定的消费标准，有其相应的餐具、设备和奴隶。一次，鲁古鲁斯在阿波罗餐厅设宴招待庞培和西塞罗，厨房很快就准备了一桌价值超过3万塞斯退斯的宴席（罗马士兵一年津贴才451塞斯退斯），令客人赞叹不已。
在公元前2世纪初，罗马征服亚细亚后，东方的青铜卧床，价值昂贵的床罩、花毯、餐柜等奢侈物品和家具传入罗马国内，受到青睐。罗马贵族和富人开始讲究享受和排场，广建豪华舒适的别墅。像西塞罗这样担任过执政官的高级学者，竟然拥有9座价值超过300万塞斯退斯的乡村别墅。作为罗马皇帝图拉真好友的元老小普林尼，也拥有10余栋别墅。这些别墅大多设备齐全，有浴室、游泳池、球室、图书室、休息室、狩猎等专用设施，其豪华程度丝毫不亚于希腊时代的国王宫殿。为炫耀身份，贵族和富人在建造别墅时纷纷采用昂贵的大理石。皇帝尼禄的老师、贵族塞内卡曾经说过：在我们当中，如果谁家用的亚历山大里亚大理石不配以其他的石料，他就会被视为寒酸——此屋便被别人瞧不起。”
在崇尚奢侈享乐的世风中，朴实勤勉的罗马人不见了，即使是作为中小生产者的罗马平民也十分鄙视劳动。他们不沾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宁愿活动于剧场和跑马场之中，却不愿照管谷物和葡萄园。平民们游手好闲，鄙视劳动，过着不劳而获的寄生虫生活，是古代典型的靠社会过活的无产者。1世纪罗马诗人朱维纳在谈到平民状况时指出：他们“如今所关心的，只是赛会和演出。”“所关注的事情，只有两件——面包与竞技场。”在拥有100万人口的罗马城，没有正当职业的流氓无产者达80万人，“面包加竞技场”是他们生活的写照。政府每年都要在他们身上投入大量资金，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竞选官员者，则要自掏腰包举办竞技或者戏剧活动讨好平民，以获取他们的选票。
享乐之风一开便不可收拾。罗马政府为了迎合公民，不断增加节日天数，在节日期间举办各类娱乐活动。在公元前220年之前，罗马只有1天的公共节日即罗马人节。到了公元前173年，已经有了6个公共节日。每个节日的时间也由1天延长到了7天甚至是14天。公元1世纪时罗马全年节日为66天，2世纪时增加到123天，4世纪时增至175天。政府在节日举办赛马、竞技、戏剧、角斗、狩猎、海战等活动，所有开支皆由国库支出。一些高级官员也自费举办戏曲、比赛等，以博取声誉，从而在竞选中捞取选票。旷日持久的娱乐，让整个罗马社会沉湎其中不能自拔，麻醉了罗马人的民族精神。 罗马在帝国时期进入了“堕落时代”
享乐奢靡之风严重腐蚀了罗马民族的躯体，给罗马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淳朴的道德观逐渐消失，社会道德日益滑坡，社会风气走向败坏。贪污和贿赂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公元1世纪也被罗马人称为“堕落时代”。在当时的罗马社会，离婚成风，妇女们不愿生育，通奸盛行。在当时，只要夫妻双方宣布一个协议，就可以离婚。罗马诗人马雅提尔曾提到一名叫特丽西拉的女子，在一年之内嫁了10个男人。独裁者苏拉和政治家庞培都结过5次婚，皇帝奥古斯都、提比略、提图斯都结过3次婚，诗人奥维德结过3次婚，奥古斯都的第二、三任皇后斯克里波尼娅、李维娅都有过3次婚姻。连皇帝图密善的王后多米提娅·朗吉娜，也与男演员帕里斯有奸情。1世纪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世家大族之中常发生奸情。”罗马诗人朱维纳叹息道：“一个好妻子，如同黑天鹅一样少见。”甚至有罗马贵族妇女偷偷穿上妓女的衣服，自愿到妓院做妓女。一些贵族妇女为逃避法律制裁，竟然主动放弃贵妇人地位，公开宣布自己为妓女。德国学者奥托·基弗在《古罗马风化史》中说：罗马帝国衰亡是人们性关系堕落、生活奢侈和挥霍放荡的必然结果。”
为遏制享乐奢靡之风，罗马政府曾出台措施。14年，罗马元老院出台法令，禁止男性穿丝绸服装，对妇女使用丝绸也做了一定的限制，但是收效甚微。为整治罗马人不愿结婚和通奸之风，公元前18年，罗马通过“奥古斯都婚姻法”，要求25～60岁的男子、20～55岁的女子必须结婚，否则便丧失在遗嘱上自由授予遗产权;鼓励妇女生育，多子母亲享有更多的财产处置权，父亲也在官职升迁上给予照顾。奥古斯都还制定罗马首部反通奸法，建立了通奸案常设法庭。皇帝提比略索性将与贵族妇女通奸的男演员都逐出了罗马。按照规定，元老们不得经商，但在实际中根本无法做到。高官、将军、行省总督等都有自己的敛财之道，都在大获其利。这些措施在执行中遇到了极大的反对，最后都不了了之。
面对享乐奢靡之风和世风日下，不少罗马知识分子忧心忡忡。早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史学家李维，就对罗马社会风气的堕落和公民道德的下降感到忧心忡忡。塔西佗也认为：“这种奢侈之风与古代的纪律和祖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祖先的时代，是勇气而非金钱构成了罗马国家的基础。”朱维纳对罗马远古时代充满憧憬，称其为“好的旧时代”，因为古代“不允许恶习的发展”;而到如今，“奢侈和富足削弱了我们罗马人”，金錢主宰了一切”，“财富而不是神，更值得人们尊敬”。马克思在分析古罗马社会时指出：“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被称之为幸福时代。”
享乐奢靡伴随着腐败
罗马时代史学家瓦列里乌斯·帕特库鲁斯对罗马的堕落痛心疾首：“国家从警戒状态进入了懈怠状态;从追求武力进入了寻欢作乐;从积极进取转化为消极怠惰。”当奢侈之风腐蚀了罗马人的传统道德和民族精神时，也扼杀了爱国、进取和创造精神。孟德斯鸠说：“既然精神的贫弱成了整个民族的特色，那么在事业中也就不再有智慧了。”安逸享乐磨灭了罗马人的进取心，曾铸造了一个伟大罗马的那些因素渐渐消失，精神文化的没落成为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起点。
在罗马衰亡诸因素中，帝国整个组织的基础特别是经济基础的弱化，成为内在的根源。罗马人不劳而获，不用纳税，享乐奢靡，享受着政府提供的“面包加竞技场”的优越福利。从皇帝、高官、富豪到平民，无不追求享乐，对供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财政支出与日俱增，收入日益减少，官员贪污腐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政府为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加赋税，行省居民不堪重负。为多收税，行省被拆分为更小的部分。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城市都有大批征税的官员和税吏，而行省总督还要层层加码。皇帝戴克里先统治时期，收税的人数甚至超过纳税人数。皇帝君士坦丁时期，向所有商人和贸易者征收金银税，甚至向最下层的等级包括贫穷的妓女征税。在收税时节，整个城市到处是哭声和抱怨声。交不起税者遭到鞭笞和拷打，甚至出现了母亲被迫卖子、父亲让女儿做妓女的悲惨现象。破产的隶农抛荒，耕地长满了野草和灌木。奴隶更是厌恶劳动，消极怠工，播种时故意乱播，浪费种子。奴隶不管田里的谷物是否成熟，便收割了运到打谷场上去，他们甚至在打谷时把部分谷物藏起来，或是故意疏忽以造成损失。罗马农学家科鲁米拉曾说：“把土地交给最不适宜的奴隶耕种，就等于把土地交给刽子手去执刑一样。”生产者以对生产的破坏抵触劳动，罗马帝国最终陷入经济危机乃至经济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恩格斯曾指出：“普遍的贫困化，商业、手工业和艺术的衰落，人口的减少，都市的衰败，农业退回到更低的水平——这就是罗马人的世界统治的最终结果。”
享乐和奢靡伴随着腐败，而且愈演愈烈。到罗马帝国后期，上至皇帝，下到官员，腐败已经公开化了，形成“大官大贪，小官小贪”的局面。腐败无能的皇帝只有靠军队维持其统治，皇帝塞维鲁公开说出“让士兵发财，其余的人皆可不管”的名言。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甚至公开拍卖官职，把行省卖给了竞标价最高者。官场更加黑暗和腐败，国家政局摇摇欲坠。罗马将军和军队不再致力于为国效力，而是各自追名逐利，结党营私，频繁拥立皇帝以获取赏赐。军官克扣军饷，军队缺少装备和物资供应，士兵们不愿训练，军队战斗力在奢侈生活中消磨殆尽。哥特人进入罗马帝国劫掠如出入无人之地，日耳曼人也经常不战而胜。一个蛮族将军曾感慨道，杀死一名罗马士兵比杀掉一头羊还容易。当429年西哥特人头领盖塞里克入侵罗马阿非利加行省时，北非居民态度漠然，没有任何抵抗。恩格斯曾说：“到五世纪末，罗马帝国已是那么衰弱，毫无生气和束手无策，因而为德意志人的入侵敞开了大门。”
公元248年4月21日，罗马城举行了千岁生日庆典。举办建城千年庆典，目的是激发罗马人对永恒帝国的感恩和祈祷，恢复昔日的罗马精神。整整三天三夜，街道上弥漫着燃烧祭品的雾霭，回响着神圣的赞美诗。没有人知道，这将是罗马城见到的最后一次世纪竞技会。罗马帝国历史学家狄奥·卡西乌斯曾指出：“一个个连锁反应，像火一样越烧越旺。混乱的漩涡吞没了帝国。”
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因素很多，但无不与享乐奢靡和腐败联系在一起。它使罗马帝国道德沦丧，风气败坏，政局不稳，行政乏力，赋税日苛，经济瘫痪，民怨沸腾，军队靡散。昔日战无不胜、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罗马帝国，成了一触即碎的风化物。随着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被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奥多亚克废除，存在千余年的罗马，最终寿终正寝。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