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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媒体深入宣传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团结和激励广大知识分子投身现代化建设方面，推出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拨乱反正、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报道，突出宣传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如华罗庚、彭加木、栾、蒋筑英、罗健夫、陈景润、邓稼先等。这些重大人物典型报道，侧重弘扬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凝聚了力量，感动了读者。他们的高尚品德和突出贡献，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榜样，从而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大团结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巨大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侨居海外的科技工作者，纷纷回国参加建设。“不管祖国怎样贫穷、落后，她总是我的祖国；就像我的母亲，不管她怎样穷，总是我的母亲。”这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共同语言。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栾、蒋筑英、罗健夫等同志以富强祖国、服务人民为己任，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努力钻研国家急需的科学技术，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知识分子对祖国母亲的赤子之情，深深地震撼着当代人的心灵。尽管在10年“文革”中受到冲击，但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对祖国的灿烂前程，始终充满信心，百折不挠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社会主义祖国。栾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祖国对人民一片赤诚，春蚕到死丝未尽，他的精神曾感动了一代人。直到今天，回忆起1981年我在《山西科技报》任新闻部主任时采访栾的日日夜夜，仍不禁热血沸腾……
维护祖国的尊严
1926年，栾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抹直口村。父亲是个小职员，家庭生活的拮据使他过早地学会了自立，在青岛德国私立礼贤中学毕业后，他已学会了英、日、德三种语言。
1944年，栾高中毕业后，由于生活所迫，他在伪青岛海军军官学校做了一段时期翻译工作。当时的旧中国，正处在一片黑暗的统治之中，当局者每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用金条美钞买空卖空，卖官鬻爵，大发国难横财，哪管什么国家兴亡，民族尊严?帝国主义列强趁机在中国大肆掠夺，外国军舰高悬着他们本国的国旗在中国的海域里横冲直闯，为所欲为。
每当看见外国军舰高鸣船笛，傲然驶进青岛港口时，栾的心里就像被什么吞噬着一样疼痛，他禁不住咬紧牙关，攥紧拳头，愤怒和耻辱像两把锐利的钢刀在他心头戳绞，他的每条神经都在颤抖……
在中国的领土上，怎么能容忍外国军舰这样肆无忌惮地横冲直闯?栾找到当时的青岛海军军官学校校长魏济民（国民党爱国将领，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请求校方下达命令：一切外国军舰进入中国海域，必须悬挂中国国旗，否则不许进入海域。魏济民当即表示同意。后来，相关部门采纳了他的意见。
从此，外国军舰不得不依照命令，在中国海域里行驶时乖乖地挂上中国国旗。
栾当时年仅18岁，就有如此强烈的爱国之心，他不忍心让自己的祖国在压榨中呻吟，在欺凌和耻辱中衰落，每当他为维护祖国的荣誉和尊严作出一点努力，心中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接在一起了。
投进母亲的怀抱
为了积攒些钱上大学，栾后来考进了台北市美国新闻处当了三个月的代理编辑。那时，他还是一个眉宇清秀、聪颖活泼、天真烂漫的青年，他哪里会知道，这短短的三个月，竟给他的后半生铸成了一副结实的枷锁，在他脖颈上牢牢地套了30年！
三个月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台北大学。在台北大学，栾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加强烈。同时，他也目睹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无能，因此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学联斗争，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中共地下党员蒋恒同志逃脱了国民党的搜捕。1949年5月的一天，栾画了一张题为《群魔乱舞》的漫画，矛头直指蒋介石。漫画贴在台北大学的校院里，他被国民党通缉，当晚他和他的同学偷偷钻进一艘运香蕉的货轮，回到了大陆。像投进母亲的怀抱，栾感到无比的温暖，他要编织一幅色彩斑斓的锦图献给亲爱的祖国。不久，栾被全国学联保送到山西大学化学工程系。他如同一颗饱满的种子，一头扎进培育智慧之花的沃土中。他像一头干渴的牛犊，要饱饮知识的泉水。
他不知道有什么暗礁，有什么泥泞，只知道迎接他的应该是金色的阳光，满天的花雨……
赤子忠魂
1953年栾在山西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立志要做“政治上的共产主义战士，学识上的博士，体质上的大力士”。栾不仅专业成绩优秀，且精通多种外语，有真才实学。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56年他出席了全国第一次职工科学技术大会。但他是从台湾回来的，所以成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那顶“特务嫌疑”的帽子一次比一次牢固。沉重的帽子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来。他可以忍受无数白眼和种种屈辱，但令他最为难过的是，作为化工系教师，却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不能到化工厂，不能搞保密性专业，不能接触科研项目和高级科技资料，这怎么能不使他感到揪心的疼痛呢？
他感觉到自己走的是一条漫长的隧道，但他相信隧道终有尽头。他以科技工作者特有的坚定、严肃的态度对待工作，教学和翻译成了他的精神依托和最大慰藉。他主讲的《物理化学》本来有现成的教材，但为了充实讲义，他翻阅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和国外几千个习题，然后汇编成册，供学生参考。他亲手刻印了50万字的讲义，每一个字、每一张图表、每一项数字都非常清晰准确，从头到尾找不到一个错字、丢字和涂改过的字，像用铅字印刷出来的一样。他精心备课，常常彻夜不眠。在困难时期，他饿着肚子在灯下刻了800多张蜡纸，应得报酬500元，他却分文没有领取。
十年“文革”，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的脖子上套上了暖气片，被棍棒驱赶着在操场里跑步，细铁丝深深地嵌进了皮肉，白衬衣上染着斑斑血迹。用什么办法去排除这些精神和皮肉的苦痛和折磨呢？难道……不！我是为了祖国的明天和闪光的信念而生存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思绪冷静下来后，夜晚，在灯光下，他开始精心编写《科技略语辞典》，并巩固和学习了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罗马尼亚、荷兰、捷克、丹麦、挪威等多种外语。解除审查后，他更加争分夺秒地忘我地工作着。
奋力攀登科技高峰
山西省图书馆的同志怎能忘记这个可敬的读者！那是在1970年的一天，正是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隆冬。图书馆外文阅览室的管理员早晨一开门，见一个中等身材的人披着雪花，在雪地里跺着双脚，一边呵气，一边搓着手。他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镜片上凝结着冰霜，脸庞冻得通红。这个人就是栾。为了查阅“丝光砩石吸附化工厂黄烟”的有关资料，他一大早就冒着严寒来到图书馆。他向管理员说明来意后，管理员遗憾地说：“外文书籍还没有整理上架，有许多书堆放在那里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不要紧”，栾拭掉眼镜上的冰霜说，“我可以一边帮你们整理书籍，一边查阅资料。”就这样，栾每天早起晚归来图书馆整理书籍，查阅资料，在藏书万卷的图书馆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白昼和黄昏。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提议管理员在中午下班的时间里把他锁在馆内。管理员终于为他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和淳朴热情的气质所感染，惊异不解的目光变成了敬佩的眼神，例外地给他提供了方便。他在书丛中一本本地查阅，竟忘掉了吃午饭，常常是傍晚回家时才想起网兜里的凉馒头。由于他精通多种外语，还经常帮助读者查阅外文资料，成了图书馆的义务管理员。
原山西省图书馆馆长丁福让回忆道：“后来，我们干脆把阅览室的钥匙交给他一把，还把外文打字机从三楼搬到一楼，借给他使用。在我们这里，能获得这种特殊信任和优待的读者，唯有栾一个。不，他不仅仅是一个读者，他是我们的朋友和老师，几年来，我们向他学习外文，编译了科技小册子请他校对，写前言，他总是有求必应。栾同志与我们永别了，我们热切地希望能接待像栾那样的新读者。”
山西省化肥农药研究所的同志们怎能忘记这个可敬的副教授！为了研制一种浓度大、易喷射、易浸种、不伤农作物、副作用少的高效化肥——“磷酸二氢钾”，他和技术人员、工人们一起战斗，披星戴月，日夜操劳，节假日从不休息。直到病危他还在询问“磷酸二氢钾”的研制情况。
编写《换热器及其计算基础知识》的作者怎能忘记这位可敬的师长！当他们把编写这本书的想法告诉栾并请求他的帮助时，栾说：“太巧了，这本书正是我准备编写的，已经收集了许多中外资料，现在全送给你们，祝你们成功。”
太原工学院前老院长赵宗复的亲属怎能忘记这位可敬的勇士！1970年春，栾刚被解除审查不久，当他得知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院长被逼跳楼身亡之后，遗下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尽管自己的手头也很拮据，但还是每月拿出10元钱资助赵家，并向周总理写信反映了赵宗复的情况。信，由国务院办公室批转给了工学院，主持正义的师生夸他是“勇士”！
工学院的师生怎能忘记这位辛勤的园丁！他在工学院主讲过《物理化学》《工业化学》等13门课程，还准备了6门。他可以主讲化学系的大部分课程。他编写了120万字的教材，发表了《化肥物理化学》《英汉机械工业词典》等三本科技著作和一些学术论文。他创造的铜液喷射器和对化肥厂的交换炉进行扩膛改造的技术，使小化肥厂的产量成倍增长，已在山西、河南、江苏、广西、江西等省推广采用。他笔译过英、俄、日、德、法等16种外文书籍、文献资料和科技影片……他说：“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是要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不能传授给他们陈旧的知识，要把最新成果交给他们。”然而，正当他奋力攀登科技高峰时，可恶的病魔却把他紧紧缠住了……
一盆永不熄灭的火
1978年深秋，栾又红又肿的左胯被确诊为骨癌，而且已到晚期，据医生估计他的生命只有两个月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对栾是个致命的打击。但他痛苦的不是自己的病痛，而是自己为祖国为人民没有完成的事业。他坦然地说：“过去时间在支配着我，今后我要支配时间。”他要充分利用他的有生之日来为祖国献热发光。他心中非常清楚，如果及时治疗，也许还不至于发展成癌。不是吗？在前一年隆冬的一个漫天风雪的夜晚，奔波了一整天的栾，突然脚下一滑，在“文革”时期给他留下了严重创伤的左胯又扭伤了。第二天左胯变得又红又肿，疼痛难忍。妻子魏蕴瑜关切地要他到医院检查一下，他忙得一推再推，拖着这条扭伤的腿又紧张地工作了七八个月。有一次他的腿终于不听神经中枢的指挥，他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魏蕴瑜心疼地恳求他：“老栾，明天一定要去医院看病。”
然而，第二天，栾一早就出现在省委办公厅。
省委书记王大任对他说：“你前些时起草的《山西省煤炭综合利用雏形提纲》里，提到要办一所煤炭化工大学，省委已经批准，你尽快起草一个建校实施方案。”
“什么时候要？”栾问。
“一星期之内。”
“我明天就拿出来！”
“那怎么可能呢？现在已是晚上9点多了。”分管文教的王中青副省长提醒他说。
“试试看吧。”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清早，长达14页的建校方案已誊写完毕，而昨夜放在桌上的六块馒头片和一个梨，却原封未动。
紧接着，栾便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他要代表省里向国家科委、煤炭部、化工部汇报建校事项。临行前他答应妻子：“这次汇报回来，我一定去看病！”不料，他回来的第二天就躺倒了，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
山西省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12号病室。窗帘半掩、光线幽暗的单人病室。无情的癌病一天天在恶化，栾的生命在垂危中，但他渴求工作的愿望却像一盆永不熄灭的火，越烧越旺。
他忍着病痛编写《煤炭综合利用译丛》。第一期《译丛》，他担负着四篇稿子的编写任务。他是那样的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几乎每写一个字，身子疼得就抖动一下，但他忍着巨痛不懈地工作着，有时疼得他浑身淌汗，湿透了床垫。就是这样，有些他认为译稿中不准确的地方还要重新校正。《译丛》印出后，他亲自寄给有关单位和领导，并附上信，请求支持。
癌魔折磨得他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但他不知多少次从手指间拾起滑落的铅笔，给王大任书记写了一份关于山西省工业体制改革的建议书，给煤大起草了长达两万字的《煤大办学思想》，针对多年来左倾路线造成的弊端，大胆地提出了改革措施。癌魔一次次地使他昏迷、窒息，但他还是托朋友借来了《德国的煤炭综合利用》和《管道煤气》两本书，为山西开展煤炭综合利用不断地进行探索。
两个月之后，当这位朋友来医院看望他时，他从枕边取出一张画好的《煤大校舍鸟瞰图》，充满希望地说：“煤大应办成世界第一流的院校，为国家提供第一流的煤炭化工专家。到那时，国际煤炭化工学术讨论会将在中国召开，这里将吸引着各国的专家和学者……”
做一个纯洁的共产党员
时间在悄悄地推移，癌细胞在不断地扩散，死神无情地逼进了栾。学院接到栾病危的通知书后，党委便立即派化工系总支书记王玲去探望他。
“老栾，党委派我来看望你。”刚说出这一句话，王玲的眼圈就红了。
“谢谢党组织。”栾回答着。
“同志们都很想念你。”
“谢谢同志们。”
当王玲心情沉重地把进口药和营养品拿出来安慰他时，奄奄一息的栾嘴里吐出一句话——那么微弱，那么绝望：“一切都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了？”王玲的心不由得一颤。
“10本书……都还没有完稿……几十万张卡片，想编本辞典……来不及了。还有煤炭大学的计划……”
栾从回到祖国大陆的第二年春天就申请要求入党。30年来，他一共写过六次申请，但得到的回答是：要接受长期考验。当医生估计他的生命只有两个月时，栾第七次向党组织提出庄严的请求。
王玲回校后，把栾的要求汇报给校党委和省委书记王大任、副省长王中青。王大任书记严肃地说：“一个生命垂危的同志，还对党怀着深厚的感情。他的组织问题，不要在死后追认，要在生前解决！”王中青副省长更是激动：“像这样的同志还不够入党条件？”
是的，栾同志30年来，历尽风风雨雨，承受着种种委屈，但却毫无怨言，默默地、孜孜不倦地为祖国做着贡献，他先后曾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全国科学普及工作先进分子、山西省技术革新者、工会工作积极分子、甲等先进工作者、开荒劳动模范和先进教师，多次获得奖状、奖章和锦旗。
支部和党员回顾了栾病前的全部历史和表现，没有理由不接受这个对党对祖国忠贞不贰的战士。
当王玲把入党志愿书送到栾手里时，他已从北京医院转回太原，躺在家中。魏蕴瑜看见栾吃力地填写入党志愿书，说：“让我替你填吧！”栾拒绝说：“不，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我要亲自填。”他艰难而认真地一笔一划填写着，时针已指向12点，魏蕴瑜催他睡觉，叫他明天再填。栾好像没听见，仍在写着，直到翌日凌晨1点36分，终于填写好了。
第二天，支部会在栾的卧室里召开。党员们看到他亲自填写的志愿书，默默地交换着深沉而赞许的目光。支部会全票通过了他多年来为之奋斗而追求的志愿，他却不安和惭愧地说：“我并没有做出什么，同志们对我的评价太高了！”
他向同志们提出唯一要求：“到新党员进行宣誓的时候，一定要把我抬去宣誓！”
栾对党的忠贞，不仅表现在对党对祖国的事业上，他在病痛难忍的情况下，曾对一位好友说：“要说病痛对我的折磨，我真受不了，不想活下去。但是我要做一个纯洁的共产党员，我愿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的确，他的声音已微弱得听不清了，但他还在断断续续地向妻子嘱咐着：第一件，东东这孩子快从北京化工学院毕业了，让他不要留恋大城市，回山西来，干我没有干完的事；第二件，我的遗体交给中华医学会，让医务人员作科学研究吧，这是我对国家能作的最后一点贡献了，第三条，我拿不住笔了，你代我向方毅副总理写封信，提议成立台北大学校友会，联络台湾海峡两岸与大洋彼岸的历届校友，共图祖国统一大业。”
1979年，方毅副总理知道了这位化工专家的情况，专门派秘书前去医院探望，并作了批示和亲切的鼓励。
陈云同志也曾两次让秘书给省委打电话，嘱咐“认真组织对他的治疗”。在癌症扩散之后，医生曾断言他最多只能活两个月，然而他那顽强的生命力却又奇迹般地延续了28个月。
强者永生
1981年1月23日，栾病逝。栾病逝后，遗体献给了中华医学会。
栾的感人事迹，最先是由《山西科技报》报道出来的，我和华钢同志一起采写，在2月25日的《山西科技报》头版发表了人物报道《春蚕到死丝方尽——记祖国的好儿子栾》。随后，《光明日报》《山西日报》都组织力量进行采写，发表了长篇通讯，宣传栾爱党爱国、无私奉献、百折不回的精神。其中，尤以《光明日报》1981年3月26日发表的樊云芳、丁炳昌写的《追求》影响最大。不久，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发出了《关于向优秀知识分子栾学习的通知》（1981国科干121号），称其为“我们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型”和“平凡而伟大的社会主义实干家”。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称：“赵春娥、栾、张华……等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鼓舞着全国青少年和亿万人民。”栾的英名还被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和《简明中国近代史词典》。
栾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耿耿于怀的事业，但他的精神，他那在垂危中响铮铮的语言却仿佛还在我们耳边回响：“人总有一死。如果让我重新生活，我还要选择今生的道路。儿子不会后悔为母亲捐躯。我追随党30年，是党给了我理想和信仰……我多么想活着在党旗下宣誓啊;可是，时间不多了——在我有生之年再接受党长期考验已经来不及了。我死后，请求组织审查我的全部历史和工作……”
栾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坎坷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它必将万古流芳，像劲松，常青不老，像荷花，香远益清……
（责编肖 黎）
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大团结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巨大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前后，许多侨居海外的科技工作者，纷纷回国参加建设。“不管祖国怎样贫穷、落后，她总是我的祖国；就像我的母亲，不管她怎样穷，总是我的母亲。”这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共同语言。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栾、蒋筑英、罗健夫等同志以富强祖国、服务人民为己任，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努力钻研国家急需的科学技术，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知识分子对祖国母亲的赤子之情，深深地震撼着当代人的心灵。尽管在10年“文革”中受到冲击，但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对祖国的灿烂前程，始终充满信心，百折不挠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社会主义祖国。栾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对祖国对人民一片赤诚，春蚕到死丝未尽，他的精神曾感动了一代人。直到今天，回忆起1981年我在《山西科技报》任新闻部主任时采访栾的日日夜夜，仍不禁热血沸腾……
维护祖国的尊严
1926年，栾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抹直口村。父亲是个小职员，家庭生活的拮据使他过早地学会了自立，在青岛德国私立礼贤中学毕业后，他已学会了英、日、德三种语言。
1944年，栾高中毕业后，由于生活所迫，他在伪青岛海军军官学校做了一段时期翻译工作。当时的旧中国，正处在一片黑暗的统治之中，当局者每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用金条美钞买空卖空，卖官鬻爵，大发国难横财，哪管什么国家兴亡，民族尊严?帝国主义列强趁机在中国大肆掠夺，外国军舰高悬着他们本国的国旗在中国的海域里横冲直闯，为所欲为。
每当看见外国军舰高鸣船笛，傲然驶进青岛港口时，栾的心里就像被什么吞噬着一样疼痛，他禁不住咬紧牙关，攥紧拳头，愤怒和耻辱像两把锐利的钢刀在他心头戳绞，他的每条神经都在颤抖……
在中国的领土上，怎么能容忍外国军舰这样肆无忌惮地横冲直闯?栾找到当时的青岛海军军官学校校长魏济民（国民党爱国将领，后被国民党逮捕杀害），请求校方下达命令：一切外国军舰进入中国海域，必须悬挂中国国旗，否则不许进入海域。魏济民当即表示同意。后来，相关部门采纳了他的意见。
从此，外国军舰不得不依照命令，在中国海域里行驶时乖乖地挂上中国国旗。
栾当时年仅18岁，就有如此强烈的爱国之心，他不忍心让自己的祖国在压榨中呻吟，在欺凌和耻辱中衰落，每当他为维护祖国的荣誉和尊严作出一点努力，心中就感到由衷的高兴。他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联接在一起了。
投进母亲的怀抱
为了积攒些钱上大学，栾后来考进了台北市美国新闻处当了三个月的代理编辑。那时，他还是一个眉宇清秀、聪颖活泼、天真烂漫的青年，他哪里会知道，这短短的三个月，竟给他的后半生铸成了一副结实的枷锁，在他脖颈上牢牢地套了30年！
三个月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台北大学。在台北大学，栾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加强烈。同时，他也目睹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无能，因此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学联斗争，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中共地下党员蒋恒同志逃脱了国民党的搜捕。1949年5月的一天，栾画了一张题为《群魔乱舞》的漫画，矛头直指蒋介石。漫画贴在台北大学的校院里，他被国民党通缉，当晚他和他的同学偷偷钻进一艘运香蕉的货轮，回到了大陆。像投进母亲的怀抱，栾感到无比的温暖，他要编织一幅色彩斑斓的锦图献给亲爱的祖国。不久，栾被全国学联保送到山西大学化学工程系。他如同一颗饱满的种子，一头扎进培育智慧之花的沃土中。他像一头干渴的牛犊，要饱饮知识的泉水。
他不知道有什么暗礁，有什么泥泞，只知道迎接他的应该是金色的阳光，满天的花雨……
赤子忠魂
1953年栾在山西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立志要做“政治上的共产主义战士，学识上的博士，体质上的大力士”。栾不仅专业成绩优秀，且精通多种外语，有真才实学。由于工作成绩突出，1956年他出席了全国第一次职工科学技术大会。但他是从台湾回来的，所以成了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那顶“特务嫌疑”的帽子一次比一次牢固。沉重的帽子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来。他可以忍受无数白眼和种种屈辱，但令他最为难过的是，作为化工系教师，却不能发挥自己的专长，不能到化工厂，不能搞保密性专业，不能接触科研项目和高级科技资料，这怎么能不使他感到揪心的疼痛呢？
他感觉到自己走的是一条漫长的隧道，但他相信隧道终有尽头。他以科技工作者特有的坚定、严肃的态度对待工作，教学和翻译成了他的精神依托和最大慰藉。他主讲的《物理化学》本来有现成的教材，但为了充实讲义，他翻阅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和国外几千个习题，然后汇编成册，供学生参考。他亲手刻印了50万字的讲义，每一个字、每一张图表、每一项数字都非常清晰准确，从头到尾找不到一个错字、丢字和涂改过的字，像用铅字印刷出来的一样。他精心备课，常常彻夜不眠。在困难时期，他饿着肚子在灯下刻了800多张蜡纸，应得报酬500元，他却分文没有领取。
十年“文革”，灾难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他的脖子上套上了暖气片，被棍棒驱赶着在操场里跑步，细铁丝深深地嵌进了皮肉，白衬衣上染着斑斑血迹。用什么办法去排除这些精神和皮肉的苦痛和折磨呢？难道……不！我是为了祖国的明天和闪光的信念而生存的，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为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思绪冷静下来后，夜晚，在灯光下，他开始精心编写《科技略语辞典》，并巩固和学习了意大利、波兰、西班牙、罗马尼亚、荷兰、捷克、丹麦、挪威等多种外语。解除审查后，他更加争分夺秒地忘我地工作着。
奋力攀登科技高峰
山西省图书馆的同志怎能忘记这个可敬的读者！那是在1970年的一天，正是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的隆冬。图书馆外文阅览室的管理员早晨一开门，见一个中等身材的人披着雪花，在雪地里跺着双脚，一边呵气，一边搓着手。他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镜片上凝结着冰霜，脸庞冻得通红。这个人就是栾。为了查阅“丝光砩石吸附化工厂黄烟”的有关资料，他一大早就冒着严寒来到图书馆。他向管理员说明来意后，管理员遗憾地说：“外文书籍还没有整理上架，有许多书堆放在那里连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不要紧”，栾拭掉眼镜上的冰霜说，“我可以一边帮你们整理书籍，一边查阅资料。”就这样，栾每天早起晚归来图书馆整理书籍，查阅资料，在藏书万卷的图书馆里送走了一个又一个白昼和黄昏。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提议管理员在中午下班的时间里把他锁在馆内。管理员终于为他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和淳朴热情的气质所感染，惊异不解的目光变成了敬佩的眼神，例外地给他提供了方便。他在书丛中一本本地查阅，竟忘掉了吃午饭，常常是傍晚回家时才想起网兜里的凉馒头。由于他精通多种外语，还经常帮助读者查阅外文资料，成了图书馆的义务管理员。
原山西省图书馆馆长丁福让回忆道：“后来，我们干脆把阅览室的钥匙交给他一把，还把外文打字机从三楼搬到一楼，借给他使用。在我们这里，能获得这种特殊信任和优待的读者，唯有栾一个。不，他不仅仅是一个读者，他是我们的朋友和老师，几年来，我们向他学习外文，编译了科技小册子请他校对，写前言，他总是有求必应。栾同志与我们永别了，我们热切地希望能接待像栾那样的新读者。”
山西省化肥农药研究所的同志们怎能忘记这个可敬的副教授！为了研制一种浓度大、易喷射、易浸种、不伤农作物、副作用少的高效化肥——“磷酸二氢钾”，他和技术人员、工人们一起战斗，披星戴月，日夜操劳，节假日从不休息。直到病危他还在询问“磷酸二氢钾”的研制情况。
编写《换热器及其计算基础知识》的作者怎能忘记这位可敬的师长！当他们把编写这本书的想法告诉栾并请求他的帮助时，栾说：“太巧了，这本书正是我准备编写的，已经收集了许多中外资料，现在全送给你们，祝你们成功。”
太原工学院前老院长赵宗复的亲属怎能忘记这位可敬的勇士！1970年春，栾刚被解除审查不久，当他得知学识渊博、德高望重的老院长被逼跳楼身亡之后，遗下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尽管自己的手头也很拮据，但还是每月拿出10元钱资助赵家，并向周总理写信反映了赵宗复的情况。信，由国务院办公室批转给了工学院，主持正义的师生夸他是“勇士”！
工学院的师生怎能忘记这位辛勤的园丁！他在工学院主讲过《物理化学》《工业化学》等13门课程，还准备了6门。他可以主讲化学系的大部分课程。他编写了120万字的教材，发表了《化肥物理化学》《英汉机械工业词典》等三本科技著作和一些学术论文。他创造的铜液喷射器和对化肥厂的交换炉进行扩膛改造的技术，使小化肥厂的产量成倍增长，已在山西、河南、江苏、广西、江西等省推广采用。他笔译过英、俄、日、德、法等16种外文书籍、文献资料和科技影片……他说：“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是要攀登珠穆朗玛峰的，不能传授给他们陈旧的知识，要把最新成果交给他们。”然而，正当他奋力攀登科技高峰时，可恶的病魔却把他紧紧缠住了……
一盆永不熄灭的火
1978年深秋，栾又红又肿的左胯被确诊为骨癌，而且已到晚期，据医生估计他的生命只有两个月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对栾是个致命的打击。但他痛苦的不是自己的病痛，而是自己为祖国为人民没有完成的事业。他坦然地说：“过去时间在支配着我，今后我要支配时间。”他要充分利用他的有生之日来为祖国献热发光。他心中非常清楚，如果及时治疗，也许还不至于发展成癌。不是吗？在前一年隆冬的一个漫天风雪的夜晚，奔波了一整天的栾，突然脚下一滑，在“文革”时期给他留下了严重创伤的左胯又扭伤了。第二天左胯变得又红又肿，疼痛难忍。妻子魏蕴瑜关切地要他到医院检查一下，他忙得一推再推，拖着这条扭伤的腿又紧张地工作了七八个月。有一次他的腿终于不听神经中枢的指挥，他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魏蕴瑜心疼地恳求他：“老栾，明天一定要去医院看病。”
然而，第二天，栾一早就出现在省委办公厅。
省委书记王大任对他说：“你前些时起草的《山西省煤炭综合利用雏形提纲》里，提到要办一所煤炭化工大学，省委已经批准，你尽快起草一个建校实施方案。”
“什么时候要？”栾问。
“一星期之内。”
“我明天就拿出来！”
“那怎么可能呢？现在已是晚上9点多了。”分管文教的王中青副省长提醒他说。
“试试看吧。”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一清早，长达14页的建校方案已誊写完毕，而昨夜放在桌上的六块馒头片和一个梨，却原封未动。
紧接着，栾便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他要代表省里向国家科委、煤炭部、化工部汇报建校事项。临行前他答应妻子：“这次汇报回来，我一定去看病！”不料，他回来的第二天就躺倒了，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
山西省中医研究所附属医院12号病室。窗帘半掩、光线幽暗的单人病室。无情的癌病一天天在恶化，栾的生命在垂危中，但他渴求工作的愿望却像一盆永不熄灭的火，越烧越旺。
他忍着病痛编写《煤炭综合利用译丛》。第一期《译丛》，他担负着四篇稿子的编写任务。他是那样的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几乎每写一个字，身子疼得就抖动一下，但他忍着巨痛不懈地工作着，有时疼得他浑身淌汗，湿透了床垫。就是这样，有些他认为译稿中不准确的地方还要重新校正。《译丛》印出后，他亲自寄给有关单位和领导，并附上信，请求支持。
癌魔折磨得他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但他不知多少次从手指间拾起滑落的铅笔，给王大任书记写了一份关于山西省工业体制改革的建议书，给煤大起草了长达两万字的《煤大办学思想》，针对多年来左倾路线造成的弊端，大胆地提出了改革措施。癌魔一次次地使他昏迷、窒息，但他还是托朋友借来了《德国的煤炭综合利用》和《管道煤气》两本书，为山西开展煤炭综合利用不断地进行探索。
两个月之后，当这位朋友来医院看望他时，他从枕边取出一张画好的《煤大校舍鸟瞰图》，充满希望地说：“煤大应办成世界第一流的院校，为国家提供第一流的煤炭化工专家。到那时，国际煤炭化工学术讨论会将在中国召开，这里将吸引着各国的专家和学者……”
做一个纯洁的共产党员
时间在悄悄地推移，癌细胞在不断地扩散，死神无情地逼进了栾。学院接到栾病危的通知书后，党委便立即派化工系总支书记王玲去探望他。
“老栾，党委派我来看望你。”刚说出这一句话，王玲的眼圈就红了。
“谢谢党组织。”栾回答着。
“同志们都很想念你。”
“谢谢同志们。”
当王玲心情沉重地把进口药和营养品拿出来安慰他时，奄奄一息的栾嘴里吐出一句话——那么微弱，那么绝望：“一切都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了？”王玲的心不由得一颤。
“10本书……都还没有完稿……几十万张卡片，想编本辞典……来不及了。还有煤炭大学的计划……”
栾从回到祖国大陆的第二年春天就申请要求入党。30年来，他一共写过六次申请，但得到的回答是：要接受长期考验。当医生估计他的生命只有两个月时，栾第七次向党组织提出庄严的请求。
王玲回校后，把栾的要求汇报给校党委和省委书记王大任、副省长王中青。王大任书记严肃地说：“一个生命垂危的同志，还对党怀着深厚的感情。他的组织问题，不要在死后追认，要在生前解决！”王中青副省长更是激动：“像这样的同志还不够入党条件？”
是的，栾同志30年来，历尽风风雨雨，承受着种种委屈，但却毫无怨言，默默地、孜孜不倦地为祖国做着贡献，他先后曾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全国科学普及工作先进分子、山西省技术革新者、工会工作积极分子、甲等先进工作者、开荒劳动模范和先进教师，多次获得奖状、奖章和锦旗。
支部和党员回顾了栾病前的全部历史和表现，没有理由不接受这个对党对祖国忠贞不贰的战士。
当王玲把入党志愿书送到栾手里时，他已从北京医院转回太原，躺在家中。魏蕴瑜看见栾吃力地填写入党志愿书，说：“让我替你填吧！”栾拒绝说：“不，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我要亲自填。”他艰难而认真地一笔一划填写着，时针已指向12点，魏蕴瑜催他睡觉，叫他明天再填。栾好像没听见，仍在写着，直到翌日凌晨1点36分，终于填写好了。
第二天，支部会在栾的卧室里召开。党员们看到他亲自填写的志愿书，默默地交换着深沉而赞许的目光。支部会全票通过了他多年来为之奋斗而追求的志愿，他却不安和惭愧地说：“我并没有做出什么，同志们对我的评价太高了！”
他向同志们提出唯一要求：“到新党员进行宣誓的时候，一定要把我抬去宣誓！”
栾对党的忠贞，不仅表现在对党对祖国的事业上，他在病痛难忍的情况下，曾对一位好友说：“要说病痛对我的折磨，我真受不了，不想活下去。但是我要做一个纯洁的共产党员，我愿坚持到最后一秒钟。”
的确，他的声音已微弱得听不清了，但他还在断断续续地向妻子嘱咐着：第一件，东东这孩子快从北京化工学院毕业了，让他不要留恋大城市，回山西来，干我没有干完的事；第二件，我的遗体交给中华医学会，让医务人员作科学研究吧，这是我对国家能作的最后一点贡献了，第三条，我拿不住笔了，你代我向方毅副总理写封信，提议成立台北大学校友会，联络台湾海峡两岸与大洋彼岸的历届校友，共图祖国统一大业。”
1979年，方毅副总理知道了这位化工专家的情况，专门派秘书前去医院探望，并作了批示和亲切的鼓励。
陈云同志也曾两次让秘书给省委打电话，嘱咐“认真组织对他的治疗”。在癌症扩散之后，医生曾断言他最多只能活两个月，然而他那顽强的生命力却又奇迹般地延续了28个月。
强者永生
1981年1月23日，栾病逝。栾病逝后，遗体献给了中华医学会。
栾的感人事迹，最先是由《山西科技报》报道出来的，我和华钢同志一起采写，在2月25日的《山西科技报》头版发表了人物报道《春蚕到死丝方尽——记祖国的好儿子栾》。随后，《光明日报》《山西日报》都组织力量进行采写，发表了长篇通讯，宣传栾爱党爱国、无私奉献、百折不回的精神。其中，尤以《光明日报》1981年3月26日发表的樊云芳、丁炳昌写的《追求》影响最大。不久，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发出了《关于向优秀知识分子栾学习的通知》（1981国科干121号），称其为“我们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型”和“平凡而伟大的社会主义实干家”。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称：“赵春娥、栾、张华……等同志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鼓舞着全国青少年和亿万人民。”栾的英名还被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料手册》和《简明中国近代史词典》。
栾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耿耿于怀的事业，但他的精神，他那在垂危中响铮铮的语言却仿佛还在我们耳边回响：“人总有一死。如果让我重新生活，我还要选择今生的道路。儿子不会后悔为母亲捐躯。我追随党30年，是党给了我理想和信仰……我多么想活着在党旗下宣誓啊;可是，时间不多了——在我有生之年再接受党长期考验已经来不及了。我死后，请求组织审查我的全部历史和工作……”
栾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坎坷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它必将万古流芳，像劲松，常青不老，像荷花，香远益清……
（责编肖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