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入关之后的第三位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即雍正皇帝，身在藩邸40余年，一朝当朝，感念当时贫富矛盾加剧、西北用兵不断、吏治腐败盛行，而国库却异常空虚， “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因此立志革故鼎新。而在雍正看来，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发动军事都离不开强有力的经济支持。
　　| 严刑立法禁铜 |
　　事实上，雍正朝的经济举措影响深远的比较多，如“摊丁入亩”、“火耗归公”、“ 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等，而体现在货币方面则是对铸币的严控。雍正朝对铸币的严控不仅表现在对严禁私铸私销、控制成本等方面， 而且还表现在铸造数量、铸造材料，乃至铸造地区的控制。而有趣的是，与这种严控所造成的貌似节俭相矛盾的是，雍正朝的制钱比之于康熙和顺治的古钱则明显“新朝气象”更足—形体较大，成色黄亮。
　　据史书记载，雍正对铸钱的严格把控，有其时代的需要。在雍正初年的时候，禁止铸造和使用五斤以上的黄铜器具和铜器出口，但雍正朝不尚青钱。而到了雍正四年，对黄铜器皿的禁止则到了残酷寡恩的程度—除了红白铜不禁，黄铜的乐器、天平、砝码以及五斤以下铜镜不禁外，其余无论大小轻重都不允许用黄铜。“朕向因钱局鼓铸日增而钱文日见短少，知其情事有灼然者，嗣于京城内果屡次拿获销毁之奸民，而钦差官员至甘肃地方亦有毁钱为器，与朕所料若合符契，则铜器之必当严禁明矣。倘有犯者，造卖之人，造违例造禁物律治罪；买用之人造不应例议处；失察之官造例议处”、“从前曾酌意三品以上许用黄铜，今犹觉滥用者多，嗣后惟一品官员之家器皿许用黄铜，余着遍行禁止。如有藏匿私用不肯交官者，概以违例论”。雍正四年强制收买现存黄铜器皿的政策规定：“嗣后京城内外除三品以上官员准用铜器，其余俱不得使用黄铜器皿，定限三年，令将所有悉行报出当官价收买”。
　　为了进一步严控制钱，雍正除了禁铜政策之外，还推行了垄断黄铜资源、生产、收购以及销售的全过程，将所产滇铜、黔铅悉数用于铸钱，并将所用金属由主要进口自日本而改为悉数国产化，“将滇省余铜令该督动盐务银六万两收买，委员以一百余万斤运至汉口，以供湖北、湖南采办之用，一百余万斤运至镇江以供江苏采办之用。”
　　| 严厉亲和并重 |
　　雍正对钱币铸造严格把控，而这种严格当中又有些许做形象工程的意味。虽然雍正在制钱这个形象工程上有继承前代的先例可循，但刻意强调新朝气象的不自信因素恐怕更多，这也可以从雍正一朝的其他不自信的方面體现出来。例如，“雍正”的年号就强调“雍亲王正统”，而如果正统又何必刻意强调？雍正自作《大义觉迷录》，强调“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并让曾静到全国各道府州县宣讲，要求在京及地方歌姬官吏人手一册，展开集中学习。其实这只是更不自信的表现。乾隆一即位就下诏收回并焚毁《大义觉迷录》，有敢私藏者按罪处理。雍正的不自信和喜欢以钱币为形象工程更可以从雍正存留后世的朱批中得到体现。细读雍正朱批可以发现，雍正对铸币的关注达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只要是事关铸钱的事宜，无论哪个环节雍正都会“朝乾夕惕”予以关注。即便是自己的宠臣田文镜在回收旧铜的过程中有些激进，他都要亲自责问。
　　雍正在位13年，时间不算长，但乾纲独断，而乾纲独断自然需要承担的责任就会更多，在此过程中，自然不能少了威望和形象的支持。为了增添更多的“光环”，雍正在钱币的铸造上格外注重形象—雍正钱铜铅对半，雍正五年改为铜六铅四，一钱二分重，考究、大气，一派新朝气象。
　　顺治、康熙铸钱都很严谨，但康熙朝的铸钱却显得有些参差不齐。这其中固然有康熙在位时间长的原因，甚至官钱局炉头夹带“私铸”钱也有不少流传，钱体虽不然轻薄，但重量较小，用料也不讲究。以宝昌局钱币为例，早期钱币形制较大，钱文爽利，但总体重量一致。个别者白铅的比例较大，导致钱体较大但重量不大，属于大而轻的类型。之后的宝昌局钱币，铜的比例大幅下降，形制缩小，钱文模糊，甚至出现了不耐用，用一用就容易断裂的现象。
　　雍正几次实行改革，力求规避商人“偷铜”牟利。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定下税银制，而民间所交银两则需“验银”。这中间又多了一层盘剥，且势必将降低雍正改革的效果。政府规定的银钱兑换比例在民间总会被各级政府乃至个别人钻政策空子找到各种借口牟利。雍正朝实行一系列改革，如“火耗归公”和“摊丁入亩”等力求不断扩大财源，改善康熙后期政府财政亏空的局面。而这些举措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把控铜钱。由于康熙朝铸造货币量比较大，这些钱到了雍正朝仍然通行，所以雍正朝就把康熙朝的22个铸钱局缩减到15个。而这15个铸钱局当中有些还铸造量不大，比如宝南局和宝川局。雍正朝除了京局每年铸钱64万串外，就属云南常年铸币，其他各省的铸钱几乎都被严格控制。细心的话，可以发现，雍正朝的15个钱局中存世量最大的除了在京的户部和工部之外，都是雍正重点“信任”或“急需用钱”的地区，可谓用心良苦，把控之严空前绝后。
　　雍正朝15个铸钱局分别为宝泉、宝源、宝浙、宝苏、宝河、宝黔、宝安、宝云、宝晋、宝武、宝昌、宝济、宝南、宝川和宝巩。而这些钱局的总督和巡抚则都是雍正的亲信。比如，
　　浙江总督：雍正为长期任职浙江的巡抚李卫（宠臣）特设。
　　两江总督（江苏、江西）：名臣史贻直、名臣之后范时绎；名臣高其倬。
　　江苏巡抚：宠臣尹继善，后任两江总督；名臣高其倬。
　　河南总督：宠臣田文镜。
　　安徽巡抚：名士魏廷珍、名臣徐本、贤臣赵国麟。
　　陕甘总督：权臣年羹尧、岳钟琪及查郎阿、名臣刘於义，陕甘为西北用兵前线。
　　山东巡抚：平均两年一换。
　　山西巡抚：孔子嫡传后裔孔毓珣、名臣高其倬、李绂、重臣鄂尔泰及阿克顿。
　　云贵总督：权臣杨明时、高其卓，名臣高其倬，重臣鄂尔泰，尹继善，“改土归流”和平定苗疆的一线，云南产铜重地。
　　雍正通宝浙江和江苏局存世量仅次于京局和云南，这两地并不产铜。铸币所用铜都需外调，成本较高，即便是各地收购的黄铜也重点照顾这两个地区。但雍正朝超常规重点经营这两个地方，这固然有雍正改革急需苏浙财富之地的支持原因，还有一层原因就是财富重地自然是雍正心腹之人所在之地。雍正朝铸钱的另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越靠近主要钱币铸造区，其辐射地带的铸钱就越少。例如，云南乃铸钱重镇，其周边的广西、湖南、四川等地虽然有铸钱局，但铸造量极少，其中广西没有铸钱局，四川铸钱局产量极少，湖南铸造量更是“少得可怜”，惟有贵州因为产铅故而产量相对来说还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