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被有的媒体称为“官员问责年”， 从9月14日到22日，短短9天，因为襄汾溃坝事故、三鹿奶粉事件、深圳特大火灾等一些重大责任事故的出现，全国各地20余名官员失去原有职务。至记者发稿时止，共有36名官员因为“三鹿事件”而受到行政问责，这重新刺激了公众刚刚冷却下来的神经。中国也从此展开了历史上最为严厉浩大的“政府官员问责风暴”行动。
　　
　　“风暴”后的反思
　　
　　急风暴雨尽管能冲洗圬垢，还大地一个清爽的早晨，但难免有不分清红皂、来势汹汹之嫌，还极可能造成冲倒良宅的不良后果。且不论怎么说，风暴总会给人以难以言喻的恐惧感，虽然这包括对于官员们，但大众们也难免会担心：为什么我们非得要采取“风暴”的形式解决问题呢？“风暴”形式是除泥的惟一方式吗？如果是，那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社会里呀！我们平时有没有采取过相应的方式来预防污泥的囤积呢？到底我们现在铲除了多少污泥？还有多少污泥需要铲除？在这样风和日丽的和谐社会里，想想那样的急风暴雨，确实有些后怕，也许——
　　
　　阳光无须在“风暴”之后——问责制应常态化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的问责法律，只有一些政府规章和散见于相关法律中的零星规定，这些规定或者位阶低，缺乏权威性，或者规定不一，缺乏统一性。这是致使官员问责缺乏常态化的主要原因。北京大学李成言教授指出，“对官员缺乏刚性问责的严重后果是，不但对官员无法形成威慑力，而且还容易放纵官员滥权的侥幸心理，造成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极大破坏。”
　　
　　制造阳光不是神话——问责制的可操作性
　　问责法律制度不仅包括规范具体罚则的实体法，还应包括规定具体问责步骤的程序法。我国目前相关的规定相对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对官员的问责应科学化、法制化，谁应当负责任，应当负责任到什么程度，要有一个量化的、具体的规范。还有，行政责任的明确界定，是党政官员问责的前提。法律上如果缺乏明确的权责规定，一旦出问题，就找不到具体责任人，官员承担多大的责任，由谁来承担责任，是承担刑事责任还是承担行政责任，就无法确定。
　　
　　


　　防止问责部门“兼职”——完善行政管理机制
　　我国的问责以内部问责为主，即自己追究自己的责任，而且如何追究也是由行政机关自己规定的。这就导致了问责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兼职”行为，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制定的《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人民检察院错案追究条例（试行）》等，都属于内部问责。在这种情况下，问责活动能否有效开展，会不会在认定和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时避重就轻，使问责制流于形式，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和担忧。
　　
　　出淤泥而不染——建立和完善官员复出制度
　　“出淤泥而不染”这句古语本是赞美莲花的，但如果没有淤泥的养分充足，何来莲的娇媚呢？如果污泥的营养价值之功远远大于其污染环境之过且其有害性经“科学分析证明”已经被完全有效控制或已改造好，公众也许就能够放心使用了。所以，官员复出机制的完善同样急迫，因为只有通过制度化程序赋予权利的复出官员，才会让公众心服口服，而官员在重新履职中，也才会更有底气。
　　
　　众人拾柴火焰高——推进“阳光问责制”的建立
　　有媒体说，问责制应该成为一张“带电的网”，让官员失职渎职者必受查被究，使得其他人依法行政，不敢“触网”。不少民众对这种问责风暴心存疑虑：这次风暴的主要动力来自上级行政压力，而非直接来自社会舆论，如果以后类似事故事件再次发生，上级的压力因信息堵塞等原因减小甚至消失，还会有如此急风暴雨的问责吗？风暴过后，被问责官员的责任落实，以及处分执行、法律追究等，是否会随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官员“刚性问责”之失，实际上还在于权利软弱，法治不彰。行政性问责如果排斥权利的参与，就很可能异化为权力问责。而如果问责在封闭的权力体系内进行，则作为权利人的公众就可能难以期待好的结果。如果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权力总是过于集中，那么权力问责也就是某个特权者的权力问责。 要让问责制成为全方位有效监控且“电力”十足的“大网”，就应加强信息公开，构建一个内外并举、无处不在的监督网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此届政府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曾经说过，“2008年要选择部分省市和国务院部门开展试点，加快实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可见，“三鹿事件”也好，之前的一些重大安全事故也好，第一责任人的严肃处理并非简单的事后追惩，这是国家推动官员问责走向法律、制度化轨道的直接体现，更是执政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的理念体现。采取高科技术，预防风暴已成为人类生存与环境保护的历史使命。“风暴”过后，企盼风和日丽伴我们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