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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增设一个是否对环保、绿色有益的预警机制，与价格属性、使用性能等因素结合起来，改善市场选择方向
估计大多数读者一看见《绿色情商》这个书名，就能猜到丹尼尔·戈尔曼想说什么——曾出版过超级畅销著作《情商》的他，将原书概念套用到如今最热门的绿色、环保、低碳领域，借以呼唤人们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和发展的希望……
但丹尼尔·戈尔曼推出的这本《绿色情商》，却不仅仅包括前面提到的老生常谈。这位哈佛大学博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四次荣颁美国心理协会最高荣誉奖项的资深媒体人，将“绿色情商”定义为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能力。特别是当前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破坏的背景下，这种亟待培养训练的能力显得格外重要，需要全面深刻的认识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网，及二者之间难以察觉的互动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每个人应当增设一个是否对环保、绿色有益的预警机制，与价格属性、使用性能等因素结合起来，改善市场选择方向。
怎么理解“绿色情商”定义中的“全面”、“深刻”、“难以觉察”等词汇呢？丹尼尔·戈尔曼毫不客气的说，“保护地球，从我做起”之类的口号，我们虽已耳熟能详，社会各界都在倡导用节能灯、减少开车、多骑自行车、回收废旧品等生活方式，但这些做法都是彼此分隔存在的，实际绿色意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从工作到生活中，也并没有认真审视过商品（物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助长了许多打着绿色、环保、低碳旗号出现的商品营销手段的传播，其代言商品反而是最最不绿色节能的。
“绿色”误区
譬如，人们通常在纸袋、纸杯，和塑料袋、塑料杯两大组合之间选择前者，却忽视了制造纸袋、纸杯，不仅需要消耗木材，而且黏合材料和涂层仍需要使用石油或天然气提取物，所消耗的电能、生产中排出的废水是后者的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又如，小资人群最热衷购买的“100%有机纯棉”衣物，确实可能其原料（棉花）未曾用过有毒杀虫剂，但棉质面料的生产比化工提取物所需的水要多上许多。再如，美国等国已经出现了以“绿色环保”方法（环保的氧化法）而非大量用氯漂白生产出的纸张，用这样的纸张印刷装订的书籍，卖得更贵且广受欢迎，但问题是纸张生产商和出版商闭口不提，印书所需花费的油墨、清洗设备的溶剂等仍然严重污染环境。
同样，废品回收行业也在给人“循环可持续”的错觉，在节约回收一部分可用物资的同时，却以比原先初级制造环节更大的污染性，加剧环境的负担。
丹尼尔·戈尔曼在书中援引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工业生态学家格列高利·诺里斯的话说，“我们为‘绿色产品’定义的门槛太低了”，仅仅集中在某一个层面，却忽略了产品多个层面的各种影响，而这些影响可能会让表面上看起来最环保的产品相形见绌。他由此提出了一种新的碳排放量算法，即全面测算“隐含碳”，也就是一件产品在制造、运输、使用和销毁过程中平均每千克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例如，对一瓶洗发水的计算，就需要计算产品的生命循环过程中每一种成分所释放的二氧化碳量。在此基础上，还应按照“常见”－“不常见”的递进关系，逐批分析、汇总各类产品生命周期产生的排放情况，从中找出可以分别发挥制造商、销售者、消费者各方面角色作用的地方——最后求出的这个结果，如果转为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才能够真正起到扭转资源和能源过度、低效使用的作用，从根本上减少有形的工业三废排放，实践绿色环保主题。
这样一种设想，无疑是美好的，但谁来首先做此事并将其推向大众？《绿色情商》一书的大部分内容，即是为了求证实践这个构想的可能渠道。他首先找出了产品制造、销售、品牌经营企业，之所以肆意玩弄“假绿色”、“伪节能”概念而拒绝实际操作的症结：产品生命周期全程的信息不为人知。也就是说，如果将产品从制造、使用到销毁全过程中产生的环保破坏性整合起来，向公众透露，那么每个单独的流程消费者也容易为其打上道德标签；其中一批或者很大一部分人做出购买选择的改变，表现出对更环保、更安全、更人性化产品的偏爱，就会让厂商感觉到压力和动力。再进一步，如果厂商无法像今天一样掩饰信息，则只好改变制造工艺、材料和放大。
“绿色”需要第三方监督
谁来披露信息呢？丹尼尔·戈尔曼希望行业中介组织、学术团体、行业外企业组织等独立第三方，充分发挥其知识优势和立场独立的特点，站出来为大众评估产品的全面影响。这么设想并非不切实际，书中介绍了美国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好导购”公司，由工业生态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系教授达拉·奥多克筹建，建立了“好导购”软件，分门别类建立数据库，对美国消费者常用的每一类、每一厂商出品、每一品牌产品进行全面评估。例如联合利华公司的产品就被加入了动物试验、供应链碳排放总量、产品中特定化学物质含量等方面信息。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便捷的通过“好导购”软件，查询一件产品从制造、运输、使用到销毁全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还可以了解多种成分中的某一种特定化学物质的信息。据介绍，“好导购”公司的盈利之道在于，将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前所未有的全面整理分析，形成报告出售给有需求的个人或机构投资者。
除了机构组织，消费者个体也可以通过微博等即时通信工具，加强彼此联系，迅速扩散对危害环境、有安全隐患等问题的产品信息。这种方式也有助于产品厂商及时了解消费者偏好，增进反馈沟通。
但这里会出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产品生命周期全程的信息认定，常常会出现意见反差，不光是信息不全的消费者之间会出现争议，即便在没有利益纠葛的各学科专家之中，也会产生巨大分歧。丹尼尔·戈尔曼认为，这种争议和分歧是有益的，为什么？一方面，争议和分歧常常造成“误伤”，必然将通过民主程序解决，敦促行业、企业向立法和行政机构传达压力，制定产品制造等环节更多的信息披露法定义务，以保护真正诚实经营的企业。另一方面，在买方时代，大部分消费者看重产品安全信息。产品成分等可能造成潜在危害的信息，很可能引导他们逐渐远离该种可能的“危险产品”，倒逼企业和行业自行加强信息透明化建设。
［作者简介］
郑渝川：
书评、时评作家。数百篇时评文章见于《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等报媒，另有多篇书评文章在《新京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理财周报》、《深圳特区报》、《民主与法制时报》等媒体刊发。
估计大多数读者一看见《绿色情商》这个书名，就能猜到丹尼尔·戈尔曼想说什么——曾出版过超级畅销著作《情商》的他，将原书概念套用到如今最热门的绿色、环保、低碳领域，借以呼唤人们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生存和发展的希望……
但丹尼尔·戈尔曼推出的这本《绿色情商》，却不仅仅包括前面提到的老生常谈。这位哈佛大学博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四次荣颁美国心理协会最高荣誉奖项的资深媒体人，将“绿色情商”定义为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能力。特别是当前生态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并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破坏的背景下，这种亟待培养训练的能力显得格外重要，需要全面深刻的认识人类活动和自然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网，及二者之间难以察觉的互动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每个人应当增设一个是否对环保、绿色有益的预警机制，与价格属性、使用性能等因素结合起来，改善市场选择方向。
怎么理解“绿色情商”定义中的“全面”、“深刻”、“难以觉察”等词汇呢？丹尼尔·戈尔曼毫不客气的说，“保护地球，从我做起”之类的口号，我们虽已耳熟能详，社会各界都在倡导用节能灯、减少开车、多骑自行车、回收废旧品等生活方式，但这些做法都是彼此分隔存在的，实际绿色意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们从工作到生活中，也并没有认真审视过商品（物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助长了许多打着绿色、环保、低碳旗号出现的商品营销手段的传播，其代言商品反而是最最不绿色节能的。
“绿色”误区
譬如，人们通常在纸袋、纸杯，和塑料袋、塑料杯两大组合之间选择前者，却忽视了制造纸袋、纸杯，不仅需要消耗木材，而且黏合材料和涂层仍需要使用石油或天然气提取物，所消耗的电能、生产中排出的废水是后者的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又如，小资人群最热衷购买的“100%有机纯棉”衣物，确实可能其原料（棉花）未曾用过有毒杀虫剂，但棉质面料的生产比化工提取物所需的水要多上许多。再如，美国等国已经出现了以“绿色环保”方法（环保的氧化法）而非大量用氯漂白生产出的纸张，用这样的纸张印刷装订的书籍，卖得更贵且广受欢迎，但问题是纸张生产商和出版商闭口不提，印书所需花费的油墨、清洗设备的溶剂等仍然严重污染环境。
同样，废品回收行业也在给人“循环可持续”的错觉，在节约回收一部分可用物资的同时，却以比原先初级制造环节更大的污染性，加剧环境的负担。
丹尼尔·戈尔曼在书中援引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工业生态学家格列高利·诺里斯的话说，“我们为‘绿色产品’定义的门槛太低了”，仅仅集中在某一个层面，却忽略了产品多个层面的各种影响，而这些影响可能会让表面上看起来最环保的产品相形见绌。他由此提出了一种新的碳排放量算法，即全面测算“隐含碳”，也就是一件产品在制造、运输、使用和销毁过程中平均每千克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例如，对一瓶洗发水的计算，就需要计算产品的生命循环过程中每一种成分所释放的二氧化碳量。在此基础上，还应按照“常见”－“不常见”的递进关系，逐批分析、汇总各类产品生命周期产生的排放情况，从中找出可以分别发挥制造商、销售者、消费者各方面角色作用的地方——最后求出的这个结果，如果转为新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才能够真正起到扭转资源和能源过度、低效使用的作用，从根本上减少有形的工业三废排放，实践绿色环保主题。
这样一种设想，无疑是美好的，但谁来首先做此事并将其推向大众？《绿色情商》一书的大部分内容，即是为了求证实践这个构想的可能渠道。他首先找出了产品制造、销售、品牌经营企业，之所以肆意玩弄“假绿色”、“伪节能”概念而拒绝实际操作的症结：产品生命周期全程的信息不为人知。也就是说，如果将产品从制造、使用到销毁全过程中产生的环保破坏性整合起来，向公众透露，那么每个单独的流程消费者也容易为其打上道德标签；其中一批或者很大一部分人做出购买选择的改变，表现出对更环保、更安全、更人性化产品的偏爱，就会让厂商感觉到压力和动力。再进一步，如果厂商无法像今天一样掩饰信息，则只好改变制造工艺、材料和放大。
“绿色”需要第三方监督
谁来披露信息呢？丹尼尔·戈尔曼希望行业中介组织、学术团体、行业外企业组织等独立第三方，充分发挥其知识优势和立场独立的特点，站出来为大众评估产品的全面影响。这么设想并非不切实际，书中介绍了美国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好导购”公司，由工业生态学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环境科学、政策与管理系教授达拉·奥多克筹建，建立了“好导购”软件，分门别类建立数据库，对美国消费者常用的每一类、每一厂商出品、每一品牌产品进行全面评估。例如联合利华公司的产品就被加入了动物试验、供应链碳排放总量、产品中特定化学物质含量等方面信息。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便捷的通过“好导购”软件，查询一件产品从制造、运输、使用到销毁全过程中的环境影响，还可以了解多种成分中的某一种特定化学物质的信息。据介绍，“好导购”公司的盈利之道在于，将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前所未有的全面整理分析，形成报告出售给有需求的个人或机构投资者。
除了机构组织，消费者个体也可以通过微博等即时通信工具，加强彼此联系，迅速扩散对危害环境、有安全隐患等问题的产品信息。这种方式也有助于产品厂商及时了解消费者偏好，增进反馈沟通。
但这里会出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产品生命周期全程的信息认定，常常会出现意见反差，不光是信息不全的消费者之间会出现争议，即便在没有利益纠葛的各学科专家之中，也会产生巨大分歧。丹尼尔·戈尔曼认为，这种争议和分歧是有益的，为什么？一方面，争议和分歧常常造成“误伤”，必然将通过民主程序解决，敦促行业、企业向立法和行政机构传达压力，制定产品制造等环节更多的信息披露法定义务，以保护真正诚实经营的企业。另一方面，在买方时代，大部分消费者看重产品安全信息。产品成分等可能造成潜在危害的信息，很可能引导他们逐渐远离该种可能的“危险产品”，倒逼企业和行业自行加强信息透明化建设。
［作者简介］
郑渝川：
书评、时评作家。数百篇时评文章见于《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等报媒，另有多篇书评文章在《新京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理财周报》、《深圳特区报》、《民主与法制时报》等媒体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