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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在当代社会是个热词,但我们耳熟能详的基本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词义。在美学层面,“和谐”的概念更古老和丰富。古希腊时代,“和谐”(harmony)之说在西方就已广泛流行,哈耳摩尼亚(Harmonia)是希腊神话中的“和谐女神”,毕达哥拉斯“美在和谐”学说盛极一时。中国古代,《尚书·虞书·舜典》中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理念,意为美来自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协调,并由此推广到人、自然和社会,追求“和谐天人”“神人相合”的境界。“中国在王国维、鲁迅以前,西方在康德以前,贯穿整个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的审美理想就是和谐。”[1]因此说“和谐”观曾经统摄了人类大半的哲学、文化和艺术历史也不为过。
那么“美在和谐”于我们语文教师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首先,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对教育的本质、对教师职业的终极目标,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现代社会太过重视理性、工具、科学,忽视人的感性、情怀和人文,两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塑造圆满人格也无从谈起。工业、后工业时代培育大量的“理工男”,表面上看能促使科学、经济兴隆,但其中不少人缺乏持久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难以获得生命的幸福感——不要说普通科技工作者,连大科学家都不能幸免。达尔文在其自传中说,自己早先很喜欢文艺,“诗作给了我很大的乐趣,我甚至像一个中学生似的从莎士比亚的剧作中获得强烈的快感……以前,绘画也给我相当大的乐趣。但是,经过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不能容忍一行诗……对绘画和音乐的兴趣也差不多丧失了……我的思想几乎已成了机器,只会机械地从无数事实和材料中剔出一般规律”。达尔文在科学上成绩斐然,但他生命中的痛苦谁人知晓?而“美在和谐”等观念,其宗旨就是保持人的感性自发性,呵护生命的活泼和原创力,保有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肉体化的联系,在理性教育的同时,促进人的感性因素(如感知、想象、情感等审美素养)发展,使人的生命更丰润、完美和幸福。做老师甚至是做家长的,能够培养出科学家式的人才自然算有成就,但假如我们的孩子,他一辈子不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生命的丰润与意义,我们算是尽职的老师和家长吗?
其次,“美在和谐”观念可以让我们重新看待自己的课堂和教学状态。什么样的课才是好课?高效、出成绩、家长和校长满意,这当然是好课,但它有“结果主义”之嫌。真正的好课,重在过程、状态和氛围,充满“和谐”之美的活动,也是“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感性、自由和必然、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和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和谐统一的过程”。[2]在孔子的教育理想中,好课是这样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天气和暖了,春耕之事完毕,老师带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学生,在沂水河里游泳,在祈雨台上迎风呼啸,大声地吟着诗、唱着歌回家。美国学者梅里尔·哈明在其著作《教學的革命》中说,现代好课的标准是“民主和尊重”“有活力”“自主和愉快”“集体感”“有灵气”(教师机敏,学生富有个性、乐于创新,人人能驾驭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有激发灵感的气氛)……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好的课堂,人的身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每一环节、每一运动过程,都是协调的、平衡的、合乎规律性的。会有教师说,现在的中小学有这个条件吗?这自然没错,但有没有这个意识,教师的胸襟或者说情怀是不同的,观念内化于心,必能彰显于外,影响日常教学行为,对学生的心智发展产生作用。
再次,掌握“美在和谐”的理论,对我们语文教学策略和技能的施展大有裨益。语文教学也是一种审美活动——我们阅读经典,就是发现、感受、欣赏文本之美的过程。凡成经典者,必有“和谐之美”存在。简单的例子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短短的四句,貌似独立的四幅图景,但其中色彩、远近、俯仰的搭配,动态与静态、形象与声响、时间与空间的结合,无不和谐,丝丝入扣。有教师把这首诗当作景物诗来教,那就可惜了。纯粹的景物描写,即使再精致,也至多是“空镜头”(电影术语),缺少“人”的痕迹,终究单薄和苍白。本诗中最后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就弥补了这一缺憾——船来自“东吴”,表明安史之乱已平,交通恢复,诗人返回故乡也有了希望,杜甫是以欣喜之情在观景、写景,景物是带有人的感情色彩的,故而在自然和人文上浑然天成,拿萧涤非在《杜甫研究》中说的话就是“全诗四句皆对,一句一景,似各不相干,其实是一个整体”。反面的例子也有,如著名的《天净沙·秋思》,整体上是塞北落日、秋风凛凛的西域风格,具有壮美的特点,但“小桥流水人家”却是江南小景,走的是优美的路子,两者在地理风貌、美的类型与情感色彩上是不搭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早于马致远的盛如梓为我们揭开谜底,其《庶斋老学丛谈》有记载曰,“北方士友传沙漠小词三阕,颇能状其景”,其辞曰:瘦藤老树昏鸦,远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斜阳西下,断肠人去天涯。作者为无名氏。原来《天净沙·秋思》并非原创,作者只是借鉴、改造了前人的作品。马致远祖籍河北省东光县,青壮年时期担任过江浙地方文官,“小桥流水人家”应是常见的“眼中景”,所以他就顺手夹杂,结果造成了作品整体上的违和感。
最后,情绪上的焦虑、紧张和所谓“鸭梨山大”已经是一线教师的常态。日常生活机械化、扁平化、碎片化,人生了无生趣,这样的现状在教师队伍中也日渐严重,而拥有“美在和谐”思想,对获得职业幸福感和圆满的人生很有帮助。当下知识分子为何敬仰一些民国时期的学者?其重要原因,一是他们能够“守真”——不仅达成与人、与社会的相得益彰,还能与自我和谐相处。民国时代,社会动荡远甚于今,但他们能摆脱世俗羁绊,保有纯净自我,其精神支撑就是有追寻心灵自由的路径与空间——艺术所构建的审美世界。这些学人,或独立,或结社,以文学、声乐、雕刻、绘事寄托气节——虽然这些艺术只是现实生活的“假象”,但“在力的可怕王国与法则的神圣王国之间,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快乐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为强制的东西……”[3]对艺术有热忱的爱好和终身追求,使他们能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不曾迷失自我,因而能拥有圆满人生。二是在不少民国学人心中,不仅有职业、事业,还有对生活情趣的追求、对大自然的爱好。朱自清、朱光潜等在回忆春晖中学教书往事的文章中说:“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地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4]“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5]这样的情境,就是一种充满“和谐之美”的、理想的职业、生活、学术状态。在这里,美于人是一种客体,因为主题审美思索让人感受到了美。但同时,美又是审美主体的一种“此在”状态,情感让其获得美的感受和观念,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依存的关系……
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不就是教师、学者甚至是所有人,心底里所真正向往的人生境遇吗?
参考文献:
[1][2][3]周来祥.周来祥美学文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朱自清.白马湖[M]//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四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
[5]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J].文学杂志,1948,3(5).
(杭州师范大学
那么“美在和谐”于我们语文教师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
首先,它的意义在于让我们对教育的本质、对教师职业的终极目标,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现代社会太过重视理性、工具、科学,忽视人的感性、情怀和人文,两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塑造圆满人格也无从谈起。工业、后工业时代培育大量的“理工男”,表面上看能促使科学、经济兴隆,但其中不少人缺乏持久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难以获得生命的幸福感——不要说普通科技工作者,连大科学家都不能幸免。达尔文在其自传中说,自己早先很喜欢文艺,“诗作给了我很大的乐趣,我甚至像一个中学生似的从莎士比亚的剧作中获得强烈的快感……以前,绘画也给我相当大的乐趣。但是,经过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不能容忍一行诗……对绘画和音乐的兴趣也差不多丧失了……我的思想几乎已成了机器,只会机械地从无数事实和材料中剔出一般规律”。达尔文在科学上成绩斐然,但他生命中的痛苦谁人知晓?而“美在和谐”等观念,其宗旨就是保持人的感性自发性,呵护生命的活泼和原创力,保有人与自然之间天然的、肉体化的联系,在理性教育的同时,促进人的感性因素(如感知、想象、情感等审美素养)发展,使人的生命更丰润、完美和幸福。做老师甚至是做家长的,能够培养出科学家式的人才自然算有成就,但假如我们的孩子,他一辈子不能感受到生活的快乐、生命的丰润与意义,我们算是尽职的老师和家长吗?
其次,“美在和谐”观念可以让我们重新看待自己的课堂和教学状态。什么样的课才是好课?高效、出成绩、家长和校长满意,这当然是好课,但它有“结果主义”之嫌。真正的好课,重在过程、状态和氛围,充满“和谐”之美的活动,也是“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感性、自由和必然、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和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和谐统一的过程”。[2]在孔子的教育理想中,好课是这样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篇》)天气和暖了,春耕之事完毕,老师带了十几个大小不一的学生,在沂水河里游泳,在祈雨台上迎风呼啸,大声地吟着诗、唱着歌回家。美国学者梅里尔·哈明在其著作《教學的革命》中说,现代好课的标准是“民主和尊重”“有活力”“自主和愉快”“集体感”“有灵气”(教师机敏,学生富有个性、乐于创新,人人能驾驭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有激发灵感的气氛)……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到,好的课堂,人的身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每一环节、每一运动过程,都是协调的、平衡的、合乎规律性的。会有教师说,现在的中小学有这个条件吗?这自然没错,但有没有这个意识,教师的胸襟或者说情怀是不同的,观念内化于心,必能彰显于外,影响日常教学行为,对学生的心智发展产生作用。
再次,掌握“美在和谐”的理论,对我们语文教学策略和技能的施展大有裨益。语文教学也是一种审美活动——我们阅读经典,就是发现、感受、欣赏文本之美的过程。凡成经典者,必有“和谐之美”存在。简单的例子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短短的四句,貌似独立的四幅图景,但其中色彩、远近、俯仰的搭配,动态与静态、形象与声响、时间与空间的结合,无不和谐,丝丝入扣。有教师把这首诗当作景物诗来教,那就可惜了。纯粹的景物描写,即使再精致,也至多是“空镜头”(电影术语),缺少“人”的痕迹,终究单薄和苍白。本诗中最后一句“门泊东吴万里船”就弥补了这一缺憾——船来自“东吴”,表明安史之乱已平,交通恢复,诗人返回故乡也有了希望,杜甫是以欣喜之情在观景、写景,景物是带有人的感情色彩的,故而在自然和人文上浑然天成,拿萧涤非在《杜甫研究》中说的话就是“全诗四句皆对,一句一景,似各不相干,其实是一个整体”。反面的例子也有,如著名的《天净沙·秋思》,整体上是塞北落日、秋风凛凛的西域风格,具有壮美的特点,但“小桥流水人家”却是江南小景,走的是优美的路子,两者在地理风貌、美的类型与情感色彩上是不搭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早于马致远的盛如梓为我们揭开谜底,其《庶斋老学丛谈》有记载曰,“北方士友传沙漠小词三阕,颇能状其景”,其辞曰:瘦藤老树昏鸦,远山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斜阳西下,断肠人去天涯。作者为无名氏。原来《天净沙·秋思》并非原创,作者只是借鉴、改造了前人的作品。马致远祖籍河北省东光县,青壮年时期担任过江浙地方文官,“小桥流水人家”应是常见的“眼中景”,所以他就顺手夹杂,结果造成了作品整体上的违和感。
最后,情绪上的焦虑、紧张和所谓“鸭梨山大”已经是一线教师的常态。日常生活机械化、扁平化、碎片化,人生了无生趣,这样的现状在教师队伍中也日渐严重,而拥有“美在和谐”思想,对获得职业幸福感和圆满的人生很有帮助。当下知识分子为何敬仰一些民国时期的学者?其重要原因,一是他们能够“守真”——不仅达成与人、与社会的相得益彰,还能与自我和谐相处。民国时代,社会动荡远甚于今,但他们能摆脱世俗羁绊,保有纯净自我,其精神支撑就是有追寻心灵自由的路径与空间——艺术所构建的审美世界。这些学人,或独立,或结社,以文学、声乐、雕刻、绘事寄托气节——虽然这些艺术只是现实生活的“假象”,但“在力的可怕王国与法则的神圣王国之间,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第三个王国,即游戏和假象的快乐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审美的创造冲动给人卸去了一切关系的枷锁,使人摆脱了一切称为强制的东西……”[3]对艺术有热忱的爱好和终身追求,使他们能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不曾迷失自我,因而能拥有圆满人生。二是在不少民国学人心中,不仅有职业、事业,还有对生活情趣的追求、对大自然的爱好。朱自清、朱光潜等在回忆春晖中学教书往事的文章中说:“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地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轻风吹来,有一两缕波纹,但随即平静了。天上偶见几只归鸟,我们看着它们越飞越远,直到不见为止。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4]“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5]这样的情境,就是一种充满“和谐之美”的、理想的职业、生活、学术状态。在这里,美于人是一种客体,因为主题审美思索让人感受到了美。但同时,美又是审美主体的一种“此在”状态,情感让其获得美的感受和观念,审美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和依存的关系……
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不就是教师、学者甚至是所有人,心底里所真正向往的人生境遇吗?
参考文献:
[1][2][3]周来祥.周来祥美学文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4]朱自清.白马湖[M]//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四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1.
[5]朱光潜.敬悼朱佩弦先生[J].文学杂志,1948,3(5).
(杭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