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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布迪厄提出的“文化生产场”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了罗慕士翻译的《三国演义》和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审美再现差异形成的三大外部因素， 即翻译协助者、翻译赞助者和翻译消费者。 研究发现，文学翻译的策略选择并不纯粹是译者的个人选择，更多地取决于翻译场域中上述三者对其的制约和影响。译者为获得和维护他所追求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象征资本，必须充分考虑上述主体的“利益”或期待。
关键词：罗译《三国演义》；赛译《水浒传》；审美再现；翻译协助者；翻译赞助者；翻译消费者
中图分类号：H059；I207.41A010710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常被类比或并提。中国老百姓常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而西方读者会说：“如果你真正热爱中国文学，除了《三国演义》，还应该去读《水浒传》”。这两部名著的共同点是都表达了“忠”、“义”的主题。而汉语名著在西方的传播取决于翻译的效果，考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各自不同的英译本，罗慕士翻译的《三国演义》和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都受到了英语读者的欢迎。亚马逊网站上读者对于《三国演义》罗译本代表性的评价有：“对于想进入中国文学殿堂的读者来说，罗译《三国演义》中缺失的信息很少”， “这是会推荐给其他英语读者的《三国演义》的唯一英译本”，“如同了解中国古代传说的通行证（passport to the ancient China of lore）”，“是一部历史文化教科书（historical cultural education）”，“（翻译的）语言充满着流动感，比我预想的要生动得多，可一口气读下去”①，“易于理解，易于想象书中的情节，可以享受其中完美的英语”。亚马逊网站上对《水浒传》赛译本的评价如下：“读了《水浒传》的沙博理译本之后，更喜欢赛珍珠译本，因为赛的叙述方式倾向于对人物细致的刻画和人际关系深入的描写”，“强烈建议将该译本推荐给学校和社区的图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能有如此的翻译，是十分专业的”。
之所以会有上述的高度评价，首先是因为罗译、赛译都贴近原文，罗、赛在翻译中都积极致力于推介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但是仔细考察，发现两者在具体的审美再现中有着诸多差异，而这些差异背后存在哪些影响因素，分别的作用又怎样，并没有充分引起学界的注意。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较多关注的是同一经典原著不同译本的对比，对于不同原著翻译策略相似的译本之间的异同及其原因缺乏深入探讨。根据中国知网（www.cnki.net）的统计，国内同时在文中涉及罗译《三国演义》与赛译《水浒传》的论文截至2016年2月仅有7篇，它们从不同视角如翻译的传播效果（曾文雄、曹诚鹰，2012）、译文词语句子层面的语言特征（刘泽权、刘鼎甲，2014）和具体的汉英转化方法及技巧（洪涛，2003）②等讨论了包括这两个译作在内的一系列中国名著的翻译，但都未对罗译和赛译进行集中的对比分析。不同著作的译本比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所得结论将有利于我们对译者、译作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完善对翻译风格形成机制的如实描述，最终科学解析翻译风格形成的内外因素。笔者将从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理论视角出发，考察场内的不同权力关系，对比分析造成两个译本审美再现差异的三大外部因素。
一、 罗、赛翻译审美再现差异概述
罗译、赛译通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保留原语的词汇构成和句型结构，传达着汉语的特点，但与赛相比，罗译是一种更有节制的“保留”，更多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和英语本身的特点。读者评价说：“罗译是承载充足信息、用语较为正式的一个成功文本，但并没有‘硬扣’原文，对于不懂中文的现代西方读者来说是很好的读物。”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读者D. Mok 2005年1月7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What I find is a well done， respectful and informative translation that doesn’t quite nail the tone of the original text， but it will be a good read for modern readers who don’t read Chinese.”又如，“这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的翻译极为准确，读起来也十分流畅，在忠实（fidelity）与传神（spirit）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罗所使用的语言并不陈旧，但他的翻译读起来就像当时的读者阅读六个世纪以前原著的感受，这是中国文学最佳的译本之一”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读者C. Yew 2011年5月15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This translation of Three Kingdoms， one of China’s four great classical novels， is extremely accurate and reads excellently and fluently. Roberts finds a middle ground between fidelity and spirit. The language used is not archaic， yet the translation is faithful. It remains one of the best translated tex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ever. Roberts must be congratulated for translating a book that reads as well as it did in the original written six centuries ago.”。
“传神”的效果离不开罗慕士在某些必要的场合对于词语、句子的灵活处理，而赛比较而言绝大多数场合十分“钟情于”原文的形式，这也是罗、赛审美再现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请见例1，“诸公切不可出”，罗使用了语气强烈的动词词组“forbid sb. to do sth.”，将原文祈使句转换为命令式陈述句“I absolutely forbid you to show yourselves”，表现出情急之中上级对下级直接迅速下达明确的命令，塑造出强烈的紧迫感。关于“杀气”，罗转化为“lethal signs”， 另一处“杀气”罗也类似地译为“dangerous signs”；而“杀气”赛用了“the great wrath of death”（赛译《水浒传》第三十回），为直译。“杀气”是提示下文情节的关键词，相比，罗稍稍做了加工，原文词语的结构仍在，比赛译易于理解。可见罗译忠实于原文，但并不总是“兢兢业业”地“临摹”原文的词汇和句式结构，而是在塑造译文良好的接受效果和传递原文的语气、语体特征、文化内涵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相比，赛译更为尊重原文的表达方式，在更多场合回译之后，结构与汉语几乎完全相同。如例2中，“酒钱”、“酒肆”等类似表达，赛都亦步亦趋地模仿汉语的词语结构；“主人家酒钱，酒家明日送来还你”，赛遵照原文的语序译为“Innkeeper， as for this money for the wine， I will pay it to you tomorrow”，几乎逐字对应，译文从英语的角度来看有些拖沓，赛最重要的目的是让英语读者原汁原味地体会到中国古人说话的特点。此外，“三人再吃了两角酒，下楼来叫道”，赛仿拟原文结构，用两个“and”并列连接三个动作：“吃酒”、“下楼”和“叫道”。而例1中类似的连续动作，“陆逊看了良久，以鞭指曰”，罗与赛不同，略作处理，加入了“after”连接三个动作：“看”和“指”、“曰”。 例1： 陆逊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隐隐有杀气起；其下必有伏兵，故于平地设此弱兵，以诱我耳。诸公切不可出。”（《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
罗译：After examining the enemy’s position for some time， Lu Xun pointed with his whip and said， “In the distance ahead I detect lethal signs marking ambush points. They have purposely placed these troops on flat ground to lure us out. I absolutely forbid you to show yourselves.”[1]2043
例2： 三人再吃了两角酒，下楼来叫道：“主人家酒钱，酒家明日送来还你。”……三个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水浒传》第二回）
赛译：The three men drank two measures more of wine and then went downstairs， and Lu Ta called， “Innkeeper， as for this money for the wine， I will pay it to you tomorrow！”… The three men went out of the wine shop and on the street they parted. [2]32
罗、赛在审美再现中的差异，还体现在各种副文本如注释、地图、人物表等的使用上。赛珍珠的翻译中没有一处注释，而罗慕士的翻译中有约千条的注释。《三国演义》罗译本中每一章回后都有数条注释，罗慕士保留了许多注释，包括原著的脚注和17世纪60年代中期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版《三国演义》中的解释性评论。罗说：“这些评论帮助读者在复杂的叙述中仍能记住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关系，即保持清楚的思路，同时也饶有趣味地解释了作者所使用的叙事方法，当然读者也可以选择跳过注释，直接阅读正文。”②罗慕士：《译者后记》，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35页。 还有一种注释包含的是历史信息而不是文学内容，如对汉代的地理状况、名人、官僚机构等译者自行进行了补充，这些注释的来源很广泛，最重要的是引证了《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的相关内容。②书中有长达79页的后记，这其中有近10页为后记的注释；还有主要人物表、主要事件时间表、地图名表、部分官衔名表及缩略字母表。上述补充信息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也十分有吸引力，不少英语读者在评论中都提到“喜欢看这些注释、插图和军事地图”。注释并不会明显影响主要内容的叙述，却能交代相关的背景。罗的译本在忠实传达原著内容、努力保留原文的遣词造句和行文方式的同时，希望为读者理解作铺垫，为西方受众打开进入中国文化“大观园”之门。大门之后，是引人入胜的峭壁奇峰，但要领略美景必须渡过一片茫茫湖泽。译者早已为欣赏者备好了一叶绿舟，虽然要划桨驾船，花些气力，但读者若一心前往，依然能顺利到达目的地，真切感受到如诗如画的彼岸原貌和其熠熠风采。
罗考虑到读者的适应性，努力寻找东方与西方叙述方式的相似点。上文提及的读者P. Hall说：“有的说书中人名出现三种形式引起了混淆，发现并非如此，事实上译者会解释给读者谁是谁，读者并没有一直在花力气搞清这些名字，书中有些人物也会用他们的字来指代。”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读者P. Hall 2010年1月6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I also read that the characters’ names occur in three forms， creating much confusion. Again， I find this to be untrue. In fact， the narrative will often clarify who is who for the reader so you are not pondering over names the whole time. Sometimes a character will be referred to in their style.” 原语陌生甚至奇怪的异域事物通过相对“友好”、“亲近”的方式得以呈现。不仅是《三国演义》的翻译，罗的其他译作如《中国神话故事》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陈述的方式西方读者并不完全陌生，但读完体味到的内涵却是全新的、异域的、令人兴奋的。而赛珍珠由于在中国有四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对于中国文化充满了“敬意”和“仰慕”，她竭尽所能地将汉语的“真形貌”和中国文化的“素颜面”向英语读者展示，对英语读者的迁就相对较少。
二、 罗、赛翻译审美再现差异影响因素的分析
对罗与赛翻译审美再现差异有了感性认识之后，需要理性分析其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我们运用布迪厄提出的 “文化生产场”理论来解释此种现象，文化生产场关注文化产品生产体制中的个人：作家、艺术家以及出版者、评论家、学术界人士等，[3]136140对于翻译来说，文化生产场中就存在着读者、译者、作者、评论者和出版者等数对权力关系。翻译场域中，写作者、出版者和阅读者都在文学的法则之下进行着精神交流与对话。王志弘在论文《翻译的“自我”与“他者”问题》中提到“要辨认和建构各种与之相应的他人（他者）位置，方得以确认自我的边界和性质”[4]11，他用“翻译活动中各种社会位置之关系”一图说明原作和译作生产、传播、消费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并指出译者与原作者、原作、原出版社、销售通路（书店）、原作读者，译者与译作、译作出版社、政府主管机关（法令）、销售通路（书店）、译作读者之间存在的数对权力关系。[4]10 翻译场域是由各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系统，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制约和竞争着，遵循着该场域内的运作规则，时时处处进行着互动。如果将“译者”置于翻译场域的中心，除了布迪厄提及的出版者、读者、译者外，在许多翻译过程中，常有一些专家、学者或朋友帮助译者校对原文，解释原文概念，修改译文。他们虽然不是合译者，但在译文的生产过程中留下了印迹，其作用不容忽视，因此，笔者补充了翻译协助者这一社会位置。协助者可能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翻译风格的形成，也可能直接对译作进行调整。赞助者，在本文中主要指出版者，因为出版者就是帮助译者出版译作的机构。出版者，如果是官方出版社，它还代表着政府的立场，因此，翻译赞助者还包括政府等更多相关参与方。出版者对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风格产生导向作用。出版者还可能通过编辑对译作进行内容上的修改，例如葛浩文201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就指出，中国读者批评他在翻译莫言作品时连译带改，说其翻译带有“创造性”，但其实所有大的改动都是英国、美国编辑做出的。参见：“I have been accused of altering the text as I go along； the fact that that is not true in the sense the critic meant it does not seem to bother people who refer to my translations as ‘creative’， a positive word used with negative intent. All the major changes to novels I have translated were made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editors， yet I take the blame， especially in the Chinese press.”引自葛浩文于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4月20-21日举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所以编辑也可视为协助者的一种，甚至有时协助者就是出版社所推荐安排的。既可以是出版者选择译者，也可以是译者选择出版者，这取决于译者占有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不同。根据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概念，翻译作为一种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那么译本的读者即是文化消费者，因此，本文将布迪厄场域中的“读者”用“消费者”来代替。读者可以分为无形的读者即预期读者和有形的读者即实际读者，他们对译者发生着作用。翻译活动开始之前译者对于预期读者背景、接受能力的预测会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出版后实际读者的反应、评论又会影响译者今后翻译策略的调整和译作在整个读者群中的接受度。在比较影响罗、赛翻译审美再现差异的因素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数对关系中协助者、赞助者和消费者的作用，具体可用图1来表示。赞助者通常会影响译者，两者之间就用实线箭头来连接。而翻译行为中并不总是存在协助者的作用，因此，协助者与译者之间用虚线箭头连接。协助者也不一定是赞助者所委派的，因此，赞助者与协助者之间也用虚线箭头连接。就消费者而言，他们对译者的影响并不像赞助者那样直接，也不具有“强制性”，消费者有时是通过赞助者影响译者，有时则是隐形的。译者对读者的定位对其翻译策略会存在重大影响，但消费者群体有时又非常多元，甚至对译作的期待也不完全一样，同时还有一个影响译者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就是译者的主体性因素，包括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观。因此，消费者与译者之间的连接箭头也是虚线。此外，翻译场域中译者与上述参与方的互动关系又与其掌握追求的资本有关。布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5]46。经济资本是可以直接转化为金钱的资本，或以财产权的形式固定下来；文化资本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教育资历、资质等，在某些条件下可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是指个体的社会责任（人际关系资源等），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转化为经济资本。[5]47当资本被其他参与者认可、化为高贵光环（a title of nobility）之后，这种资本形式就成了“象征资本”，这是一种社会化的认知能力，不同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5]47，56在翻译场域中，译者的社会资本包括他们与出版者、媒体、评论家、协助者、其他学者等的良好关系等，文化资本指的是译者已经出版的作品，获得的学
历、文凭和相关资质等，象征资本主要表现为译者被场域内其他参与方认可的语言能力、翻译素养、专业知识、经验经历等以及随之在“圈内”树立的地位和影响力等。下面笔者将一一对比分析上述三个参与者（协助者、赞助者、消费者）对译者的作用。
1. 协助者
如图1所示，罗慕士翻译《三国演义》虽然是独立完成的，没有合作者，但得到了许多人的协助和指点，在《译者致谢》部分罗提到了以下多位在其翻译最终成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学者、朋友此段中关于罗翻译协助者的相关内容参见罗慕士：《译者致谢》，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113113页。。曾执教于美国纽约大学的C.N.Tay教授成为罗译初稿的读者和审阅者，他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议，罗都予以采纳并在最终译文中体现出来。参见：“Professor Tay served as my reader， and many of his suggestion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translation.” 罗慕士：《译者致谢》，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12页。 另一位重点提及的是“中国通”——美国外交家John S. Service教授，当罗的译稿完成时，联合出版社之一的加州大学出版社请他作为读者，测评译本的效果，他本人文风优雅，在具体的行文表达上对罗的译文做了不少修改，美化了罗译的整体风格，并对正文和引言部分提出了许多切中要害的问题，罗强调这对他有重要帮助。参见：“His stylistic grace has refined many a phrase， and his pertinent and penetrating queries on both the text and the introduction were of great value to me.” 罗慕士：《译者致谢》，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12页。Deborah Rudolph女士在对原文汉语及中国文化理解方面也给予罗诸多指点，并对译稿进行了校对工作。参见：“I also wish to thank Deborah Rudolph for contributing her considerable sinological and proofreading skills.” 罗慕士：《译者致谢》，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12页。加州大学出版社的William McClung和Betsey Scheiner在翻译的后期也积极鼓励罗，指导其的翻译工作。还有一位完善译稿的是Robert Hegel，他受加州大学出版社委托，阅读了罗译手稿的前半部分，及时给出大量意见，多为罗所接受。罗还提到了朋友Chauncey S. Goodrich，他阅读了译稿的引言，积极予以反馈，罗又相应做出调整。罗《三国演义》节译本的编辑James Peck虽未直接修改全译本，但他深思熟虑后也对译文做了评价，对罗解决翻译中的一些难点颇有启发。除此之外，自罗1983年9月在外文出版社开始翻译《三国演义》，出版社的中国同事们特别是英文编译部的老专家们给了罗不少支持。罗慕士还特别感谢了著名翻译家C.C.Yin（任家桢）先生，他受外文出版社委托担任罗译的审阅人，认真仔细地阅读了罗的完整译稿，并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使译文得到明显的完善。 我们不难发现，以上助罗“一臂之力”的朋友之中，大多数都以英语为母语，这些协助者的思维模式影响着罗的译文呈现。一方面，他们大部分对中国文化较为了解，主张积极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传达民族精神，因此，会赞同罗在翻译中保留汉语的表达方式和文化意象；另一方面，这些协助者由于自身的英语语言文化背景，在修改译稿过程中会自然从英语读者的接受角度出发对行文进行某些加工处理。而赛珍珠的翻译助手一位是“宿儒”龙墨乡先生，另一位是中国朋友，[6]631也就是说协助赛通读理解原文、校对译文的都是中国人，他们会用最直接、最直白的方式向赛珍珠解释中国文化所包含的兵器、服饰名词等，在翻译中一般不会帮助她按照西方读者的行文习惯、审美取向作灵活调整。协助者的语言文化背景、思维模式会对译者具体的翻译审美再现产生直接的作用。
2. 赞助者
翻译的赞助者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自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同为汉语经典文化名著，但有着不同的翻译赞助者。1992年，罗译《三国演义》由中美出版社联合出版，后又由外文出版社单独及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在中国的赞助者就是外文出版社。2000年，罗译《三国演义》纳入《大中华文库》。外文出版社出版《大中华文库》的目的在于：“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将西传。各国人民的优秀文化正日益迅速地为中国文化所汲取，而无论西方和东方，也都需要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组织出版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②杨牧之：《总序》，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6页。 可以推测赞助者即出版社的定位是：在翻译《三国演义》的过程中，保留原文的文化信息、历史内涵，不仅是叙述故事情节，更主要的是传播语言文字背后所承载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为了有效传播中国的文化，译本必须读起来仍是上口、流畅的，并能为西方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如果一般读者读起来觉得十分晦涩，缺乏兴趣，将某部译作贴上“学究读物”的标签，读者群就很狭窄，翻译的预期效果就会被大打折扣。罗译本《总序》中提到：“西方传教士对《四书》等中国经典的粗略翻译，以及社赫德的《中华帝国志》等书对中国的介绍，在西方读者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异域文明，在当时及稍后一段时期引起了一场‘中国热’，许多西方大思想家的眼光都曾注目中国文化。”② 中华文化有很长一段时间落后了，20世纪又在崛起，中美关系在改善。1984年加州大学出版社的Brian George专门到外文出版社，洽谈《三国演义》译本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与北京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事宜，正是证明了中美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1992年120回英文全译本实现了联合出版，这是首次中美正式联合出版中国经典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下，要抓住契机，让更多的民族了解中国，获得客观全面的认识，因此，要采取相契合的翻译策略。20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充分，如何以“相对熟悉”的方式推介汉语文化内涵显得较为重要，这也是出版社期望达到的效果。作者对于出版社出版作品行为的认识会影响作品的生产过程，这一认识与作者、出版者在场域中所占有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有关；[7]133类似地，译者对于出版社出版译作行为的认识和定位，也会作用于译作的生产过程特别是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出版社的动机和目的对译者的影响是无形的，尤其是在出版社主动委托译者来完成某项翻译任务的情况下。罗本人回忆道：1982年当时的外文出版社副总编辑罗亮找到他，邀请他翻译《三国演义》的全书，1983至1984年他被安排在外文出版社作为外国专家着手翻译此书。④⑥罗慕士：《译者致谢》，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11、31113112页。 当时中国外文局制定了“中国名著对外介绍计划”，计划出版四大名著的译本，罗译《三国演义》就属于这个计划。当1976年出版的罗节译本作为大学课本使用时，他本人就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翻译出版全书。翻译全书期间，罗慕士于1983年至1984年、1985年至1986年先后获得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美国国家人文基金”的资助，因为后者还得到了15个月教学工作量减免一半的照顾。④以上的基金组织广义上说也是赞助者的一种形式。在翻译的过程中，当时的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徐明强、副总编辑黄友义也充分支持罗的翻译工作，因他们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所以与罗用英文交流较为顺畅，黄友义说罗慕士有时会向其询问原著理解中的一些难点，与他们进行讨论。当笔者询问罗外文出版社有无直接影响他的翻译策略或风格时，罗回答说出版社完全将自由权给他，他保留了原著中所有的诗歌、脚注、后记、地图，只要他觉得合适的内容就都保留，他的翻译动机与出版社恰巧吻合，罗用了笔者访谈邮件中给他的一个词语——“巧合”（coincide）2015年7月笔者对罗慕士进行了邮件采访，请教其关于翻译《三国演义》的问题。笔者：“I have heard that FLP was launching a project to introduce Chinese works to the outside around 1962， therefore I am wondering whether they hint you to keep the original Chinese cultural image and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o the west？ Or your motivation of translation just coincides with theirs？” 罗：“Just coincides.”。罗慕士在译本的致谢中说：“加州大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和我达成共识：西方读者会更欢迎在译文中提供详细完整的注释和相关评论。”⑥出版社和作者总是将这种之前就建立的默契理解为“前世注定”的“因缘”（timing）、“巧合”（coincidence），但实际上这是源于各自相近的主观意向和内在性情。[7]134出版社信任某位译者的“资质”（flair），最终委托某位译者来翻译的选择也是基于其对译者行为的判断。[7]134 我们承认，具体的翻译策略是由译者个人决定的，翻译中的取舍也是个人灵活处理的，但外部因素会影响译者的最终选择。既然罗慕士得到并接受了外文出版社、中国政府的支持，他的翻译目的、预期的翻译效果与上述赞助人的期待应当是一致的。因为外文出版社希望向西方推出《三国演义》等一系列中国经典文学著作，罗之前就译过《三国演义》的部分章节，并出版了关于中国神话故事及毛泽东阅读笔记的翻译作品，因此，外文出版社主动委托罗翻译《三国演义》。原作和译者均得到翻译场域中赞助者的信任和青睐，表明译者从翻译一开始就拥有了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了维护好这种社会资本，他的翻译立场、策略与赞助者自然是吻合的，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罗在推广中国文化时自然会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接受程度。翻译这部巨著，不仅是个人行为，还涉及整个出版社的计划，需要关注各种社会因素。这就和赛珍珠个人选择《水浒传》进行翻译有所不同。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出版社没有主动关注中国的文学作品并委托学者进行翻译，赛珍珠翻译《水浒传》完全是她的个人行为。她主动寻找的赞助者即出版社，就是她的第二任丈夫理查德·沃尔什担任总裁的纽约庄台公司，赛需要努力争取文化资本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当时，美国人对中国普遍有好感，因为那一时期“传教士的在华活动滋养了美国对中国的浪漫认识”，而且赛珍珠的获奖英文小说《大地》塑造了一系列淳朴、勤劳、从一穷二白奋斗致富的中国平民的正面形象。[8]12，34这一切使得美国人眼中看到的中国是一个与自己国家十分接近的文明进取的大国形象，但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时的中国现状，仅仅是美国文化对他国文化的一种幻象，反映了美国人对自身文化的一种认同和宣扬。[8]281赛看到了此时美国人有亲近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意愿，以此为契机选择翻译中国的古典小说，利用其丈夫的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她自己就是赞助者，因为她的丈夫非常欣赏她的作品，她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翻译。赛在翻译中摆脱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偏程式化甚至有“东方妖魔化”倾向的描写，通过十分尊重原文的叙述方式更为真实地展现了中国的文化和风土人情，从而成功赢得了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译作很受欢迎，“赛译的系列故事生动刻画了一群‘正义强盗’，使人们联想起英国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参见：“Miss Buck’s book is of course a translation （unique in 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whole and not a part or parts of the original） of a Chinese classic Shui hu chuan， a picturesque novel or chain of stories about a company of bandits or ‘righteous robbers’somewhat on the order of the Robin Hood tales in England.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手稿珍藏部赛珍珠文档，赛珍珠经纪人David Lloyd致Margot Johnson小姐的信（1945年9月17日）。，“从中国杀将过去的这批‘梁山好汉’，一下子就‘蹿’上了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的排行榜”[9]230231。在此翻译场域中，赞助者完全信任、支持译者，赞助者对译者的约束几乎不存在。而在罗慕士的翻译中，赞助者与译者是互相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3. 消费者
如果将翻译视为一种商品的话，那么翻译的消费者也就是翻译的接受者，即译文读者。翻译的生产者即译者对于消费者的需求预期将对商品的定位、生产和成型发生作用。当笔者询问罗慕士周围朋友对其翻译思维方式的影响时，他特地强调在美国高校给本科生开设《三国演义》课程的经历的作用。1976年罗《三国演义》的节译本一出版，他就布置给学生阅读，2015年7月笔者对罗慕士进行了邮件采访，请教其关于翻译《三国演义》的问题。笔者：“What are the roles of your Chinese friends in your translation of Sanguoyanyi？ How do they affect your way of thinking？” 罗：“I also got a lot of help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eaching Sanguoyanyi in my undergraduate classes. Once the first 1976 abridged version came out I could assign it to students. Over the years I learned many things about the Sanguoyanyi from having to explain things.”在这里，学生是翻译消费者的一个重要群体。学生对于节译本的反响一定直接影响着他在1983年至1991年期间翻译全书时的定位。对于节译本中出现的漏译和错译，罗在全译本中会格外注意，他期望全译本能摆脱旧译本的种种问题。后来的读者评价正说明罗全译本实现了翻译的预期效果，“全译本如同一首丰满的史诗包含了许多细节，而节译本中的错误大都被纠正过来，散文的翻译也改进了，三千余页的译文读起来十分顺畅”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用户名为“g_l_p”的读者2000年2月10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This is the fullblown epic from start to finish with all the details and many of the translation errors of the previous editions are eliminated. The prose is also improved and flows eloquently throughout the book’s entire over 3000 pages.”。 此外，罗授课中需要给学生明白地讲解《三国演义》中出现的人、物，学生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罗会努力寻求一种易于西方学生理解的叙述方式来解释原著。他指出，十分受益于讲课的过程，为了向学生解释到位，自己对不少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刘备摔阿斗”的故事：赵云血战长坂坡，杀死曹操手下名将五十余人后从乱军中救出小阿斗刘禅，但刘备接过阿斗，就掷至地上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当然也有人说刘备摔阿斗是假摔。在笔者2015年邮件采访罗慕士时，他就解释说：“刘备摔阿斗的故事与刘邦从战车上推下孩子的故事如出一辙，《史记》记载刘邦在和项羽的战争中大败，在逃命时三次把孝惠、鲁元推下车，是车夫滕公救了他们，并说服了刘邦。这两个故事说到底，传达的就是‘大义灭亲’的思想——为了更崇高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亲人。可见《三国演义》对维护国家利益的家庭的作用提出了质疑，而‘安达’（蒙古语中对兄弟的称呼）即兄弟联盟也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保障，刘备伐‘吴’是为关羽、张飞报仇，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因此，《三国演义》批评了国家统治的形式但也没有给出好的建议，莎士比亚的‘生还是死’的问题在此没有得到解决，《三国演义》提出了类似严肃的问题，但是没有给出答案。”罗的授课过程使得他努力探求对原著的内涵和故事背后道理的理解，并力求清晰、准确地向学生讲述，其实讲解过程就是一种“翻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的学生也是“翻译消费者”的一个重要群体，检验着翻译效果，促使他通过西方概念的联想，旁征博引，根据受众反应不断进行调整，在忠实于原文的大前提下，自然选择一种相对易于英语听众、读者接受的翻译方法。而赛珍珠就没有类似的直接面对英语国家学生讲解《水浒传》原著内容的经历，因此，对于读者的接受能力就缺乏直观的感受。
罗慕士对翻译消费者的关注、预期在其自述和他人评论中都可以看到。罗预期的受众是广大读者，John S. Service教授在所写的《原译本前言》中说《三国演义》是至少四百年来读者群最大的书籍，③John S. Service：《原译本前言》，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30页。罗本人在《译者后记》中也指出，《三国演义》原著的受众是中国的广大读者——从老百姓到知识分子，因此，他自述也是努力以各类人士作为自己全译本的预期阅读对象的。罗自述：“翻译《三国演义》很难，最大的难处就是要把这部小说中的大量诗词翻译成明白晓畅的英文，常常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10]可见，“明白晓畅”地忠实展现原文的特点是罗努力的目标，也是他所预期的翻译消费者的意愿。他所期望的阅读效果应该就是John S. Service教授在《原译本前言》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大家在阅读这部译作时不会蹒跚跌撞，而是健步穿行，从而真正能享受到这部引人入胜、备受推崇的宏伟史诗小说的妙处。”③译者正是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着，并将自己所获得的“享受”带给更广大的读者。为了使读者能够较为轻松地接受译本，罗并没有像《三国演义》另一译者邓罗那样使用古英语仿效原文的古体风格，而是使用了现代英语以适应现代人的口味。
正因为如此，该译本在英语读者中较受欢迎。《三国演义》英文版在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后，随即在美国学生、华侨、华裔及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中间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教授还专门为《三国演义》英译版撰写了书评[10]。1993年1月《纽约时报评论》和1994年6月《远东经济评论》都对其进行了介绍，该译作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奖项。2004年该译本经过修订又再版，读者的反响也再次证明罗译实现了预期的效果：“该译本有现代的气息，比起我所看过的其他翻译过来的小说更容易读懂，对于希望轻松理解或者第一次接触《三国演义》的读者来说，是很合适的译本”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读者T. Hooper 2005年3月6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This translation has a modern feel， so it was easier to read than other translations that I have read… this is an excellent translation for those who want an easy read or those who are reading Three Kingdoms for the first time.”，“这部最出色的史诗小说，是别人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我一直珍藏着，将来会再读几遍，译文有五本，但是阅读的乐趣胜过读任何其它独立的五本小说。书中所述的横跨中国历史110年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叙述轻快，扣人心弦，战况壮观，激奋人心。书中的人物，特别是孔明、曹操和关羽十分活跃，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不通汉语，希望将来这部小说能拍成英语电影，或者拍成有英文字幕的汉语电影”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读者Jeff 2004年12月5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It is one of the greatest of epic novels. I received this book as a gift， and I’ll treasure it forever. I know I’ll return to it several times in the future to reread it. The book is as long as five novels， but it’s more fun than almost any five novels you could choose. The epic sweep through 11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is amazing. The narrative is swift and compelling. The battles are spectacular and exciting. The characters—especially Kongming， Cao Cao， and Lord Guan—are wonderfully memorable and alive... I don’t speak Mandarin， so I wish someone would make a movie version of the story in English， or provide a subtitled version of one of the many Chinese screen adaptations.”，“散文部分翻译可读性、趣味性极强”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读者L.Goss 2012年11月30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His prose is exceptionally readable and delightfully entertaining.”，译作如此让人无法抗拒，正是译者希望看到的。而且从亚马逊的读者评价中，我们发现多位读者是因为玩过《真三国无双》（Dynasty Warriors）的游戏之后，才决定去了解游戏原型的故事情节的。他们买来罗的译本一读，并没有望而却步，而是大多数都能够读完或读大半，对译本的评价也较高。消费者的评论也促进了译作的接受程度。罗慕士将读者的接受性放在一个不可忽视的位置，努力在忠实原著和重视读者中寻求平衡，他认为只有当消费者能较为顺畅地理解接受中国小说时，才能实现向英语国家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在此翻译场域中，译者照顾着消费者，预期消费者影响着译者，呈现出一种协作和制约的关系。而对赛来说，当时美国读者具有猎奇的心理，对中国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有着强烈的兴趣，对于读者上述心理的预期使得赛珍珠首要考虑的不是译文的可读性而是译文是否能刻画原汁原味的中国本土风貌、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从而赢得读者。因此译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译者对消费者理解接受能力的期待和信心。此外，赛珍珠翻译出版《水浒传》的1929年至1933年期间，其用英语创作的中国题材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小说《大地》1932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赛在文学场域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象征资本，她具备了改变翻译场域内规则的勇气，在“跨文化惯习”的作用下，不同于其他西方译者，以紧扣原语文化的方式将本色的中国展现给西方读者。“跨文化惯习”是指个体由于同时具有在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学习、工作的经历，因此表现出双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这两种思维、行为不仅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动，而且它们本身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具体可以表现为译者的文化态度、语言倾向等该论文中“跨文化惯习”的定义是在布迪厄提出的“惯习”概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惯习”主要是指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参见Bourdieu， Pierre，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54。。赛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地传达汉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化内涵，原有的词语排列、句子结构本身就是文化特征的一种体现，因此赛尽可能地不去变动，宁可让读者多花些气力来理解译文，相信读者具有主动了解新鲜的中国文化的愿望和能力。事实证明，赛通过她的翻译，挑战了消费者的能力，在翻译场域中也赢得了象征资本，获得了认可：“美国女小说家，布克夫人……以确切的词句，栩栩如生的笔法，把中国的最著名的小说《水浒传》，忠实地译成了英文……据欧美一般杂志的批评说：书中包含着冒险的情节，巧妙的计策，不住的斗争，佳肴美酒，危险的境地，推动着未来的轮子；以这一切事实为背景，更以最巧妙的、生动的技巧构成这一本高贵的作品，人皆兄弟，像这样含有普遍趣味而有兴趣的小说，真是不易多得的佳作。”郭英剑编：《赛珍珠评论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591、592页。原载《中华月报》，1993年第二卷第三期B6B7页，《英译的〈水浒传〉》。 三、 结 语
综上所述，从布迪厄社会翻译学的角度看，文学翻译的策略选择并不纯粹是译者的个人选择，事实上，这种选择更多地取决于翻译场域中的其他主体，即翻译协助者、翻译赞助者和翻译消费者等对他/她的制约和影响。罗之协助者多以英语为母语，赛之协助者以汉语为母语，他们不同的思维模式影响了译者的译文表达方式。罗之赞助者为北京外文出版社，而赛之赞助者是其丈夫经营的出版社，前者由赞助者委托译者，后者由译者选择赞助者。罗具有学生之消费者群体，预期较为亲近的陈述方式才能为读者所接受，而赛迎合英语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猎奇心理，预期其能够消化“汉语味”较浓的译文，更多关注如何忠实展现原语文化。译者要获得和维护他/她所追求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象征资本，就必须充分考虑这些主体的“利益”或意愿。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正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造成了罗慕士与赛珍珠在翻译审美再现方面的差异。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罗慕士，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 Buck， Pearl S.All Men Are Brothers[M]. New York： The George Macy Companies， Inc.， 1948.
[3]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 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4] 王志弘. 翻译的自我与他者问题[J].翻译学研究集刊，2001（6）：125.
[5]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G]//A. H. Halsey et al.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4658.
[6] Giles， Lionel. Review of Books [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1934（3）： 629636.
[7] Bourdieu， Pierre.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8] [美]杰斯普森·克里斯托弗.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M]. 姜智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9] 龚放，王运来，袁李来.南大逸事[G].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10] 颜庆. 翻译《三国演义》的美国人[N]. 四川日报，20010713.
关键词：罗译《三国演义》；赛译《水浒传》；审美再现；翻译协助者；翻译赞助者；翻译消费者
中图分类号：H059；I207.41A010710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常被类比或并提。中国老百姓常说：“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而西方读者会说：“如果你真正热爱中国文学，除了《三国演义》，还应该去读《水浒传》”。这两部名著的共同点是都表达了“忠”、“义”的主题。而汉语名著在西方的传播取决于翻译的效果，考察《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各自不同的英译本，罗慕士翻译的《三国演义》和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都受到了英语读者的欢迎。亚马逊网站上读者对于《三国演义》罗译本代表性的评价有：“对于想进入中国文学殿堂的读者来说，罗译《三国演义》中缺失的信息很少”， “这是会推荐给其他英语读者的《三国演义》的唯一英译本”，“如同了解中国古代传说的通行证（passport to the ancient China of lore）”，“是一部历史文化教科书（historical cultural education）”，“（翻译的）语言充满着流动感，比我预想的要生动得多，可一口气读下去”①，“易于理解，易于想象书中的情节，可以享受其中完美的英语”。亚马逊网站上对《水浒传》赛译本的评价如下：“读了《水浒传》的沙博理译本之后，更喜欢赛珍珠译本，因为赛的叙述方式倾向于对人物细致的刻画和人际关系深入的描写”，“强烈建议将该译本推荐给学校和社区的图书馆”，“在20世纪30年代能有如此的翻译，是十分专业的”。
之所以会有上述的高度评价，首先是因为罗译、赛译都贴近原文，罗、赛在翻译中都积极致力于推介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但是仔细考察，发现两者在具体的审美再现中有着诸多差异，而这些差异背后存在哪些影响因素，分别的作用又怎样，并没有充分引起学界的注意。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较多关注的是同一经典原著不同译本的对比，对于不同原著翻译策略相似的译本之间的异同及其原因缺乏深入探讨。根据中国知网（www.cnki.net）的统计，国内同时在文中涉及罗译《三国演义》与赛译《水浒传》的论文截至2016年2月仅有7篇，它们从不同视角如翻译的传播效果（曾文雄、曹诚鹰，2012）、译文词语句子层面的语言特征（刘泽权、刘鼎甲，2014）和具体的汉英转化方法及技巧（洪涛，2003）②等讨论了包括这两个译作在内的一系列中国名著的翻译，但都未对罗译和赛译进行集中的对比分析。不同著作的译本比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所得结论将有利于我们对译者、译作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完善对翻译风格形成机制的如实描述，最终科学解析翻译风格形成的内外因素。笔者将从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理论视角出发，考察场内的不同权力关系，对比分析造成两个译本审美再现差异的三大外部因素。
一、 罗、赛翻译审美再现差异概述
罗译、赛译通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保留原语的词汇构成和句型结构，传达着汉语的特点，但与赛相比，罗译是一种更有节制的“保留”，更多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和英语本身的特点。读者评价说：“罗译是承载充足信息、用语较为正式的一个成功文本，但并没有‘硬扣’原文，对于不懂中文的现代西方读者来说是很好的读物。”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读者D. Mok 2005年1月7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What I find is a well done， respectful and informative translation that doesn’t quite nail the tone of the original text， but it will be a good read for modern readers who don’t read Chinese.”又如，“这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的翻译极为准确，读起来也十分流畅，在忠实（fidelity）与传神（spirit）之间找到一个中间地。罗所使用的语言并不陈旧，但他的翻译读起来就像当时的读者阅读六个世纪以前原著的感受，这是中国文学最佳的译本之一”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读者C. Yew 2011年5月15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This translation of Three Kingdoms， one of China’s four great classical novels， is extremely accurate and reads excellently and fluently. Roberts finds a middle ground between fidelity and spirit. The language used is not archaic， yet the translation is faithful. It remains one of the best translated texts of Chinese literature ever. Roberts must be congratulated for translating a book that reads as well as it did in the original written six centuries ago.”。
“传神”的效果离不开罗慕士在某些必要的场合对于词语、句子的灵活处理，而赛比较而言绝大多数场合十分“钟情于”原文的形式，这也是罗、赛审美再现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请见例1，“诸公切不可出”，罗使用了语气强烈的动词词组“forbid sb. to do sth.”，将原文祈使句转换为命令式陈述句“I absolutely forbid you to show yourselves”，表现出情急之中上级对下级直接迅速下达明确的命令，塑造出强烈的紧迫感。关于“杀气”，罗转化为“lethal signs”， 另一处“杀气”罗也类似地译为“dangerous signs”；而“杀气”赛用了“the great wrath of death”（赛译《水浒传》第三十回），为直译。“杀气”是提示下文情节的关键词，相比，罗稍稍做了加工，原文词语的结构仍在，比赛译易于理解。可见罗译忠实于原文，但并不总是“兢兢业业”地“临摹”原文的词汇和句式结构，而是在塑造译文良好的接受效果和传递原文的语气、语体特征、文化内涵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相比，赛译更为尊重原文的表达方式，在更多场合回译之后，结构与汉语几乎完全相同。如例2中，“酒钱”、“酒肆”等类似表达，赛都亦步亦趋地模仿汉语的词语结构；“主人家酒钱，酒家明日送来还你”，赛遵照原文的语序译为“Innkeeper， as for this money for the wine， I will pay it to you tomorrow”，几乎逐字对应，译文从英语的角度来看有些拖沓，赛最重要的目的是让英语读者原汁原味地体会到中国古人说话的特点。此外，“三人再吃了两角酒，下楼来叫道”，赛仿拟原文结构，用两个“and”并列连接三个动作：“吃酒”、“下楼”和“叫道”。而例1中类似的连续动作，“陆逊看了良久，以鞭指曰”，罗与赛不同，略作处理，加入了“after”连接三个动作：“看”和“指”、“曰”。 例1： 陆逊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隐隐有杀气起；其下必有伏兵，故于平地设此弱兵，以诱我耳。诸公切不可出。”（《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
罗译：After examining the enemy’s position for some time， Lu Xun pointed with his whip and said， “In the distance ahead I detect lethal signs marking ambush points. They have purposely placed these troops on flat ground to lure us out. I absolutely forbid you to show yourselves.”[1]2043
例2： 三人再吃了两角酒，下楼来叫道：“主人家酒钱，酒家明日送来还你。”……三个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水浒传》第二回）
赛译：The three men drank two measures more of wine and then went downstairs， and Lu Ta called， “Innkeeper， as for this money for the wine， I will pay it to you tomorrow！”… The three men went out of the wine shop and on the street they parted. [2]32
罗、赛在审美再现中的差异，还体现在各种副文本如注释、地图、人物表等的使用上。赛珍珠的翻译中没有一处注释，而罗慕士的翻译中有约千条的注释。《三国演义》罗译本中每一章回后都有数条注释，罗慕士保留了许多注释，包括原著的脚注和17世纪60年代中期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版《三国演义》中的解释性评论。罗说：“这些评论帮助读者在复杂的叙述中仍能记住故事的发展和人物的关系，即保持清楚的思路，同时也饶有趣味地解释了作者所使用的叙事方法，当然读者也可以选择跳过注释，直接阅读正文。”②罗慕士：《译者后记》，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35页。 还有一种注释包含的是历史信息而不是文学内容，如对汉代的地理状况、名人、官僚机构等译者自行进行了补充，这些注释的来源很广泛，最重要的是引证了《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的相关内容。②书中有长达79页的后记，这其中有近10页为后记的注释；还有主要人物表、主要事件时间表、地图名表、部分官衔名表及缩略字母表。上述补充信息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也十分有吸引力，不少英语读者在评论中都提到“喜欢看这些注释、插图和军事地图”。注释并不会明显影响主要内容的叙述，却能交代相关的背景。罗的译本在忠实传达原著内容、努力保留原文的遣词造句和行文方式的同时，希望为读者理解作铺垫，为西方受众打开进入中国文化“大观园”之门。大门之后，是引人入胜的峭壁奇峰，但要领略美景必须渡过一片茫茫湖泽。译者早已为欣赏者备好了一叶绿舟，虽然要划桨驾船，花些气力，但读者若一心前往，依然能顺利到达目的地，真切感受到如诗如画的彼岸原貌和其熠熠风采。
罗考虑到读者的适应性，努力寻找东方与西方叙述方式的相似点。上文提及的读者P. Hall说：“有的说书中人名出现三种形式引起了混淆，发现并非如此，事实上译者会解释给读者谁是谁，读者并没有一直在花力气搞清这些名字，书中有些人物也会用他们的字来指代。”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读者P. Hall 2010年1月6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I also read that the characters’ names occur in three forms， creating much confusion. Again， I find this to be untrue. In fact， the narrative will often clarify who is who for the reader so you are not pondering over names the whole time. Sometimes a character will be referred to in their style.” 原语陌生甚至奇怪的异域事物通过相对“友好”、“亲近”的方式得以呈现。不仅是《三国演义》的翻译，罗的其他译作如《中国神话故事》也表现出同样的特点：陈述的方式西方读者并不完全陌生，但读完体味到的内涵却是全新的、异域的、令人兴奋的。而赛珍珠由于在中国有四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对于中国文化充满了“敬意”和“仰慕”，她竭尽所能地将汉语的“真形貌”和中国文化的“素颜面”向英语读者展示，对英语读者的迁就相对较少。
二、 罗、赛翻译审美再现差异影响因素的分析
对罗与赛翻译审美再现差异有了感性认识之后，需要理性分析其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我们运用布迪厄提出的 “文化生产场”理论来解释此种现象，文化生产场关注文化产品生产体制中的个人：作家、艺术家以及出版者、评论家、学术界人士等，[3]136140对于翻译来说，文化生产场中就存在着读者、译者、作者、评论者和出版者等数对权力关系。翻译场域中，写作者、出版者和阅读者都在文学的法则之下进行着精神交流与对话。王志弘在论文《翻译的“自我”与“他者”问题》中提到“要辨认和建构各种与之相应的他人（他者）位置，方得以确认自我的边界和性质”[4]11，他用“翻译活动中各种社会位置之关系”一图说明原作和译作生产、传播、消费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环境，并指出译者与原作者、原作、原出版社、销售通路（书店）、原作读者，译者与译作、译作出版社、政府主管机关（法令）、销售通路（书店）、译作读者之间存在的数对权力关系。[4]10 翻译场域是由各个利益相关方组成的系统，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制约和竞争着，遵循着该场域内的运作规则，时时处处进行着互动。如果将“译者”置于翻译场域的中心，除了布迪厄提及的出版者、读者、译者外，在许多翻译过程中，常有一些专家、学者或朋友帮助译者校对原文，解释原文概念，修改译文。他们虽然不是合译者，但在译文的生产过程中留下了印迹，其作用不容忽视，因此，笔者补充了翻译协助者这一社会位置。协助者可能影响着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翻译风格的形成，也可能直接对译作进行调整。赞助者，在本文中主要指出版者，因为出版者就是帮助译者出版译作的机构。出版者，如果是官方出版社，它还代表着政府的立场，因此，翻译赞助者还包括政府等更多相关参与方。出版者对译者的翻译方法、翻译风格产生导向作用。出版者还可能通过编辑对译作进行内容上的修改，例如葛浩文201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中就指出，中国读者批评他在翻译莫言作品时连译带改，说其翻译带有“创造性”，但其实所有大的改动都是英国、美国编辑做出的。参见：“I have been accused of altering the text as I go along； the fact that that is not true in the sense the critic meant it does not seem to bother people who refer to my translations as ‘creative’， a positive word used with negative intent. All the major changes to novels I have translated were made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editors， yet I take the blame， especially in the Chinese press.”引自葛浩文于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4月20-21日举办的“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所以编辑也可视为协助者的一种，甚至有时协助者就是出版社所推荐安排的。既可以是出版者选择译者，也可以是译者选择出版者，这取决于译者占有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不同。根据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概念，翻译作为一种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那么译本的读者即是文化消费者，因此，本文将布迪厄场域中的“读者”用“消费者”来代替。读者可以分为无形的读者即预期读者和有形的读者即实际读者，他们对译者发生着作用。翻译活动开始之前译者对于预期读者背景、接受能力的预测会影响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出版后实际读者的反应、评论又会影响译者今后翻译策略的调整和译作在整个读者群中的接受度。在比较影响罗、赛翻译审美再现差异的因素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数对关系中协助者、赞助者和消费者的作用，具体可用图1来表示。赞助者通常会影响译者，两者之间就用实线箭头来连接。而翻译行为中并不总是存在协助者的作用，因此，协助者与译者之间用虚线箭头连接。协助者也不一定是赞助者所委派的，因此，赞助者与协助者之间也用虚线箭头连接。就消费者而言，他们对译者的影响并不像赞助者那样直接，也不具有“强制性”，消费者有时是通过赞助者影响译者，有时则是隐形的。译者对读者的定位对其翻译策略会存在重大影响，但消费者群体有时又非常多元，甚至对译作的期待也不完全一样，同时还有一个影响译者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就是译者的主体性因素，包括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观。因此，消费者与译者之间的连接箭头也是虚线。此外，翻译场域中译者与上述参与方的互动关系又与其掌握追求的资本有关。布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5]46。经济资本是可以直接转化为金钱的资本，或以财产权的形式固定下来；文化资本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教育资历、资质等，在某些条件下可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是指个体的社会责任（人际关系资源等），在某些条件下，也可转化为经济资本。[5]47当资本被其他参与者认可、化为高贵光环（a title of nobility）之后，这种资本形式就成了“象征资本”，这是一种社会化的认知能力，不同资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5]47，56在翻译场域中，译者的社会资本包括他们与出版者、媒体、评论家、协助者、其他学者等的良好关系等，文化资本指的是译者已经出版的作品，获得的学
历、文凭和相关资质等，象征资本主要表现为译者被场域内其他参与方认可的语言能力、翻译素养、专业知识、经验经历等以及随之在“圈内”树立的地位和影响力等。下面笔者将一一对比分析上述三个参与者（协助者、赞助者、消费者）对译者的作用。
1. 协助者
如图1所示，罗慕士翻译《三国演义》虽然是独立完成的，没有合作者，但得到了许多人的协助和指点，在《译者致谢》部分罗提到了以下多位在其翻译最终成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学者、朋友此段中关于罗翻译协助者的相关内容参见罗慕士：《译者致谢》，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113113页。。曾执教于美国纽约大学的C.N.Tay教授成为罗译初稿的读者和审阅者，他提出了不少修改建议，罗都予以采纳并在最终译文中体现出来。参见：“Professor Tay served as my reader， and many of his suggestion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translation.” 罗慕士：《译者致谢》，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12页。 另一位重点提及的是“中国通”——美国外交家John S. Service教授，当罗的译稿完成时，联合出版社之一的加州大学出版社请他作为读者，测评译本的效果，他本人文风优雅，在具体的行文表达上对罗的译文做了不少修改，美化了罗译的整体风格，并对正文和引言部分提出了许多切中要害的问题，罗强调这对他有重要帮助。参见：“His stylistic grace has refined many a phrase， and his pertinent and penetrating queries on both the text and the introduction were of great value to me.” 罗慕士：《译者致谢》，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12页。Deborah Rudolph女士在对原文汉语及中国文化理解方面也给予罗诸多指点，并对译稿进行了校对工作。参见：“I also wish to thank Deborah Rudolph for contributing her considerable sinological and proofreading skills.” 罗慕士：《译者致谢》，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12页。加州大学出版社的William McClung和Betsey Scheiner在翻译的后期也积极鼓励罗，指导其的翻译工作。还有一位完善译稿的是Robert Hegel，他受加州大学出版社委托，阅读了罗译手稿的前半部分，及时给出大量意见，多为罗所接受。罗还提到了朋友Chauncey S. Goodrich，他阅读了译稿的引言，积极予以反馈，罗又相应做出调整。罗《三国演义》节译本的编辑James Peck虽未直接修改全译本，但他深思熟虑后也对译文做了评价，对罗解决翻译中的一些难点颇有启发。除此之外，自罗1983年9月在外文出版社开始翻译《三国演义》，出版社的中国同事们特别是英文编译部的老专家们给了罗不少支持。罗慕士还特别感谢了著名翻译家C.C.Yin（任家桢）先生，他受外文出版社委托担任罗译的审阅人，认真仔细地阅读了罗的完整译稿，并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使译文得到明显的完善。 我们不难发现，以上助罗“一臂之力”的朋友之中，大多数都以英语为母语，这些协助者的思维模式影响着罗的译文呈现。一方面，他们大部分对中国文化较为了解，主张积极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传达民族精神，因此，会赞同罗在翻译中保留汉语的表达方式和文化意象；另一方面，这些协助者由于自身的英语语言文化背景，在修改译稿过程中会自然从英语读者的接受角度出发对行文进行某些加工处理。而赛珍珠的翻译助手一位是“宿儒”龙墨乡先生，另一位是中国朋友，[6]631也就是说协助赛通读理解原文、校对译文的都是中国人，他们会用最直接、最直白的方式向赛珍珠解释中国文化所包含的兵器、服饰名词等，在翻译中一般不会帮助她按照西方读者的行文习惯、审美取向作灵活调整。协助者的语言文化背景、思维模式会对译者具体的翻译审美再现产生直接的作用。
2. 赞助者
翻译的赞助者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自己。《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同为汉语经典文化名著，但有着不同的翻译赞助者。1992年，罗译《三国演义》由中美出版社联合出版，后又由外文出版社单独及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在中国的赞助者就是外文出版社。2000年，罗译《三国演义》纳入《大中华文库》。外文出版社出版《大中华文库》的目的在于：“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也将西传。各国人民的优秀文化正日益迅速地为中国文化所汲取，而无论西方和东方，也都需要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养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组织出版汉英对照版《大中华文库》，全面系统地翻译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典籍。”②杨牧之：《总序》，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8、6页。 可以推测赞助者即出版社的定位是：在翻译《三国演义》的过程中，保留原文的文化信息、历史内涵，不仅是叙述故事情节，更主要的是传播语言文字背后所承载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为了有效传播中国的文化，译本必须读起来仍是上口、流畅的，并能为西方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如果一般读者读起来觉得十分晦涩，缺乏兴趣，将某部译作贴上“学究读物”的标签，读者群就很狭窄，翻译的预期效果就会被大打折扣。罗译本《总序》中提到：“西方传教士对《四书》等中国经典的粗略翻译，以及社赫德的《中华帝国志》等书对中国的介绍，在西方读者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异域文明，在当时及稍后一段时期引起了一场‘中国热’，许多西方大思想家的眼光都曾注目中国文化。”② 中华文化有很长一段时间落后了，20世纪又在崛起，中美关系在改善。1984年加州大学出版社的Brian George专门到外文出版社，洽谈《三国演义》译本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与北京外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事宜，正是证明了中美两国关系处于“蜜月期”。1992年120回英文全译本实现了联合出版，这是首次中美正式联合出版中国经典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下，要抓住契机，让更多的民族了解中国，获得客观全面的认识，因此，要采取相契合的翻译策略。20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不够充分，如何以“相对熟悉”的方式推介汉语文化内涵显得较为重要，这也是出版社期望达到的效果。作者对于出版社出版作品行为的认识会影响作品的生产过程，这一认识与作者、出版者在场域中所占有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有关；[7]133类似地，译者对于出版社出版译作行为的认识和定位，也会作用于译作的生产过程特别是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出版社的动机和目的对译者的影响是无形的，尤其是在出版社主动委托译者来完成某项翻译任务的情况下。罗本人回忆道：1982年当时的外文出版社副总编辑罗亮找到他，邀请他翻译《三国演义》的全书，1983至1984年他被安排在外文出版社作为外国专家着手翻译此书。④⑥罗慕士：《译者致谢》，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11、31113112页。 当时中国外文局制定了“中国名著对外介绍计划”，计划出版四大名著的译本，罗译《三国演义》就属于这个计划。当1976年出版的罗节译本作为大学课本使用时，他本人就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翻译出版全书。翻译全书期间，罗慕士于1983年至1984年、1985年至1986年先后获得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美国国家人文基金”的资助，因为后者还得到了15个月教学工作量减免一半的照顾。④以上的基金组织广义上说也是赞助者的一种形式。在翻译的过程中，当时的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徐明强、副总编辑黄友义也充分支持罗的翻译工作，因他们都有国外留学的经历，所以与罗用英文交流较为顺畅，黄友义说罗慕士有时会向其询问原著理解中的一些难点，与他们进行讨论。当笔者询问罗外文出版社有无直接影响他的翻译策略或风格时，罗回答说出版社完全将自由权给他，他保留了原著中所有的诗歌、脚注、后记、地图，只要他觉得合适的内容就都保留，他的翻译动机与出版社恰巧吻合，罗用了笔者访谈邮件中给他的一个词语——“巧合”（coincide）2015年7月笔者对罗慕士进行了邮件采访，请教其关于翻译《三国演义》的问题。笔者：“I have heard that FLP was launching a project to introduce Chinese works to the outside around 1962， therefore I am wondering whether they hint you to keep the original Chinese cultural image and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to the west？ Or your motivation of translation just coincides with theirs？” 罗：“Just coincides.”。罗慕士在译本的致谢中说：“加州大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和我达成共识：西方读者会更欢迎在译文中提供详细完整的注释和相关评论。”⑥出版社和作者总是将这种之前就建立的默契理解为“前世注定”的“因缘”（timing）、“巧合”（coincidence），但实际上这是源于各自相近的主观意向和内在性情。[7]134出版社信任某位译者的“资质”（flair），最终委托某位译者来翻译的选择也是基于其对译者行为的判断。[7]134 我们承认，具体的翻译策略是由译者个人决定的，翻译中的取舍也是个人灵活处理的，但外部因素会影响译者的最终选择。既然罗慕士得到并接受了外文出版社、中国政府的支持，他的翻译目的、预期的翻译效果与上述赞助人的期待应当是一致的。因为外文出版社希望向西方推出《三国演义》等一系列中国经典文学著作，罗之前就译过《三国演义》的部分章节，并出版了关于中国神话故事及毛泽东阅读笔记的翻译作品，因此，外文出版社主动委托罗翻译《三国演义》。原作和译者均得到翻译场域中赞助者的信任和青睐，表明译者从翻译一开始就拥有了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了维护好这种社会资本，他的翻译立场、策略与赞助者自然是吻合的，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罗在推广中国文化时自然会考虑到西方读者的接受程度。翻译这部巨著，不仅是个人行为，还涉及整个出版社的计划，需要关注各种社会因素。这就和赛珍珠个人选择《水浒传》进行翻译有所不同。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出版社没有主动关注中国的文学作品并委托学者进行翻译，赛珍珠翻译《水浒传》完全是她的个人行为。她主动寻找的赞助者即出版社，就是她的第二任丈夫理查德·沃尔什担任总裁的纽约庄台公司，赛需要努力争取文化资本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当时，美国人对中国普遍有好感，因为那一时期“传教士的在华活动滋养了美国对中国的浪漫认识”，而且赛珍珠的获奖英文小说《大地》塑造了一系列淳朴、勤劳、从一穷二白奋斗致富的中国平民的正面形象。[8]12，34这一切使得美国人眼中看到的中国是一个与自己国家十分接近的文明进取的大国形象，但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时的中国现状，仅仅是美国文化对他国文化的一种幻象，反映了美国人对自身文化的一种认同和宣扬。[8]281赛看到了此时美国人有亲近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意愿，以此为契机选择翻译中国的古典小说，利用其丈夫的出版社出版，实际上她自己就是赞助者，因为她的丈夫非常欣赏她的作品，她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主张进行翻译。赛在翻译中摆脱了当时西方对中国偏程式化甚至有“东方妖魔化”倾向的描写，通过十分尊重原文的叙述方式更为真实地展现了中国的文化和风土人情，从而成功赢得了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译作很受欢迎，“赛译的系列故事生动刻画了一群‘正义强盗’，使人们联想起英国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参见：“Miss Buck’s book is of course a translation （unique in being a translation of the whole and not a part or parts of the original） of a Chinese classic Shui hu chuan， a picturesque novel or chain of stories about a company of bandits or ‘righteous robbers’somewhat on the order of the Robin Hood tales in England.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手稿珍藏部赛珍珠文档，赛珍珠经纪人David Lloyd致Margot Johnson小姐的信（1945年9月17日）。，“从中国杀将过去的这批‘梁山好汉’，一下子就‘蹿’上了美国权威的‘每月图书俱乐部’的排行榜”[9]230231。在此翻译场域中，赞助者完全信任、支持译者，赞助者对译者的约束几乎不存在。而在罗慕士的翻译中，赞助者与译者是互相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3. 消费者
如果将翻译视为一种商品的话，那么翻译的消费者也就是翻译的接受者，即译文读者。翻译的生产者即译者对于消费者的需求预期将对商品的定位、生产和成型发生作用。当笔者询问罗慕士周围朋友对其翻译思维方式的影响时，他特地强调在美国高校给本科生开设《三国演义》课程的经历的作用。1976年罗《三国演义》的节译本一出版，他就布置给学生阅读，2015年7月笔者对罗慕士进行了邮件采访，请教其关于翻译《三国演义》的问题。笔者：“What are the roles of your Chinese friends in your translation of Sanguoyanyi？ How do they affect your way of thinking？” 罗：“I also got a lot of help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eaching Sanguoyanyi in my undergraduate classes. Once the first 1976 abridged version came out I could assign it to students. Over the years I learned many things about the Sanguoyanyi from having to explain things.”在这里，学生是翻译消费者的一个重要群体。学生对于节译本的反响一定直接影响着他在1983年至1991年期间翻译全书时的定位。对于节译本中出现的漏译和错译，罗在全译本中会格外注意，他期望全译本能摆脱旧译本的种种问题。后来的读者评价正说明罗全译本实现了翻译的预期效果，“全译本如同一首丰满的史诗包含了许多细节，而节译本中的错误大都被纠正过来，散文的翻译也改进了，三千余页的译文读起来十分顺畅”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用户名为“g_l_p”的读者2000年2月10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This is the fullblown epic from start to finish with all the details and many of the translation errors of the previous editions are eliminated. The prose is also improved and flows eloquently throughout the book’s entire over 3000 pages.”。 此外，罗授课中需要给学生明白地讲解《三国演义》中出现的人、物，学生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以英语为母语的，罗会努力寻求一种易于西方学生理解的叙述方式来解释原著。他指出，十分受益于讲课的过程，为了向学生解释到位，自己对不少问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例如，“刘备摔阿斗”的故事：赵云血战长坂坡，杀死曹操手下名将五十余人后从乱军中救出小阿斗刘禅，但刘备接过阿斗，就掷至地上说：“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当然也有人说刘备摔阿斗是假摔。在笔者2015年邮件采访罗慕士时，他就解释说：“刘备摔阿斗的故事与刘邦从战车上推下孩子的故事如出一辙，《史记》记载刘邦在和项羽的战争中大败，在逃命时三次把孝惠、鲁元推下车，是车夫滕公救了他们，并说服了刘邦。这两个故事说到底，传达的就是‘大义灭亲’的思想——为了更崇高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亲人。可见《三国演义》对维护国家利益的家庭的作用提出了质疑，而‘安达’（蒙古语中对兄弟的称呼）即兄弟联盟也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保障，刘备伐‘吴’是为关羽、张飞报仇，但最后以失败告终。因此，《三国演义》批评了国家统治的形式但也没有给出好的建议，莎士比亚的‘生还是死’的问题在此没有得到解决，《三国演义》提出了类似严肃的问题，但是没有给出答案。”罗的授课过程使得他努力探求对原著的内涵和故事背后道理的理解，并力求清晰、准确地向学生讲述，其实讲解过程就是一种“翻译”。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的学生也是“翻译消费者”的一个重要群体，检验着翻译效果，促使他通过西方概念的联想，旁征博引，根据受众反应不断进行调整，在忠实于原文的大前提下，自然选择一种相对易于英语听众、读者接受的翻译方法。而赛珍珠就没有类似的直接面对英语国家学生讲解《水浒传》原著内容的经历，因此，对于读者的接受能力就缺乏直观的感受。
罗慕士对翻译消费者的关注、预期在其自述和他人评论中都可以看到。罗预期的受众是广大读者，John S. Service教授在所写的《原译本前言》中说《三国演义》是至少四百年来读者群最大的书籍，③John S. Service：《原译本前言》，见罗贯中：《三国演义》，罗慕士译，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30页。罗本人在《译者后记》中也指出，《三国演义》原著的受众是中国的广大读者——从老百姓到知识分子，因此，他自述也是努力以各类人士作为自己全译本的预期阅读对象的。罗自述：“翻译《三国演义》很难，最大的难处就是要把这部小说中的大量诗词翻译成明白晓畅的英文，常常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10]可见，“明白晓畅”地忠实展现原文的特点是罗努力的目标，也是他所预期的翻译消费者的意愿。他所期望的阅读效果应该就是John S. Service教授在《原译本前言》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大家在阅读这部译作时不会蹒跚跌撞，而是健步穿行，从而真正能享受到这部引人入胜、备受推崇的宏伟史诗小说的妙处。”③译者正是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着，并将自己所获得的“享受”带给更广大的读者。为了使读者能够较为轻松地接受译本，罗并没有像《三国演义》另一译者邓罗那样使用古英语仿效原文的古体风格，而是使用了现代英语以适应现代人的口味。
正因为如此，该译本在英语读者中较受欢迎。《三国演义》英文版在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后，随即在美国学生、华侨、华裔及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中间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一些大学教授还专门为《三国演义》英译版撰写了书评[10]。1993年1月《纽约时报评论》和1994年6月《远东经济评论》都对其进行了介绍，该译作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的奖项。2004年该译本经过修订又再版，读者的反响也再次证明罗译实现了预期的效果：“该译本有现代的气息，比起我所看过的其他翻译过来的小说更容易读懂，对于希望轻松理解或者第一次接触《三国演义》的读者来说，是很合适的译本”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读者T. Hooper 2005年3月6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This translation has a modern feel， so it was easier to read than other translations that I have read… this is an excellent translation for those who want an easy read or those who are reading Three Kingdoms for the first time.”，“这部最出色的史诗小说，是别人作为礼物送给我的，我一直珍藏着，将来会再读几遍，译文有五本，但是阅读的乐趣胜过读任何其它独立的五本小说。书中所述的横跨中国历史110年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叙述轻快，扣人心弦，战况壮观，激奋人心。书中的人物，特别是孔明、曹操和关羽十分活跃，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不通汉语，希望将来这部小说能拍成英语电影，或者拍成有英文字幕的汉语电影”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读者Jeff 2004年12月5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It is one of the greatest of epic novels. I received this book as a gift， and I’ll treasure it forever. I know I’ll return to it several times in the future to reread it. The book is as long as five novels， but it’s more fun than almost any five novels you could choose. The epic sweep through 11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is amazing. The narrative is swift and compelling. The battles are spectacular and exciting. The characters—especially Kongming， Cao Cao， and Lord Guan—are wonderfully memorable and alive... I don’t speak Mandarin， so I wish someone would make a movie version of the story in English， or provide a subtitled version of one of the many Chinese screen adaptations.”，“散文部分翻译可读性、趣味性极强”参见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m）读者L.Goss 2012年11月30日对罗译《三国演义》的评价：“His prose is exceptionally readable and delightfully entertaining.”，译作如此让人无法抗拒，正是译者希望看到的。而且从亚马逊的读者评价中，我们发现多位读者是因为玩过《真三国无双》（Dynasty Warriors）的游戏之后，才决定去了解游戏原型的故事情节的。他们买来罗的译本一读，并没有望而却步，而是大多数都能够读完或读大半，对译本的评价也较高。消费者的评论也促进了译作的接受程度。罗慕士将读者的接受性放在一个不可忽视的位置，努力在忠实原著和重视读者中寻求平衡，他认为只有当消费者能较为顺畅地理解接受中国小说时，才能实现向英语国家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在此翻译场域中，译者照顾着消费者，预期消费者影响着译者，呈现出一种协作和制约的关系。而对赛来说，当时美国读者具有猎奇的心理，对中国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有着强烈的兴趣，对于读者上述心理的预期使得赛珍珠首要考虑的不是译文的可读性而是译文是否能刻画原汁原味的中国本土风貌、展现中国文化的魅力从而赢得读者。因此译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译者对消费者理解接受能力的期待和信心。此外，赛珍珠翻译出版《水浒传》的1929年至1933年期间，其用英语创作的中国题材作品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小说《大地》1932年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赛在文学场域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象征资本，她具备了改变翻译场域内规则的勇气，在“跨文化惯习”的作用下，不同于其他西方译者，以紧扣原语文化的方式将本色的中国展现给西方读者。“跨文化惯习”是指个体由于同时具有在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生活、学习、工作的经历，因此表现出双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点，这两种思维、行为不仅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动，而且它们本身之间也存在着互动，具体可以表现为译者的文化态度、语言倾向等该论文中“跨文化惯习”的定义是在布迪厄提出的“惯习”概念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惯习”主要是指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倾向，参见Bourdieu， Pierre，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54。。赛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地传达汉语的语言特点和文化内涵，原有的词语排列、句子结构本身就是文化特征的一种体现，因此赛尽可能地不去变动，宁可让读者多花些气力来理解译文，相信读者具有主动了解新鲜的中国文化的愿望和能力。事实证明，赛通过她的翻译，挑战了消费者的能力，在翻译场域中也赢得了象征资本，获得了认可：“美国女小说家，布克夫人……以确切的词句，栩栩如生的笔法，把中国的最著名的小说《水浒传》，忠实地译成了英文……据欧美一般杂志的批评说：书中包含着冒险的情节，巧妙的计策，不住的斗争，佳肴美酒，危险的境地，推动着未来的轮子；以这一切事实为背景，更以最巧妙的、生动的技巧构成这一本高贵的作品，人皆兄弟，像这样含有普遍趣味而有兴趣的小说，真是不易多得的佳作。”郭英剑编：《赛珍珠评论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年，第591、592页。原载《中华月报》，1993年第二卷第三期B6B7页，《英译的〈水浒传〉》。 三、 结 语
综上所述，从布迪厄社会翻译学的角度看，文学翻译的策略选择并不纯粹是译者的个人选择，事实上，这种选择更多地取决于翻译场域中的其他主体，即翻译协助者、翻译赞助者和翻译消费者等对他/她的制约和影响。罗之协助者多以英语为母语，赛之协助者以汉语为母语，他们不同的思维模式影响了译者的译文表达方式。罗之赞助者为北京外文出版社，而赛之赞助者是其丈夫经营的出版社，前者由赞助者委托译者，后者由译者选择赞助者。罗具有学生之消费者群体，预期较为亲近的陈述方式才能为读者所接受，而赛迎合英语读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猎奇心理，预期其能够消化“汉语味”较浓的译文，更多关注如何忠实展现原语文化。译者要获得和维护他/她所追求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以及象征资本，就必须充分考虑这些主体的“利益”或意愿。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正是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造成了罗慕士与赛珍珠在翻译审美再现方面的差异。
罗贯中. 三国演义[M]. 罗慕士，译， 北京：外文出版社，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
[2] Buck， Pearl S.All Men Are Brothers[M]. New York： The George Macy Companies， Inc.， 1948.
[3] [法]皮埃尔·布尔迪厄.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M]. 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4] 王志弘. 翻译的自我与他者问题[J].翻译学研究集刊，2001（6）：125.
[5] 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Capital [G]//A. H. Halsey et al.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4658.
[6] Giles， Lionel. Review of Books [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1934（3）： 629636.
[7] Bourdieu， Pierre.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3.
[8] [美]杰斯普森·克里斯托弗.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M]. 姜智芹，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9] 龚放，王运来，袁李来.南大逸事[G].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10] 颜庆. 翻译《三国演义》的美国人[N]. 四川日报，2001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