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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志纯，亚述学，中西古典学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457-6241(2012)08-0061-08
我在东北师大附中读书时就极其喜爱人文学科，“文革”后期，我先下乡务农，后被选拔进工厂当工人，当时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工人不能选择文科志愿，最后我进入吉林工业大学就读工业电子专业。1977年毕业后，我到第一汽车制造厂财务处电子计算站做硬件技术员，业余时间仍然大量阅读历史书籍。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学制，我本来打算报考北京院校的计算机专业，但心里无底。一次偶然路过东北师大校园北门，看到历史系招收世界古代史专业2名研究生的通告，想到这个专业后面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历史的传奇故事，立刻感到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学习专业。然而，作为一个没有历史系文凭的工科毕业生，如何通过历史专业的考试?考试的结果是我英文和世界史较好，总分第二，可是中国史只有40多分，要按现在每科都有录取平均线的标准，我可能就被淘汰了，或只能破格录取了，好在当时是学校自主录取。复试前，通过工大的老师介绍，我忐忑不安拜访了林志纯先生那堆满图书的狭窄的住宅。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要求严格，问了我的情况后，他让我翻译一段英文《北京周报》，我觉得老师比较满意我的英文，离开时信心增加了一些。复试后，林老师不但录取了我们前两名，还力争扩大名额，录取了4名。我们这些学生中有两名历史本科(老五届和工农兵)毕业生和一名英语本科毕业，我至今感谢林老师不拘一格录取了我这位工科文凭学生。
一改行到外语壁垒的世界古代史，激励我从世界古代史领域进入未知的亚述学即楔形文字研究。
1950年，林先生带着《史记》《汉书》《清史稿》和自编《秦汉史及魏晋南北朝史稿》远离南方的家乡到寒冷的长春应聘东北师大的中国史教师岗位。他自幼熟读国学经典，中国史研究功底深厚，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上，他是“三论”①中的魏晋封建论的主要领军学者之一，并和郭沫若进行了讨论。他这方面的文章有：《原始公社制度史的分期问题》(《大公报》1952年11月20日3版)、《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文史哲》1952年5月)、《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谈到汉代政权的本质——试答郭沫若先生的质问之一》(《人民日报》1957年2月25日7版)、《汉代奴隶制应如何理解?》(《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3版)、《敬答范文澜先生(关于古史分期的争论)》(《光明日报》1957年7月4日6版)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8期)。
来校后，由于历史系缺少英语和俄语好的教师，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服从学校安排，开始专业大转向，从中国史教学研究转为世界古代史及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的教学研究工作。林先生在中年还有胆量转变科研方向，其动力是他炽热的爱国热情及献身史学的雄心和他在艰难求学经历中所磨炼的坚韧不拔的性格和不断开拓创新的品格。同时，他多年积累的古文和外文并重的深厚功底也使他具有开创新学科的能力和开阔视觉。林先生“转向”之时，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还是一片未被开垦的荒原。他以拓荒者的姿态，进行了多项奠基性的工作。为开展我国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先生努力从事翻译和著述，例如，他编译了苏联学者编写的《古代世界史》一书的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三编、《古代东方史教学大纲》(阿夫其耶夫著)《奴隶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学习笔记之一》和《古代东方史序论》(阿夫基耶夫)等十多本翻译、教材和专著。1964年他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是当时国内最权威的和收录文献最多的世界古代重要史料合集。“文革”后，他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1981年)也是当时最新和最有影响的世界古代史专著。这两部书至今仍有很高的史料和理论价值。
和林先生转向世界史一样。入学后，我面对的第一个难关是选择专业。开学第一天林老师告诉我们，他把世界古代史分为四个专业方向：两河流域、埃及、希腊和罗马，征求我们4位的选择意愿。西方的古代史研究都以研究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古典学为正宗，研究两河流域文明和楔形文字的亚述学和研究埃及文明和象形文字的埃及学，与中国学、犹太学、阿拉伯学、印度学、波斯学一起，被算作“东方学”。受西方古典正统史学影响，同时也因为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艰涩难懂，国内学界懂古典学的有几位先生而且介绍古典学的书籍较多，介绍埃及文明也有几本。研究两河流域流域文明方面，除了教科书中的概况介绍外，没有一本专门的中文书，研究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文献的亚述学和埃及学更是空白。于是，我们这些新研究学生们都希望选择有亚历山大和恺撤这样家喻户晓历史故事的西方古代史或古典学专业了。但是，罗马史和希腊史、古埃及史被两位师兄和师妹抢先选定了，给我留下的是被教科书定义为“以血腥屠杀著名”的亚述国王们。我刚想说什么，林老师期待的目光阻止了我，从此我便走上了亚述学研究这条艰难的开拓之旅。
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先生是最希望看到亚述学和埃及学两个空白学科在中国建立起来的。1981年毕业时，先生将我和古典学的际陶留东北师大任他的助教，后又招收我们两人为国内首批博士生，希望我的亚述学攻关任务继续进行。在我之后，林老师希望把1981年唯一的硕士生拱玉书送到国外学习亚述学专业(因政治考卷差一分，未能成行)，毕业后他同样被留校任职并读博士，后终于在老师推荐下公费赴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北大任亚述学教授，成为林老师学生中的佼佼者。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进行亚述学研究。1982年的一英语系学生被老师推荐为赴美公费研究生学习亚述学，但她留美后放弃了亚述学。1986年以后，林老师的一位德语专业本科的埃及史硕士生被公费派往德国学埃及学，而他的另一法语本科背景的亚述学硕士被公费派往法国学亚述学，但她们都没有完成学位而定居外国。林老师希望能研究巴比伦数学的一位由数学系考入的学生自费去了荷兰，后在瑞典获得了博士学位，由于楔形符号的阻拦，她只能留在哥德堡大学教纯数学专业。一位古典所培养的北大本科生、北大东语系教师被派往美国Johns Hopkins大学学习亚述学，但也放弃了这一偏冷专业。两位来自上海外院阿拉伯语背景的古典所的亚述学和埃及学硕士赴美留学后，一位回归了阿拉伯语专业而另一位没有获得学位，都留在了美国。这些例子表明，虽然林老师千方百计选拔青年学子攻读国内空白的亚述学学科，希望攻克这一坚固的科学堡垒。然而，这些学生出于各种原因，没能攻下这一难关。我的一个硕士也是在我推荐下获得了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但她不愿意经受亚 述学的艰难，又要定居美国，于是就换了计算机专业，后在美国工作。我由工科改文科，她由文科改工科，师生完成了一个圆满的循环。人各有志，不能尽为学者，转向改行无可非议。可是，林老师那种忘我和痴迷于学术、舍弃安逸和名利、一心前进而百折不回和甘当后继者前进的铺路石的献身精神和高尚风范却激励和鞭策着他的学生和后学诸生们继续坚持进行亚述学研究。目前，国家大力发展世界历史学科，在国家基金委的支持下，像先生支持我出国留学一样，我推荐了我的三位硕士生出国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他们都坚持在艰难的科学攻关道路上，中国的亚述学后继有人。
二
先生刻苦学习多种外文并为研究生制定以英法德文为工具，以各学科的古代文字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激励我百折不挠学习苏美尔语和阿卡德楔形文字，开拓中国的亚述学道路。
专业选定后，林老师千方百计地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争分夺秒地充实我们知识饥渴的大脑。我们学习的方法可以说是“拼命学习法”：学外语要到外语系英语本科当一年的旁听生，听所有的外语专业课，专请外语系黄龙教授给我们4个研究生开英语课。每年暑假和寒假包括春节不能在家休息，记得有一个寒假和春节就是白天在北京社科院图书馆看书，晚上在世界史所的一个简陋的办公室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讲英语口语。另一次暑假是在北京听北师大马香雪老师的法语课。外语是世界史的工具，除英文外，德文和法文也必须开课。专业课则请国内一流学者来长春开课：通辽师院刘文鹏(林先生“文革”前的研究生)讲埃及史，辽宁大学崔连仲讲印度史，世界史所廖学盛讲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访学时到杭州大学听毛昭析讲原始社会或史前史。进入博士课程后期，1982年，受林老师鼓励而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的杨炽回国休暑假，先生安排我去北京到她家单独上阿卡德语入门新课。
1982年，国家开始向国外派出留学生，林老师先后有两个推荐出国考生名额。1981年8月，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杨炽(杨宪益之女)获美国奖学金，将去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林老师还在北京西餐厅请北大西亚古代史周老师、世界史所古典学廖老师和我们这些学生为她送行。杨炽1987年成功地获得亚述学博士学位，林老师代表学校聘请她和丈夫来东北师大工作，曾任古典所常务副所长，她夫妻对中国亚述学起步做了推动工作。郝际陶也于1983年公费去希腊留学一年。
看到同届和晚届的同学都出了国，我心里很着急，听到1984年又有一个指标去希腊，便向林老师提出希望去希腊改学古典学的要求。林老师在家里和我恳谈了三个小时，教导我不能急功近利，为出国而出国，要坚持填补亚述学的重任，国家重视教育和科学，你一定有机会出国学习亚述学的。听了林老师的谆谆教导，我心情豁然开朗。当他最后问：“如果你还想去，还可以去”。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了，于是去希腊的名额给了中世纪史的青年教师。我全力准备出国攻读亚述学。1984年我通过了教育部的英语考试，1985年被派往英国牛津大学以进修生身份学习亚述学。林先生听到我准备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亚述学的消息后十分兴奋，他在《谈埃及学和亚述学在我国的成长》(《光明日报》1984年12月26日)一文专门提到这两个新专业的发展和未来人才的培养，并在《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世界历史》1985年11期；《新华文摘》1986年2期)一文中为亚述学和埃及学在中国的建立而大声疾呼。他常对我说：学问的路程是长的，不做抢名位的事!要真本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学校工作50多年，积极要求入党，但不计较个人名利，从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特别是当1985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正式成立时，一手操办学科的他做出一个令所有学生都不理解的事，自己不担任所长而请历史系领导担任所长。
到了牛津一年后，我的英国导师同意我进入亚述学的哲学硕士课程，使馆批准我由进修生身份转为研究生并给予了资助。对于这次转折，林先生帮了大忙并提醒我努力争取更高的目标——攻读博士学位。
在牛津，除了上课，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午餐就是果酱涂两片面包，生活比较艰苦，但亚述学研究水平却突飞猛进。在英国学者的帮助下，我破译了故宫博物院多年没解决的马骨石居鲁士铭文抄件(残缺使翻译极为困难)。林先生给我写信鼓励我：“你到欧洲，参加巴黎的33届亚述学会，这是好消息。马骨铭文，我们已以英文原文在JAC(Journal 0f Ancient Civilizations)试刊号发表，还在印装中。出版后将给你寄单行本。”对于林先生为了发表我用英文写的论文而创办的JAC国际西文杂志，我于1993年回国后参加主持编辑工作，每年在其上发布一篇英文亚述学论文，至今已经发表22篇，杂志保持了高水平和纯学术的特点，在国际上常被引用，没有辜负林老师的期望。
为了开展学科建设，他求贤似渴，不拘一格，不但聘请美德专家，听说左宗棠的孙子在巴黎卢浮博物馆搞古典学，他让我去巴黎时专门拜访他，请他来古典所授拉丁和希腊文。信中说道：“左景权聘请事，多有周折，尚未确定。不知他提及此否?现在聘请老人难了。Cole等人(专家)都已回美，现在等杨炽来。Kosak(德国赫梯学专家)8月中来。”
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我向导师提出自费继续攻读博士的申请，她同意了，我也成功申请到一个资助博士的部分奖学金。然而，求学之路出现了一个挫折。这一年，牛津大学中断多年的亚述学终身教职获得资助得以恢复，在伊拉克英国考古学院的J.Black回来参加竞聘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教职，而我的导师没有成功，继续作为临时教师。因此她通知东方学院取消了我的录取。收到东方学院院长的通知后，心里十分失望，但是我并不退却。我立刻给英国也是世界最著名亚述学家之一的伯明翰大学兰伯特教授写信，要求去伯明翰在他指导下攻读博士，他读了我捎去的硕士论文后，同意接受我。
林老师收到我写给他和学校的延期回国并希望学校资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后，立即找学校请求批准，校领导同意从学校有限的经费中拨出一定的款项资助我完成博士学位。然而不久学校换届，新领导考虑要求我按时回国，学校不做资助。父亲得知我经济困难也写信希望我立即回国。我再次面临选择。后来还是在林老师费尽苦心各方呼吁和在各方面的领导支持下，学校最终同意资助一年的生活费，我再一次度过了难关。下面是我保留的林先生在这关键时段的一封来信：
宇虹：
五月七日飞上海前数小时，校方告我，你的攻博学费物(应是学费事)，校无钱，不能给。当即托杨(炽)函英方设法；五月十九日由福州与杨通话，五月廿一日由福州致函省教委，请求支援。六月十六日由福州返京，七月二日，在京读杨转来Dalley(我的牛津硕士导师)给她的信，形势一变。前此，我只基于筹款，校无款，向省要，想向社科院要。现 在主要不是这个问题了。七月六日回长，不两天从朱(寰)处读你给朱杨和我的信，事情比较清楚(信无日期，只有6月)。几度同杨商量你事。她有信问你可能回来。我则认为：你在英还能读下去，就读，否则做回国打算。昨(7月13)晚约李科来了解家中对你的活动情况。从两个月的发展看来，我做如下的建议：
一、你自文革结束，读硕士生，81年得HA学位后，这一生方向定了，搞亚述学，阿卡德语，苏美尔语，西亚古代史，历史语言一起来。85年赴英，今年又得了一个M.A，土硕士加洋硕士，总不能不是从无到有，学业有成的标识。你语文缺科班训练，伯明翰的翰也是一例，不能写罕吗?假如机械给分，就得扣分。在我看来，这是小事。取博士学位在许多大学还得考法语、德语。中国人，现在还不能都用英文答卷，这边好几位外国教师，也得如此，这也好，得到锻炼。首先是，你已走上亚述学者和西亚史研究者的道路，只要不变的走上去，一定能攀高峰。但是，路程是长的，不做抢名位的事!要真本领。
二、你已有了两个M.A到手，PhD总能拿到。我认为，你可以自我检查一下，是否在阿卡德语、苏美尔语方面已有系统知识和独立能力?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方便，回来写论文，答辩了就给。当然，手边如果还有生活费，多留在英国一些时日，尽量蒐集复印，甚至可久跑法、德，多集些原始材料。做个预算，做个计划，大约什么时候回国，让学校买飞机票，汇路费。
三、回国之后，可以在京教阿卡德语、苏美尔语(如果你自己认为可以教，就尝试教一教)，同时写论文(当然，可以往来京长之间)。国内这些门类一定要发展，英雄有用武之地，长春是一基地，北京是未来中心。
四、话说回来，如果英国还有机会拿博士(是可靠的话)，那就拿到手再回来。
请给我信，告我国内要怎么安排!
旅安!
日知
1987.7.14
这些年，除了对我殷切希望以外，先生不断为派出学子出国学习亚述学和埃及学而奔走。1988年78岁高龄时，他仍迫切希望中国的亚述学和埃及学研究能尽快完善建立起来，在当年5月16日的信中再次提到出国攻读亚述学的几位学子。
宇虹：
五月一日曾寄一信，计达。五月八日，同陈老师(夫人)到你家，星期日，李科上班，见你母亲，第一次，她很健康，七十岁了。得知你可能于明年得博士学位回国，甚喜!在我，最希望的，每一位留学生，学得系统的全面的(在一定范围内)知识回来，能够在祖国这块肥沃土壤上独立作业，培养后代，就像自然科学各门，气象学、地质学……乃至社会科学，考古学那样。我们将有好几位在国外培养的，你吴宇虹，在英；拱玉书，在西德；才晓颖，在法；还有徐凡席(上海外语阿拉伯语专业)将往California大学；你们都搞亚述学。加以杨炽，还有新人，可谓盛矣。其他埃及学、赫梯学都有人出外，古典希腊拉丁也有。亚述学还有一位马丽，目前正在西德，参加巴比伦数学国际会议，将往荷兰深造(博士生)。可以使你们大家都振奋起来!形势有变化了。
现有一事：你译过的苏美尔王表，现经郑殿华(亚述学第三年)由原文译了，你能否找出Jacob-soft原书(校里有)，译稿其给你校改，即自出版，请尽速告我!并告我，在接到译稿后若干日可以校改完毕，挂号邮回，要寄我自己，我家。……
旅安!学好!
日知
1988.5.16晨
为了获得学校的支持，我乐观地计划在两年交学费注册时间内完成博士论文，然而林先生知道亚述学的道路没有捷径，求学一定要付出较长的时间，他在1988年5月30日的信中鼓励我说：
宇虹：
我不急于你立即回来，经济问题有了着落，得到博士学位回来。李科告我，她已在办手续出去，可以照顾你的生活，你们就好好安排，把学识系统地拿到手，有独立能力，能到处独当一面，符合国家需要。上次是到府上，你母亲说你明年可以回来，又校内筹款时都说你再有一年可以完成学业，所以有此说法。今后如有人问，我就回答确实归期还要看，回来方是回来，这样说好了。论文，基什是科研“七tii”计划提及，这题目假如你能完成，就计划出版，否则可以换题目。你所说古巴比伦前期断代城邦史落实到什么程度?JAC今年稿在集，在编，单篇可交杨炽，单本可交七五计划。才晓颖地址：……。徐凡席(上海来的)将入California，目前还在校内写论文。他搞亚述学；他的同事郭黎搞埃及学，将入耶鲁。论文已完，未答辩。
问好!
志纯
1988.5.30
先生提到的《基什城邦史》是我在牛津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然而，由于博士论文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一直没有时间译成中文，先生也是理解的。后在1996至1998年，我在先生牵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子项目《国外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和现状》中担任主攻方向“两河流域年代学的历史和现状”，高质量地完成了先生交给的任务(《历史研究》2002年4期)。这一论文中的两个核心文献也与先生有关。早在我念硕士的时候，林先生就指派我根据英文专著撰写介绍苏美尔文明年代学最重要的文献《苏美尔王表》的文章，于是我写出了我研究生涯中的处女作《苏美尔王表和图马勒铭文》，先生修改后用在他主编的《古史论丛》(三联书店1981年)。林先生不拘一格采用一个刚毕业硕士的文章，大大地鼓励了我读书研究的热情，并使我很早就建立了独立科研的自信心。1989年初，先生开始主编《世界古典文明丛书普及本》时，又把郑殿华据拉丁化原文译和我加以校改的小书《苏美尔王表》作为系列的001号。《亚述王表》是研究巴比伦和亚述年代学的主要依据，1990年，我在《纪念林志纯教授80岁论文集》的JAC第五卷上发表了英文论文《亚述王表是要证明沙姆西阿达德王的合法性吗?》。
在伯明翰，我一读就是六年。六年中克服种种困难的主要力量来自我下定的不能辜负国家和林老师对我的期望的决心。在1993年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成功地获得学位。尽管当时多数学子毕业后滞留国外，我义无反顾地决定立即归国任教。与林老师分离8年后重逢，又是校历史学科第一个归国的洋博士，林老师当然十分高兴，十分信任我，几乎每隔几天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到他家讨论古典所的学科发展和建设问题。1998年，应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参加跨世纪的《苏美尔词典工程》编写工作，在美国工作的两年大大开阔了我的苏美尔学的视野，了解更多的基本知识和新的研究成果，强化了我苏美尔楔形文字的研究功力。
2000年回国后，我继续开展亚述学的研究，至今已发表论文上百篇，专著多部，博士论文改成的英文专著成了引用多次的研究古巴比伦时期历史的重要著作，最近还主持出版了日本和以色列学者临摹编撰的一卷国外楔文泥板文书集。我的博士瑞典留学生Wide出现在是英国利物浦大学亚述学讲师，曲天夫等几位博士在厦门大学、西南大学 和陕西师大开始了亚述学课程或硕士培养。目前。北京大学和我校的亚述学研究在国际小有名望。国内的亚述学终于获得了国际承认，聊可告慰林先生的在天之灵。
三
先生学贯中西、博古知新。进行中西古代文明比较研究，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文献，打破学术禁区。用唯物史观开创新的史学理论。
作为一个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林先生非常重视学生们的中国史的知识和水平，亲自给世界史研究生开授了几门中国古文献课。1993年，我回国后还参加了他开授的一门课程《尚书》。先生亲笔编写教材，布置和复印包括金文拓片的参考书，课上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解并和我们讨论。“文革”结束后，林先生利用他深厚的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能力，开创性地进行了东西方古代文明比较研究并把这种全新的研究方式定名为中西古典学。他认为既然西方传统把希腊和罗马文明史的研究称为“经典学”(Classics)，而中国的古文献和文明传统在古老性、独创性和成就性各方面均不次于西方古典学，我们就应该把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学遗产研究称为“中国的古代经典学”，把中国史学界对中西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定义为中西古典学。他的中西古典学的研究成果的精髓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和西方古代有共同的发展阶段，例如东西方文明都有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制度，奴隶社会早期都有城邦即小国寡民，夏商和春秋时期的众多公侯伯子是城邦的首脑，国人即城邦公民们有一定的干政权力。
1989年他主编和撰写上篇四章和下篇一章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在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各个文明地区在古代都是由城邦发展起来的，在第一章第1-2节讨论了苏美尔城邦，在第三节又讨论了埃及和希腊的，特别详细地讨论了中国的诸侯城邦和周王朝主盟的城邦联盟，在第二章讨论了东西方这四大古文明，特别是中国的城邦公民、贵族和首脑以及城邦联盟的王霸，第三章提出了世界各古文明的各城邦的四个共同发展阶段：原始民主、原始君主、公卿贵族执政，强大的君主向帝国阶段过渡，首次提出了不同世界地区的古代社会都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一条从奴隶制城邦走向奴隶制帝国的相同的发展道路。他的这些新论点和理论至今仍然对唯物史观占主流的中国史学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该书的下篇由各领域专家撰写，包括早期人类、原始社会(日志、亭云)、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希腊罗马，特别是部分“古代中国的城邦”(楚邦、周邦、土方为夏邦)，这是国内第一部包括中国古史在内的广义世界史研究著作。
他的中西古典学论文全都是史料娴熟，视觉辽阔，观点新颖和富有创造的好文章，如：《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制》(《历史研究》1981年3期)，《天命论与孔子的后期思想》(《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孔子与陈王》(《孔子研究杂志》1988年3期)，《(水经·洧水注)引(竹书纪年)一条千年来误读悬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1期)，《中西古典民主政治》(《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再论中西古典学》(《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论中西古典史上“黑暗时代”问题》(《学术月刊》1999年1月)。
先生晚年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致力编辑中英文对照的《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中译英文系列，希望让西方世界能够了解中国的古典文明，它们有：《忽鼎铭文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88年)，《孔子的政治学——论语》(主编，1990年)，《云梦竹简》“秦记、南郡守腾文书、语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云梦竹简》，《古代中国纪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云梦竹简》“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1994年)等。
1997年他发表了中西古典学的第一部专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又出版了《中西古典学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书中汇总了他多年来在中华古代文明和欧洲古典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对比研究领域中的研究论文，其中有许多突破性的研究结果。
先生晚年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在中国历史的社会分期领域中突破性地提出令人信服的新观点，从而创造性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破除了中国社会历史分期研究中的套用欧洲发展的主观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通晓中外历史地发现了传统型中国奴隶制社会和突变性的欧洲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在中世纪走向了各自不同的道路：秦汉之后，中国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善中央集权的一个王朝接替另一个王朝的皇帝专制的大帝国，而欧洲在不完善中央集权的罗马帝国灭亡和古典时期中断后，没有产生专制性大帝国，反而分裂成许多由各级世俗和基督教领主组成的封建制度的中等或小规模国家，而国王的权力是有限的、并非专制的。为了融化这巨大的理论冰山的一角，他首先提出中国商、周时期的古代奴隶制封建制度实质是城邦和城邦联盟的殖民建邦制度(《千年史》第六章)，它和西欧的feudalism"分层领主制度和社会”(中译约定成俗译为“封建主义或社会”)是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主义”的严复犯了望风捕影和生套硬拉的翻译错误，而国内史学界仅因为西周和春秋时期有封邦建国就把这一时期生硬地定为和欧洲领主制度相同的“封建社会”就难以令人信服了：“这类中世纪拉丁和由之派生的迻译来的词不知从什么时日和由什么人开始，被用来同古代中国历史文献中的名目‘封建’给对译了。这样就把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制度，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强加给古典时代中国……今后应复其原说，不让西欧中世纪之feudalism说强加于古典中国的‘封建”’。林先生的这篇《“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百年来的误译》(日知)发表在《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收入《千年史》，此时81岁的先生竟还有这样敏锐的观察力、胆识和釜底抽薪的智慧!
1997年，先生开始正式向这一陈旧但仍然庞大的理论冰山宣战，这表明他也勇敢地否认了自己年轻时曾经积极倡导的“中国历史在魏晋时代由奴隶社会进化为西欧似的封建社会”的学说。1997年，87岁的先生在《千年史》的最后的第五篇《中西古典文明合论》的三章中论证连续发展的古典中国没有欧洲古典社会结束后的一个“黑暗时代”，约公元6-12世纪(即中世纪社会早期)，即中国没有发生过西欧似的封建领主社会。最后，他提出了“在把西方古典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化对比下，还可以在当代史学中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古典中国何以没有‘黑暗时代’，而西方古典时代有之的问题!这是有待认真研究的一个史学上的严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今天理解到，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正在认识到马克思所提出 以欧洲为典型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全世界各个文明地区都发生过的共有规律，而在中国只有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没有产生西欧似的封建领主社会。同年，他把这篇论文明确定名为《中西古典学之现阶段——论中国历史上没有欧洲“黑暗时代”与“中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说是误译》(《世界古典文明杂志增刊，第二届中国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并在这次国际会议上进行了宣讲。
当时仅仅模糊地认识到先生理论的正确性的我也是近年来才认识它的革命性和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深远意义。特别是当我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先生只能正确地提出了“中国无西欧似封建社会”问题而没有解答“那么，中国是什么社会呢”的问题之后，我进一步探索了先生的话题，与先生的“古典中国”定义略有不同，我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历史长期存在一个国民是皇权的奴隶、家人是父权的奴隶，女人是男权的奴隶，人人都可蓄奴的漫长的奴隶制和半奴隶制帝国历史阶段；直到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中国只能以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废除奴隶制的专制皇权和主奴等级观念，跳跃式地进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古代中国由奴隶制到半奴隶制社会的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3月)。
基于自己是一个留学欧美的研究西亚北非古文明历史的中国人，我认识到三个地区文明发展的不同的特色，因此发表了《南方塞姆文明和北方印欧文明五千年的冲突和交融》(《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2月)，提出目前常用“东方和西方”定义的世界文明并不准确，世界历史从古至今分成三大主流文明区：东亚的中华文明为东方文明，西亚北非的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以及继承它们的伊斯兰文明为南方文明，位于伊斯兰文明以北的欧洲文明为北方文明。在先生中西古典学的影响下，我对楔形文字法典和较晚的中国的秦汉法典进行了对比研究，提出注重公民个人利益的两河流域法典是早期奴隶制私有奴隶制的产物，而秦汉法典是晚期的皇权专制的国家奴隶制度的产物(《古巴比伦法典与秦汉法典比较：私有奴隶制和国家公有奴隶制》，《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6月)。另外我还对四大文明所发明的文字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汉字、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均属于原创的古老的表意文字体系，而字母文字是一种后起的全新的革命性的表音文字体系(《文字起源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中国文字和字母文字之异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6月)。还进行了中国和两河流域古代草药比较(《中国和两河流域的冬虫夏草》JAC 12)。
有趣的是，和林先生同样，我也有机会讨论我们所钦佩的郭沫若先生的学术观点，我在关于两河流域和中国天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时，读到郭沫若先生于1929首次对巴比伦天文学和中华天文学进行对比研究的长文《释干支》(发表于他留日时写的《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我发现郭老所大胆推测地汉代出现的与12辰的对应木星轨道的“摄提格”等12个岁名为外来词且其发音源于巴比伦文明的苏美尔(文作“酥美”)语或阿卡德语(“亚加德”)的12个星座的发音的理论并不成立。从公元前1800年起，苏美尔语已成为死亡语言，所有的苏美尔词符都被读成阿卡德语，他使用的苏美尔星名符号(一些符号读音有多个)已经被巴比伦人读成阿卡德语星名而不读为他提供的苏美尔音。实际上，他在文中(254～282页)给出的中文12岁名和楔文(多为苏美尔语)12星名对照读音以及《尔雅》中12月名对应苏美尔12个月名的对照读音(303页)都十分勉强或相差甚远，这些读音很难成为他所谓的这些中文“岁名”和月名术语来自两河流域文明的证据。因此，他试图证明在殷商时期，黄道12宫天文体系从两河流域的传入中华文明并且变为中国的12辰是不科学的(《巴比伦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华天文学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世界历史》，2009年3月)。
今年是先生去世五周年，我想以这篇回忆文章来纪念先生的高风厚德以及学术光华。我想他老人家如果能活到今天，一定会为国家学术的繁荣而高兴，为自己努力和期望的在祖国建立亚述学、埃及学新学科和提升古典学的目标得到实现而自豪。小诗一首，献祭给我人生和学业的导师林志纯先生。
照亮我人生的指路明灯
老师，当我是一匹瘦弱但有志向的马，你是从马群中选中平庸的我的伯乐大师，你训练了我，然后，为我指出天边远古的亚洲有着如彩虹一样的美丽楔形文字宝藏，让我不畏艰险、不怕挫折，义无反顾地奔驰骋向千里之外的伟大目标。
老师，当我是一艘在大海中行驶的航船，你是照亮我人生前进方向的灯塔，在黑暗中为我指明正确方向和航线上的岩石暗礁，在风浪中将我引导到平安的港湾。
老师，当我是一个迷惘在红尘中的俗人，你是智慧的高僧和哲人，教导我看淡名利、忘却恩怨，放弃小我世界，在读书写作中发现人生之快乐，在祖国的事业中寻求个人之价值。
【责任编辑：全骜颉】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457-6241(2012)08-0061-08
我在东北师大附中读书时就极其喜爱人文学科，“文革”后期，我先下乡务农，后被选拔进工厂当工人，当时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工人不能选择文科志愿，最后我进入吉林工业大学就读工业电子专业。1977年毕业后，我到第一汽车制造厂财务处电子计算站做硬件技术员，业余时间仍然大量阅读历史书籍。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学制，我本来打算报考北京院校的计算机专业，但心里无底。一次偶然路过东北师大校园北门，看到历史系招收世界古代史专业2名研究生的通告，想到这个专业后面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历史的传奇故事，立刻感到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学习专业。然而，作为一个没有历史系文凭的工科毕业生，如何通过历史专业的考试?考试的结果是我英文和世界史较好，总分第二，可是中国史只有40多分，要按现在每科都有录取平均线的标准，我可能就被淘汰了，或只能破格录取了，好在当时是学校自主录取。复试前，通过工大的老师介绍，我忐忑不安拜访了林志纯先生那堆满图书的狭窄的住宅。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要求严格，问了我的情况后，他让我翻译一段英文《北京周报》，我觉得老师比较满意我的英文，离开时信心增加了一些。复试后，林老师不但录取了我们前两名，还力争扩大名额，录取了4名。我们这些学生中有两名历史本科(老五届和工农兵)毕业生和一名英语本科毕业，我至今感谢林老师不拘一格录取了我这位工科文凭学生。
一改行到外语壁垒的世界古代史，激励我从世界古代史领域进入未知的亚述学即楔形文字研究。
1950年，林先生带着《史记》《汉书》《清史稿》和自编《秦汉史及魏晋南北朝史稿》远离南方的家乡到寒冷的长春应聘东北师大的中国史教师岗位。他自幼熟读国学经典，中国史研究功底深厚，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分期问题上，他是“三论”①中的魏晋封建论的主要领军学者之一，并和郭沫若进行了讨论。他这方面的文章有：《原始公社制度史的分期问题》(《大公报》1952年11月20日3版)、《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文史哲》1952年5月)、《从重农抑商的传统谈到汉代政权的本质——试答郭沫若先生的质问之一》(《人民日报》1957年2月25日7版)、《汉代奴隶制应如何理解?》(《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3版)、《敬答范文澜先生(关于古史分期的争论)》(《光明日报》1957年7月4日6版)和《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关键何在?》(《历史研究》1957年8期)。
来校后，由于历史系缺少英语和俄语好的教师，已步入不惑之年的他服从学校安排，开始专业大转向，从中国史教学研究转为世界古代史及中西古典文明比较的教学研究工作。林先生在中年还有胆量转变科研方向，其动力是他炽热的爱国热情及献身史学的雄心和他在艰难求学经历中所磨炼的坚韧不拔的性格和不断开拓创新的品格。同时，他多年积累的古文和外文并重的深厚功底也使他具有开创新学科的能力和开阔视觉。林先生“转向”之时，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还是一片未被开垦的荒原。他以拓荒者的姿态，进行了多项奠基性的工作。为开展我国世界古代史教学与研究，先生努力从事翻译和著述，例如，他编译了苏联学者编写的《古代世界史》一书的原始社会、古代东方和古代希腊三编、《古代东方史教学大纲》(阿夫其耶夫著)《奴隶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学习笔记之一》和《古代东方史序论》(阿夫基耶夫)等十多本翻译、教材和专著。1964年他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是当时国内最权威的和收录文献最多的世界古代重要史料合集。“文革”后，他主编的《世界上古史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1981年)也是当时最新和最有影响的世界古代史专著。这两部书至今仍有很高的史料和理论价值。
和林先生转向世界史一样。入学后，我面对的第一个难关是选择专业。开学第一天林老师告诉我们，他把世界古代史分为四个专业方向：两河流域、埃及、希腊和罗马，征求我们4位的选择意愿。西方的古代史研究都以研究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古典学为正宗，研究两河流域文明和楔形文字的亚述学和研究埃及文明和象形文字的埃及学，与中国学、犹太学、阿拉伯学、印度学、波斯学一起，被算作“东方学”。受西方古典正统史学影响，同时也因为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艰涩难懂，国内学界懂古典学的有几位先生而且介绍古典学的书籍较多，介绍埃及文明也有几本。研究两河流域流域文明方面，除了教科书中的概况介绍外，没有一本专门的中文书，研究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文献的亚述学和埃及学更是空白。于是，我们这些新研究学生们都希望选择有亚历山大和恺撤这样家喻户晓历史故事的西方古代史或古典学专业了。但是，罗马史和希腊史、古埃及史被两位师兄和师妹抢先选定了，给我留下的是被教科书定义为“以血腥屠杀著名”的亚述国王们。我刚想说什么，林老师期待的目光阻止了我，从此我便走上了亚述学研究这条艰难的开拓之旅。
以后的事实证明，当时先生是最希望看到亚述学和埃及学两个空白学科在中国建立起来的。1981年毕业时，先生将我和古典学的际陶留东北师大任他的助教，后又招收我们两人为国内首批博士生，希望我的亚述学攻关任务继续进行。在我之后，林老师希望把1981年唯一的硕士生拱玉书送到国外学习亚述学专业(因政治考卷差一分，未能成行)，毕业后他同样被留校任职并读博士，后终于在老师推荐下公费赴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在北大任亚述学教授，成为林老师学生中的佼佼者。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进行亚述学研究。1982年的一英语系学生被老师推荐为赴美公费研究生学习亚述学，但她留美后放弃了亚述学。1986年以后，林老师的一位德语专业本科的埃及史硕士生被公费派往德国学埃及学，而他的另一法语本科背景的亚述学硕士被公费派往法国学亚述学，但她们都没有完成学位而定居外国。林老师希望能研究巴比伦数学的一位由数学系考入的学生自费去了荷兰，后在瑞典获得了博士学位，由于楔形符号的阻拦，她只能留在哥德堡大学教纯数学专业。一位古典所培养的北大本科生、北大东语系教师被派往美国Johns Hopkins大学学习亚述学，但也放弃了这一偏冷专业。两位来自上海外院阿拉伯语背景的古典所的亚述学和埃及学硕士赴美留学后，一位回归了阿拉伯语专业而另一位没有获得学位，都留在了美国。这些例子表明，虽然林老师千方百计选拔青年学子攻读国内空白的亚述学学科，希望攻克这一坚固的科学堡垒。然而，这些学生出于各种原因，没能攻下这一难关。我的一个硕士也是在我推荐下获得了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的全额奖学金，但她不愿意经受亚 述学的艰难，又要定居美国，于是就换了计算机专业，后在美国工作。我由工科改文科，她由文科改工科，师生完成了一个圆满的循环。人各有志，不能尽为学者，转向改行无可非议。可是，林老师那种忘我和痴迷于学术、舍弃安逸和名利、一心前进而百折不回和甘当后继者前进的铺路石的献身精神和高尚风范却激励和鞭策着他的学生和后学诸生们继续坚持进行亚述学研究。目前，国家大力发展世界历史学科，在国家基金委的支持下，像先生支持我出国留学一样，我推荐了我的三位硕士生出国攻读亚述学博士学位，他们都坚持在艰难的科学攻关道路上，中国的亚述学后继有人。
二
先生刻苦学习多种外文并为研究生制定以英法德文为工具，以各学科的古代文字为基础的研究方法，激励我百折不挠学习苏美尔语和阿卡德楔形文字，开拓中国的亚述学道路。
专业选定后，林老师千方百计地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争分夺秒地充实我们知识饥渴的大脑。我们学习的方法可以说是“拼命学习法”：学外语要到外语系英语本科当一年的旁听生，听所有的外语专业课，专请外语系黄龙教授给我们4个研究生开英语课。每年暑假和寒假包括春节不能在家休息，记得有一个寒假和春节就是白天在北京社科院图书馆看书，晚上在世界史所的一个简陋的办公室听外国语学院的老师讲英语口语。另一次暑假是在北京听北师大马香雪老师的法语课。外语是世界史的工具，除英文外，德文和法文也必须开课。专业课则请国内一流学者来长春开课：通辽师院刘文鹏(林先生“文革”前的研究生)讲埃及史，辽宁大学崔连仲讲印度史，世界史所廖学盛讲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访学时到杭州大学听毛昭析讲原始社会或史前史。进入博士课程后期，1982年，受林老师鼓励而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的杨炽回国休暑假，先生安排我去北京到她家单独上阿卡德语入门新课。
1982年，国家开始向国外派出留学生，林老师先后有两个推荐出国考生名额。1981年8月，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杨炽(杨宪益之女)获美国奖学金，将去芝加哥大学攻读亚述学博士，林老师还在北京西餐厅请北大西亚古代史周老师、世界史所古典学廖老师和我们这些学生为她送行。杨炽1987年成功地获得亚述学博士学位，林老师代表学校聘请她和丈夫来东北师大工作，曾任古典所常务副所长，她夫妻对中国亚述学起步做了推动工作。郝际陶也于1983年公费去希腊留学一年。
看到同届和晚届的同学都出了国，我心里很着急，听到1984年又有一个指标去希腊，便向林老师提出希望去希腊改学古典学的要求。林老师在家里和我恳谈了三个小时，教导我不能急功近利，为出国而出国，要坚持填补亚述学的重任，国家重视教育和科学，你一定有机会出国学习亚述学的。听了林老师的谆谆教导，我心情豁然开朗。当他最后问：“如果你还想去，还可以去”。我的答案当然是否定了，于是去希腊的名额给了中世纪史的青年教师。我全力准备出国攻读亚述学。1984年我通过了教育部的英语考试，1985年被派往英国牛津大学以进修生身份学习亚述学。林先生听到我准备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亚述学的消息后十分兴奋，他在《谈埃及学和亚述学在我国的成长》(《光明日报》1984年12月26日)一文专门提到这两个新专业的发展和未来人才的培养，并在《古典文明研究在我国的空白必须填补》(《世界历史》1985年11期；《新华文摘》1986年2期)一文中为亚述学和埃及学在中国的建立而大声疾呼。他常对我说：学问的路程是长的，不做抢名位的事!要真本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学校工作50多年，积极要求入党，但不计较个人名利，从没有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特别是当1985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正式成立时，一手操办学科的他做出一个令所有学生都不理解的事，自己不担任所长而请历史系领导担任所长。
到了牛津一年后，我的英国导师同意我进入亚述学的哲学硕士课程，使馆批准我由进修生身份转为研究生并给予了资助。对于这次转折，林先生帮了大忙并提醒我努力争取更高的目标——攻读博士学位。
在牛津，除了上课，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午餐就是果酱涂两片面包，生活比较艰苦，但亚述学研究水平却突飞猛进。在英国学者的帮助下，我破译了故宫博物院多年没解决的马骨石居鲁士铭文抄件(残缺使翻译极为困难)。林先生给我写信鼓励我：“你到欧洲，参加巴黎的33届亚述学会，这是好消息。马骨铭文，我们已以英文原文在JAC(Journal 0f Ancient Civilizations)试刊号发表，还在印装中。出版后将给你寄单行本。”对于林先生为了发表我用英文写的论文而创办的JAC国际西文杂志，我于1993年回国后参加主持编辑工作，每年在其上发布一篇英文亚述学论文，至今已经发表22篇，杂志保持了高水平和纯学术的特点，在国际上常被引用，没有辜负林老师的期望。
为了开展学科建设，他求贤似渴，不拘一格，不但聘请美德专家，听说左宗棠的孙子在巴黎卢浮博物馆搞古典学，他让我去巴黎时专门拜访他，请他来古典所授拉丁和希腊文。信中说道：“左景权聘请事，多有周折，尚未确定。不知他提及此否?现在聘请老人难了。Cole等人(专家)都已回美，现在等杨炽来。Kosak(德国赫梯学专家)8月中来。”
两年后获得硕士学位，我向导师提出自费继续攻读博士的申请，她同意了，我也成功申请到一个资助博士的部分奖学金。然而，求学之路出现了一个挫折。这一年，牛津大学中断多年的亚述学终身教职获得资助得以恢复，在伊拉克英国考古学院的J.Black回来参加竞聘并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教职，而我的导师没有成功，继续作为临时教师。因此她通知东方学院取消了我的录取。收到东方学院院长的通知后，心里十分失望，但是我并不退却。我立刻给英国也是世界最著名亚述学家之一的伯明翰大学兰伯特教授写信，要求去伯明翰在他指导下攻读博士，他读了我捎去的硕士论文后，同意接受我。
林老师收到我写给他和学校的延期回国并希望学校资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后，立即找学校请求批准，校领导同意从学校有限的经费中拨出一定的款项资助我完成博士学位。然而不久学校换届，新领导考虑要求我按时回国，学校不做资助。父亲得知我经济困难也写信希望我立即回国。我再次面临选择。后来还是在林老师费尽苦心各方呼吁和在各方面的领导支持下，学校最终同意资助一年的生活费，我再一次度过了难关。下面是我保留的林先生在这关键时段的一封来信：
宇虹：
五月七日飞上海前数小时，校方告我，你的攻博学费物(应是学费事)，校无钱，不能给。当即托杨(炽)函英方设法；五月十九日由福州与杨通话，五月廿一日由福州致函省教委，请求支援。六月十六日由福州返京，七月二日，在京读杨转来Dalley(我的牛津硕士导师)给她的信，形势一变。前此，我只基于筹款，校无款，向省要，想向社科院要。现 在主要不是这个问题了。七月六日回长，不两天从朱(寰)处读你给朱杨和我的信，事情比较清楚(信无日期，只有6月)。几度同杨商量你事。她有信问你可能回来。我则认为：你在英还能读下去，就读，否则做回国打算。昨(7月13)晚约李科来了解家中对你的活动情况。从两个月的发展看来，我做如下的建议：
一、你自文革结束，读硕士生，81年得HA学位后，这一生方向定了，搞亚述学，阿卡德语，苏美尔语，西亚古代史，历史语言一起来。85年赴英，今年又得了一个M.A，土硕士加洋硕士，总不能不是从无到有，学业有成的标识。你语文缺科班训练，伯明翰的翰也是一例，不能写罕吗?假如机械给分，就得扣分。在我看来，这是小事。取博士学位在许多大学还得考法语、德语。中国人，现在还不能都用英文答卷，这边好几位外国教师，也得如此，这也好，得到锻炼。首先是，你已走上亚述学者和西亚史研究者的道路，只要不变的走上去，一定能攀高峰。但是，路程是长的，不做抢名位的事!要真本领。
二、你已有了两个M.A到手，PhD总能拿到。我认为，你可以自我检查一下，是否在阿卡德语、苏美尔语方面已有系统知识和独立能力?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方便，回来写论文，答辩了就给。当然，手边如果还有生活费，多留在英国一些时日，尽量蒐集复印，甚至可久跑法、德，多集些原始材料。做个预算，做个计划，大约什么时候回国，让学校买飞机票，汇路费。
三、回国之后，可以在京教阿卡德语、苏美尔语(如果你自己认为可以教，就尝试教一教)，同时写论文(当然，可以往来京长之间)。国内这些门类一定要发展，英雄有用武之地，长春是一基地，北京是未来中心。
四、话说回来，如果英国还有机会拿博士(是可靠的话)，那就拿到手再回来。
请给我信，告我国内要怎么安排!
旅安!
日知
1987.7.14
这些年，除了对我殷切希望以外，先生不断为派出学子出国学习亚述学和埃及学而奔走。1988年78岁高龄时，他仍迫切希望中国的亚述学和埃及学研究能尽快完善建立起来，在当年5月16日的信中再次提到出国攻读亚述学的几位学子。
宇虹：
五月一日曾寄一信，计达。五月八日，同陈老师(夫人)到你家，星期日，李科上班，见你母亲，第一次，她很健康，七十岁了。得知你可能于明年得博士学位回国，甚喜!在我，最希望的，每一位留学生，学得系统的全面的(在一定范围内)知识回来，能够在祖国这块肥沃土壤上独立作业，培养后代，就像自然科学各门，气象学、地质学……乃至社会科学，考古学那样。我们将有好几位在国外培养的，你吴宇虹，在英；拱玉书，在西德；才晓颖，在法；还有徐凡席(上海外语阿拉伯语专业)将往California大学；你们都搞亚述学。加以杨炽，还有新人，可谓盛矣。其他埃及学、赫梯学都有人出外，古典希腊拉丁也有。亚述学还有一位马丽，目前正在西德，参加巴比伦数学国际会议，将往荷兰深造(博士生)。可以使你们大家都振奋起来!形势有变化了。
现有一事：你译过的苏美尔王表，现经郑殿华(亚述学第三年)由原文译了，你能否找出Jacob-soft原书(校里有)，译稿其给你校改，即自出版，请尽速告我!并告我，在接到译稿后若干日可以校改完毕，挂号邮回，要寄我自己，我家。……
旅安!学好!
日知
1988.5.16晨
为了获得学校的支持，我乐观地计划在两年交学费注册时间内完成博士论文，然而林先生知道亚述学的道路没有捷径，求学一定要付出较长的时间，他在1988年5月30日的信中鼓励我说：
宇虹：
我不急于你立即回来，经济问题有了着落，得到博士学位回来。李科告我，她已在办手续出去，可以照顾你的生活，你们就好好安排，把学识系统地拿到手，有独立能力，能到处独当一面，符合国家需要。上次是到府上，你母亲说你明年可以回来，又校内筹款时都说你再有一年可以完成学业，所以有此说法。今后如有人问，我就回答确实归期还要看，回来方是回来，这样说好了。论文，基什是科研“七tii”计划提及，这题目假如你能完成，就计划出版，否则可以换题目。你所说古巴比伦前期断代城邦史落实到什么程度?JAC今年稿在集，在编，单篇可交杨炽，单本可交七五计划。才晓颖地址：……。徐凡席(上海来的)将入California，目前还在校内写论文。他搞亚述学；他的同事郭黎搞埃及学，将入耶鲁。论文已完，未答辩。
问好!
志纯
1988.5.30
先生提到的《基什城邦史》是我在牛津硕士论文的主要部分，然而，由于博士论文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一直没有时间译成中文，先生也是理解的。后在1996至1998年，我在先生牵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子项目《国外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和现状》中担任主攻方向“两河流域年代学的历史和现状”，高质量地完成了先生交给的任务(《历史研究》2002年4期)。这一论文中的两个核心文献也与先生有关。早在我念硕士的时候，林先生就指派我根据英文专著撰写介绍苏美尔文明年代学最重要的文献《苏美尔王表》的文章，于是我写出了我研究生涯中的处女作《苏美尔王表和图马勒铭文》，先生修改后用在他主编的《古史论丛》(三联书店1981年)。林先生不拘一格采用一个刚毕业硕士的文章，大大地鼓励了我读书研究的热情，并使我很早就建立了独立科研的自信心。1989年初，先生开始主编《世界古典文明丛书普及本》时，又把郑殿华据拉丁化原文译和我加以校改的小书《苏美尔王表》作为系列的001号。《亚述王表》是研究巴比伦和亚述年代学的主要依据，1990年，我在《纪念林志纯教授80岁论文集》的JAC第五卷上发表了英文论文《亚述王表是要证明沙姆西阿达德王的合法性吗?》。
在伯明翰，我一读就是六年。六年中克服种种困难的主要力量来自我下定的不能辜负国家和林老师对我的期望的决心。在1993年我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成功地获得学位。尽管当时多数学子毕业后滞留国外，我义无反顾地决定立即归国任教。与林老师分离8年后重逢，又是校历史学科第一个归国的洋博士，林老师当然十分高兴，十分信任我，几乎每隔几天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到他家讨论古典所的学科发展和建设问题。1998年，应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参加跨世纪的《苏美尔词典工程》编写工作，在美国工作的两年大大开阔了我的苏美尔学的视野，了解更多的基本知识和新的研究成果，强化了我苏美尔楔形文字的研究功力。
2000年回国后，我继续开展亚述学的研究，至今已发表论文上百篇，专著多部，博士论文改成的英文专著成了引用多次的研究古巴比伦时期历史的重要著作，最近还主持出版了日本和以色列学者临摹编撰的一卷国外楔文泥板文书集。我的博士瑞典留学生Wide出现在是英国利物浦大学亚述学讲师，曲天夫等几位博士在厦门大学、西南大学 和陕西师大开始了亚述学课程或硕士培养。目前。北京大学和我校的亚述学研究在国际小有名望。国内的亚述学终于获得了国际承认，聊可告慰林先生的在天之灵。
三
先生学贯中西、博古知新。进行中西古代文明比较研究，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文献，打破学术禁区。用唯物史观开创新的史学理论。
作为一个中国的世界史学者，林先生非常重视学生们的中国史的知识和水平，亲自给世界史研究生开授了几门中国古文献课。1993年，我回国后还参加了他开授的一门课程《尚书》。先生亲笔编写教材，布置和复印包括金文拓片的参考书，课上一个字一个字的讲解并和我们讨论。“文革”结束后，林先生利用他深厚的世界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能力，开创性地进行了东西方古代文明比较研究并把这种全新的研究方式定名为中西古典学。他认为既然西方传统把希腊和罗马文明史的研究称为“经典学”(Classics)，而中国的古文献和文明传统在古老性、独创性和成就性各方面均不次于西方古典学，我们就应该把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学遗产研究称为“中国的古代经典学”，把中国史学界对中西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定义为中西古典学。他的中西古典学的研究成果的精髓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和西方古代有共同的发展阶段，例如东西方文明都有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制度，奴隶社会早期都有城邦即小国寡民，夏商和春秋时期的众多公侯伯子是城邦的首脑，国人即城邦公民们有一定的干政权力。
1989年他主编和撰写上篇四章和下篇一章的《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在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首次提出人类社会的各个文明地区在古代都是由城邦发展起来的，在第一章第1-2节讨论了苏美尔城邦，在第三节又讨论了埃及和希腊的，特别详细地讨论了中国的诸侯城邦和周王朝主盟的城邦联盟，在第二章讨论了东西方这四大古文明，特别是中国的城邦公民、贵族和首脑以及城邦联盟的王霸，第三章提出了世界各古文明的各城邦的四个共同发展阶段：原始民主、原始君主、公卿贵族执政，强大的君主向帝国阶段过渡，首次提出了不同世界地区的古代社会都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一条从奴隶制城邦走向奴隶制帝国的相同的发展道路。他的这些新论点和理论至今仍然对唯物史观占主流的中国史学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该书的下篇由各领域专家撰写，包括早期人类、原始社会(日志、亭云)、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印度、希腊罗马，特别是部分“古代中国的城邦”(楚邦、周邦、土方为夏邦)，这是国内第一部包括中国古史在内的广义世界史研究著作。
他的中西古典学论文全都是史料娴熟，视觉辽阔，观点新颖和富有创造的好文章，如：《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从(春秋)“称人”之例再论亚洲古代民主制》(《历史研究》1981年3期)，《天命论与孔子的后期思想》(《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5期)，《孔子与陈王》(《孔子研究杂志》1988年3期)，《(水经·洧水注)引(竹书纪年)一条千年来误读悬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1期)，《中西古典民主政治》(《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再论中西古典学》(《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4期)，《论中西古典史上“黑暗时代”问题》(《学术月刊》1999年1月)。
先生晚年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致力编辑中英文对照的《世界古典文明丛书》中译英文系列，希望让西方世界能够了解中国的古典文明，它们有：《忽鼎铭文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1988年)，《孔子的政治学——论语》(主编，1990年)，《云梦竹简》“秦记、南郡守腾文书、语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云梦竹简》，《古代中国纪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云梦竹简》“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1994年)等。
1997年他发表了中西古典学的第一部专著《中西古典文明千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又出版了《中西古典学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书中汇总了他多年来在中华古代文明和欧洲古典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对比研究领域中的研究论文，其中有许多突破性的研究结果。
先生晚年的另一个巨大贡献是在中国历史的社会分期领域中突破性地提出令人信服的新观点，从而创造性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破除了中国社会历史分期研究中的套用欧洲发展的主观主义、权威主义和教条主义。通晓中外历史地发现了传统型中国奴隶制社会和突变性的欧洲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在中世纪走向了各自不同的道路：秦汉之后，中国不间断地发展到完善中央集权的一个王朝接替另一个王朝的皇帝专制的大帝国，而欧洲在不完善中央集权的罗马帝国灭亡和古典时期中断后，没有产生专制性大帝国，反而分裂成许多由各级世俗和基督教领主组成的封建制度的中等或小规模国家，而国王的权力是有限的、并非专制的。为了融化这巨大的理论冰山的一角，他首先提出中国商、周时期的古代奴隶制封建制度实质是城邦和城邦联盟的殖民建邦制度(《千年史》第六章)，它和西欧的feudalism"分层领主制度和社会”(中译约定成俗译为“封建主义或社会”)是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把feudalism译为“封建主义”的严复犯了望风捕影和生套硬拉的翻译错误，而国内史学界仅因为西周和春秋时期有封邦建国就把这一时期生硬地定为和欧洲领主制度相同的“封建社会”就难以令人信服了：“这类中世纪拉丁和由之派生的迻译来的词不知从什么时日和由什么人开始，被用来同古代中国历史文献中的名目‘封建’给对译了。这样就把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经济制度，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强加给古典时代中国……今后应复其原说，不让西欧中世纪之feudalism说强加于古典中国的‘封建”’。林先生的这篇《“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百年来的误译》(日知)发表在《世界历史》1991年第6期，收入《千年史》，此时81岁的先生竟还有这样敏锐的观察力、胆识和釜底抽薪的智慧!
1997年，先生开始正式向这一陈旧但仍然庞大的理论冰山宣战，这表明他也勇敢地否认了自己年轻时曾经积极倡导的“中国历史在魏晋时代由奴隶社会进化为西欧似的封建社会”的学说。1997年，87岁的先生在《千年史》的最后的第五篇《中西古典文明合论》的三章中论证连续发展的古典中国没有欧洲古典社会结束后的一个“黑暗时代”，约公元6-12世纪(即中世纪社会早期)，即中国没有发生过西欧似的封建领主社会。最后，他提出了“在把西方古典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化对比下，还可以在当代史学中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古典中国何以没有‘黑暗时代’，而西方古典时代有之的问题!这是有待认真研究的一个史学上的严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我今天理解到，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他正在认识到马克思所提出 以欧洲为典型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是全世界各个文明地区都发生过的共有规律，而在中国只有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没有产生西欧似的封建领主社会。同年，他把这篇论文明确定名为《中西古典学之现阶段——论中国历史上没有欧洲“黑暗时代”与“中世纪”，中国“封建社会”说是误译》(《世界古典文明杂志增刊，第二届中国世界古代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并在这次国际会议上进行了宣讲。
当时仅仅模糊地认识到先生理论的正确性的我也是近年来才认识它的革命性和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深远意义。特别是当我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先生只能正确地提出了“中国无西欧似封建社会”问题而没有解答“那么，中国是什么社会呢”的问题之后，我进一步探索了先生的话题，与先生的“古典中国”定义略有不同，我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历史长期存在一个国民是皇权的奴隶、家人是父权的奴隶，女人是男权的奴隶，人人都可蓄奴的漫长的奴隶制和半奴隶制帝国历史阶段；直到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中国只能以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废除奴隶制的专制皇权和主奴等级观念，跳跃式地进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阶段(《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古代中国由奴隶制到半奴隶制社会的发展》《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3月)。
基于自己是一个留学欧美的研究西亚北非古文明历史的中国人，我认识到三个地区文明发展的不同的特色，因此发表了《南方塞姆文明和北方印欧文明五千年的冲突和交融》(《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2月)，提出目前常用“东方和西方”定义的世界文明并不准确，世界历史从古至今分成三大主流文明区：东亚的中华文明为东方文明，西亚北非的古代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以及继承它们的伊斯兰文明为南方文明，位于伊斯兰文明以北的欧洲文明为北方文明。在先生中西古典学的影响下，我对楔形文字法典和较晚的中国的秦汉法典进行了对比研究，提出注重公民个人利益的两河流域法典是早期奴隶制私有奴隶制的产物，而秦汉法典是晚期的皇权专制的国家奴隶制度的产物(《古巴比伦法典与秦汉法典比较：私有奴隶制和国家公有奴隶制》，《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6月)。另外我还对四大文明所发明的文字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汉字、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均属于原创的古老的表意文字体系，而字母文字是一种后起的全新的革命性的表音文字体系(《文字起源及象形文字、楔形文字、中国文字和字母文字之异同》，《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6月)。还进行了中国和两河流域古代草药比较(《中国和两河流域的冬虫夏草》JAC 12)。
有趣的是，和林先生同样，我也有机会讨论我们所钦佩的郭沫若先生的学术观点，我在关于两河流域和中国天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时，读到郭沫若先生于1929首次对巴比伦天文学和中华天文学进行对比研究的长文《释干支》(发表于他留日时写的《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我发现郭老所大胆推测地汉代出现的与12辰的对应木星轨道的“摄提格”等12个岁名为外来词且其发音源于巴比伦文明的苏美尔(文作“酥美”)语或阿卡德语(“亚加德”)的12个星座的发音的理论并不成立。从公元前1800年起，苏美尔语已成为死亡语言，所有的苏美尔词符都被读成阿卡德语，他使用的苏美尔星名符号(一些符号读音有多个)已经被巴比伦人读成阿卡德语星名而不读为他提供的苏美尔音。实际上，他在文中(254～282页)给出的中文12岁名和楔文(多为苏美尔语)12星名对照读音以及《尔雅》中12月名对应苏美尔12个月名的对照读音(303页)都十分勉强或相差甚远，这些读音很难成为他所谓的这些中文“岁名”和月名术语来自两河流域文明的证据。因此，他试图证明在殷商时期，黄道12宫天文体系从两河流域的传入中华文明并且变为中国的12辰是不科学的(《巴比伦天文学的黄道十二宫和中华天文学的十二辰之各自起源》，《世界历史》，2009年3月)。
今年是先生去世五周年，我想以这篇回忆文章来纪念先生的高风厚德以及学术光华。我想他老人家如果能活到今天，一定会为国家学术的繁荣而高兴，为自己努力和期望的在祖国建立亚述学、埃及学新学科和提升古典学的目标得到实现而自豪。小诗一首，献祭给我人生和学业的导师林志纯先生。
照亮我人生的指路明灯
老师，当我是一匹瘦弱但有志向的马，你是从马群中选中平庸的我的伯乐大师，你训练了我，然后，为我指出天边远古的亚洲有着如彩虹一样的美丽楔形文字宝藏，让我不畏艰险、不怕挫折，义无反顾地奔驰骋向千里之外的伟大目标。
老师，当我是一艘在大海中行驶的航船，你是照亮我人生前进方向的灯塔，在黑暗中为我指明正确方向和航线上的岩石暗礁，在风浪中将我引导到平安的港湾。
老师，当我是一个迷惘在红尘中的俗人，你是智慧的高僧和哲人，教导我看淡名利、忘却恩怨，放弃小我世界，在读书写作中发现人生之快乐，在祖国的事业中寻求个人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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