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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位原告后悔难耐，上了一纸让法院工作人员吓了一跳的诉状：要求国家赔偿6864万余元。然而没有证据证明当地政府的主动行为导致了资产失踪——这场“民告官”怎么收场?
3月6日，147位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人集团)债权人要求国家赔偿的案件未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理由是该案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
一夜之间，立人集团所在地的泰顺县政府和公安局作为被告，被推到了“千夫所指”的舆论漩涡。这一戏剧性的转变使得早已被全国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立人集团非法集资事件陡生谜团。
在那份“沉重的”上诉书中，147位原告的诉求让立案庭的工作人员吓了一跳：要求判令国家赔偿6864万余元。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索赔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很多金融界人士看来，温州上演的这场“民告官”，与其说是为这起“剪不断、理还乱”的民间借贷纠纷平添一些戏剧色彩，倒不如说是一群走投无路的债主寻求法律救济的一种尝试。
到底被立人集团“套牢”的民间借款和涉及人数有多少?此前，立人集团方面称尚未支付的债务金额有22亿元，而新华社随后在报道中给出的数字则是：立人集团债务规模达45亿元，涉及债权人数逾7000人。官方日前给出的权威说法是：“目前还在统计当中。”
对于立人集团的集资事件，当地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泰顺市民有点钱都会放贷给立人集团。
按照一般逻辑，欠债如此多的企业早应该寻求破产保护。然而，去年10月31日，立人集团在正式对外宣布已无法偿债付息后，并没有立马向法院申请启动破产程序。更吊诡的是，虽然破产的申请人可以为债权人，也可以为债务人，但是直到今天，这7000多名债权人当中，没有一人提出破产申请。
“当事人心里很可能都有这样的顾虑，即一旦立人集团进入法定的破产程序，就可能导致资产严重缩水，以致降低清偿率。”一位当地的官员说，尽管债权人怎么分债都和内心期望相去甚远，但是人们还是希望从立人集团的现有资产而不是未来缩水的资产中去“分一杯羹”。
债权人寄希望于立人集团通过重组来获得重生。但是，随着立人董事长董顺生的被拘，企业自主重组的希望随之破灭。
然而，147位债权人并不罢休，所以出现了文中开头的一幕。他们认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为立人集团的非法集资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其一，立人集团狂热集资长达13年却未受查处；其二，在立人集团即将崩盘前的前几个月，有关部门默许其继续“钓鱼式”集资；其三，一些部门在立人集团崩盘后被调查期间，仍然在为立人的“自救”保驾护航。
尽管“罪状”罗列得十分清晰，法律专家却并不看好这一诉讼行为。“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行为最多只能被看成是以非正常手段干扰经济秩序，并不属于行政职权范畴。民间借贷行为不属于金融行业，银监会管不了，政府也没有依据对这样的企业进行接管，除非有证据能够证明政府的主动行为导致了资产的失踪。”
膨胀的欲望导致急速扩张、资金吃紧，赌徒心理又使他采取饮鸩止渴式的资金拆借来弥补，董顺生最终无法回头——对于赌徒式的企业家，失败总是如出一辙。
泰顺，地处浙南山区，是浙江6个重点欠发达县之一。去年，泰顺县财政总收入不到6亿元，借贷数额却达到了财政总收入的8倍以上。曾是泰顺县经济名片的立人集团，现在整垮了泰顺的经济。如今当地人谈“贷”色变，十几年建立的民间信用链条被彻底摧毁。
随着立人集团债务危机进入司法程序，董顺生的浮沉历程也大白于世人面前。董顺生在立人集团所划出的轨迹，和牟其中、唐万新、顾雏军这些金融界失败的“前辈”何其相似。
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一批中国企业家崛起的线路不尽相同，却最终难逃悲剧命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未能控制好内心欲望的膨胀，任由企业规模急剧扩充，而导致资金链吃紧：同时，他们无法容忍失败的赌徒心理又使他们共性地采取了饮鸩止渴式的资金拆借，最终陷入无法回头的巨大惯性，使自己在曾经叱咤的资本市场一夜之间折戟沉沙。
董顺生的滑落轨迹亦如此。从2003年立人集团注册成立之时，董顺生就开始了民间集资之旅。
2005年，民间少量借贷已无法维持教育集团的正常运作。资金链吃紧的时候，董顺生选择的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是以扩张手段，吸纳更多资金入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只有房地产与矿产等资源才是暴利行业，董顺生于是先后开拓房地产、工程建设、煤炭等行业，来填补立人教育的缺口。
作为综合性产业集团，立人集团刚刚踏入房地产、煤炭等行业时，也确实获得了盈利。但这些盈利只够支付学校的负债和多年来的借贷利息，谈发展还很遥远。情急之下，董顺生终于走出了酿成悲剧的第一步——大规模、公开化、高利息、“银行化”地吸收民间资本。
“‘立人’是泰安的招牌，董顺生在泰顺乃至温州很多地方区的信誉很好，而且一直都是按时付本息。所以，尽管很多债权人并不明白立人集团的经营项目，也没有见过董顺生，却放心地将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元借给他。当地百姓，包括董顺生的整个家族，都是自愿把钱投给他。”
月息3分或5分，这是绝大多数的实业集团根本无法扛住的债务，相当于立人集团年利润率的36％。但是十多年来，面临强大资金压力的董顺生却为了信誉，一直稳兑利息。有时他甚至提前支付利息，从不拖延。
其实立人的危机苗头在2009年已经出现，当时立人欠款已经高达10亿多元。当地政府一位领导坦言，当时，政府已经提醒众人“谨防血本无归”，但那时候大部分人认为，只要立人集团信用不倒，稳定付息，房地产、矿产项目有盈利，这场涉及数千人的“豪华游戏”就能继续玩下去。
从对资金断裂的无视，到对高息的疯狂追捧，泰顺人已经顾不上政府的提醒；危机爆发，大厦瞬间倾覆，他们又都本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继续强吹着这个巨大的“泡沫”。
然而，人们对于金融风险的误判无异于为这场悲剧添柴加薪。
去年四五月起，立人集团走到了资金链断裂的边缘，及时止步尚能保本。但是，为了把这场游戏玩下去，立人集团继而推出高达6分的高息，这样等同自杀的行为使立人集团的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终于，疯狂行为孕育的倾覆风暴在去年6月全面爆发。
从正常渠道难以拿到贷款，就用高利贷来堵窟窿，窟窿越来越大成为注定事实，一旦遭遇风吹草动，崩盘便不可避免。表面看这是“不成功则成仁”的悲壮，实质上却是董顺生“困兽犹斗”式的赌博。只是天下赌徒，能成赌王的有几人?
在立人集团高管陈一的口中，悲情的老总过去数年两度想要自杀。“他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他萌生过自杀的想法。2011年6月，他已经预感到集团将面临劫难，数次都想要自杀，可是都坚持下来了。”
连自杀的勇气都有，为何不能从头再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立人悲剧的症结所在，民间借贷已经变成了他的一种“吸氧依赖”，如果拔除这个“输氧管”，立人集团没有活路：如果继续借贷，依然没有活路，因为没有一种正规产业能支撑如此高的利率。
也是因为千家万户的资金都与立人集团的命运搅在一起，出于本能，人人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从公务员到普通百姓，泰顺人都自然地充当了集团的“保护伞”，使得这场“泡沫”越来越大，最终崩盘。
3月6日，147位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人集团)债权人要求国家赔偿的案件未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理由是该案不属于行政案件受案范围。
一夜之间，立人集团所在地的泰顺县政府和公安局作为被告，被推到了“千夫所指”的舆论漩涡。这一戏剧性的转变使得早已被全国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立人集团非法集资事件陡生谜团。
在那份“沉重的”上诉书中，147位原告的诉求让立案庭的工作人员吓了一跳：要求判令国家赔偿6864万余元。在他们看来，这样的索赔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在很多金融界人士看来，温州上演的这场“民告官”，与其说是为这起“剪不断、理还乱”的民间借贷纠纷平添一些戏剧色彩，倒不如说是一群走投无路的债主寻求法律救济的一种尝试。
到底被立人集团“套牢”的民间借款和涉及人数有多少?此前，立人集团方面称尚未支付的债务金额有22亿元，而新华社随后在报道中给出的数字则是：立人集团债务规模达45亿元，涉及债权人数逾7000人。官方日前给出的权威说法是：“目前还在统计当中。”
对于立人集团的集资事件，当地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泰顺市民有点钱都会放贷给立人集团。
按照一般逻辑，欠债如此多的企业早应该寻求破产保护。然而，去年10月31日，立人集团在正式对外宣布已无法偿债付息后，并没有立马向法院申请启动破产程序。更吊诡的是，虽然破产的申请人可以为债权人，也可以为债务人，但是直到今天，这7000多名债权人当中，没有一人提出破产申请。
“当事人心里很可能都有这样的顾虑，即一旦立人集团进入法定的破产程序，就可能导致资产严重缩水，以致降低清偿率。”一位当地的官员说，尽管债权人怎么分债都和内心期望相去甚远，但是人们还是希望从立人集团的现有资产而不是未来缩水的资产中去“分一杯羹”。
债权人寄希望于立人集团通过重组来获得重生。但是，随着立人董事长董顺生的被拘，企业自主重组的希望随之破灭。
然而，147位债权人并不罢休，所以出现了文中开头的一幕。他们认为，地方政府的不作为为立人集团的非法集资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其一，立人集团狂热集资长达13年却未受查处；其二，在立人集团即将崩盘前的前几个月，有关部门默许其继续“钓鱼式”集资；其三，一些部门在立人集团崩盘后被调查期间，仍然在为立人的“自救”保驾护航。
尽管“罪状”罗列得十分清晰，法律专家却并不看好这一诉讼行为。“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行为最多只能被看成是以非正常手段干扰经济秩序，并不属于行政职权范畴。民间借贷行为不属于金融行业，银监会管不了，政府也没有依据对这样的企业进行接管，除非有证据能够证明政府的主动行为导致了资产的失踪。”
膨胀的欲望导致急速扩张、资金吃紧，赌徒心理又使他采取饮鸩止渴式的资金拆借来弥补，董顺生最终无法回头——对于赌徒式的企业家，失败总是如出一辙。
泰顺，地处浙南山区，是浙江6个重点欠发达县之一。去年，泰顺县财政总收入不到6亿元，借贷数额却达到了财政总收入的8倍以上。曾是泰顺县经济名片的立人集团，现在整垮了泰顺的经济。如今当地人谈“贷”色变，十几年建立的民间信用链条被彻底摧毁。
随着立人集团债务危机进入司法程序，董顺生的浮沉历程也大白于世人面前。董顺生在立人集团所划出的轨迹，和牟其中、唐万新、顾雏军这些金融界失败的“前辈”何其相似。
30余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一批中国企业家崛起的线路不尽相同，却最终难逃悲剧命运，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未能控制好内心欲望的膨胀，任由企业规模急剧扩充，而导致资金链吃紧：同时，他们无法容忍失败的赌徒心理又使他们共性地采取了饮鸩止渴式的资金拆借，最终陷入无法回头的巨大惯性，使自己在曾经叱咤的资本市场一夜之间折戟沉沙。
董顺生的滑落轨迹亦如此。从2003年立人集团注册成立之时，董顺生就开始了民间集资之旅。
2005年，民间少量借贷已无法维持教育集团的正常运作。资金链吃紧的时候，董顺生选择的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而是以扩张手段，吸纳更多资金入场。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只有房地产与矿产等资源才是暴利行业，董顺生于是先后开拓房地产、工程建设、煤炭等行业，来填补立人教育的缺口。
作为综合性产业集团，立人集团刚刚踏入房地产、煤炭等行业时，也确实获得了盈利。但这些盈利只够支付学校的负债和多年来的借贷利息，谈发展还很遥远。情急之下，董顺生终于走出了酿成悲剧的第一步——大规模、公开化、高利息、“银行化”地吸收民间资本。
“‘立人’是泰安的招牌，董顺生在泰顺乃至温州很多地方区的信誉很好，而且一直都是按时付本息。所以，尽管很多债权人并不明白立人集团的经营项目，也没有见过董顺生，却放心地将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元借给他。当地百姓，包括董顺生的整个家族，都是自愿把钱投给他。”
月息3分或5分，这是绝大多数的实业集团根本无法扛住的债务，相当于立人集团年利润率的36％。但是十多年来，面临强大资金压力的董顺生却为了信誉，一直稳兑利息。有时他甚至提前支付利息，从不拖延。
其实立人的危机苗头在2009年已经出现，当时立人欠款已经高达10亿多元。当地政府一位领导坦言，当时，政府已经提醒众人“谨防血本无归”，但那时候大部分人认为，只要立人集团信用不倒，稳定付息，房地产、矿产项目有盈利，这场涉及数千人的“豪华游戏”就能继续玩下去。
从对资金断裂的无视，到对高息的疯狂追捧，泰顺人已经顾不上政府的提醒；危机爆发，大厦瞬间倾覆，他们又都本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继续强吹着这个巨大的“泡沫”。
然而，人们对于金融风险的误判无异于为这场悲剧添柴加薪。
去年四五月起，立人集团走到了资金链断裂的边缘，及时止步尚能保本。但是，为了把这场游戏玩下去，立人集团继而推出高达6分的高息，这样等同自杀的行为使立人集团的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终于，疯狂行为孕育的倾覆风暴在去年6月全面爆发。
从正常渠道难以拿到贷款，就用高利贷来堵窟窿，窟窿越来越大成为注定事实，一旦遭遇风吹草动，崩盘便不可避免。表面看这是“不成功则成仁”的悲壮，实质上却是董顺生“困兽犹斗”式的赌博。只是天下赌徒，能成赌王的有几人?
在立人集团高管陈一的口中，悲情的老总过去数年两度想要自杀。“他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他萌生过自杀的想法。2011年6月，他已经预感到集团将面临劫难，数次都想要自杀，可是都坚持下来了。”
连自杀的勇气都有，为何不能从头再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立人悲剧的症结所在，民间借贷已经变成了他的一种“吸氧依赖”，如果拔除这个“输氧管”，立人集团没有活路：如果继续借贷，依然没有活路，因为没有一种正规产业能支撑如此高的利率。
也是因为千家万户的资金都与立人集团的命运搅在一起，出于本能，人人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从公务员到普通百姓，泰顺人都自然地充当了集团的“保护伞”，使得这场“泡沫”越来越大，最终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