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企业社会责任，英文缩写CSR，希望走向全球的中国公司已开始认识到:要想被世界接受，塑造自己的品牌，就必须关注CSR。
日本公司:重视环保和社区关系
“企业责任这块英国牌子已被视为黄金般的标准。”社区商务（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的首席执行官朱丽娅·克莱沃敦称。该组织25年来都在支持英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事业。事实上，由于聚集了一批智库、非赢利组织、咨询机构以及富有创造力的老板，英国，特别是伦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革新发源地。但是，根据其中一个智库——“问责”（AccountAbility）的西蒙·扎戴克的说法，这不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英国商业故事的翻版：绝佳的创新，糟糕的执行。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公司对待企业社会责任的严肃态度。比如，沃尔玛对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重视，美国公司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总体而言令人印象深刻。日本人则在本国商业传统中找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源，如“商売道”（做生意的方式）和“商人道”（做商人的方式），日本公司很重视环境保护以及与当地社区的关系。CSR的风行甚至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几个较大的新兴市场，每个都有其传统和优先事项。
对于全球性的大公司来说，“一招鲜，吃遍天”的方法已不再适用于企业责任了。合适欧洲的方法不一定在印度行得通。随着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逐渐获得经济影响力和信心，在优先事项上的差别也一定会变大。
金砖四国中，俄罗斯公司看上去对企业公民的概念最不感兴趣，而巴西则呈现出活跃的CSR图景。一个致力于社会责任的商务网络——社会思潮研究所（Instituto Ethos）——拥有1300家公司会员。发起人奥代·格拉求说:“我们在巴西开发出了一个独特的流程。”研究所试图通过影响公共政策和企业行为来“建立社会化的责任市场”。一些巴西公司，如服装公司Natura和造纸公司Aracruz以其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而广为人知。
印度则具有家长式慈善的悠久传统。塔塔（Tata）这样的大型家族公司尤其热心于提供基础服务，如为当地社区修建学校和提供医疗保健。对于随着近年的经济繁荣而富起来的人们，慷慨的慈善行为也是对商业的平衡。而更广义的慈善文化，诸如确保适宜工作条件，还在缓慢传播当中。
中国公司:不只是CSR的初学者
中国已成为CSR行业新的前沿。克莱沃敦女士称其伦敦办公室里的中国客人络绎不绝。位于旧金山的游说团体，商务社会责任（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CEO艾伦·克拉默称其中国代表处的人数在过去18个月中从2名增加到10名。现在拨打扎戴克先生手机的话，他会在北京接听你的电话，目前他正在那里和中国智库讨论CSR及贸易政策。
但这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于面向国内市场的中国公司而言，对增长的极度渴求使之无暇顾及企业公民的责任。政治自由的欠缺也意味着没有非赢利组织网络能够说服企业做得更多。但促使他们更严肃地承担企业责任的压力还是在逐渐强化。
从上层来看，政府已开始在环境责任方面发出一些声音。外部而言，则有外国投资者和全球性公司的准则和检查，他们希望将自己的伦理标准贯彻到整个供应链。内部而言，希望走向全球的中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要想被接受，塑造自己的品牌，就必须关注CSR。对于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来说，购买加州石油公司尤尼科的计划被美国政客破坏着实让他们震惊不小。最近，中石油也发现自己因为在苏丹撤资而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
此外，也开始出现了企业责任行业升温的迹象。国家电网、中国移动、阿里巴巴等一些中国公司开始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7年12月，13家外国和本土公司在上海成立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合会”。虽然这只是婴儿学步，但是中国人从来都是善于学习的好手。
扎戴克先生说:“我打赌5年内中国企业就会深刻地参与CSR标准的管理，他们会建立自己的一套准则，并成为CSR标准的输出者。”如果是这样，中国或许能够及时对西方的CSR理念提出挑战。克拉默认为中国公司会重新定义企业责任，以符合中国人自己对于优先事项的偏好。
互有竞争的CSR模式已经在非洲行之有效。中国投资洪水般涌入，确保本国强劲的经济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中国公司对于开放和“利益相关方”的谈话或许没多少兴趣，但是他们确实会修桥铺路。对于一些非洲领导人而言，这种不带附加条件的帮助总是有吸引力的。西方公司由于受到活动家的严格审查，必须小心注意行为准则和透明报告，有时甚至因为非赢利组织的压力而不得不退出像苏丹之类的国家，以免被说成是和政府沆瀣一气。
但中国企业绝非只是CSR的初学者。据刚刚发布的《2008胡润企业社会责任50强》榜单，中国企业上榜比例达到76%，“17家民营企业上榜还是令我感到吃惊。”胡润说。
非赢利组织在CSR中的新角色
另一方面，非赢利组织也可以成为新兴市场中企业责任的桥梁，通过与商业界的紧密合作，到达所谓的“金字塔底部”。非赢利组织努力改善贫穷社区的生活，公司则热心于到达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市场中的消费者，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利益交集。
许多非赢利组织已经不仅仅在和大公司的合作项目中扮演监管者的角色。有些专家倡导建立创新的商业合作模式，作为提供服务和到达消费者的有效方式。他们举了一些例子，如BP和NGO合作，在印度乡村分发炉子;荷兰银行在拉丁美洲和ACCION国际（一个开始尝试自己开发跨国商务的非政府组织）合作推行小额信贷。他们写道:“CSR开始成为公司从NGO获取智慧、管理名誉的方法，为公司提供了在未开发市场寻找商业机会的工具。”
跨国公司期望在不确定性之中发现可预测性，希望全球各区域能在同一水平上竞技。同时他们也不想破坏规则。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将公司社会责任和全球规范捆绑，但若商业界不理会，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日本公司:重视环保和社区关系
“企业责任这块英国牌子已被视为黄金般的标准。”社区商务（Business in the Community）的首席执行官朱丽娅·克莱沃敦称。该组织25年来都在支持英国的企业社会责任事业。事实上，由于聚集了一批智库、非赢利组织、咨询机构以及富有创造力的老板，英国，特别是伦敦，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已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革新发源地。但是，根据其中一个智库——“问责”（AccountAbility）的西蒙·扎戴克的说法，这不过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英国商业故事的翻版：绝佳的创新，糟糕的执行。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公司对待企业社会责任的严肃态度。比如，沃尔玛对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的重视，美国公司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情况，总体而言令人印象深刻。日本人则在本国商业传统中找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根源，如“商売道”（做生意的方式）和“商人道”（做商人的方式），日本公司很重视环境保护以及与当地社区的关系。CSR的风行甚至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几个较大的新兴市场，每个都有其传统和优先事项。
对于全球性的大公司来说，“一招鲜，吃遍天”的方法已不再适用于企业责任了。合适欧洲的方法不一定在印度行得通。随着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逐渐获得经济影响力和信心，在优先事项上的差别也一定会变大。
金砖四国中，俄罗斯公司看上去对企业公民的概念最不感兴趣，而巴西则呈现出活跃的CSR图景。一个致力于社会责任的商务网络——社会思潮研究所（Instituto Ethos）——拥有1300家公司会员。发起人奥代·格拉求说:“我们在巴西开发出了一个独特的流程。”研究所试图通过影响公共政策和企业行为来“建立社会化的责任市场”。一些巴西公司，如服装公司Natura和造纸公司Aracruz以其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而广为人知。
印度则具有家长式慈善的悠久传统。塔塔（Tata）这样的大型家族公司尤其热心于提供基础服务，如为当地社区修建学校和提供医疗保健。对于随着近年的经济繁荣而富起来的人们，慷慨的慈善行为也是对商业的平衡。而更广义的慈善文化，诸如确保适宜工作条件，还在缓慢传播当中。
中国公司:不只是CSR的初学者
中国已成为CSR行业新的前沿。克莱沃敦女士称其伦敦办公室里的中国客人络绎不绝。位于旧金山的游说团体，商务社会责任（Business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CEO艾伦·克拉默称其中国代表处的人数在过去18个月中从2名增加到10名。现在拨打扎戴克先生手机的话，他会在北京接听你的电话，目前他正在那里和中国智库讨论CSR及贸易政策。
但这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于面向国内市场的中国公司而言，对增长的极度渴求使之无暇顾及企业公民的责任。政治自由的欠缺也意味着没有非赢利组织网络能够说服企业做得更多。但促使他们更严肃地承担企业责任的压力还是在逐渐强化。
从上层来看，政府已开始在环境责任方面发出一些声音。外部而言，则有外国投资者和全球性公司的准则和检查，他们希望将自己的伦理标准贯彻到整个供应链。内部而言，希望走向全球的中国公司开始认识到要想被接受，塑造自己的品牌，就必须关注CSR。对于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来说，购买加州石油公司尤尼科的计划被美国政客破坏着实让他们震惊不小。最近，中石油也发现自己因为在苏丹撤资而成为一些人攻击的靶子。
此外，也开始出现了企业责任行业升温的迹象。国家电网、中国移动、阿里巴巴等一些中国公司开始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07年12月，13家外国和本土公司在上海成立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联合会”。虽然这只是婴儿学步，但是中国人从来都是善于学习的好手。
扎戴克先生说:“我打赌5年内中国企业就会深刻地参与CSR标准的管理，他们会建立自己的一套准则，并成为CSR标准的输出者。”如果是这样，中国或许能够及时对西方的CSR理念提出挑战。克拉默认为中国公司会重新定义企业责任，以符合中国人自己对于优先事项的偏好。
互有竞争的CSR模式已经在非洲行之有效。中国投资洪水般涌入，确保本国强劲的经济对于原材料的需求。中国公司对于开放和“利益相关方”的谈话或许没多少兴趣，但是他们确实会修桥铺路。对于一些非洲领导人而言，这种不带附加条件的帮助总是有吸引力的。西方公司由于受到活动家的严格审查，必须小心注意行为准则和透明报告，有时甚至因为非赢利组织的压力而不得不退出像苏丹之类的国家，以免被说成是和政府沆瀣一气。
但中国企业绝非只是CSR的初学者。据刚刚发布的《2008胡润企业社会责任50强》榜单，中国企业上榜比例达到76%，“17家民营企业上榜还是令我感到吃惊。”胡润说。
非赢利组织在CSR中的新角色
另一方面，非赢利组织也可以成为新兴市场中企业责任的桥梁，通过与商业界的紧密合作，到达所谓的“金字塔底部”。非赢利组织努力改善贫穷社区的生活，公司则热心于到达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市场中的消费者，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利益交集。
许多非赢利组织已经不仅仅在和大公司的合作项目中扮演监管者的角色。有些专家倡导建立创新的商业合作模式，作为提供服务和到达消费者的有效方式。他们举了一些例子，如BP和NGO合作，在印度乡村分发炉子;荷兰银行在拉丁美洲和ACCION国际（一个开始尝试自己开发跨国商务的非政府组织）合作推行小额信贷。他们写道:“CSR开始成为公司从NGO获取智慧、管理名誉的方法，为公司提供了在未开发市场寻找商业机会的工具。”
跨国公司期望在不确定性之中发现可预测性，希望全球各区域能在同一水平上竞技。同时他们也不想破坏规则。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将公司社会责任和全球规范捆绑，但若商业界不理会，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也就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