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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忘了是哪位国外作家或诗人说过：一个健全的村庄乃是由良好的小学、良好的教堂、良好的诊所构成。这句话让我联想到英国诗人拉金在一首题为《日子》的诗中所写到的“教士”与“医生”。前者是管灵魂的，后者是管身体的。可见，一个地方没有这两种人，是不能想象的。在我们镇上“管灵魂”这摊子事的，当然不止牧师，还有和尚、道士、灵姑、觇童、算命先生之类，他们懂得一些常人不知道的东西，因此小有智慧之名。镇上有一座十九世纪末建的教堂（主体部分早已在20世纪五十年代末拆毁），有两座二十世纪初建的老校（两座西洋式教学楼也在20世纪九十年代拆毁），有几间老药堂（已变更为服装店或理发店），还有一些寺庙、祠堂、老宅之类的建筑，要么消失殆尽，要么尚存旧影。时间冲刷了街屋的某个角，撕开了一堵竹筋构筑的三合土墙，淹没了一些长满草木的小院，卷走了一些青石板、门板、曲尺柜台之类的旧物。当我再度从老街经过，发现早年的街市格局不复存在时，几乎要怀疑自己是否在这一带生活过了；吊诡的是，当我的脑子里浮现三十多年前的街景时，仍然会有一些已经消失的房屋的幻影从别处飘移到我的记忆空间，抽长出虽不相干、却很相似的细节。
记忆最深的是向阳路老教堂（本地人称为耶稣堂）。环绕它的，大都是一些铅灰色老房子，有的门台上镌刻着“以马内利”四字，显然是基督徒聚居的所在。老教堂看上去像是一座粮仓，门台简陋，礼拜场所不大，两边有辅楼数间，木石结构，漆白。内有小筑，旧称三一阁，花窗尽毁，几根瘦骨伶仃的梁柱却依旧透着一股韧性。它的旧主人是晚清一位长年吃斋礼佛、写得一手好字的吴姓乡绅。无论之前有人读佛经，还是之后有人读圣经，似乎总有一些庄严圣洁的东西在这里被人默默存守。赶上礼拜天，祖母或母亲会带我去教堂听道。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一会儿低下头来闭上眼睛，跟一个看不见的神说悄悄话，一会儿又抬起头来齐声合唱——当歌声四散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教堂顿时像田野一样宽广而明亮，你能看到与水天相融的稻田，看到飞鸟与牛羊、荷锄归来的人，甚至能闻到一股混杂在河风里面的青草气息。我在小小的教堂里面也是喜欢四处走动，爬到一个阴暗、逼仄的阁楼，摸摸书架上那些砖头般厚重的经书。每回听到人们齐声高呼“奉主圣名，阿门”，我就知道，祷告结束了。人们从耶稣堂里出来之后，这条街慢慢变得寂静，天空也归于静穆。于是我就相信，有一个神，从太阳的角度俯视白昼的喧哗，从月亮的角度俯视夜晚的岑寂。
曾在一本书里看到这样一则笑话。甲问：你是否信仰上帝？乙答：是的，在我上教堂的时候。在我们村上，有些妇人在礼拜天上午刚刚跟人恶言相向，转眼间就夹着《圣经》，走出家门。路上有人问，去哪里呀？她总是带着貌似虔诚的口吻回答，去教堂“听道”。也有的，刚从教堂回来，就把横竖看不惯的人当畜生来骂。骂声震天，也不怕上帝听到。不过，大多数人从教堂出来时面目都是平静的，至少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还是记念基督的好的。
我们一家改信基督教，是因为叔叔。据我父亲说，我叔叔年轻时，突然患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祖母把他送到一位牧师家救治，几个月后，叔叔的怪病就治愈了。他们都说，我叔叔是耶稣救活的。所以，父亲一家就改信耶稣。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叔叔出道了。他身体壮硕，力道过人。教会里的人称他为“弟兄”，道上的人则称他为“兄弟”。叔叔年轻时凭借一身力气，在我们镇上称雄。八十年代初，叔叔家发生了一起血光之灾，他算是侥天之幸，没被仇家一刀砍死。从此，我们家就益发笃信基督教了。祖母总是说叔叔心中有一个撒旦，只有上帝可以将它驯服。祖母上教堂时也没少给叔叔做祷告，恳求上帝多担待点儿。有一回，我在教堂门前的向阳路上，亲眼看见一个中学生模样的人手执西瓜刀追杀一个小贩。那个小贩正要跑进教堂时，就先吃了一刀——那一刻，我想到的是叔叔被一群人围困双手鲜血淋漓的场景——那人掌背上的皮肉像钱包的拉链那样拉开，鲜血尚未喷出之前，可以看到里面白色的部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人的表情十分怪异，在原本应流露痛苦神色的时刻，他却咧嘴笑了一下。这就让人有些纳闷了，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才明白，人在恐惧中有时也会发笑。那种表情也许不算发笑，而是类似于发笑的抽搐。那个小贩一头跌进教堂，坐在地上。让我感到恐惧的，不是那人的伤口，而是他那诡异的笑容。当那名持刀者站在院子里，用手中的刀发出恐吓时，一位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的牧师走了出来。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个持刀者，直到他转身离去。这时候，几个信徒围拢过来，为那个受伤的小贩包扎伤口。牧师站在他面前，目光热切，仿佛只要你愿意跟他静静地对视，这道目光就会穿过你的眼睛，直抵内心深处，像阳光一样盘在那里。
老教堂所在的地方是本镇一条叫向阳路的小巷。在我童年记忆中，每一条巷子都比现在要长，以至让人感觉时间也是这样静静地延伸下去的。那时我独自一人走出一条幽暗的巷子来到豁然开朗的大街后，猛然对着陌生的阳光打一个喷嚏，心里就会有一种小小的莫名的快乐。而现在，当记忆沿着向阳路——这条六尺余宽的小巷深入进去，就会有一些熟悉的人与事从另一头（时间的深处）朗然呈现。教堂对面是一座吴姓大屋，这一堵墙与那一堵墙、这一片瓦与那一片瓦之间，仿佛有着内在的、命运般的联系。这座大屋与周边两座已经毁掉大半的大屋原本是合为一体的，本地人称为“三座屋”。我父亲的一位堂姐（按辈分我得管她叫姑妈）就住在其中一座大屋的深处。那里有一个道坦，一块长条状的废弃的天空。有一回做完礼拜，父亲带我从后门走进“三座屋”：穿过门台、披舍、过道、天井，然后就在幽光闪烁的地方停住，敲门，有人应声，门“吱呀”一声打开，有人出来，把我们请进屋里，感觉像是突然跌进另一个世界。手触墙皮就有粉末掉落的老房子，雞冠花前的花白头发，脚一踩就嘎吱作响的楼梯，里面像是蜷伏着一团阴影的阁楼，以及阁楼里传出的老人的咳嗽声，都会让人不敢久留。在那样一座老宅，即便有什么声响蓦地砸进黑暗，也同石头落入池塘，四周传来一阵微细的窸窣声之后，很快就会恢复宁静。
与老教堂相邻的便是大会堂，建于一九五九年，方方正正的，从外形来看是对苏联建筑的拙劣模仿。当太阳照过来的时候，大会堂朝南的墙面仿佛一张刚刚转过来的脸，充满了柔和的光辉；你此时仰望两扇窗户，就仿佛看到了一道同样柔和的目光。门前有两根粗壮的石英柱子，法相庄严，与南面一株大榕树隔屋相对。我的记忆并没有出现偏差，大会堂和树在一条线的两端，相隔大约一百多步。这一带的人跟人约见，要么说是在大会堂门口等，要么是说在大榕树下等。这株大榕树的存在意味着，这一带从前会是一条小河，河被填埋，变成了一条大马路，世事流转，榕树依然晏坐街头，垂临川流不息的人群和一条不存在的河流。 事实上，大会堂的前身便是英国传教士苏慧廉用三百多银圆捐建的教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群无神论者把老教堂夷为平地，然后建起了一座大会堂，在竖立着十字架的地方安放了一个柠檬黄色的五角星。如果说，教堂的基石是信仰，那么，大会堂的基石则是权力。有时候，权力看上去比信仰更稳固永久。这座笨重的建筑在整整三十年间承载了各种功用：批判大会、政治报告会、联欢晚会、戏曲表演专场、放电影、放录像。喧嚣之后它又归于空寂，很多年间，它就闲置在那里。只有一小束阳光以渗透的方式穿过窗户，照亮二楼室内的一小部分空间，可以想象，在那个阴阳昏晓割据的王国里，老鼠或臭虫偶尔会跑出来，接受外界光线的拜访。有一回我经过向阳路20号，里面传来了悠远的琴声，一座无形的教堂仿佛要在那一刻取代了有形的教堂。当大会堂丧失了所有的功用之后，它又变回教堂。它的外在形式即便不是教堂，但它已经慢慢收回了一百多年前那座教堂的静穆——大会堂的归属权交还教堂之后，这种静默的力量更是让宗教的氛围在此一点点聚合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经过大会堂，我会有这样一种幻觉：那座古老的教堂会从无形中膨胀开来，撑破大会堂的水泥外壳，在广袤的黑夜里长出它的廊柱、拱门、利剑般的尖顶。
巧合的是，老教堂的建造时间同那株大榕树的种植时间是差不多的，它们就像两个没有任何关系的量子，在一条线的两个点上突然有了某种可以相通的东西。老教堂被人彻底毁掉，树却幸免斧斤，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神更眷顾自然界的生灵。
大会堂前的向阳路，东与后街相邻，西与女学堂相接，北与供销社、里屋相通，南与横街平行。那些新旧交错的建筑立面可以看到时间层层叠加的痕迹：民国的粉壁上或许会露出一根晚清的木柱和柱础；一堵斑驳的、岌岌可危的高墙上或许还残留着字迹；还有一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涂鸦、九十年代游医广告以及其他一些手机号码。那些墙壁上的文字和图案在风雨中日渐斑驳、漫漶，直至风化剥落，但我感觉它们的消失就是渗透到墙皮里面，返回到往昔的时间。直到现在，我经过那里时，只要听到远处传来叫卖的声音，一条灰暗的老巷便会突然出现在阳光一样涌现的记忆里。在这里，每条巷子都联结着白昼和黑夜：夜晚时分那些古老的建筑与内部交横的阴影湮没了人们，直至破晓时分，巷子穷尽黑暗，仰承天光倾注。彼时，夜晚的气味还留在晨风中、人们互相问候的声音中。大约在八九点，阳光所照之处，人群开始涌动，仿佛可以把巷子两边所有的建筑都向后推开。大会堂前面是一个道坦，人们可以通过四条小巷从四个方向会聚到这里。因此，这个道坦看起来就像是江流汇合的港湾。四周分布着低矮而古旧的建筑，站在道坦中心能看到天空的四个角。日光之下，那些一动不动的屋宇和旦暮之间移动的影子，充斥着无尽的喧哗与骚动。一个时常在街头晃荡的人每天至少得把“饭吃罢也未”这句问候语说上七遍，如果七遍不够，那就说七十七遍吧。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年代留胡子的老年人仿佛特别多，大概是因为自己年幼，把过了五十就留胡子的人也都归类到老年人中去了。冬日清晨，他们总是一成不变地坐在墙皮泛黄的角落里，下午则换一个方向继续晒太阳，他们默默地看着道坦里走来走去的人，以阶前滴水檐的影子来度量这一天的时间。
在向阳路附近设摊开店的，大都是四乡八里来的，一条老街也因此有了乡野的气息。一大早，一些人带来了零星的农产品。人群近乎凝滞地浮动，黑白是对襟布褂、蓝灰是中山装、红绿是裙子。土豆、柿子、大头芥、盘菜，等等，散落在地摊间，有些还连泥带土的。质朴的东西，太阳照照，都是好看的。
深秋时节，父母临时起意，要在电影院前一块隙地占一个小摊子卖柿子。父亲当过一家工艺厂的副厂长，在村子里也算是有头脸的人物，突然抛头露面做起小买卖来，脸上有点磨不开。但那阵子，他那家工厂关门整顿，工资停发，加之我又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贴补家用，他也只好屈尊或做出一副屈尊的样子了。他在道坦上把箩筐一撂，就算是摊子了。那时，我沉浸在秋日的干爽空气和柿子所带来的甜润气味中，并没有察觉到父母做起小买卖来有多难堪。通常情况下，他们轮流站摊。父亲总是站在离摊子几米远的屋檐下，抄着手，懒洋洋的，看起来好像是在那里晒太阳。如果有熟人来了，他会转过身去，装作没看见。过了几天，他就变得跟边上的小贩一样老眉老脸了，看见熟人也不避讳；见了陌生人，就吆喝一两声：“青田柿，青田柿，柿子柿蒂可是歪的。”据说“青田柿”的柿蒂长得越歪，柿核就越少，果肉也就越甜。就这样，父母的吆喝声也汇入整条街市飘满灰尘的吆喝声中，响成了一片。那条街上（如果道坦也算街的一部分的话），还有一些人，是用道具招呼生意的，比如，打小铁的师傅会手执一串铜片什么的，拍打出一种有节奏的哐啷哐啷声；卖绡客（类似货郎）手里会摇着拨浪鼓，发出咚隆咚隆的声响；卖肉的会一边挑着担一边吹牛角，发出一种沉闷而悠长的声音：嘟——嘟——嘟——，我们听到这些声音，就知晓他们是干什么营生的。父亲和母亲就是靠嘴一个劲儿地吆喝：青田柿，青田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世上所有的柿子似乎都出在一个叫青田的地方。卖柿子就跟端午前卖粽子一样，是短期生意。柿子卖不掉，就会烂掉（除非去皮捏扁，做成柿饼），因此得赶紧叫卖。我已不记得柿子究竟卖得怎样。那时我就站在他们身旁，时常听得摊子前买卖双方的嘴里蹦出一些字来：秤尾高了，摊主就说“鲜”；秤尾低了，顾客就说“软”。这两个字大概也算是切口吧。那时候，镇上几乎没有说普通话的人。一种方言统治了这里的一切。在市场价格涨落不定的时刻里，一种基于方言的信任和亲近是必不可少的。老街旧巷浮现的陌生面孔，只要融入方言中去就能迅速变成熟人。而方言之間的微小差异或许会让秤子失去准确度、价格出现波动。我喜欢这种由方言与乡气交织而成的市声。清早时分，会有一种讨价还价的声音渗透了懒洋洋的阳光，在街头巷尾弥漫开来；中午或午后时分，鱼贩子沿街吆喝的声音显然要比上午多添了几分焦虑；而黄昏来临时分，一层凉薄的阴影铺满街市，偶尔会响起几声拖曳着乡野情调的吆喝，悠悠忽忽飘过层层瓦屋落在东边空茫的河面。做完一天的买卖后，父亲遵照医嘱把我背到柳市卫生院，在那里挂点滴。直至更深夜静时分，父亲又背着我从卫生院出来，街头竟是那样凄清，有着挑檐的店铺把白日的傲气稍稍收敛了一下，躲进一团黑暗，只有寥寥几个行人在一排老房子的暗影中穿行，让人想起那些在深蓝色晚空与黑色屋顶间低飞的燕子。深秋的夜晚，不知道哪条巷子里会陡然响起一阵呜呜的风声。很难想象，这里在短短几个小时前还是一片闹市。我和父亲穿过一条狭长的老街和一片刚刚收割过的田野，回到家里，整个过程像是穿过一个梦境。 父母赚了一点钱之后，就在大会堂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开设了一家糖果店。糖果以结婚喜糖为主，有散装的，也有袋装的，在几块木架支起的排门板上归置，沿着小道坦呈马蹄形摆开，人在中间，可以左右支应。除了结婚喜糖，糖果店也兼卖花生糖、芝麻糖、炒米糖、枇杷梗、糖糕干、百子糕、白象香糕等，这些都算是地方特产。此外还兼卖一些应季的伴手礼，如中秋时节卖五仁饼、三锦饼，过年时节卖荔枝、桂圆。没事的时候，父亲就坐在店门口，用纸蓬把荔枝桂圆包成元宝状，然后在上面贴一张俗称“招头纸”的红纸，上面通常写着四字吉语，很有些喜气。逢年过节的时候，生意最是繁忙，父母分派给我的任务就是监视每一个可能偷糖的人，虽然我自始至终都一无所获，但我的职责迫使我必须怀疑每一个环绕糖果摊走动的人，甚至怀疑他们在地上游移的影子。我自然不会偷糖吃——在糖果的重重包围中，我小小年纪就已丧失了对甜食的嗜好。不过，我也有慷慨豪爽的一面，从小就喜欢拿出自家的好东西与人分享，父母开设糖果店我没有理由不给人分糖。
自从有一天，我把一颗糖分给一个哑巴之后，不曾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错误。哑巴从哪里来，我并没有去追问。这条街上没有一个他需要呼唤的名字，也没有人在傍晚时分喊他回家吃饭。他仿佛是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孩子，有时他過来跟我玩，有时就跟自己的影子玩。那天，我偷偷递给哑巴一颗糖，哑巴把糖含在嘴里，嘴角立时绽出了甜蜜的笑意，仿佛一枚石头丢进池塘之后，就有水波随之荡漾开来。哑巴吃完糖，意犹未尽，伸出舌头在糖纸上舔了一圈，一圈不够，又舔了一圈。那一刻我有一种错觉：哑巴的舌头是否要比常人短？第二天，哑巴给我带了一本连环画。看完之后，我再次送给哑巴一颗糖。从此，哑巴就把我当作朋友。哑巴与我以糖易书，可见友谊也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有一次，哑巴给我带来了三本连环画，但我仍然只给他一颗糖。哑巴就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在他眼中，我这糖果批发商的儿子似乎有点抠门。后来，我在大会堂门前的书摊上看到哑巴被一个老人抓住审问，我就知道出了什么事。
那个时候很多孩子的膝盖上都有一块或两块以上的圆形伤疤，脸上有一块或两块以上的白色斑块。这两样东西就是小混混们的标志了。当然，这两样东西哑巴和我都有。但我算不上小混混，充其量只是街头一个无名的游荡者。除了哑巴，我在这条街上还结识了一些跟我年龄相仿的伙伴。我跟他们若即若离，从来没有打成一片。因为他们知道我不是本街人，有意无意地对我有些排斥。我有时会夹杂在那些啸聚街角玩纸牌的少年中间，有时会站在台球桌边上，看一个手臂刺青的人撅着屁股用一根触须般的木杆捅那些颜色不一的小圆球。更多的时候，我喜欢独来独往。我熟悉每一条曲折隐秘的巷子、每一道墙壁上显露的裂痕，以及每一个晃荡的闲人。
有一天傍晚（也许是午后），我在大街上晃悠时，迎面突然走来了一群面涂油彩、身着戏服的人，如果四周没有花花绿绿的广告牌和那些穿现代服装的围观者，我会疑心自己突然闯入了某个古代王国。走在前头的，便是我父亲的拜把兄弟姜叔叔。他身形肥硕，肩上搭着一条毛巾，一双大脚趿着一双人字拖，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紧随身后的便是帝王将相、书生小姐什么，他那模样既威风，又有几分滑稽。我好奇，就尾随一众，来到姜叔叔家。姜家在电影院边上的一条巷弄里。一栋三层楼刚造好，屋顶赫然刻有四字：一九八四。而在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在那个透着凉气的水井边上，我曾把一张脸贴在一块予人清凉的白色瓷砖上。这就是姜家那座新房子留给我的最初印象了。
姜家世代与江湖艺人结交，在我们镇上是出了名的。但凡外头有唱鼓词的、唱门头曲的、唱戏的，来到我们镇上之后，大都要到姜家拜个码头。在我印象中，姜叔叔十分好客（他那张圆而红润的脸总是带着自家门口那副春联的喜气），朋友来了，就呼儿去买酒。他家有自酿的烧酒（装盐水瓶里的白眼烧），去店里买的，自然是啤酒。有一回，小姜招我同去。到了小卖部，他说了句“一打啤酒”，就掏出几张皱巴巴的、带有污迹的钞票。老板转身就在玻璃柜台上排出十二瓶双鹿牌啤酒。看样子，小姜是常来这里买这种牌子的。那个年代的啤酒除了本地的双鹿牌，只有青岛牌。小姜顺便用找回的零钱买了三颗牛奶糖，一颗给我，一颗给自己，还有一颗不知道要留给谁。小姜一边嚼着糖，一边问我，提得动？我看着地上一排溜啤酒问，这么多，怎么提？小姜做了个示范的动作：蹲下，腋下各夹一瓶，双手各提两瓶，然后起立。我也照他这么做，但起立的时候，双腿就迈不动了，生恐啤酒滑落。小姜很惊讶地问，大人从来没让你买啤酒？我摇了摇头。小姜再次蹲下，放下啤酒，依次在上衣的大口袋里各放一瓶啤酒，然后是腋下各夹一瓶，双手各执两瓶。而我提着四瓶啤酒，跟在他身后，慢吞吞地走着。那时候，我突然觉着，小姜比我高出了一个头。
我至今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跟小姜有了交往，也许只是为了便于逃票看电影吧。姜家跟电影院只有一墙之隔。我们从他家二楼窗口爬到围墙上，再从围墙上跳下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姜家二楼有一挺机关枪，油光锃亮，我每回经过，都要多看一眼。姜叔叔当过地方民兵，身上有丘八气（这点从他跟人见面时或是在猜拳之前习惯行个军礼就能看得出来），可我不知道，他家里为什么会藏有这挺机关枪。触摸了它的钢质表面之后，我就有一种去干一件坏事或犯点小错误的冲动。比如，翻墙看电影。
从二楼的窗口爬出来，手得抓住向外打开的窗框，待双脚缓缓伸到墙头，踩实了，双手方始松开。如果手一松，就有重心不稳，从墙头跌落头破腿折之虞。但那时看了大量武侠片、战争片，居然也同喝了酒一般有壮胆的功效。从墙上跳下，就是电影院的内道坦，那里有一座公厕。我们装模作样进了厕所之后，就跟随大人，掀开厚重的布帘，随同一道光掖入黑洞洞的放映厅。
仍然记得那位长着一副紫脸、说话带酒气的检票员，人们都喊他存义伯。当这个名字被人重提时，我的记忆就将与之呼应：于是，那些逃票的经历、被手持电筒的查票员逐出的场景就再度浮现了。在这条街上，我没有必要记住那些闪耀光环的名字，也没有理由忘掉那些同尘埃一并消散的名字——它们总是在某一时刻，跟我记忆中的某个背景联结在一起，跟一个地址、一部电影、一种声音、一种气味，等等，联结在一起。 也许我们这一群人并不喜欢看电影，而是喜欢在黑暗的放映厅里跟检票员展开一场敌进我退式的游击战。随着电影院中声波的震荡，我们的心跳会一点点加快，脚步在黑暗中也会变得凌乱而急促。在这种不安的游荡中，我们感受到的刺激和快乐要远远超过看电影所带来的愉悦。检票员若是疲于追逐，這一场电影对我们来说似乎是索然寡味的。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当屏幕上的日本兵正举着刺刀、猫着腰进门搜索一名逃逸的游击队员时，底下的黑暗中突然发出一个女人的尖叫，这一富于戏剧性的插曲，让底下的观众都把目光转向了那个尖叫的女人。检票员的手电筒跟城头的探照灯那样循声扫射了一遍，发现目标，随后就到。那个尖叫的女人转而低声诅咒了几句，旁边的观众也跟着发出了哧哧的笑声。检票员走过来，咋呼了一句，观众也就安静下来。对于我们来说，日本兵是否找到那名游击队员并不重要，我们所关注的是，底下那个女人为何会突然发出尖叫。在电影院里，我们偶尔也能看到一对男女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嘴里发出一种吸吮的声音。他们吸吮的，仿佛是黑暗中某种隐秘的汁液。
当然，我们也有被检票员揪出电影院的经历。那时候，我们就会在电影院门前的院子里闲荡。电影院西面有一间台球室和弹珠游戏室、一间门面不大的冷饮店。一些社会青年和中学生模样的人就在这一带转悠、消磨。我们的口袋里没有零钱，玩不起台球或弹珠游戏，只能站在玻璃橱窗前无所事事地看手绘的电影海报，模糊的人影与海报上的英雄人物叠印在一起，仿佛也成了电影里面的一个人物，在看电影的余绪的隐隐触动之下，便引发了短暂的幻想。那时候，但凡我的口袋里还装着几枚铅角子，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来到书摊前——那是另一种可以让人安静下来的游荡。
白天的时候，道坦里摆着三四个连环画（本地人称为囡儿书）书摊。书摊与书摊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唯有那些标上记号的小方凳做了大致的区别。我自然不知道坐守书摊的老人叫什么名字，小孩子们都管他们叫阿公，我也跟着这样称呼。摆书摊是赚不了几块钱的，这些大抵生于清末民初、经历过世乱的老人不过是借这道坦角，聊且度过一个安宁的晚境。在孩子们的眼中，一天是足够漫长的，我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在一张竹椅上一天接着一天地枯坐下去。据说早些年他们的书摊就设在轮船埠头（等船的人无聊时会坐下来翻翻这些连环画），航运业衰落后，书摊就转移此处。地点变了，书摊如故。也许在他们看来，昨天和今天没有什么区别，今天和明天也没有什么区别。夏天的时候他们手里有一把扇，冬天的时候他们手里有一个铜制暖具，在任何时候他们膝边总是少不了一个搪瓷茶缸。他们是散淡的，安命的。午后时分，他们的眼皮会耷拉下来，显出一副惫懒的样子，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总是带着散漫的专注看着四周的一切，或是收回目光，做沉思状，以至你可以看到老人自溺于记忆的旋涡时眼神中流露的茫然。
看一本连环画的价钱是两分钱。若是想看一本颇为抢手的新书，就得多付几分钱。周末或放假的时候，我喜欢把父母给我的零花钱花在看连环画上。我通常选择下午时间逛书摊，那个时辰，早市已告结束，道坦里的阳光也已敛迹，在一大片阴凉的地方看书也不觉着刺眼。一群跟我一般大小的孩子围绕着书摊，坐在小方凳上，手中捧着一本连环画，安静得就像是坐在池塘边钓鱼。至于翻书的声音、隔壁台球碰撞的声音，以及别的散碎的声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我来说，小小的书本在冬夏间给人带来的温暖与清凉是火炉与蒲扇所无法替代的。仿佛让我入迷的，不是书本身，而是周遭营造起来的氛围。一个幻想领域通过一本巴掌大的连环画、一张小板凳、一片可以骑着自行车跑上一圈的道坦，向更宽阔处扩散。现在想来，那种痴迷劲儿仿佛是楔形的，可以一头扎进去的。抬头时，每每看到头顶的一角深蓝和跃上屋顶的一束红光，我就知道太阳快要落山了。一块光裸着的水泥地上已经铺上了一层青灰色的阴影，若有水汽敛集。晚风带来了阵阵凉意，书摊上的纸张便跟树叶一样，瑟瑟作响。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时候街头的乞丐和疯子特别多。一些人是有名字的，另一些人是没有名字的，还有一些人有一个算不上名字的名字（或许只能算半个名字）。
本地有句俗语：邋遢的行贩，勤力的丐儿。先说“邋遢的行贩”。大会堂一带，我时常看见一个穿着一双破旧的解放鞋，衣裳上尽是灰土与水渍的侏儒，一路上总是有气无力地叫卖着衣裳夹。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白石镇上的人，因此人们都唤他“白石卖衣裳夹的”。也有人戏称他为“日昼影”（正午的影子）。我们都把他当作小孩，其实他那时已有三十多岁了。他只有五六岁的孩童那么高，但他不喜欢跟孩子们玩在一块。他有两条孩童般细短的腿和一张只有成年人才有的愁苦的面容。有一回，我在一条小巷子里瞥见一个小孩子正蹲在地上，把玩一个草编的小玩意儿，走近一看，才知道是那个“白石卖衣裳夹的”。他十分慌乱地收起那个小玩意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他虽然还有一颗童心，但他决不允许别人把他当小孩子看待。不过，街上也有些大人无聊的时候偏偏喜欢拿他当孩童打趣，他们会从门槛内小凳子上探出头来向他招一招手：，过来一下。“”在温州方言中指小孩。可念平声，也可念去声。念去声时，声音短促，带有一丝轻蔑。但“白石卖衣裳夹的”会在门前静立片刻，用讥讽的口吻做出了回应：哎呀，这位先生公，你眼眶里长的全是肉吗？你再仔细看看，我这年纪都跟你大（爹）差勿多。
“勤力的丐儿”如阿宝，能拉点二胡，人们都叫他“拉胡琴的阿宝”。他每天会在固定的时间出来讨饭，走的是固定的街道，拉的也是固定的曲子，但阿宝在一个月内决不会在讨过的人家门口再讨，他每回讨的是九分，多一分也不要。如果你给他一毛，他会还你一分。阿宝总是这样对人说：讨饭要有讨饭的规矩。然而，要是碰到爱理不理的人，阿宝就会在门口重复拉一支曲子，直到你心烦意躁，给钱打发为止。阿宝从一条走到另一条街，每天只是讨几家饭，可敷一日三餐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很长一段时日，街上没响起阿宝的琴声，人们料必会寂寞的。
还有疯子。疯子叫石宗（读音），头大，肚子滚圆，看起来像个弥勒佛。他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类疯子不一样，脸是白净的，穿着也清爽。我之所以知道石宗其人，是因为有人用这个名字给那些白白胖胖的小孩子起绰号。听说石宗原本是个数学高才生，算盘可以高置头顶拨打，“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晓得受了什么刺激，精神失常，之后就流落街头。有一回，石宗来了，街上有人恶作剧，竟故意放出狗来，对着他狂吠。石宗像躲避一场暴雨那样抱着头仓皇逃离，鞋子都掉了一只。但石宗真是不长记性，过一阵子他又来到那个被狗撵过的地方。街上也有人可怜他，施给他一点粥饭什么的。小时候我还不知道疯掉究竟是怎样一种概念，感觉疯子同乞丐一样都是人世间的可怜人。 还有一个很文静的疯子，时常在向阳路一带晃荡。他只有三十来岁，戴一副老式玳瑁眼镜，伛偻着背，从背影来看像个小老头儿。听父母说，这人刚出道时，有位算命先生说他人中短平，嘴小唇薄，是一种短命相。这人在家里躺了一阵子就疯掉了。用本地人的话来说，他“有点想不通”。其结果是，他疯掉之后就在家里待不住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就在教堂四周的大街小巷里做圆周式的游走。在这个疯子的眼里，时间也许就是圆形的，空间也是圆形的。他只是像手表里的指针那样，沿着既定的路径循环往复。多年后，我读到法国诗人普列维尔的一首诗《回乡》，说是有个布列塔尼亚人回乡时一直有件事萦绕脑际：小时候，他叔叔预言他将来会死在绞架下。之后那些年，他不敢做任何事了。他回乡之后，找到了叔叔，把他弄死了。后来，此事被人发现，他果真上了绞架。不过，我所见到的那个疯子的结局倒是没有那么悲惨。他在教堂一带转了一圈又一圈之后，有一天突然走进了教堂，被信徒们所接纳，他们说，他在软弱的时刻得了信靠。
直到现在，我们镇上的老居民说起这些人还能讲述一些零星趣事。可是，他们不会记得一个游荡的少年。
在那些记忆般交错的街巷里，我不知游荡了多少年。有一天，我终于独自一人走进了向阳路的教堂。我只是在无聊或痛苦的时候，来这儿走走，听那些站在台上的人讲些什么。我总是双手空空而来，双手空空而归，从来没带过一本《圣经》。我不会像那些渴望被圣灵充满的教徒一样，总是大声宣告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有罪的人”。他们相信自己通过忏悔和祷告，身体会变成一棵繁茂的树，眼中会闪烁出果子般纯净的光辉。而我没有。面对至高的虚无，我只能茫然以对。在姐姐的引领下，我几度试图融入他们当中，但内心深处始终没有腾出一块空地接纳神灵。有那么一刻，我在基督徒中间坐久了，就会觉着有一种叫作灵魂的东西突然跳到跟前，注视着我，要跟我说话。但我试图跟它走得更近时，又会下意识地退缩回来。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是否还在别处游荡。尽管如此，我还是记下了教堂里常听的几首歌：
《日光之下》
《奇异恩典》
《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每当我想起你》
我曾用口琴吹奏过这些歌曲。我的舌头比我的心灵更直接地触及宗教的不言之教，但我并没有体味到信仰给我带来的激荡与溫润。二十七岁那年，我从报社辞职之后，情绪一度十分低落。那一年圣诞前，母亲要去教堂排练节目，我陪她同往。母亲跟一群老年人上台排练合唱时，我就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像是一株无人照拂的草本植物，正要接受一粒阳光的细小抚慰。那时，有一群穿着白衣的青年信徒从我身边走过，其中有两位就是我的中学同学。他们要拉我上去一起唱，可我再度退缩了。即时涌现的一种想法是：我不过是一个碰巧坐到他们中间的局外人。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对他们释放的种种善意既不拒绝也不接受。那天，他们献唱的是赞美诗《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里面有几句歌词我倒是一直牢记在心：
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或遭遇生活苦楚。
但那位养活麻雀者，
他必然也看顾我。
我不知道那位养活麻雀的神后来是否也看顾那个“在头顶打算盘的石宗”“拉二胡的阿宝”“白石卖衣裳夹的”，以及那个绕着镇子游走的无名者。许多年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了——他们也许是老了，走不动了，也许是到别处去转转了，也许呢？是死了。
我家不在柳市街上，而是在一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子。村上没有教堂，却有两个聚会点。一个是基督教聚会点，一个是天主教聚会点。我所居住的“双退屋”后面一“退”宅院里，聚居着几户天主教家庭。有一回，我在那个院子里写作业时，一位同学的姐姐突然问我，你是信什么的？我说，信耶稣。我又问她，你信什么？她指着墙上的圣母马利亚像说，信耶稣，也信耶稣的妈妈。在她眼里，马利亚是世界上让所有人爱的女人，而耶稣是让所有人爱的男人。
在孩提时代，我曾经想象过神的模样。他应该是头发花白的，穿一件白色长袍，目光仁慈，说一口流利的本地话。也许他会化身为一个乞丐，一个流浪汉，在街头闲逛。也许我曾经跟他在街角打过照面，而我却浑然不知。
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想去寻找苏慧廉当年捐建的那座老教堂的遗址。他在Google地图上搜索“柳市镇向阳路”的地名时，却没有搜到相应路线。因此，就让我带路。那里的道坦已被杂乱的简易房占据，出口处街屋夹峙，无法通车，因此也就有意无意地被人忽略了。那棵大榕树依旧孤立街头，仿佛在世外。向阳路20号的大会堂早已丧失了当年作为标志性建筑的荣光，而今就像一个孤独无依的空巢老人，蜷缩老街一隅，被一根链条锁住的铁门上写着一行红字：D级危房，严禁住人。边上的教堂已迁至别处，进入院子，铁栅门也是紧闭着的，一条老狗伏在一扇白漆剥落的门下。斜对门就是“三座屋”，从左边的窄门进去，过道幽深，依旧能闻到老木头的陈腐气息。有一幢楼像是被剑齐生生劈掉一样，露出寒碜的内景。绕屋一圈，从右边的窄门出来，脑子里还会浮现往日那种充满烟火气的场景。在向阳路上来回走一遍，只见到几个曳步蹒跚的老人，和摩托车驶过后一道发光的尘埃。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条巷子比记忆中的要短，那个道坦比记忆中的要小，仿佛整个向阳路的尺寸比三十年前缩小了不少。
天色将晚，这块在Google地图上呈现为空白的地方，显得如此静穆。一抹照在屋顶那个木制十字架上的阳光为我的记忆平添了清晰而广阔的背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礼拜天下午，一个游荡的少年就是从对面的巷子里缓缓走出来，他的双手是空荡荡的，他的内心也是空荡荡的。市声弥散的一天宣告结束，尘土气味渐渐淡了下去。那些做完礼拜的人手持《圣经》穿过大街，他们的面容在暮光的映照下无比安详。
记忆最深的是向阳路老教堂（本地人称为耶稣堂）。环绕它的，大都是一些铅灰色老房子，有的门台上镌刻着“以马内利”四字，显然是基督徒聚居的所在。老教堂看上去像是一座粮仓，门台简陋，礼拜场所不大，两边有辅楼数间，木石结构，漆白。内有小筑，旧称三一阁，花窗尽毁，几根瘦骨伶仃的梁柱却依旧透着一股韧性。它的旧主人是晚清一位长年吃斋礼佛、写得一手好字的吴姓乡绅。无论之前有人读佛经，还是之后有人读圣经，似乎总有一些庄严圣洁的东西在这里被人默默存守。赶上礼拜天，祖母或母亲会带我去教堂听道。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一会儿低下头来闭上眼睛，跟一个看不见的神说悄悄话，一会儿又抬起头来齐声合唱——当歌声四散开来的时候，你会感觉教堂顿时像田野一样宽广而明亮，你能看到与水天相融的稻田，看到飞鸟与牛羊、荷锄归来的人，甚至能闻到一股混杂在河风里面的青草气息。我在小小的教堂里面也是喜欢四处走动，爬到一个阴暗、逼仄的阁楼，摸摸书架上那些砖头般厚重的经书。每回听到人们齐声高呼“奉主圣名，阿门”，我就知道，祷告结束了。人们从耶稣堂里出来之后，这条街慢慢变得寂静，天空也归于静穆。于是我就相信，有一个神，从太阳的角度俯视白昼的喧哗，从月亮的角度俯视夜晚的岑寂。
曾在一本书里看到这样一则笑话。甲问：你是否信仰上帝？乙答：是的，在我上教堂的时候。在我们村上，有些妇人在礼拜天上午刚刚跟人恶言相向，转眼间就夹着《圣经》，走出家门。路上有人问，去哪里呀？她总是带着貌似虔诚的口吻回答，去教堂“听道”。也有的，刚从教堂回来，就把横竖看不惯的人当畜生来骂。骂声震天，也不怕上帝听到。不过，大多数人从教堂出来时面目都是平静的，至少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还是记念基督的好的。
我们一家改信基督教，是因为叔叔。据我父亲说，我叔叔年轻时，突然患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祖母把他送到一位牧师家救治，几个月后，叔叔的怪病就治愈了。他们都说，我叔叔是耶稣救活的。所以，父亲一家就改信耶稣。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叔叔出道了。他身体壮硕，力道过人。教会里的人称他为“弟兄”，道上的人则称他为“兄弟”。叔叔年轻时凭借一身力气，在我们镇上称雄。八十年代初，叔叔家发生了一起血光之灾，他算是侥天之幸，没被仇家一刀砍死。从此，我们家就益发笃信基督教了。祖母总是说叔叔心中有一个撒旦，只有上帝可以将它驯服。祖母上教堂时也没少给叔叔做祷告，恳求上帝多担待点儿。有一回，我在教堂门前的向阳路上，亲眼看见一个中学生模样的人手执西瓜刀追杀一个小贩。那个小贩正要跑进教堂时，就先吃了一刀——那一刻，我想到的是叔叔被一群人围困双手鲜血淋漓的场景——那人掌背上的皮肉像钱包的拉链那样拉开，鲜血尚未喷出之前，可以看到里面白色的部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人的表情十分怪异，在原本应流露痛苦神色的时刻，他却咧嘴笑了一下。这就让人有些纳闷了，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才明白，人在恐惧中有时也会发笑。那种表情也许不算发笑，而是类似于发笑的抽搐。那个小贩一头跌进教堂，坐在地上。让我感到恐惧的，不是那人的伤口，而是他那诡异的笑容。当那名持刀者站在院子里，用手中的刀发出恐吓时，一位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衫的牧师走了出来。他没有说话，只是看着那个持刀者，直到他转身离去。这时候，几个信徒围拢过来，为那个受伤的小贩包扎伤口。牧师站在他面前，目光热切，仿佛只要你愿意跟他静静地对视，这道目光就会穿过你的眼睛，直抵内心深处，像阳光一样盘在那里。
老教堂所在的地方是本镇一条叫向阳路的小巷。在我童年记忆中，每一条巷子都比现在要长，以至让人感觉时间也是这样静静地延伸下去的。那时我独自一人走出一条幽暗的巷子来到豁然开朗的大街后，猛然对着陌生的阳光打一个喷嚏，心里就会有一种小小的莫名的快乐。而现在，当记忆沿着向阳路——这条六尺余宽的小巷深入进去，就会有一些熟悉的人与事从另一头（时间的深处）朗然呈现。教堂对面是一座吴姓大屋，这一堵墙与那一堵墙、这一片瓦与那一片瓦之间，仿佛有着内在的、命运般的联系。这座大屋与周边两座已经毁掉大半的大屋原本是合为一体的，本地人称为“三座屋”。我父亲的一位堂姐（按辈分我得管她叫姑妈）就住在其中一座大屋的深处。那里有一个道坦，一块长条状的废弃的天空。有一回做完礼拜，父亲带我从后门走进“三座屋”：穿过门台、披舍、过道、天井，然后就在幽光闪烁的地方停住，敲门，有人应声，门“吱呀”一声打开，有人出来，把我们请进屋里，感觉像是突然跌进另一个世界。手触墙皮就有粉末掉落的老房子，雞冠花前的花白头发，脚一踩就嘎吱作响的楼梯，里面像是蜷伏着一团阴影的阁楼，以及阁楼里传出的老人的咳嗽声，都会让人不敢久留。在那样一座老宅，即便有什么声响蓦地砸进黑暗，也同石头落入池塘，四周传来一阵微细的窸窣声之后，很快就会恢复宁静。
与老教堂相邻的便是大会堂，建于一九五九年，方方正正的，从外形来看是对苏联建筑的拙劣模仿。当太阳照过来的时候，大会堂朝南的墙面仿佛一张刚刚转过来的脸，充满了柔和的光辉；你此时仰望两扇窗户，就仿佛看到了一道同样柔和的目光。门前有两根粗壮的石英柱子，法相庄严，与南面一株大榕树隔屋相对。我的记忆并没有出现偏差，大会堂和树在一条线的两端，相隔大约一百多步。这一带的人跟人约见，要么说是在大会堂门口等，要么是说在大榕树下等。这株大榕树的存在意味着，这一带从前会是一条小河，河被填埋，变成了一条大马路，世事流转，榕树依然晏坐街头，垂临川流不息的人群和一条不存在的河流。 事实上，大会堂的前身便是英国传教士苏慧廉用三百多银圆捐建的教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群无神论者把老教堂夷为平地，然后建起了一座大会堂，在竖立着十字架的地方安放了一个柠檬黄色的五角星。如果说，教堂的基石是信仰，那么，大会堂的基石则是权力。有时候，权力看上去比信仰更稳固永久。这座笨重的建筑在整整三十年间承载了各种功用：批判大会、政治报告会、联欢晚会、戏曲表演专场、放电影、放录像。喧嚣之后它又归于空寂，很多年间，它就闲置在那里。只有一小束阳光以渗透的方式穿过窗户，照亮二楼室内的一小部分空间，可以想象，在那个阴阳昏晓割据的王国里，老鼠或臭虫偶尔会跑出来，接受外界光线的拜访。有一回我经过向阳路20号，里面传来了悠远的琴声，一座无形的教堂仿佛要在那一刻取代了有形的教堂。当大会堂丧失了所有的功用之后，它又变回教堂。它的外在形式即便不是教堂，但它已经慢慢收回了一百多年前那座教堂的静穆——大会堂的归属权交还教堂之后，这种静默的力量更是让宗教的氛围在此一点点聚合起来。夜深人静的时候经过大会堂，我会有这样一种幻觉：那座古老的教堂会从无形中膨胀开来，撑破大会堂的水泥外壳，在广袤的黑夜里长出它的廊柱、拱门、利剑般的尖顶。
巧合的是，老教堂的建造时间同那株大榕树的种植时间是差不多的，它们就像两个没有任何关系的量子，在一条线的两个点上突然有了某种可以相通的东西。老教堂被人彻底毁掉，树却幸免斧斤，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神更眷顾自然界的生灵。
大会堂前的向阳路，东与后街相邻，西与女学堂相接，北与供销社、里屋相通，南与横街平行。那些新旧交错的建筑立面可以看到时间层层叠加的痕迹：民国的粉壁上或许会露出一根晚清的木柱和柱础；一堵斑驳的、岌岌可危的高墙上或许还残留着字迹；还有一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涂鸦、九十年代游医广告以及其他一些手机号码。那些墙壁上的文字和图案在风雨中日渐斑驳、漫漶，直至风化剥落，但我感觉它们的消失就是渗透到墙皮里面，返回到往昔的时间。直到现在，我经过那里时，只要听到远处传来叫卖的声音，一条灰暗的老巷便会突然出现在阳光一样涌现的记忆里。在这里，每条巷子都联结着白昼和黑夜：夜晚时分那些古老的建筑与内部交横的阴影湮没了人们，直至破晓时分，巷子穷尽黑暗，仰承天光倾注。彼时，夜晚的气味还留在晨风中、人们互相问候的声音中。大约在八九点，阳光所照之处，人群开始涌动，仿佛可以把巷子两边所有的建筑都向后推开。大会堂前面是一个道坦，人们可以通过四条小巷从四个方向会聚到这里。因此，这个道坦看起来就像是江流汇合的港湾。四周分布着低矮而古旧的建筑，站在道坦中心能看到天空的四个角。日光之下，那些一动不动的屋宇和旦暮之间移动的影子，充斥着无尽的喧哗与骚动。一个时常在街头晃荡的人每天至少得把“饭吃罢也未”这句问候语说上七遍，如果七遍不够，那就说七十七遍吧。在我的记忆中，那个年代留胡子的老年人仿佛特别多，大概是因为自己年幼，把过了五十就留胡子的人也都归类到老年人中去了。冬日清晨，他们总是一成不变地坐在墙皮泛黄的角落里，下午则换一个方向继续晒太阳，他们默默地看着道坦里走来走去的人，以阶前滴水檐的影子来度量这一天的时间。
在向阳路附近设摊开店的，大都是四乡八里来的，一条老街也因此有了乡野的气息。一大早，一些人带来了零星的农产品。人群近乎凝滞地浮动，黑白是对襟布褂、蓝灰是中山装、红绿是裙子。土豆、柿子、大头芥、盘菜，等等，散落在地摊间，有些还连泥带土的。质朴的东西，太阳照照，都是好看的。
深秋时节，父母临时起意，要在电影院前一块隙地占一个小摊子卖柿子。父亲当过一家工艺厂的副厂长，在村子里也算是有头脸的人物，突然抛头露面做起小买卖来，脸上有点磨不开。但那阵子，他那家工厂关门整顿，工资停发，加之我又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病，对他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贴补家用，他也只好屈尊或做出一副屈尊的样子了。他在道坦上把箩筐一撂，就算是摊子了。那时，我沉浸在秋日的干爽空气和柿子所带来的甜润气味中，并没有察觉到父母做起小买卖来有多难堪。通常情况下，他们轮流站摊。父亲总是站在离摊子几米远的屋檐下，抄着手，懒洋洋的，看起来好像是在那里晒太阳。如果有熟人来了，他会转过身去，装作没看见。过了几天，他就变得跟边上的小贩一样老眉老脸了，看见熟人也不避讳；见了陌生人，就吆喝一两声：“青田柿，青田柿，柿子柿蒂可是歪的。”据说“青田柿”的柿蒂长得越歪，柿核就越少，果肉也就越甜。就这样，父母的吆喝声也汇入整条街市飘满灰尘的吆喝声中，响成了一片。那条街上（如果道坦也算街的一部分的话），还有一些人，是用道具招呼生意的，比如，打小铁的师傅会手执一串铜片什么的，拍打出一种有节奏的哐啷哐啷声；卖绡客（类似货郎）手里会摇着拨浪鼓，发出咚隆咚隆的声响；卖肉的会一边挑着担一边吹牛角，发出一种沉闷而悠长的声音：嘟——嘟——嘟——，我们听到这些声音，就知晓他们是干什么营生的。父亲和母亲就是靠嘴一个劲儿地吆喝：青田柿，青田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这世上所有的柿子似乎都出在一个叫青田的地方。卖柿子就跟端午前卖粽子一样，是短期生意。柿子卖不掉，就会烂掉（除非去皮捏扁，做成柿饼），因此得赶紧叫卖。我已不记得柿子究竟卖得怎样。那时我就站在他们身旁，时常听得摊子前买卖双方的嘴里蹦出一些字来：秤尾高了，摊主就说“鲜”；秤尾低了，顾客就说“软”。这两个字大概也算是切口吧。那时候，镇上几乎没有说普通话的人。一种方言统治了这里的一切。在市场价格涨落不定的时刻里，一种基于方言的信任和亲近是必不可少的。老街旧巷浮现的陌生面孔，只要融入方言中去就能迅速变成熟人。而方言之間的微小差异或许会让秤子失去准确度、价格出现波动。我喜欢这种由方言与乡气交织而成的市声。清早时分，会有一种讨价还价的声音渗透了懒洋洋的阳光，在街头巷尾弥漫开来；中午或午后时分，鱼贩子沿街吆喝的声音显然要比上午多添了几分焦虑；而黄昏来临时分，一层凉薄的阴影铺满街市，偶尔会响起几声拖曳着乡野情调的吆喝，悠悠忽忽飘过层层瓦屋落在东边空茫的河面。做完一天的买卖后，父亲遵照医嘱把我背到柳市卫生院，在那里挂点滴。直至更深夜静时分，父亲又背着我从卫生院出来，街头竟是那样凄清，有着挑檐的店铺把白日的傲气稍稍收敛了一下，躲进一团黑暗，只有寥寥几个行人在一排老房子的暗影中穿行，让人想起那些在深蓝色晚空与黑色屋顶间低飞的燕子。深秋的夜晚，不知道哪条巷子里会陡然响起一阵呜呜的风声。很难想象，这里在短短几个小时前还是一片闹市。我和父亲穿过一条狭长的老街和一片刚刚收割过的田野，回到家里，整个过程像是穿过一个梦境。 父母赚了一点钱之后，就在大会堂附近的一条巷子里开设了一家糖果店。糖果以结婚喜糖为主，有散装的，也有袋装的，在几块木架支起的排门板上归置，沿着小道坦呈马蹄形摆开，人在中间，可以左右支应。除了结婚喜糖，糖果店也兼卖花生糖、芝麻糖、炒米糖、枇杷梗、糖糕干、百子糕、白象香糕等，这些都算是地方特产。此外还兼卖一些应季的伴手礼，如中秋时节卖五仁饼、三锦饼，过年时节卖荔枝、桂圆。没事的时候，父亲就坐在店门口，用纸蓬把荔枝桂圆包成元宝状，然后在上面贴一张俗称“招头纸”的红纸，上面通常写着四字吉语，很有些喜气。逢年过节的时候，生意最是繁忙，父母分派给我的任务就是监视每一个可能偷糖的人，虽然我自始至终都一无所获，但我的职责迫使我必须怀疑每一个环绕糖果摊走动的人，甚至怀疑他们在地上游移的影子。我自然不会偷糖吃——在糖果的重重包围中，我小小年纪就已丧失了对甜食的嗜好。不过，我也有慷慨豪爽的一面，从小就喜欢拿出自家的好东西与人分享，父母开设糖果店我没有理由不给人分糖。
自从有一天，我把一颗糖分给一个哑巴之后，不曾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错误。哑巴从哪里来，我并没有去追问。这条街上没有一个他需要呼唤的名字，也没有人在傍晚时分喊他回家吃饭。他仿佛是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孩子，有时他過来跟我玩，有时就跟自己的影子玩。那天，我偷偷递给哑巴一颗糖，哑巴把糖含在嘴里，嘴角立时绽出了甜蜜的笑意，仿佛一枚石头丢进池塘之后，就有水波随之荡漾开来。哑巴吃完糖，意犹未尽，伸出舌头在糖纸上舔了一圈，一圈不够，又舔了一圈。那一刻我有一种错觉：哑巴的舌头是否要比常人短？第二天，哑巴给我带了一本连环画。看完之后，我再次送给哑巴一颗糖。从此，哑巴就把我当作朋友。哑巴与我以糖易书，可见友谊也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有一次，哑巴给我带来了三本连环画，但我仍然只给他一颗糖。哑巴就用鄙夷的目光看着我，在他眼中，我这糖果批发商的儿子似乎有点抠门。后来，我在大会堂门前的书摊上看到哑巴被一个老人抓住审问，我就知道出了什么事。
那个时候很多孩子的膝盖上都有一块或两块以上的圆形伤疤，脸上有一块或两块以上的白色斑块。这两样东西就是小混混们的标志了。当然，这两样东西哑巴和我都有。但我算不上小混混，充其量只是街头一个无名的游荡者。除了哑巴，我在这条街上还结识了一些跟我年龄相仿的伙伴。我跟他们若即若离，从来没有打成一片。因为他们知道我不是本街人，有意无意地对我有些排斥。我有时会夹杂在那些啸聚街角玩纸牌的少年中间，有时会站在台球桌边上，看一个手臂刺青的人撅着屁股用一根触须般的木杆捅那些颜色不一的小圆球。更多的时候，我喜欢独来独往。我熟悉每一条曲折隐秘的巷子、每一道墙壁上显露的裂痕，以及每一个晃荡的闲人。
有一天傍晚（也许是午后），我在大街上晃悠时，迎面突然走来了一群面涂油彩、身着戏服的人，如果四周没有花花绿绿的广告牌和那些穿现代服装的围观者，我会疑心自己突然闯入了某个古代王国。走在前头的，便是我父亲的拜把兄弟姜叔叔。他身形肥硕，肩上搭着一条毛巾，一双大脚趿着一双人字拖，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紧随身后的便是帝王将相、书生小姐什么，他那模样既威风，又有几分滑稽。我好奇，就尾随一众，来到姜叔叔家。姜家在电影院边上的一条巷弄里。一栋三层楼刚造好，屋顶赫然刻有四字：一九八四。而在一九八五年的夏天，在那个透着凉气的水井边上，我曾把一张脸贴在一块予人清凉的白色瓷砖上。这就是姜家那座新房子留给我的最初印象了。
姜家世代与江湖艺人结交，在我们镇上是出了名的。但凡外头有唱鼓词的、唱门头曲的、唱戏的，来到我们镇上之后，大都要到姜家拜个码头。在我印象中，姜叔叔十分好客（他那张圆而红润的脸总是带着自家门口那副春联的喜气），朋友来了，就呼儿去买酒。他家有自酿的烧酒（装盐水瓶里的白眼烧），去店里买的，自然是啤酒。有一回，小姜招我同去。到了小卖部，他说了句“一打啤酒”，就掏出几张皱巴巴的、带有污迹的钞票。老板转身就在玻璃柜台上排出十二瓶双鹿牌啤酒。看样子，小姜是常来这里买这种牌子的。那个年代的啤酒除了本地的双鹿牌，只有青岛牌。小姜顺便用找回的零钱买了三颗牛奶糖，一颗给我，一颗给自己，还有一颗不知道要留给谁。小姜一边嚼着糖，一边问我，提得动？我看着地上一排溜啤酒问，这么多，怎么提？小姜做了个示范的动作：蹲下，腋下各夹一瓶，双手各提两瓶，然后起立。我也照他这么做，但起立的时候，双腿就迈不动了，生恐啤酒滑落。小姜很惊讶地问，大人从来没让你买啤酒？我摇了摇头。小姜再次蹲下，放下啤酒，依次在上衣的大口袋里各放一瓶啤酒，然后是腋下各夹一瓶，双手各执两瓶。而我提着四瓶啤酒，跟在他身后，慢吞吞地走着。那时候，我突然觉着，小姜比我高出了一个头。
我至今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跟小姜有了交往，也许只是为了便于逃票看电影吧。姜家跟电影院只有一墙之隔。我们从他家二楼窗口爬到围墙上，再从围墙上跳下来，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姜家二楼有一挺机关枪，油光锃亮，我每回经过，都要多看一眼。姜叔叔当过地方民兵，身上有丘八气（这点从他跟人见面时或是在猜拳之前习惯行个军礼就能看得出来），可我不知道，他家里为什么会藏有这挺机关枪。触摸了它的钢质表面之后，我就有一种去干一件坏事或犯点小错误的冲动。比如，翻墙看电影。
从二楼的窗口爬出来，手得抓住向外打开的窗框，待双脚缓缓伸到墙头，踩实了，双手方始松开。如果手一松，就有重心不稳，从墙头跌落头破腿折之虞。但那时看了大量武侠片、战争片，居然也同喝了酒一般有壮胆的功效。从墙上跳下，就是电影院的内道坦，那里有一座公厕。我们装模作样进了厕所之后，就跟随大人，掀开厚重的布帘，随同一道光掖入黑洞洞的放映厅。
仍然记得那位长着一副紫脸、说话带酒气的检票员，人们都喊他存义伯。当这个名字被人重提时，我的记忆就将与之呼应：于是，那些逃票的经历、被手持电筒的查票员逐出的场景就再度浮现了。在这条街上，我没有必要记住那些闪耀光环的名字，也没有理由忘掉那些同尘埃一并消散的名字——它们总是在某一时刻，跟我记忆中的某个背景联结在一起，跟一个地址、一部电影、一种声音、一种气味，等等，联结在一起。 也许我们这一群人并不喜欢看电影，而是喜欢在黑暗的放映厅里跟检票员展开一场敌进我退式的游击战。随着电影院中声波的震荡，我们的心跳会一点点加快，脚步在黑暗中也会变得凌乱而急促。在这种不安的游荡中，我们感受到的刺激和快乐要远远超过看电影所带来的愉悦。检票员若是疲于追逐，這一场电影对我们来说似乎是索然寡味的。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当屏幕上的日本兵正举着刺刀、猫着腰进门搜索一名逃逸的游击队员时，底下的黑暗中突然发出一个女人的尖叫，这一富于戏剧性的插曲，让底下的观众都把目光转向了那个尖叫的女人。检票员的手电筒跟城头的探照灯那样循声扫射了一遍，发现目标，随后就到。那个尖叫的女人转而低声诅咒了几句，旁边的观众也跟着发出了哧哧的笑声。检票员走过来，咋呼了一句，观众也就安静下来。对于我们来说，日本兵是否找到那名游击队员并不重要，我们所关注的是，底下那个女人为何会突然发出尖叫。在电影院里，我们偶尔也能看到一对男女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嘴里发出一种吸吮的声音。他们吸吮的，仿佛是黑暗中某种隐秘的汁液。
当然，我们也有被检票员揪出电影院的经历。那时候，我们就会在电影院门前的院子里闲荡。电影院西面有一间台球室和弹珠游戏室、一间门面不大的冷饮店。一些社会青年和中学生模样的人就在这一带转悠、消磨。我们的口袋里没有零钱，玩不起台球或弹珠游戏，只能站在玻璃橱窗前无所事事地看手绘的电影海报，模糊的人影与海报上的英雄人物叠印在一起，仿佛也成了电影里面的一个人物，在看电影的余绪的隐隐触动之下，便引发了短暂的幻想。那时候，但凡我的口袋里还装着几枚铅角子，我就会毫不犹豫地来到书摊前——那是另一种可以让人安静下来的游荡。
白天的时候，道坦里摆着三四个连环画（本地人称为囡儿书）书摊。书摊与书摊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唯有那些标上记号的小方凳做了大致的区别。我自然不知道坐守书摊的老人叫什么名字，小孩子们都管他们叫阿公，我也跟着这样称呼。摆书摊是赚不了几块钱的，这些大抵生于清末民初、经历过世乱的老人不过是借这道坦角，聊且度过一个安宁的晚境。在孩子们的眼中，一天是足够漫长的，我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在一张竹椅上一天接着一天地枯坐下去。据说早些年他们的书摊就设在轮船埠头（等船的人无聊时会坐下来翻翻这些连环画），航运业衰落后，书摊就转移此处。地点变了，书摊如故。也许在他们看来，昨天和今天没有什么区别，今天和明天也没有什么区别。夏天的时候他们手里有一把扇，冬天的时候他们手里有一个铜制暖具，在任何时候他们膝边总是少不了一个搪瓷茶缸。他们是散淡的，安命的。午后时分，他们的眼皮会耷拉下来，显出一副惫懒的样子，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总是带着散漫的专注看着四周的一切，或是收回目光，做沉思状，以至你可以看到老人自溺于记忆的旋涡时眼神中流露的茫然。
看一本连环画的价钱是两分钱。若是想看一本颇为抢手的新书，就得多付几分钱。周末或放假的时候，我喜欢把父母给我的零花钱花在看连环画上。我通常选择下午时间逛书摊，那个时辰，早市已告结束，道坦里的阳光也已敛迹，在一大片阴凉的地方看书也不觉着刺眼。一群跟我一般大小的孩子围绕着书摊，坐在小方凳上，手中捧着一本连环画，安静得就像是坐在池塘边钓鱼。至于翻书的声音、隔壁台球碰撞的声音，以及别的散碎的声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对我来说，小小的书本在冬夏间给人带来的温暖与清凉是火炉与蒲扇所无法替代的。仿佛让我入迷的，不是书本身，而是周遭营造起来的氛围。一个幻想领域通过一本巴掌大的连环画、一张小板凳、一片可以骑着自行车跑上一圈的道坦，向更宽阔处扩散。现在想来，那种痴迷劲儿仿佛是楔形的，可以一头扎进去的。抬头时，每每看到头顶的一角深蓝和跃上屋顶的一束红光，我就知道太阳快要落山了。一块光裸着的水泥地上已经铺上了一层青灰色的阴影，若有水汽敛集。晚风带来了阵阵凉意，书摊上的纸张便跟树叶一样，瑟瑟作响。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时候街头的乞丐和疯子特别多。一些人是有名字的，另一些人是没有名字的，还有一些人有一个算不上名字的名字（或许只能算半个名字）。
本地有句俗语：邋遢的行贩，勤力的丐儿。先说“邋遢的行贩”。大会堂一带，我时常看见一个穿着一双破旧的解放鞋，衣裳上尽是灰土与水渍的侏儒，一路上总是有气无力地叫卖着衣裳夹。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白石镇上的人，因此人们都唤他“白石卖衣裳夹的”。也有人戏称他为“日昼影”（正午的影子）。我们都把他当作小孩，其实他那时已有三十多岁了。他只有五六岁的孩童那么高，但他不喜欢跟孩子们玩在一块。他有两条孩童般细短的腿和一张只有成年人才有的愁苦的面容。有一回，我在一条小巷子里瞥见一个小孩子正蹲在地上，把玩一个草编的小玩意儿，走近一看，才知道是那个“白石卖衣裳夹的”。他十分慌乱地收起那个小玩意儿，匆匆忙忙地离开了。他虽然还有一颗童心，但他决不允许别人把他当小孩子看待。不过，街上也有些大人无聊的时候偏偏喜欢拿他当孩童打趣，他们会从门槛内小凳子上探出头来向他招一招手：，过来一下。“”在温州方言中指小孩。可念平声，也可念去声。念去声时，声音短促，带有一丝轻蔑。但“白石卖衣裳夹的”会在门前静立片刻，用讥讽的口吻做出了回应：哎呀，这位先生公，你眼眶里长的全是肉吗？你再仔细看看，我这年纪都跟你大（爹）差勿多。
“勤力的丐儿”如阿宝，能拉点二胡，人们都叫他“拉胡琴的阿宝”。他每天会在固定的时间出来讨饭，走的是固定的街道，拉的也是固定的曲子，但阿宝在一个月内决不会在讨过的人家门口再讨，他每回讨的是九分，多一分也不要。如果你给他一毛，他会还你一分。阿宝总是这样对人说：讨饭要有讨饭的规矩。然而，要是碰到爱理不理的人，阿宝就会在门口重复拉一支曲子，直到你心烦意躁，给钱打发为止。阿宝从一条走到另一条街，每天只是讨几家饭，可敷一日三餐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很长一段时日，街上没响起阿宝的琴声，人们料必会寂寞的。
还有疯子。疯子叫石宗（读音），头大，肚子滚圆，看起来像个弥勒佛。他跟我们想象中的那类疯子不一样，脸是白净的，穿着也清爽。我之所以知道石宗其人，是因为有人用这个名字给那些白白胖胖的小孩子起绰号。听说石宗原本是个数学高才生，算盘可以高置头顶拨打，“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晓得受了什么刺激，精神失常，之后就流落街头。有一回，石宗来了，街上有人恶作剧，竟故意放出狗来，对着他狂吠。石宗像躲避一场暴雨那样抱着头仓皇逃离，鞋子都掉了一只。但石宗真是不长记性，过一阵子他又来到那个被狗撵过的地方。街上也有人可怜他，施给他一点粥饭什么的。小时候我还不知道疯掉究竟是怎样一种概念，感觉疯子同乞丐一样都是人世间的可怜人。 还有一个很文静的疯子，时常在向阳路一带晃荡。他只有三十来岁，戴一副老式玳瑁眼镜，伛偻着背，从背影来看像个小老头儿。听父母说，这人刚出道时，有位算命先生说他人中短平，嘴小唇薄，是一种短命相。这人在家里躺了一阵子就疯掉了。用本地人的话来说，他“有点想不通”。其结果是，他疯掉之后就在家里待不住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就在教堂四周的大街小巷里做圆周式的游走。在这个疯子的眼里，时间也许就是圆形的，空间也是圆形的。他只是像手表里的指针那样，沿着既定的路径循环往复。多年后，我读到法国诗人普列维尔的一首诗《回乡》，说是有个布列塔尼亚人回乡时一直有件事萦绕脑际：小时候，他叔叔预言他将来会死在绞架下。之后那些年，他不敢做任何事了。他回乡之后，找到了叔叔，把他弄死了。后来，此事被人发现，他果真上了绞架。不过，我所见到的那个疯子的结局倒是没有那么悲惨。他在教堂一带转了一圈又一圈之后，有一天突然走进了教堂，被信徒们所接纳，他们说，他在软弱的时刻得了信靠。
直到现在，我们镇上的老居民说起这些人还能讲述一些零星趣事。可是，他们不会记得一个游荡的少年。
在那些记忆般交错的街巷里，我不知游荡了多少年。有一天，我终于独自一人走进了向阳路的教堂。我只是在无聊或痛苦的时候，来这儿走走，听那些站在台上的人讲些什么。我总是双手空空而来，双手空空而归，从来没带过一本《圣经》。我不会像那些渴望被圣灵充满的教徒一样，总是大声宣告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有罪的人”。他们相信自己通过忏悔和祷告，身体会变成一棵繁茂的树，眼中会闪烁出果子般纯净的光辉。而我没有。面对至高的虚无，我只能茫然以对。在姐姐的引领下，我几度试图融入他们当中，但内心深处始终没有腾出一块空地接纳神灵。有那么一刻，我在基督徒中间坐久了，就会觉着有一种叫作灵魂的东西突然跳到跟前，注视着我，要跟我说话。但我试图跟它走得更近时，又会下意识地退缩回来。我不知道自己的心是否还在别处游荡。尽管如此，我还是记下了教堂里常听的几首歌：
《日光之下》
《奇异恩典》
《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每当我想起你》
我曾用口琴吹奏过这些歌曲。我的舌头比我的心灵更直接地触及宗教的不言之教，但我并没有体味到信仰给我带来的激荡与溫润。二十七岁那年，我从报社辞职之后，情绪一度十分低落。那一年圣诞前，母亲要去教堂排练节目，我陪她同往。母亲跟一群老年人上台排练合唱时，我就坐在后排的一个角落里，像是一株无人照拂的草本植物，正要接受一粒阳光的细小抚慰。那时，有一群穿着白衣的青年信徒从我身边走过，其中有两位就是我的中学同学。他们要拉我上去一起唱，可我再度退缩了。即时涌现的一种想法是：我不过是一个碰巧坐到他们中间的局外人。我无法解释自己为何会对他们释放的种种善意既不拒绝也不接受。那天，他们献唱的是赞美诗《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里面有几句歌词我倒是一直牢记在心：
我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或遭遇生活苦楚。
但那位养活麻雀者，
他必然也看顾我。
我不知道那位养活麻雀的神后来是否也看顾那个“在头顶打算盘的石宗”“拉二胡的阿宝”“白石卖衣裳夹的”，以及那个绕着镇子游走的无名者。许多年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了——他们也许是老了，走不动了，也许是到别处去转转了，也许呢？是死了。
我家不在柳市街上，而是在一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子。村上没有教堂，却有两个聚会点。一个是基督教聚会点，一个是天主教聚会点。我所居住的“双退屋”后面一“退”宅院里，聚居着几户天主教家庭。有一回，我在那个院子里写作业时，一位同学的姐姐突然问我，你是信什么的？我说，信耶稣。我又问她，你信什么？她指着墙上的圣母马利亚像说，信耶稣，也信耶稣的妈妈。在她眼里，马利亚是世界上让所有人爱的女人，而耶稣是让所有人爱的男人。
在孩提时代，我曾经想象过神的模样。他应该是头发花白的，穿一件白色长袍，目光仁慈，说一口流利的本地话。也许他会化身为一个乞丐，一个流浪汉，在街头闲逛。也许我曾经跟他在街角打过照面，而我却浑然不知。
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想去寻找苏慧廉当年捐建的那座老教堂的遗址。他在Google地图上搜索“柳市镇向阳路”的地名时，却没有搜到相应路线。因此，就让我带路。那里的道坦已被杂乱的简易房占据，出口处街屋夹峙，无法通车，因此也就有意无意地被人忽略了。那棵大榕树依旧孤立街头，仿佛在世外。向阳路20号的大会堂早已丧失了当年作为标志性建筑的荣光，而今就像一个孤独无依的空巢老人，蜷缩老街一隅，被一根链条锁住的铁门上写着一行红字：D级危房，严禁住人。边上的教堂已迁至别处，进入院子，铁栅门也是紧闭着的，一条老狗伏在一扇白漆剥落的门下。斜对门就是“三座屋”，从左边的窄门进去，过道幽深，依旧能闻到老木头的陈腐气息。有一幢楼像是被剑齐生生劈掉一样，露出寒碜的内景。绕屋一圈，从右边的窄门出来，脑子里还会浮现往日那种充满烟火气的场景。在向阳路上来回走一遍，只见到几个曳步蹒跚的老人，和摩托车驶过后一道发光的尘埃。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条巷子比记忆中的要短，那个道坦比记忆中的要小，仿佛整个向阳路的尺寸比三十年前缩小了不少。
天色将晚，这块在Google地图上呈现为空白的地方，显得如此静穆。一抹照在屋顶那个木制十字架上的阳光为我的记忆平添了清晰而广阔的背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礼拜天下午，一个游荡的少年就是从对面的巷子里缓缓走出来，他的双手是空荡荡的，他的内心也是空荡荡的。市声弥散的一天宣告结束，尘土气味渐渐淡了下去。那些做完礼拜的人手持《圣经》穿过大街，他们的面容在暮光的映照下无比安详。